張宏杰：帝王性格如何影響社會變遷

　　熱點圖書訪談 對話張宏杰——

　　帝王性格如何影響社會變遷

　　張宏杰，作家，學者，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后，著有《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坐天下很累》《饑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等。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主講人。

《坐天下》 張宏杰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把歷史講得“好玩”之外，我還有更大的“野心”。我認為，大部分讀者不僅需要“史實”，更需要“史識”，或者說“反思”。通過回望來時路，我們可以更準確地定位此時的坐標。這不僅僅是“食肉者謀”的事，因為只管低頭拉車，不用抬頭看路的幸福時代已經過去，每個人都有責任思考更廣闊范圍內的事情�！�—張宏杰

　　張宏杰的新作《坐天下》，擇取中國歷史上9位帝王——嘉慶、光緒、洪秀全、朱元璋、正德、崇禎后人、永歷、楊廣、王莽，通過心理分析式的寫作手法，透析他們在皇權壓力之下所呈現出的不同人性側面。

　　知名主持人張越這樣評價張宏杰的作品：“我看過的歷史書大多可分為兩類。一是所謂‘嚴肅的’：揪住一個小題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與讀者沒太大關系。一是所謂‘通俗的’：相當野狐禪，成全中國人民崇尚‘厚黑’的心理。極少數歷史書屬于第三類：既有學術研究又有不腐朽的價值觀支撐，還有溫暖的人性關照和有個性的表達。張宏杰的書屬于這一類，于我們有趣，有益，有關�！�

　　中國皇帝近半數死于非命

　　問：為什么選擇這9位帝王作為切入點？

　　張宏杰：有人總結，說在秦始皇之后，中國歷史中幾千年來只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爭著做皇帝，第二件事是研究如何保住這個皇位。坐天下的滋味到底怎樣？這是本書要探討的內容。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統計了一下：中國那么多皇帝，平均壽命只有39.2歲。確實，古代中國人平均壽命都不長，也就是30多歲，但不要忘了，這個平均壽命里包括了好多剛出生就死亡的嬰兒，那時嬰兒死亡率很高。除去這個因素，實際上人均壽命應該是50歲以上。換言之，當皇帝則人均壽命會比普通人少10來年。

　　如果把偏遠的小王朝的皇帝也都算進去，中國歷史上大致出過600多個皇帝，其中44%的人死于非命，這個比例也很高。在皇帝階層中，患有精神疾病、心理嚴重不健康的，大概有一半以上。比如明朝的萬歷皇帝，20年不上朝，為什么？我認為他有嚴重的抑郁癥，遇到問題就選擇逃避、拖延，這顯然是心理疾病的一種表現。除此之外，歷史上明確記載的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癥的皇帝也非常多。

　　在古代中國，整個國家就是為皇帝而存在的，而不是皇帝為了國家而存在。整個國家就是皇帝的一道宴席，各級官員是負責上菜的服務員，老百姓就是端上去的一道道菜。當皇帝當然是很享受的事情，但為了保住如此巨大的利益，皇帝在皇位上坐得都不安穩，他們絞盡腦汁，發展、完善專制制度，如何讓一家一姓的利益保持永久，這是歷代皇帝都在焦慮的問題。而且管理這么大的一個帝國，需要非常強健的精神力量，可除了開國之君，大部分皇帝“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他們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比較孱弱的，這就注定了他們一生不幸。

　　我在這本書當中挑了有特點的幾個人，像王莽、朱元璋、嘉慶、光緒等，通過這些個例進行分析，希望能揭示出中國傳統政治與人性的關系。

　　剎不住閘的清朝式腐敗

　　由于清代，特別是晚清，年代較近，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史料可供研究，所以歷史著作中，對于清代的研究最為生動具體。談話間，張宏杰也選擇了清代頗具代表性的兩位皇帝：“平庸的好人”嘉慶和“晚年帶頭腐敗”的乾隆，揭示社會衰落的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弊端。

　　記者：書中第一章寫嘉慶時，為什么用了“滑落曲線”這個描述？

　　張宏杰：這本書開篇第一章就是講嘉慶皇帝，寫這篇文章，主要想表達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性腐敗。而要治理這個腐敗，要從制度建設出發，才能治本。否則不論采取多么激烈的手段，或者多么出奇的辦法，都起不到根本作用。

　　嘉慶皇帝反腐為什么失��？他上臺后抓了和珅，做得有聲有色，可后來卻出現了“嘉慶中衰”，因為他沒能把反腐進行到底。這不是說他抓了一段貪官后就不抓了，而是他只靠抓貪官這種方式來反腐，沒有反思到腐敗背后的制度問題。

　　嘉慶面對的是怎么樣一個制度性腐��？這里涉及清朝財政制度的演變�？登�盛世后，人口從1億多增長到3億多，物價也增長了3倍，因為清代隨著海外貿易增多，美洲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前后100多年，推動了物價上漲。這意味著，官員的生活支出、衙門的經費支出也需要同步增長3倍才行。但清代康熙皇帝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因為清代認為明朝滅亡原因，就是因為對百姓剝削過重。所以康熙一刀切，把后世子孫限制死了。

　　想法當然是非常好，但這就導致清代財政制度的僵化。國家財政支出只能滿足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得官員自己找轍。怎么找呢？還是向老百姓攤派。國家正稅不允許增加，各地官員便想各種辦法來收費，后來這方面的收入遠超國家正稅，而在表面上，這是國家所不允許的，官員們只好偷偷摸摸地搞。

　　嘉慶也想從根上治理這種腐敗，可他突破不了康熙的永不加賦的原則。嘉慶寫了好多文章教育官員不要貪腐，也殺了一些貪官，樹立了清官的典型，這些方法在一定范圍內是有效的，但在嘉慶時代已起不到什么用了。

　　所以，我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腐敗基本上都是制度性的腐敗，反腐要取得治本的成功，還是要從制度建設方面去努力。

　　記者：起不到作用的原因是否要追溯到乾隆時期？

　　張宏杰：約在乾隆四十年時，朝鮮使臣有一個記載，說當時大清王朝已經是無官不貪了，每件事都明碼標價，而此前官場非常的清明，從清明轉向嚴重腐敗，也就10年時間。

　　為什么如此短暫的時間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這反映出傳統政治的一個規律，就是一個王朝的面貌與皇帝個人精神面貌之間有直接聯系。在乾隆四十年后，乾隆已年過古稀，精力不濟，從早期的勤政轉為晚年的懈怠。

　　此外，乾隆本人帶頭腐敗�；蕶鄬Ｖ凭褪前烟煜碌暮锰幎細w于皇帝一人，是黃宗羲的觀點。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鳩也認為，專制制度為什么不能避免腐化，因為制度本身就是腐化的、不合理的。

　　乾隆晚年覺得來日無多，所以大肆收受供品，各級官員的供品都價值連城，而他們收入又低，靠工資根本買不起，只能向下攤派。所以乾隆晚年腐敗無孔不入，如果多從制度層面思考，有可能挽回局面，可惜嘉慶皇帝沒有這個眼光。

　　記者：乾隆皇帝留下的歷史教訓是什么？

　　張宏杰：乾隆晚年并不是沒有人向他指出問題，比如有個叫尹壯圖的內閣學士，曾上奏折，認為各地財政已瀕臨崩潰，到處都是虧空。乾隆看到奏折之后非常生氣，因為尹壯圖說，天底下的糧倉都是空的，只是在上面架了木板，鋪了一點糧食，下面根本沒有存糧。

　　乾隆皇帝跟他說：我派你去檢查全國各省的倉庫，我跟你打個賭，如果調查結果真像你說的那樣，我向你賠禮道歉，我承認我這50多年的統治徹底失敗了；如果天底下倉庫都是滿的，你也要殺頭謝罪。尹壯圖說：那行，您派我到各地暗訪，很快就能把真相查出來。但乾隆說要明訪，暗訪表明你對人家不信任。你要檢查哪個省，提前15天通知。結果尹壯圖第一站到山西大同，倉庫里糧食滿得冒了尖。他明白了，忙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說我承認您的統治是正確的，我向您認輸。

　　就這樣，乾隆在晚年錯過了一次能讓自己清醒面對現實的機會。這說明，人治的力量是有限的。這是乾隆皇帝給我們留下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