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與現代性》

http://www.rjjlock.com 2013年08月30日13:16 作者：尤西林

作者：尤西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9月
書號：978-7-5133-1296-7
定價：42.00元

 

 

　　作者介紹：

　　尤西林，1947年生，經歷“文革”與插隊做工。1982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任該校文學院教授，致力于中國精神價值的現代重建。代表作有《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2006增訂再版)、《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的起源與使命》(2006增訂再版、2008年臺灣繁體版)、《人文科學導論》(“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臺灣繁體版)、《心體與時間：20世紀中國美學與現代性》(人民出版社2009)。

 

　　內容介紹：

　　人文科學與現代性是中國現代轉型期所進入的兩個深層論域。但無論學理概念或意義評價，漢語學術思想界迄今仍缺少切實的界定梳理。本書對人文科學與現代性的概念內涵和外延進行了界定。在此基礎上，特別將這兩個概念關聯地構成相互闡釋的論域。人文科學的獨特職能只有在現代性背景下才能顯示；現代性的內涵與外延也只有在人文科學的框架中才能與社會科學的現代化概念區別開來。本書選取這一關聯域中有代表性的教育為主要內容，力求從學理源頭為今日正在實踐中的中國人文教育提供依據。本書作者是漢語學術界人文科學理論與現代性理論的代表性研究者之一，構成本書章節的文本選自作者近年來發表的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它們首次被整合進人文科學與現代性這一關聯域，從而將獲得新的閱讀視野。

 

　　目錄：

　　序言

　　上編 人文科學

　　“人文學科”、“人文主義”、“人文科學”

　　“人文”的科學性與現代性

　　“古今”先于“中西”

　　——中國傳統人文觀念的現代性闡釋

　　漢語人文科學觀念為何滯后百年

　　人文科學公理地位的建立

　　——李澤厚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現代轉型

　　附：大英百科全書(15版)“人文學科”

　　《人文科學導論》臺灣繁體版序言(2008)

　　對人文學術行政化之批評

　　中編現代性

　　“現代性”概念的外延

　　—— “現代”、“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后現代”

　　“現代性”的內涵

　　——現代性與時間

　　匆忙與耽溺

　　——現代性心態悖論

　　附：《心體與時間》序

　　藝術傳播的現代性機制及其限定

　　“現代性”觀念的人文性及其運用于藝術研究的若干問題

　　現代性(modernity)與世俗性(secularity)

　　下編教育的人文精神

　　古典人文教育

　　大學人文精神的信仰起源

　　附：與這個時代保持人文距離——答汕頭大學記者

　　何謂“學院”——答陜西師范大學研究生會《立報》記者

　　素質教育的人文性

　　通識教育的人文性

　　經典文本導讀在現代大學人文學科教學中的地位

　　師范教育的人文性與專業—教育學雙重性

　　知識分子的人文性

　　文化含義的自我犧牲與作為知識分子原型的巫

　　附：《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原版序

　　《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臺灣繁體版序(2008)

　　《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增訂版后記

　　人文精神團契與現代社會

　　附：孔門實乃教育團契：原始儒學團契傳統與法住人文活動

　　學術與文化自覺

 

　　序 言：

　　人文科學與現代性是中國現代轉型期所進入的兩個深層論域，但無論學理概念或評價意義，漢語學術思想界迄今仍存在著較大分歧。例如，漢語學術界主流至今不愿采用“人文科學”一詞，而堅持“人文學科”乃至“人文學”而回避“科學”一詞。再如，“現代性”在中西文獻中基本與“現代化”混淆使用，這便涉及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區分。因此從學理上切實梳理這些分歧，已是亟迫工作。就評價角度而言，表面上，自從1994年大陸思想界討論“人文精神”以來，人文思潮的現實積極意義已成共識。但是，由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成當務之急，此一形勢下，對現代化反思性的人文科學與現代性理論，卻可能被視為阻礙改革的“可疑”(一位著名思想界人士評語)思潮策源地。本書收入的漢語人文科學觀念為何遲滯百年進入中國的思想史研究，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文科學思維及其表達式對獨斷論意識形態的實質性嬗變，這兩個研究對回答上述疑問可能會有所幫助。此外，僵持于中西文化對立的模式、對中國傳統文化人文主義特質非歷史性的執著，對于此類思潮，人文科學與現代性的關聯性研究，也有去魅意義。因此，本書主題在學院化概念理論背后，有著甚為迫切的現實問題意識。

　　人文科學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關聯地構成相互闡釋的論域。人文科學的獨特職能只有在現代性背景下才能顯示；現代性的內涵與外延也只有在人文科學框架中才能與社會科學的現代化概念區別開來。本書選取這一關聯域中代表性的教育為主要內容，力求從學理源頭為今日正在實踐中的中國人文教育提供依據。人文科學與現代性關聯性研究對于教育的意義遠超出狹義的人文主義教育流派。例如，人文知識分子作為人文科學與現代性結合的社會哲學概念，根本不曾進入現代教育目標，而這一目標對于現代化轉型及其現代化目標來說，卻正是重要的條件。此外，已瀕于商業化的中國大學，無論就其歷史或現狀而言，都有必要接受大學現代性與人文性含義的啟蒙教育。這同樣是中國社會實現現代化重要的條件。

　　上述內容構成本書篇章。文本選取作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方向的研究成果。但本書又并非論文重印，不僅因為本書對原文本有重要修改(例如對于迄今仍然普遍混淆不清的“人文學科”與“人文科學”語義語用第一次重新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不同時期發表(或未發表)的論文與講演，在人文科學與現代性這一關聯域中首次被明確整合進一個深層而重大的背景，從而它們將獲得新的閱讀視野與角度。此外，作者榮幸獲邀以這些成果加入“新人文叢書”。叢書所構成的中國思想群體身影，將使個體工作的意義彼此映射而匯入一個歷史。因此，這些重新結集的文本已超出了每一個作者最初的聲音。

與這個時代保持人文距離

——答汕頭大學記者

　　審美是一種超越功利的境界，美天然親近善，因此我們會把它看作是道德接近的領域。尤西林就在這個和道德無限接近的領域。一般來說，審美經驗越豐富的人，其道德觀念就越清晰，因為他有健全的品味。在美學領域的研究使得尤西林和人文精神天然相聯系了。

　　與尤西林的交談是所有人文教授中最長的，他嚴謹，從來不用可能、大概等詞句來概括。每一句話都干凈、明晰，一板一眼，有如他穿著的那件灰色挺括的襯衣。有現代知識分子最寶貴的理性。

　　尤西林說他的生活是非�？菰锏�，基本可說是一個書呆型的學者。畢竟豐富的閱讀和研究是要大量全面豐富的生活作為代價來換取的。大學校園天然地讓他與這個大眾潮流的世俗文化保持距離，所以獲得了這個時代一般人不容易獲得的立場和眼光。

　　他說不會去否定現代社會，但是會不斷地對它進行批評和反省，期望它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叭绻�我具有人文知識分子的這種氣質的話，需要對現代性現象本能地進行一種介入和批評�！彼�以他積極地介入這個社會，同時也保持著一個批評性的距離。

　　中國的倫理危機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自己研究的領域是美學，同時又進行宗教的研究，還有文藝學的研究，你是怎樣完成這個身份的重疊的？

　　尤西林(以下簡稱尤)：這些專業看起來好像是從屬不同學科，但是有相關學術經驗的人可以看出其中的相通。我實際是關心這些學科的一個內在的相通，就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在傳統上主要隸屬宗教信仰。但是在我國缺少宗教文化信仰的文化中，主要是和審美還有一些道德倫理上的相關。蔡元培在他那個時代曾經代表性地提過一個說法，就是提議以美育代宗教。對中國人來說，實際上意味著審美有一種向上的維度，一種神圣的維度。這樣的一種關系使我能內在地進入宗教學的研究，同時也從事美學的研究。

　　我也關心當代人的一些文學藝術活動。因為文學藝術是作為審美的集中表現形態。在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文化發展之下，文化活動可以包含現代文化藝術和文學，因此我也會注意文化研究。這些東西在我這里其實是內在相通的，我也會注意他們現實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形態。比如當代中國人信仰狀況的調查，我也做他們的口述史。我做這些工作實際上是為了探究當代中國人精神信仰層面上的狀況。

　　理論和現實的研究，我都有一個基點，就是我們所身處的現代化轉型的中國。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個很高的成就，特別是經濟的發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在這個轉型中出現了某種斷裂或者說某種真空地帶。表現為人們對一種終極性的精神信仰以及關懷削弱了。這種削弱主要表現在人們將金錢和物質財富的享受作為自己主要活動的目標。在追求這種目標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幸福主義和快樂主義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它在人類文化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比如說古代羅馬，他們曾經在成為西方文明最高的代表的時候，在后期喪失了自己創造的活力，變成享樂主義的一個民族，這有力地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滅亡。中國在殷商時期，殷紂王的所謂酒池肉林，他的享樂的花樣其實并不遜于現代人。因此當代中國人要是在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不能相應地解決自己精神信仰的問題，那么他們將來會面臨很大的危機，這種危機會使物質文明失去它深遠的動力以及規律，變成了社會階層集團之間以及個人之間的財富占有的爭奪。這種爭奪在今天已經轉變成惡性后果。

　　我們可以看到社會轉型的代價。我剛才所講的精神文化的代價，它會體現在社會層面。比如說對自然生態的破壞，還有社會倫理的破壞，這兩個東西表面上都是軟性的，但是實際上是中國需要幾代人才能夠恢復的，因而影響是深遠的。

　　今天的中國表面上物質文明昌盛，但是支撐它內在的精神文化，不僅是相對滯后的，甚至可以說是倒退和落后的。很多人可能不能接受，認為我講得過于嚴重。但是我寧可把這個問題強調出來。我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就是基于這樣一個中國的現狀。這些構成了我無論是宗教研究或者是審美文化的研究、藝術和文學的研究的基礎和背景。我是隨著這樣一個現實問題的關懷以及現實問題感進入不同的領域。我甚至還可能會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或者一些政治科學的領域。

　　記：剛才提到了當代人要在這種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解決自己精神信仰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人是沒有自己的一個顯性精神信仰的，大家沒有共同的精神支柱。會不會因為他們缺少了這樣一種信仰，使得道德有滑坡的現象？

　　尤：中國人早在殷周時期，特別是周以后就以倫理性的社會關系取代了人和神的關系，所以孔子才能把“仁”作為他的學說基點。他的基礎就是中國農業宗法社會。這種社會勢必要求倫理作為它從下到上的結構。因此，中國社會信仰的缺失，并沒有失去社會整合的能力。它的社會人性的統合交給了倫理。倫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享有了特殊重要的地位。這和西方不大一樣，在西方，倫理是低于宗教的。在中國由于沒有一個顯性的宗教，倫理就成為一個宗教性的規范。在古代，無論是貞潔觀、忠孝觀，個人的修養，包括20世紀以后，中國進入現代化，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后，個人的道德修養以及對革命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認識觀念，都被看成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非常重要的標志。

　　這樣一個社會，是需要在現代化中發生轉變的。他必須注重人和自然在物質生產中的關系，也就是大家熟悉的20世紀后半葉的改革。這個改革一方面是人們物質生產的活動得到了極大的調動，以及圍繞它的社會制度，包括社會制度和個人的民主關系，都得到了極大的改進。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倫理的約束，而又沒有西方類型意義上的宗教作為它的后盾，或者說一個底線基礎。

　　所以今天中國的倫理狀況，以及倫理之外的普遍的精神、道德狀況，都有深廣的危險。無論是政治上腐敗的高官，商業中的一些投機行為，還有民眾中間一些實用和功利的心態都可以表明這一點。它的惡性發展使一些無惡不作的行為在當今社會中出現。重要的不是具體的人事，而是趨于全民性的非道德心態。因此我不把刑事犯罪僅僅看作一個社會問題，同時它也是倫理危機乃至社會危機的一個征兆。今天甚至出現了血親之間的殘殺，與皇權爭奪廝殺不同，作為民眾行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這表明了當代中國倫理危機的危險程度。

　　記：倫理嚴重滑坡的根源何在，是因為經濟的發展，還是西方倫理對其有一定的沖擊？

　　尤：剛才你也提到了，倫理的狀況是否由宗教來決定的問題。在西方是這樣，在周代以前的中國也是這樣。比如周公制禮做樂，他本身是從敬天這樣的古代宗教轉化過來的，通過禮和樂來承擔宗教對天至上神的這樣一個崇拜，但是中國的至上神最后轉變為祖先神，直接導致了倫理本位。

　　這樣的一個削弱是不是可以解釋為中國的倫理危機的淵源，我不敢說。因為中國古代社會幾千年的倫理是非常強大的，這種倫理強大表明它無需要宗教做后盾，仍然可以支持自己，當然它有一些負面的問題，也很嚴重。大家都知道清代的時候戴震就說過以理殺人，就是說的倫理可以迫害人。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針對這方面發起了非常激進的批判，也都是這個方向的思考。今天中國倫理的衰敗，我們怎么解釋？我想我們顯然不能直接說成是經濟發展的后果。因為經濟發展之下，它要求人們在公共生活中更加理性，具有公民的道德，應該是對道德有促進作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在市場經濟之下，它是私人財產的本位，對個人的人生觀實際上起了一個塑造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私有財產的積累和追求是會導致人的一種享樂和占有的觀念，但是又不盡然。

　　我們并不是說西方有多好，但我關注一切可以成為中國積極資源的東西。西方占有財富可以在宗教的背景之下，是他們把積累財富納入自己救贖的條件。這就是馬克思·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激勵。同時他們對于財產的非私人化的轉變，不僅僅是指捐贈和慈善的活動，也包括他們的財產更多地交給社會體制性的經理階層理性管理。這個和我們當代在中國看到暴發戶將所得財富作為個人享樂是迥然不同的，這里顯然有著宗教信仰有無的不同。但是我這樣說并不是想說解決中國當前倫理問題就一定要回到西方宗教上。

　　第一，不可能。宗教不是人們從自己的需要人為設計的對象，它是在非常漫長的特定歷史時期(所謂“軸心期”)逐漸積累起來的，是一種文化遺產，不是人類能夠制造出來的。宗教在古代社會的出現，并不是古代人自己創造的，而是當時的生產和文化形態的一種天然的結果。這個結果留給現代人，一開始和現代化也不是沒有矛盾的。它是逐漸得到現代化的洗禮(基督教是其中的典型)，然后才逐漸變成現代化一個積極的資源。今天在這種情況下把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文化產物通過我們的理性設計出來，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宗教對于倫理的一些積極意義對中國來說不僅是沒有傳統資源，而且我們實際上在其他文化的傳統中，也可以找到倫理建設的資源，比如說共產主義。它曾經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成為人們思想倫理的非常重要的基礎。那個時候的人可以是清廉的，而且他們之間的關系也是非常倫理化的。

　　這樣的關系提醒我們，我們可以在宗教之外尋找新的倫理建設的資源。因此我會注意古代文化中的倫理資源，比如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它在今天怎樣轉化為現代的人積極的現代文化價值。

　　另外我也會注意最切近我們歷史時期的一個道德資源。共產主義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種批判性的校正。它在19到20世紀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并不表明我們需要完全拋棄，我們可以對它進行一種批評、反省、清理，然后吸取它合理的資源。之所以要這么強調是因為它在中國是一個還保留著它的影響的最切近的資源。比如說，其中共產主義講的男女平等的同志關系，至今仍是一個很新的、非常高的現代倫理形態，這種形態不是在宗教中，它在共產主義的文化背景中反倒有很重要的影響。

　　除了這些以外，民間的一些下層文化，也有它的一些倫理的基礎，我們也可以發現它是怎樣生存和發展的。這就是為什么我會進入民間信仰、社會宗教文化的研究。我不放過任何在今天能供我們重新建設中國精神信仰的資源。只要它有資源意義，我都會去關心它。

　　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關懷

　　記：你曾經說過，中國不存在真正獨立的人文精神。你對中國的人文精神真的抱著這么悲觀的態度嗎？

　　尤：我這里講的人文精神是一種獨立于權力、獨立于世俗的精神力量。具有超越性的價值、操守和理念這樣的一個社會階層，這樣的一個階層，我把他們叫作人文知識分子，他們所堅持的精神，我把它叫作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在現代的西方社會是從宗教轉化而來的。我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大學就是從修道院轉變過來的。由于有這樣的一個精神，這個精神不是人為制造的，它是通過一代一代的歷史磨煉積累產生的，所以它有這個基礎。那么中國在古代社會也不是沒有這樣的精神信仰。儒家文化它有負面的一面，但是也有非常向上的一面。這一面，我也可以把它稱為中國的人文精神的古代形態。

　　但是在現代，這些資源無論是古代的儒家還是共產主義的文化都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你們年輕人如果讀過一些小說，比如陳忠實寫的《白鹿原》，就會看到中國傳統儒家精神和道德以及支撐它的結構，比如鄉紳制度是如何被19到20世紀這樣一個社會變革摧毀的。摧毀以后，留下的是一種新的道德領域。人們會引入新的信仰，比如共產主義信仰。但是這個信仰在20世紀后半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今天對它的反省和分析仍然是遠遠不夠的。

　　獨立的人文精神是不存在的，我實際上是在強調一個反省和批判的態度。因為中國傳統中缺乏絕對的信仰性的維度。我們的道義價值或者人生的終極信仰價值都是和這樣不夠純粹的傳統或者觀念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結合會造成它的軟弱或者相對主義。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和他們的人文精神往往就會轉變成權力的幕僚，或者有錢人的附庸，所謂策劃，等等。事實上，無論是世俗政治權力，或者財富的擁有者，他們本身都不擁有一個對于他們自己活動的終極價值的獨立解釋權。這個獨立解釋實際上超出他們活動的。他們也需要這樣獨立的解釋才能提升自己。因此在西方，權利與財富對信仰精神仍然保持著敬意。因為這點我才強調，中國不存在獨立的人文精神。在相對意義上，或者在吸收和挖掘資源的意義上，當然也是有人文精神的。

　　記：剛才說到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似乎更加強調他的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可否詳細闡釋一下？

　　尤：知識分子的概念長期以來是一個社會學的分類，靜態地標志一個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但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帶有人文哲學的定位。它指的是在現代社會中，政府、企業家以及普通的民眾形成交往的社會中，需要有一個從精神上、具體活動的監察上，對他們的精神進行哺育和鼓動。這些都需要有一批人去關心、承擔。這批人我們叫作知識分子。比如說，法國拿破侖戰爭之后，普法戰爭時期出現了德雷福斯案件，這樁冤案受到以左拉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士的抗議。他們這一批抗議的人被叫作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就是指，他們關心社會的法制、民主、自由以及根本的價值和道德準則。這樣一個正義的道德準則的關心，實際上也是法蘭西共和國現代社會政府所需要的。

　　政治權利的處境，腐敗是自然的趨勢。遏制它不僅需要制度，還需要支撐制度的精神及其骨干成員。需要有一些人超出這些權力，對他們進行批判和監督。知識分子在這里代表的是不同于有形國家的社會。社會這個概念是和知識分子密切相關的，古代中國稱之為“天下”，它有神圣性。知識分子的依托體不是政府而是社會。社會是大社會，政府是小政府，小政府是大社會中的一個環節，它需要社會良心的代言人來進行監督和守護。因此我們對知識分子在現代的理解更應該側重于我說的這個方面。

　　當然這樣的一種活動是和人的受教育程度成正相關的，并不意味著知識越多就是知識分子。有一些人把知識作為一種技術工具，而喪失了我所說的社會關懷。這種意義上的專家學者，我們甚至不能把他叫作知識分子。韋伯說專家無靈魂，指的就是這個意義上的人。

　　大學就是人文精神

　　記：大學人文可以說是一個被創造的詞匯，說了那么多關于人文精神的東西，回過頭來，你是怎樣來看待大學人文的？

　　尤：大學本來就是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我在我的《大學人文精神的信仰淵源》上說到，西方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事實，那就是大學起源于一種宗教的背景，那就是修道院。但是宗教由于把自己信仰的功能知識化、人文化，而不是以神為本位，實際上這種信仰精神就轉化為人文精神。就是指把人的理念作為一切活動最高的目標。這樣的一個精神在大學里是以知識的追求來體現的。這一點不是傳統的基督教所追求的，因為信仰是高過知識的。但是在大學里知識的追求是和信仰的傳統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知識，而是根本性的原理(真理)，因而大學成為科學發明的源泉。另外作為社會學意義上的人文道義價值，政治學意義上的公正、民主，大學又是策源地。它所教育的大學生就是在這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培養，一個就是對知識原理的追求，一個就是道義價值的堅守。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基本品質。

　　因此大學是現代人文精神制度性建設和生產的母體。所以大學和人文本來就是結合在一起的。University本來的意義是行會，但是它不同于一般職業行會，而是公共行會，即“大行會”，它變成人文再生產的一個機制實體。

　　記：那會不會在現代社會的壓力下，你所說的這種大學服務的精神已經被扭曲了呢？

　　尤：那是。今天的市場化已經在壓迫大學俯就市場的現實功利。比如說提供對策性的研究，或者具有技術轉化意義的研究。這些當然是大學非常重要的功能，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大學服務社會已經變成大學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這樣的服務不能削弱或動搖大學在我剛才提到的那兩個基本方面的功能。那就是它為一個社會提供終極的道義價值的培養，同時對于技術性的生產原理進行創新性的發明和研究。這兩個方面都不是社會生產和活動的第一線的普通人所能承擔的。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都沒有力量承擔，因此他們把自己這樣的需要托付給了大學，通過稅收的轉變來支持大學做這些研究和培養一些人來為社會提供最深刻的支持。

　　記：你是怎樣看待當代大學生們的精神世界的？

　　尤：這一代大學生，坦白地說我對他們的了解是不夠的。我對他們粗淺的印象是他們更加自由，更加不受拘束也更加多元，這是我這一代人缺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容易受到某種模式的影響。只不過這個模式不是過去時代的革命模式、共產主義模式或者古代的儒家模式，而是現代流行文化模式。這些流行文化，被80以后的青年人看作是一種時尚加以追隨，然后被它們塑造、同化。他們的服飾穿戴、語言包括語調和細節都是具有模式化的形象。

　　這點讓我感到憂慮，說明他們同樣也面臨著批判性的反省問題，就是對自己生活的時代，也需要抽身反省的能力，而這個能力是和人文精神的培養分不開的。如果有人文精神，他應該和自己活動的時代能夠更自覺地保持距離，可以保持積極地介入，同時也有一個批評性的距離。但是今天我看到大部分的青年人，是被網絡文化、大眾傳媒文化、影視文化所塑造。而且這種塑造力之強和深入，在我看來并不亞于過去極左革命時代它的力量。

　　記者是與公共精神天然結合的職業

　　記：你覺得在新聞學院的這些準記者中進行人文教育的意義何在？

　　尤：新聞的從業人員是現代知識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一類。這類人一方面是代表社會公共領域最集中的、第一線的活動者。對于新聞從業人員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明白公共性和現代性的關系�，F代的公共精神對于他們來說至關重要，乃至就是他們從業的第一職業精神。沒有現代的公共精神，他們所做的工作僅僅是技術性的。比如說做一些花邊新聞的采訪報道，或者作為市民娛樂的這樣一些廉價作品的編輯和寫作，或者是作為一般消息溝通的發布者。

　　我們剛才說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共社會的形成。它要求不僅是政府作為執政方面去操作運行，而且也要求市民以公共社會的公民的身份去從事這樣的一種活動，所有的活動無論是制度的行政行為或者市民在自己職業上的活動，都需要一個更包容更整體的眼光。這個眼光就是如何反映他們整體上的聯系和完整性。這個超出政府部門的職能，實際上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工作。這個工作在職業定位上是和新聞和大眾傳媒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新聞和大眾傳媒就是自己的工作和公共精神天然結合的一個領域。

　　在這個領域中，這批人他們所承擔的工作是將公共領域活動的情況作真實的、及時的報道，同時在報道中不僅是消息的發布，而是包含著監督、催促乃至批判的責任。政府部門本身工作的對象是有局限性的，它需要新聞部門提供事件以及公共時間運作的狀況。記者在這種意義上就代表一個社會的良心以及社會最高的公共眼光。正因為這樣，記者在西方素有無冕之王的美稱。他并沒有行政意義上的一個最高權力，但是卻具有最高的公共權威性。

　　新聞在現代社會應該獨立于任何利益集團，包括權力和財富，應當是高度的公正。正因為這樣它符合大學的培養以及人文知識分子的基本素質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接受的是人文的教育。沒有人文教育，僅僅是進行采訪的技術或者攝影編輯報道的訓練，它所培養的只是一些技術性人才，并不是我們期待的具有高度公共精神的知識分子。

　　我們從本來的意義上來說，一切新聞從業者都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職業決定了他們對公共的關心。但是很多人只是在技術的意義上從事這個工作，他們甚至把自己職業的權利作為和財富權力交換的資本。我們可以看到新聞記者的發展史是伴隨著公共社會的產生發展而形成的。他們實際上是現代化的公共社會結構至關重要的部分，也是集中體現公共性的部分。有些記者為了采訪重要事件，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脅的狀況下堅持他們的采訪報道，一如古代秉筆實錄的史官。這些說明記者這個行業確實是我所說的代表社會良心的人文精神知識分子，記者職業中包含著極為崇高的性質。

　　正因為這樣，汕頭大學新聞學院把人文素質角度納入自己的教育體系是具有非常深遠的眼光的。我只是認為不僅僅是進行人文感情上的精神熏陶，而且特別建議你們多讀歷史，多讀現代公共社會和公共性結構社會學及哲學方面的書。你們讀了這些書就會知道第一批記者，以及第一批報業是怎么產生的，他們產生的歷史背景是什么，功能定位是什么。

　　現代公共性問題在政治哲學上是一個重大的前沿問題(而今天中國思想界恰恰未能有力地認識到這一點)。比如說針對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現代社會的共和主義、新亞里士多德主義，它們都是和新聞記者的職業有密切關系的。通過知道這些，才能知道現在依托的一個職業是什么樣的社會定位，然后在這個社會定位的基礎上，才能實實在在升華出人文精神。因為人文精神不僅僅是情感性的，還有非常強大的理性和認識、價值和道義立場，不能只是一種對人的感染，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