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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所思2》

    http://www.rjjlock.com 2013年09月30日10:30 作者:周有光
    作者:周有光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月8月
    書號:978-7-5399-6374-7
    定價:38.00元

      【內容簡介】

      《晚年所思2》是周有光先生晚年所寫的回憶錄。從學術和生活的角度,以平實的語言,有秩地回憶了對其一生有觸發的、在其人生中占重要位置的人物和事件。通過周有光先生的娓娓道來,其人生的智慧和為人處事的人格精神又體現在其中,讀他文章的過程,如與一位老者在談心,是這個浮躁的時代中,一本值得品味的好書?粗苡泄庀壬臅,不僅看到的是他的人生,也看到了其他同時代知識分子的人生,還從側面展現了整個新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面貌。

      在文中,周有光先生回憶了個人的生活和學術經歷,尤其在經濟和漢字拼音方面。周有光先生還回憶了與政治領導人物的問題探討,著名知識分子的學術觀點、社會貢獻和人物事件。周有光先生1906年生于江蘇常州。與張允和結婚,同往日本留學?谷諔馉幈l后,全家逃難四川,在新華銀行任職?箲饎倮,先后被派駐紐約、倫敦。1948年在香港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1949年,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因為之前已發表、出版過關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1955年,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院、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教授,放棄了在上海的經濟學教學工作。這一變動,使得周有光先生躲過了1957年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的“反右運動”。1980年成為翻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方三委員之一。2005年出版文集《百歲新稿》,2006年出版《語言文字學的新探索》,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歲口述》,2010年出版《朝聞道集》、2012年出版《晚年所思1》。

      本書是一本晚年回憶錄,與以往學者的回憶錄相比,更偏重經歷的闡述和生活事件的敘述,是一本有生活化的氣息的作品,從作品中,將能體會到大家的為學之道和人生智慧。

      【作者簡介】

      周有光

      生于1906年,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筆名,后來成為他的號。生于中國江蘇常州,中國語言學家、文學家,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青年和中年時期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工作,作過經濟學教授,1955年,他的學術方向改變,開始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曾參加并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曾任中美聯合編審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出版中譯本《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國際中文版《不列顛百科全書》。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委員,《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他的太太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張允和,沈從文是他的連襟。出版《百歲新稿》、《語言文字學的新探索》、《周有光百歲口述》、《朝聞道集》和《晚年所思1》。

      以下為作者主要作品列表以及獲獎記錄

      【主要作品】【人生履歷】

      學術作品:光華大學任教,兼職上海江蘇銀行

      《中國拼音文字研究》新華銀行任職

      《子母的故事》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重慶辦事處副主任

      復旦大學經濟研究生教授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

      《漢字改革概論》曾參加并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

      《電報拼音化》曾任中美聯合編審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一

      《漢語手指字母論集》《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委員

      《拼音化問題》《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

      《漢字聲旁讀音便查》

      《語文風云》【獲獎記錄】

      《中國語文的現代化》人民大學第五屆吳玉章獎

      《世界字母簡史》

      《漢語拼音詞匯》

      《語文閑談》

      《新中國的金融問題》

      《資本的原始積累》

      《文化暢想曲》

      《世界文字發展史》

      《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

      《比較文字學初探》

      《新時代的新語文》

      《人類文字淺說》

      《漢字和文化問題》

      《現代文化的沖擊波》

      《周有光語文論集》

      《漢語拼音文化津梁》

      文學作品:

      《多情人不老》

      《周有光耄耋文存》

      《周有光百歲新稿》

      《朝聞道集》

      《文化學叢談》

      《晚年所思1》

      《晚年所思2》

      【名家推薦&國際評論選摘】

      《晚年所思2》書評

      這本書是周有光先生在晚年所寫,以回憶的方式,寫出了自己當年的學術和生活經歷。書中語言樸實,平易耐讀,并沒有學術上枯燥乏味的冗長論述,而是一位逾越百歲的老者以平和的心態和歲月磨礪后的智慧,向我們講述他的人生,講訴他對事物的看法。言語間,他的性情和他的人生態度,也清晰可辨。

      在這本書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到周有光先生作為一位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文化、科學等諸多方面的見地。而且可以從他的敘述中,側面了解與他同時代的,曾經接觸過的,在文化上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并且還能了解到中國當時的國情,當時中國面臨何種問題,作為知識分子在面臨這種問題時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溝通和商討,知識分子的識見、良知和人文關懷也更加地生動和真實地被呈現出來。同時,在周有光先生所經歷的時代里,中國作為世界大的背景下的一個國家,它的命運又是受整個世界的影響的,從他的回憶中,我們又會認識當時世界的情況,中國所處的環境,以及對中國的發展和知識分子所做出的努力,也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這本書分為兩個大的方向:學術和生活。在這兩個方面的基礎上,很清晰和詳細地回顧了他所經歷過的重大事件和有影響的人物。

      在學術方面。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周有光先生是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圍和領域的,這本書在經濟和漢語拼音兩方面敘述的很多。但他在這兩方面的研究,是建立在一個核心的文化堅持上的。他根本上主張民主。這也是他晚年對儒學感興趣的原因所在。文章開篇就講了這個民主堅持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談及了一些知識分子,如胡適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互相監督的民主政治。第一,在經濟方面,周有光先生在銀行供職二十多年,并在期間幫助過“救國會”的成員。和幾個著名經濟學家在上海主辦刊物《經濟周報》,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與周恩來和陳毅探討過經濟方面的看法和解決方式問題。他對中國的經濟問題的看法,從來沒有離開過對政治的關注。他認為,中國并不存在“中國奇跡”,中國必須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他認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要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而相應的,政治也要發展到民權。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同時進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他特別強調網絡自由。他認為中國經濟的解決,必須要走民主道路。這又涉及了他對政治、文化、世界發展方面的論述,這也成為本書核心的部分。展現的是歷史和時代的主題。他很提倡科學的重要性,并且自己努力用電腦寫作。提倡文化與世界相發展,有些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好的文化必能保存下來。第二,在漢語言文字方面。他提及了林漢達在白話文推廣方面的努力、漢語拼音方案誕生的過程以及他對漢語言的見解和看法。其中,他長篇地寫了漢語拼音方案的發展問題,而且,同樣的,周有光先生也是一個有自我思考的知識分子,他的見解并不局限,能看得清事物的情況。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何現在難以出一本如《紅樓夢》這樣具有極高價值的文學作品。他認為,以前的讀書是吟誦,吟誦的是有音韻的文章,這樣的文章能表達自己的感情,而現在的讀書不能表達出感情。音韻可以增加文學氣氛,“它是一種最天真、最自然的音樂,是音樂發展的初始狀態,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現在的確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痹诖,周有光先生還一同談及了其他知識分子的努力,談及了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活動。他的學術的轉變,就是從一種努力變成喜歡,從喜歡到努力的過程。

      在生活上,他談到了三個方面:他和妻子張允和的生活;他對現在社會生活狀態的關注;他的人生態度。他在講到其子張允和時,談到了他們的共同生活和張允和的性格。當談及他們的共同生活之道時周有光先生說,要有“愛”和“敬”。當談及張允和時,他說張允和的性格是樂觀的,是一個典型的時代新女性!八乃枷氤瘹馀畈,充滿現代意識”。他還舉了幾個例子:如張允和編輯報紙副刊時,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對當時把女職員說成“花瓶”;研究昆曲,幫俞平伯先生創辦北京昆曲研習社;八十六歲學電腦,利用電腦編輯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來出版集刊《浪花集》;九十三歲去世那天的前夜,還同來客談笑風生。他對現在的社會生活狀態也很關注,他很幽默地談到了學生缺乏睡眠的問題,并引用了學生的一篇詼諧的文章。在人生態度上,他贊成魯迅的“阿Q精神”,他稱之為,“變陰暗為光明”。他認為如果不能改變環境,就適應環境。他寫過一篇《新陋室銘》,很是有趣。而且也談及了和他的連襟沈從文的共同處世態度。這也是這個活過百年的老人,最長壽的秘訣了吧。

      讀《晚年所思2》的時候,你能看到周有光先生作為一個有學識和自我成就的知識分子獨特于人的一面。尤其是他對生活和對人的態度。他從不拒絕任何人的拜訪,他認為只要不學到壞的東西,總是好的。這是一個很謙遜好學的知識分子發自肺腑的真誠。他一生交友甚多,是一位很包容接納的知識分子。如他談及到與愛因斯坦談話時的心態,很令人感動!皭垡蛩固沟睦碚,我不懂。我們在一起,主要聊報紙上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我的印象,愛因斯坦非常友好。我們聊天時,真像聊家常。他穿的還不如我講究,沒有一點架子,給我的印象好極了!笨梢,真正有學問的人,都是謙遜有禮的,都是真誠對待他人和知識的人。周有光先生獨特的經歷、人生態度和其對待人、事、物時所展現出來的品質和態度,都給了我們很多啟發和感動。作為知識分子的他,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也是值得我們去了解的。

      在這個暢銷書盛行的年代里,放下浮躁的心,沉下心來,去看一看知識分子的親口述說,在他的敘述和經歷中,不斷地凈化我們的心靈,不斷地學習我們欠缺的品質,不斷地吸取人生的經驗,不斷地一步一步地向他們靠近,像他們一樣,活得有價值,活得值得敬佩。這本書,帶給你的是一種時代的感受,一種個體生命的人生態度,一種人生方向和價值的啟迪。這是一本值得閱讀和體會的書,它增加你的知識,通過了解知識分子的經歷和命運,來了解中國,進而發展自己。一生,能夠踏實努力的時候,就該認認真真地過。人在成長時,他人的經歷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晚年所思2》部分賞析】

      以下第一部試讀,希望可以引起您的共鳴

      晚年所思第一輯:閑談過往

      百歲憶

      我們這一代青年

      我們這一代青年有幾個特點:當時并不參加國民黨,也不參加共產黨。但思想傾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因為共產黨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陳毅都是宣傳民主的?箲饡r期,周恩來在重慶,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說:我們共產黨是主張民主的。我們青年一代就是討厭國民黨的專制。我們這一代都是這樣的思想。

      蔡元培在壞的時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時期就提出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蘇州的時候,我見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來是軍閥時代。后來是國民黨、共產黨。最自由的是軍閥時代。軍閥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軍閥怎么會做好事情呢?那時候是民主制度,國會育,請蔡元培做教育部長,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軍閥時代提出來的。

      軍閥不壟斷整個政府。文化部門、教育部門讓進步的人來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壞的時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適建議把國民黨一分為二

      胡適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國民黨時期,他批評蔣介石。他勸蔣介石把國民黨一分為二,兩個黨就可以互相監督。我的老伴張允和是胡適的學生。胡適是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與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辦教育,請他提意見。

      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

      我認識愛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紹的?谷諔馉幗Y束了,何廉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他們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對我說:“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嗎?”我說:“當然愿意!庇谑,我就去和愛因斯坦聊過兩次。

      愛因斯坦的理論,我不懂。我們在一起,主要聊報紙上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我的印象,愛因斯坦非常友好。我們聊天時,真像聊家常。他穿的還不如我講究,沒有一點架子,給我的印象好極了。

      愛因斯坦有句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人的差異在業余!睋嬎,一個人到60歲,除吃飯睡覺,實際工作時間不很多,而業余時間倒是更長。通過業余學習,你可以成為某方面的專門人才。

      卜舫濟校長

      圣約翰大學是教會學校,校長卜舫濟,美國人,能說一口浦東腔上海話。有一次,他用上海浦東話對學生說:你們離開房間的時候,要把電燈關掉,否則浪費電力,電廠就要發財,學校就要發窮!學生大樂!卜舫濟校長親自授課,教哲學史?菰锓ξ兜恼n程,他教得生動活潑。我至今還記得他在課堂上的傳授:尼采說,不要生氣,生氣是把別人的錯誤來責罰自己。

      卜舫濟擔任校長已經近四十年了,大家對他很尊重。但是,這一次(“五卅慘案”),我們學生去游行的時候,他阻攔我們,不讓我們出校去。圣約翰大學及附屬中學的學生宣布永遠脫離圣約翰。學生的行動得到中國老師們的支持。中國老師們和學生,排好隊,拿了鋪蓋就離開學校。社會各界支持我們,南洋公學也支持我們,后來辦了一個光華大學。

      與鄒韜奮百樂門跳舞

      鄒韜奮是我在圣約翰大學的前輩同學。我妻子張允和的姑夫劉鳳生,跟鄒韜奮同班。鄒家窮,劉把家里給的錢分一半給鄒,助鄒上學,兩人的關系很好?箲鹎耙,我們都在上海,一起玩。他們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約好在禮拜六晚上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度過非?鞓返臅r光。那在當時是高尚娛樂。我們都是埋頭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輕松一下。

      當時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黃炎培,他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鄒韜奮。

      徐志摩家一層樓一個樣

      徐志摩是光華大學聘請來教文學的。他也是北京大學教授,所以經常在北京、上海飛來飛去,結果飛機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過。他住在一個很普通的三層樓房上。第一層布置英國式,第二層布置中國式,第三層布置日本式。一層樓一個樣子。

      中國的白話文詩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說到沈從文成熟了。他們兩個標志著白話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趙元任來信四年后才收到

      趙元任先生在學術上是了不起的。趙元任在美國教書,我的夫人上過他的課。我常常拜訪他,請教他問題。中國語文現代化,是他開頭的。

      回國后,20世紀50年代,我們要設計拼音方案。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兩代人的努力。早在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就開始制訂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錦熙先生他們搞的,這是中國語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趙元任制訂國語羅馬字,不用中國漢字式的符號,而是用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的方案,從學術角度講是很好的,可是推廣上發生了困難。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拼音方案時主要參考了他的學術成果。

      后來我在北京大學上課,出版了一本《漢字改革概論》,趙元任看了以后,就從美國寫信給我?墒桥龅搅宋幕蟾锩,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歡講烏龜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國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愛講笑話,每個禮拜天到我家吃飯,開心得不得了。因為他喜歡吃中國菜,我的老伴買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歡講烏龜故事,他講了很多烏龜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對他說,你老是講烏龜,今天就不要講了吧,你唱一個戲吧。老舍就唱戲,結果還是唱釣金龜。

      小丁的“左傾幼稚病”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成立了政治協商會議籠絡許多黨派。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在重慶參加政協,長駐重慶。周恩來每月舉辦小規模的座談會,聚集一二十人,商談國家大事。他的秘書許滌新是經濟學家。我每次都參加他們的座談會,所以周恩來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來常說,我們共產黨主張民主。大家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共產黨宣傳要民主,所以知識分子向左轉。

      我家發生過一個笑話?谷諔馉帟r期,漫畫家丁聰常來我家。我們一家都很喜歡他,叫他小丁。我6歲的兒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閑談,說小丁有點“左傾幼稚病”。我的兒子向他告密:“爸爸說你‘左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兒子到了70歲的時候,對我說:“其實那時爸爸的‘左傾幼稚病’不亞于小丁!

      陳毅的幾句話,我一直記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章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愿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并在新華銀行兼職。

      陳毅是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他很好,很看重我對上海經濟建設的見解。在上海,與陳毅常常見面開會。后來,北京成立一個中央普通話推廣委員會,陳毅做主任,我做委員,又在一起了。我覺得與陳毅很談得來。

      陳毅很幽默,他是一個有趣的人。他有幾句話,我一直記著。他說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國王請他吃飯。一個客人后面站一個人,叫調味師。國王講笑話:我們每個人前面都有一盤菜,都是社會主義。但是調味,各人不一樣。

      與林漢達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寧夏平羅的遠郊區種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時候了。我和林漢達兩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漢達原來是教育部副部長,年齡比我大。他七十多歲,我六十多歲。我們兩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處去走,不允許我們站著不動,不允許聚在一起。連看守三天后,沒有一個人影。十幾里路以外都沒有人家,沒有人來偷,也沒有什么人管我們兩個。所以,第四天,我們就聚在一起,還躺下來聊天。

      我們聊的是語文大眾化的問題,聊得很開心。

      他問我:“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

      我開玩笑:“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

      他大笑起來!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問一位掃盲學員:什么叫“遺孀”?學員回答:是一種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遺孀。

      他就問:這個“孀”字為什么有“女”字旁?

      學員說:女人用的東西嘛!

      林漢達笑著補充:普通詞典里沒有“遺孀”這個詞,可是報紙上偏要用它。

      我問:“你查過詞典了嗎?”

      他肯定地告訴我:“查過,好幾種詞典都沒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語文大眾化的認真態度,很令人欽佩!

      我們聊了很多,很盡興。傍晚了,我們走回去。林漢達邊走邊說:“教育不只是把現在的知識傳授給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啟發青年,獨立思考!”

      懷念《拼音小報》

      《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于1958年。在全國多方面推行的工作中,最先傳播拼音知識的上!镀匆粜蟆,成績最為突出,曾經在當時的文化啟蒙教育中,發揮了影響深遠的作用。五十年過去了,回顧往事,使人不能不懷念它篳路藍縷的開創業績。

      上海是當年中國最大的城市,長江流域的文化高峰!镀匆粜蟆肥亲钤缤茝V拼音的極少幾種刊物之一。它小巧玲瓏,簡單明了,對推廣拼音起著先鋒作用。它是“拼音啟蒙運動”的前哨。它從上海影響到整個長江流域,擴大到大半個中國。它的歷史功績不可低估,不可埋沒。

      1949年新中國成立,面對一個文化建設的嚴峻問題。人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如何建設現代化國家?1955年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提倡三項文改工作: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訂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

      中國一向大家說方言,國語推廣效果不好,同胞們見面不能談話。大多數人不識字,文明古國是文盲古國。清末開始提倡文字改革,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經過足足一個世紀,方才出現“初步普及普通話”和“基本掃除文盲”的新局面。

      中國需要一套適合現代需求的漢語字母。1918年的“注音字母”不便出國,印一張名片,國外無人認識。1928年“國語羅馬字”太繁復,向來沒有進入小學。1933年的“拉丁化新文字”太簡單,它是民間設計,沒有學術界和政府的認可。1958年的《漢語拼音方案》是第一個國家法定的羅馬字方案,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公布當年的秋季開始在全國小學教學。這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奠基工作。

      推廣初期,拼音是在反對聲中謹慎前進的。當時有權威人士說:羅馬字是西方文字,反對西化首先要反對羅馬字。其實,這是歷史誤解。字母起源于東方(亞洲),最早不是西方(歐洲)的創造(見注)。還有著名學者說:采用拼音,中國將會分裂成多個國家。直到“改革開放”之后還有學者公開這樣宣傳。這個說法違背常識,文字哪能分裂國家?何況拼音不是文字,只是文字的輔助工具。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掀起新的反對聲浪。有人要恢復“注音字母”,廢除“拼音方案”;有人提倡“簡化拼音”,代替“法定方案”?墒沁@時候拼音已經站住腳跟,保持了方案的完整性,沒有被推翻,沒有被肢解。這要感謝《拼音小報》等刊物的初期傳播工作,還要特別感謝全國小學教師們的初期教學努力。他們在方案公布之后的短短幾年中間(1959—1965),做了劃時代的方案扎根工作。

      歐美常有人說,字母是最平凡的發明,也是最偉大的發明。由于它滲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無所不在,人們反而不感覺它普遍存在的重要作用。我們可以說:拼音是最平凡的文化設計,也是最有用的文化設計;一旦設計成功,它自己會不脛而走,遍地開花。

      拼音,從“識字工具”發展為“一般的文化工具”,從“教育工具”發展為“工商業和科技界的標記工具”,從“多功能的文化工具”發展為“信息化時代的信息工具”,從“國內的文化鑰匙”發展為“國際的文化橋梁”。

      全球化時代,中外往來頻繁,中國人名的拼寫方法,已經從拼法混亂改進為拼法統一,便利了國際的交往。

      航空時代,全世界的地名必須“單一羅馬化”。拼音使中國地名順利進入航空時代。

      20世紀末,美國國會圖書館花了2000萬美元,把70萬部中文圖書,完全改為拼音編目。

      根據拼音,制訂了漢語“聾人手指字母”?上h語盲文未能跟拼音掛鉤。

      檢索和索引技術,由于《現代漢語詞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帶頭,已經普遍采用拼音序列。大海撈針,一撈就得。

      “手機時代”忽然來臨!叭耸忠粰C”,遠地親友來到眼前和耳邊,人人在手機上利用拼音傳輸漢字短信!叭f碼奔騰”時代結束了。

      中國正在走出“四海之內”,成為“四海之外”的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捌匆簟笔且粡堊晕医榻B的“見面名片”。

      拼音的作用,無所不在,方興未艾。注:5500年前,兩河流域的丁頭字和埃及的圣書字,都有意符和音符結合的形聲字;3500年前,地中海東岸的北方閃米特人,采取音符寫成輔音字母;2400年前,腓尼基人傳給希臘人,改進成為既有輔音、又有元音的音素字母;2000年前,傳到羅馬,后來成為西歐和全世界的公用字母。

      張允和的樂觀人生

      關于張允和的生平和寫作,親戚們、朋友們經常有許多談論。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的筆墨,別具風格。淺顯而活潑,家常而睿智,讀來順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閱讀下去,有如對面閑聊,不知不覺忘掉自己是讀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讀者訴說心曲,讀者和作者融合一體、不分你我了。

      一位親戚說:張允和不是人們所說的“最后的閨秀”。她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氣蓬勃,充滿現代意識。她學生時代的作文,把凄涼的“落花時節”,寫成歡悅的“豐收佳節”;秋高氣爽應當精神煥發,為何“秋風秋雨愁煞人”?她參加大學生國語比賽,自定題目“現在”;勸說青年們“抓住現在”,不要迷戀過去。她編輯報紙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對當時把女職員說成“花瓶”。

      一位朋友說:張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閨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啟蒙,繼承傳統,追求現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張暴戾。一代知識精英慘被摧殘。無可奈何,以退為進,豈止是她一人?

      政治運動像海嘯一樣滾滾卷來。張允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亂家居,自稱家庭婦女。她研究昆曲,幫助俞平伯先生創辦北京昆曲研習社。她八十六歲學電腦,利用電腦編輯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來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歲去世那天的前夜,還同來客談笑風生。來客給她拍了最后一張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臺一棵花樹根下,化作春泥更護花。

      張允和受到人們愛護,不是因為她的特異,而是因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個平凡典型。

      曲終人不散,秋去春又來。

      張允和呈獻俞平伯先生伉儷的賀壽詩:“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边@就是張允和的樂觀人生。

      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我的人生沒有什么傳奇,就是多活幾年。我經常說: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

      我生活沒有安排,現在是離休在家里面,我還講笑話說:我是無業游民,沒有工作的。我的朋友知道我沒有事情干,常常買了書送我。我什么書都看,人家送來什么書,我就看什么。

      有的東西覺得有價值,我就摘錄下來,有時候一本書摘錄成一篇很短的文章,再花功夫把它壓縮。另外,有什么感想呢,我就隨便寫一點東西,主要是歷史學和文化學的問題。有的東西要寫幾個月,有的東西半天就寫出來了。

      我到了85歲才離開辦公室,F在年紀大了,105歲了,不能活動,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張小桌子,半間小屋子,這是我的世界。

      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有壞處。

      我年輕的時候是搞經濟學的,我們學經濟的時候,也是一陣風。1955年,中國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成立一個新機構,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領導要我到這個新機構來做語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專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上。

      我在歐洲的時候,看到歐洲人很重視字母學,就買了很多字母學的書,自己看,覺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許多年有用處。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學是不行的,而當時這個學問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就寫了一本小書,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導大家對于字母學有一點了解。想不到這本小書出來以后,很風行,一下子印了幾版。這項工作在今天發揮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機,發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廣了手機,手機也推廣了拼音。我買了個手機,現在耳朵不靈了,眼睛也不靈了,用手機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聯絡還是用電腦。我是最早用電腦寫文章的,那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電腦。我一早就提倡用電腦來處理漢字,當時有的人不贊成,后來大家都用電腦了,也用不著我提倡了。

      電腦當然是好東西了,可是好東西都是有壞處的,壞處就是小孩子現在不會寫字了。外國也有這個問題。外國人原來也講究字寫漂亮嘛,現在無所謂了,現在連美國總統都不會寫字了,你看奧巴馬,都是隨便寫的,這就是電腦的壞處。天下的事情,有好處,就都有壞處。網上有人寫文章罵我,我看了,罵我的文章我最喜歡看,好玩得很。講得對我就改正,講得不對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說“世界觀沒有階級性,說世界觀有階級性是錯誤的”,有人就寫文章罵我了:“社會有階級,人當然是有階級性,世界觀當然有階級性!蔽矣X得他的話不對,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辯論,很好對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為我長期在美國,受美國的壞影響太多,美國的壞影響當中有一個,就是喜歡新的。美國沒有“新潮”這個詞,因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國,就反對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這個名詞了。我無所謂新潮,我覺得生活要發展嘛,信息化跟電腦是分不開的,每個國家都要進入信息化,所以每個人都要新潮,這樣才行。

      不是很好玩嗎?

      我下放寧夏的時候,有一天通知說:明天清早5點要開會,重大的會。因為寧夏那個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熱,我一看天氣很好,中午一定很熱,就戴了一個大草帽。開會開到10點鐘,大雁飛來了,不是幾千只,是幾萬只,像烏云一樣過來了。千千萬萬的大雁,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有一只大雁突然發命令,一聲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樣下來,我戴了大草帽,沒有多大問題,人家是滿頭大雁的大便,狼狽不堪。他們說這是一萬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國的,然后30年跟國外不往來?墒堑搅1979年年底,領導來找我,說你趕快準備,下禮拜代表中國到巴黎去開會。我說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帶回來的,用了30年的西裝,都穿破了。領導說沒有關系,你趕快去做新的,從襪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帶去,開了會回來,一概交給國家。開了會回來,我仍舊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嗎?

      更有趣的,是上飛機的時候。領導派了一個人,陪我到飛機旁邊,他告訴我:你是聯合國請的,聯合國給你很多錢,所以我們就不給你美元了,還有,你的皮夾子要拿出來,人民幣不能帶到國外去。我把皮夾子交給他,聯合國給我的錢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幣都沒有,一分美元也沒有。人家后來問我:你怎么敢上飛機的?人已經到了飛機門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為真正沒有辦法,我在國外還是有點關系的。上飛機口袋里面一分錢都沒有——不是很好玩嗎?

      我的生活的確是經歷了大風大浪,最困難就是八年抗戰、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給你講個笑話,那個時候我家里有母親,還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糧票不夠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協樓去吃飯,不在家里吃飯。到政協吃飯,每天都碰到一個人,什么人呢?溥儀!皇帝的糧票也不夠用——不是很好玩嗎?

      我是相信進化論的

      我是樂觀主義者。古書中有兩句話,一句叫“猝然臨之而不驚”,一句叫“無故加之而不怒”,這兩句話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對我用處很大。什么叫“猝然臨之而不驚”呢?人家來打擊你,毫無道理地突然來打擊你,你不要驚慌;“無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說你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都是瞎講的,毫無道理的,你不要生氣。我又不驚慌,我又不生氣,那么我就可以渡過這個艱難了。我認為壞的事情都會過去的,好的事情一定會來的。

      我跟沈從文的交往非常多,我們兩個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可是大家都是樂觀主義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學家嗎,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宮博物館的解說員,人家以為他很不高興,但是他一點也沒有不高興。他說,本來我要看故宮的古董很不容易,現在我不是方便了嗎?他這一點跟我一樣,壞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們常常在一起,考古的東西我不懂就問他,外國的東西他不懂就問我。我們經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個廟里面,收拾得很干凈,年輕的和尚來給我們沖茶,我們就問他:你年紀輕輕怎么做和尚呢?他說:我是考上來的啊,考上來做和尚,工資比外面加一倍。我問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說:當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結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來上班。這叫“工資和尚”,現在的和尚都是這樣了。本來和尚是靠廟宇的獨有財產,新中國成立以后,廟宇財產都歸公了,和尚沒有財產,不就沒有飯吃了嗎?就靠工資了,F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進化論的,不僅動物在進化,作為動物的人在進化,同時人的社會也在進化。假如你相信人類社會是進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還是落后的,明天會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變得樂觀。

      周有光答問

      問:能說說你和妻子張允和的感情嗎?

      答:我們是結婚以后,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們只根據一個原則:夫婦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會吵架了,這個是中國古代的教訓,現在許多青年一吵架就離婚,其實離了婚,精神生活并不愉快。他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敬”。不尊重對方,所以離婚了。

      問:聽說你們從來不吵架?

      答:許多人說我們從來不吵架,其實我們也有矛盾的時候,但是我們吵架兩三句就吵完了,不會吵幾個小時,哇啦哇啦講話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歡昆曲,我喜歡西洋音樂,所以她要聽昆曲,我跟著她走,我要聽西洋音樂,她跟著我走。這叫互補,互相補充,就不矛盾了。

      采訪手記

      在周有光那間被各類書籍塞得滿滿的小房間里,他每天的會客時間有兩個:早上9點以后,下午3點以后。會客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來訪者的信息,他說自己是“來者不拒”,什么人都歡迎,什么問題都回答。他把來訪者皆視為朋友,人家說朋友有好壞之分,他則是好朋友接受,壞朋友也接受,笑稱只要自己不學壞東西就行。

      隔三岔五有媒體來采訪,中國的美國的英國的,最近甚至連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的記者也跑來找他。遇到奇奇怪怪的問題,周有光老老實實回答:“我不知道!

      攤開桌上每天都要看的幾份報紙:《參考消息》、《新京報》和《人民日報》,他一邊用紅色的筆做標注,一邊跟我侃侃而談。他說自己當初被造反派罵:“你們這許多的專家,專家專家,專門在家!闭f完哈哈大笑,樂不可支,實際上在整個談話中,他都是這樣的:把所有艱難的時光,統統當成笑話來講。

      回憶拼音方案的制定過程

      建國初期,中央為了使人民群眾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訂一個比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為一項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領導,胡喬木同志具體負責和指導。今年是《漢語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回憶親歷《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過程,我仍然記憶猶新。

      六種備選方案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業余參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倪海曙告訴我,毛主席在蘇聯訪問時候,曾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么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研究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拉(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臺。

      我寫了一些介紹各國古今字母的文章,發表在《語文知識》月刊上,作為選擇或創造字母的參考,后來編成《字母的故事》一書,1952年出版。我體會到,一種字母作為民族形式,需要極長時期的實際應用,經過約定俗成,方能成為穩定的民族形式,新創字母不難,但被廣泛認可為民族形式極難。

      1954年底,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成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直屬國務院領導。1955年2月,文改會內部設立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有吳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志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籟士、周有光、胡喬木、呂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員會分為甲乙兩個小組,甲組擬訂漢字筆畫式(民族形式)拼音方案,乙組擬訂國際通用式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開幕。文改會秘書長葉籟士在發言中說:“從1952年到l954年這個期間,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進行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三年的摸索,曾經擬訂幾種草案,都放在《漢語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漢字筆畫式)里頭!

      《漢語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現在已難記找到。我大致記得是這樣:參加文字改革會議的代表們看到一份征求意見的材科,有六種方案草稿,四種民族形式,一種拉丁字母形式,一種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種民族形式草案的設計者是:吳老(吳玉章)、丁西林、黎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員會秘書處(陸志韋、鄭林曦)。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對這些草案沒有進行討論。

      確定拉丁字母方案

      文字改革會議以后,吳老向毛主席報告,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于得到大家滿意的設計,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開會通過。此后,拼音方案委員會只研究擬訂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員會指定葉籟士、陸志韋和我三人起草一個初稿,作為開會討論的基礎。我們三人夜以繼日擬成一個“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點是:1完全用現成的拉丁字母;2用幾個雙字母,但是盡量少用;3標調用注音字母的調號,調號之外沒有其他附加符號;4“基欺!庇伞案窨撕铡(g,k,h)變讀。

      拼音方案委員會開會討論初稿時候,除個人意見之外,還提出各個重要部門的意見。為了實現語言研究所提出的嚴格的“一音一母“原則,把初稿中六個雙字母改為六個新字母(無點i;帶尾z,c,s;長腳n;俄文“基”)。初稿經過這樣修改之后,成為“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刪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會發表,公開征求意見。

      群眾提出的意見,來路廣,創見多,反應非常熱烈。多數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郵電部門說,即使中國造出有新字母的電報機,也難于叫外國都改用同樣的電報機,中外設備不同,就無法通電報。

      國內國外群眾來信4300多件,無法歸納成為一個草案,結果歸納成為兩個草案,作為兩種“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會發表,再次公開征求意見。

      兩式的分歧,關鍵在“基欺!钡膶懛。第一式由“格克赫”(g,k,h)變讀“基欺!。第二式由“知吃識”(zh,ch,sh)變讀“基欺!。注音字母的“基欺!庇袑S米帜,不用變讀法。新方案可否也用專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議,用“j,q,x”代表“基欺!。但是拼音方案委員會不敢貿然采用,因為“q,x”讀作“欺!备馕(主要是英文)習慣不同,不僅英美有人反對,讀過英文的中國人也反對。

      拉丁字母的“國際音域”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基本音域”,第二層是“引申音域”,第三層是“特殊讀音”!皅,x”讀作“欺!笔恰疤厥庾x音”,這要謹慎從事。

      “拼音方案”誕生

      拼音方案的制訂是在十分慎重中進行。文改會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經過國務院組織“審訂委員會”加以審訂!稘h字簡化方案》如此,《漢語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在聽取文改會拼音方案委員會的報告之后,決定采用“j,q,x”代表“基欺!,解決了兩式的相持。這個統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國務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讓群眾先知道,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和批準。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經過三年的謹慎工作,《漢語拼音方案》終于誕生。

      方案的名稱從《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改為《漢語拼音方案》,刪除“文字”二字,這在拼音方案委員會中沒有引起爭論。因為,委員們都知道,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漢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質。從一套字母到成為公認的文字,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這不是幾十年的事情,而是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事情。日本雖然讓日語羅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沒有成為真正的通用文字,與其有文字之名而無文字之實,不如有文字之實而無文字之名。周總理在1958年1月10日《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說明,“《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并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這是非常切合實際的英明政策,從而避免了無謂的爭論!捌匆簟辈皇恰捌匆粑淖帧,它是漢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漢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問題,群眾十分關心。不少希望有一個“文字”方案的熱心人,不斷創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會。從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時期到1955年8月31日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之前,一共寄來655個“文字”方案。從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來1000多個“文字”方案。從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還寄來1667個“文字”方案。群眾創制的“文字”方案共計有3300多個。這說明廣大人民群眾對文字改革的深切關心,這是中國特有的愛國現象。

      中國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之前,蘇聯已經悄悄地廢除拉丁化,改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概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國的拉丁化運動沒有追隨蘇聯。上世紀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些同志主張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結為文字同盟。蘇聯前來講學的語言學者也提出這種建議。據說,蘇聯一位副總理來到中國,跟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采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

      關于語音標準問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重新肯定1924年實行的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運動反對純粹以北京語音為標準,北拉接近“老國音”而不同于“新國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區分“尖團音”,“基欺!睂憽癵i,ki,hi”,“濟妻西”寫“zi,ci,si”。這時候,拉丁化運動團體解散了,不再談方言拉丁化。

      回顧歷史,19世紀后半葉我國就有人主張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中,不少人提出了具體的方言方案。勞乃宣提出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論。瞿秋白把中國的方言等同于蘇聯的民族語言。這些主張的共同特點是,只看到中國語言的分歧現象,沒有看到中國人民的國家意識已經高漲,群眾迫切要求從“書同文”向“語同音”前進!稘h語拼音方案》是國家共同語的拼音方案,它為推進全國人民向說話能彼此聽懂的國語目標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些建議的處理

      時至今日,還時時有人提出改進《漢語拼音方案》的建議。我十分注意這些建議。但是新的建議中很少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沒有仔細研究過的。略舉數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ü,兩點),破壞了除調號以外不用符號的規則!皟牲c”上面再加調號,重床疊屋。拼音方案委員會當時的考慮是:“迂”是個重要元音,需要有一個單獨字母代表它。這個問題沒有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有人建議用“v”代表“迂”,經過研究,弊多而利少。近來有人建議,用“yu”代表在在音節“呂”、“女”中的“迂”,作為“技術處理”,只在必要時候使用,并不是改變方案,其他音節照舊不改,但是都省略兩點。這或許是比較有可行性的建議。

      舌尖元音要不要寫,如何寫,也是一個棘手問題。臺灣注音符號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這兩個輔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員會曾經做過試驗,覺得不好,特別是上面還要加上調號。拼音方案委員會嘗試過多種方法,包括“省略不寫”,寫無點i;寫ih;寫y,等等。只有現在的辦法(寫—i),比較符合原理,也方便實用。這種寫法有語音歷史變化和現代“十三轍”作為依據。

      調號問題是一個難題。采用注音字母的調號,有歷史經驗可以依靠,而且跟歐洲文字中的“分音符號”也相似。聲調有原調,有變調,如何標呢?決定標原調,不標變調。(變調可以在語音學書籍中用科學方法標記)。后來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一七八不”的標調方法是實用規范。

      調號標在哪里,也是有爭論的。標在音節末尾可以區別音節,但是過于松散。標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聲調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變化。但是,“iu”和“ui”標在哪一個字母上面好呢?這個問題,方案委員會沒有做出決定,F在標在后一字母上面,是群眾的約定俗成。

      問題很多,不能在此細談!稘h語拼音方案》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改掉一個缺點往往會產生另一個缺點。缺點和優點是共生的。只能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

      漢語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來的演進歷程是:從外國方案(威妥瑪式)到本國方案(注音字母),從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國際形式(國語羅馬字),從內外不同(國內用注音字母,國外用威妥瑪式)到內外一致(國內國外都用漢語拼音),從國家標準(國語羅馬字、漢語拼音)到國際標準(漢語拼音:ISO7098)。百年歷練,步步前進。

      經驗表明,《漢語拼音方案》是一座現代化的文化橋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眾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中小學生睡眠不足

      我給一位長者的信:

      您好!我是一個104歲的老人,斗室獨居,與世隔絕。有一事,無人可談,不得已向您請教。冒昧上書,幸勿見怪!事情是:“中小學生睡眠不足問題”。

      近年來,常從親友處聽到中小學生睡眠不足情況,越聽越覺得嚴重。去年又聽到一個具體例子。最近,我家保姆的女兒,從家鄉四川梁平打來電話,報告考上高中的喜訊,同時報告一個使人焦慮的苦訊:起得太早,睡得太晚,睡眠不足,頭痛腦暈,精神疲勞,十分痛苦!無獨有偶,另一打工農民也來訴說,他的孩子進了高中,睡眠不足,經常頭痛腦暈,病情完全相同。

      可以斷定,這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少數現象,而是有普遍性的健康問題。事關幾萬萬青年的身心健康,不可等閑視之。這比當前國際流感(H1N1)問題,更加緊迫。

      昨晚,收到朋友寄來一篇網上新聞:《2009廣東高考0分作文“對常識的經歷與認識”》?季韺χ袑W生睡眠不足,表達了沉痛的控訴!我讀后甚感震動,心中萬分不安!

      附上“考卷”副本,請煩一閱。

      打0分不能解決問題。要承認,錯誤不在學生。

      此事可能涉及多個方面,不是一個部門所能解決。請您考慮,如何上報中央,作為重要事項,妥善解決。(下略)

      附件(考卷):高考0分作文《常識》

      2009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廣東作文題《常識》(對常識的經歷與認識)。

      (題解)我們生活在常識中,常識與我們同行。有時常識雖易知而難行;有時常識須推陳而出新。請寫一篇文章,談談你生活中與“常識”有關的經歷或你對“常識”的看法。自擬題目,自定寫法,不少于800字。

      考生的0分考卷(節略):

      古人說:“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弊鳛橐粋考試時代的人族子民,每天去上學,讓我感到非常無奈。我總是“哀學生之多災多難”。

      這種感覺,有時候讓人寧愿回到石器時代,那個時代,誰不讓我睡覺,我撿一塊石頭就可以表達我的強烈不滿。

      每當晚上自習放學走出學校,抬頭看見天空一輪凄涼的明月,我不禁發出千古一問:

      老師,你有沒有常識?難道你不知道是人都要睡覺的嗎?竟然不讓我在課堂上睡覺。

      早上很早就要回學校。有多早?7點。作為一個老師,你竟然告訴我們,人家哪間哪間學校,6點多就全部回到教室看書了。我們新一代的祖國花朵多幸福,天天早上7點回校。

      但是,我要睡覺啊。我晚上12點才睡,早上6點起床。早上7點回學校,一直到晚上10點多才放學。我肯定不夠睡。

      午休?老師,你有沒有常識?有些人中午睡那一個小時。不睡還好,越睡越頭暈。沒辦法,我上課打瞌睡。很累了,打瞌睡,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老師你竟然說,上課要睡覺的同學回家睡。你以為我不想回家睡?

      我真的好痛苦,好痛苦!

      現在高考寫常識,無疑就是給我機會,表達我對整個中國教育界的強烈不滿。

      你們沒常識。學生是要睡覺的……人是要睡覺的……我要睡覺……睡覺……

      偽科學和假教授

      偽科學

      改革開放,提倡“百家爭鳴”,有人利用新時期的自由,創造新的偽科學,蒙騙被十年動亂搞得暈頭轉向的大人物。

      例一:自然科學有所謂“新化學“,“水能變汽油”。此說得到幾位大人物的支持,騙取大筆試驗費。一位老科學家說:“水變汽油,不可能!贝笕宋镎f:“你太保守了,你說不可能,他做給你看!

      例二:社會科學有所謂“英文解字”,“英文都是象形字”!癰ed”是“床”的象形字,不像一張“床”嗎?”eye”是“眼”的象形字,左右兩邊是眼睛,中間夾一個鼻子。

      新聞報道:文字學有了大發明。

      兩種假教授

      友人來談,上海有兩種“假教授”:

      第一種:“真的假教授”,捐一筆錢,換來一張聘為名譽教授的聘書,不會教課。

      第二種:“假的真教授”:“系”擴大成“學院”,來了個院長,兩個副院長。學生說:“嘿,三個代表!”按照規定,高級別官員都是教授,不會教課。

      科學真偽的鑒別

      偽科學主要有三個特點:

      (1)違背“公理”

      “公理”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須再作證明的命題。例如:“兩點之間以直線為最短”;“父子有血緣關系”;“漢字不等于漢語”。

      (2)違反“常識”

      “常識”是人類的普通知識,符合邏輯,正常人共同承認的認識。例如:“人皆有死”:“地球繞太陽轉”;“文學是語言的藝術”。

      (3)不顧“事實”

      “事實”是人人都能感受到、全社會都能看得到的事物。例如:“長江在中國”;“蘋果長在樹上”;“嬰兒不能先識字、后學話”。

      變陰暗為光明

      當我無力改變環境的時候,我就改變我自己,去適應環境。

      如果既不能改變環境,又不能適應環境,我就不可能愉快。雖然不能改變環婉,可是能夠適應環境,我也就愉快了。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從1955年到1985年,在長長的30年中間,我住在兩間情朝建筑、年久失修的破舊房屋中。屋陋墻裂,難邀瓦雨。有地板,輕輕走,地板就跳舞,重重走,地板耽唱歌。這是壞是好呢?是壞,也是好?腿颂みM前間的門檻,地板就立刻通知在后間的我:客人來了。地板有自動化的通報功能,不是有趣的事情嗎?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終于喬遷,搬進新造的簡易樓,有屋子4小間之多。我的書架多,而房間都很小,只能把書架拆開,分散塞進每一間房子里。查看一本書,要行走串門,來回尋找,很不方便。這是壞是好呢?是壞,也是好。我伏案過多,運動太少。串門找書,是一種工間運動,大有益于健康。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下放寧夏平羅的“五七干!,只許勞動,不許看書。我的長期失眠癥就此不治自愈了。這更明顯地證明: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人患其弊,我樂其利。

      這種生活方式,古人說是“知足常樂”,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稱之為“變陰暗為光明”。事物都有陰暗和光明兩面,好比一張紙有正反兩面。避開陰暗面,迎向光明面,我就有勇氣“知難而進”了。

      十幾年前,我寫了一篇《新陋室銘》,表白我的生活方式,曾用筆名刊登在某刊物上,現在抄錄如下:山不在高,只要有蔥郁的樹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徊游的魚群。

      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

      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

      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

      愛看素不相識釣朋友寄來文章。

      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

      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頂。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談高干的特殊化。

      贊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農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貧困化。

      魯迅說:萬歲!阿Q精神!

      大雁糞雨

      1969年冬天,我隨我的單位“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全體人員去到寧夏平羅西大灘“五七干!,勞動改造。這里原來有二十來個勞動改造站。國務院有十幾個直屬單位連同家屬,共約一萬多人,占用其中兩個站(“一站”和“二站”),我們單位分配在“二站”。我在那里勞動兩年四個月,這對我的健康有好處,我的百治不愈的失眠癥自然痊愈了。

      在那里兩年四個月中,最有趣的記憶是遇到“大雁集體下大便”。

      林彪死了,“五七干!鳖I導下令,明天早上5點集合,聽報告。早上我一看天氣晴朗,開會到中午,一定很熱。我就帶了一頂很大的寬邊草帽,防備中午的太陽。

      快到10點鐘的時候,天上飛來一群大雁,不是幾千,而是幾萬,黑壓壓如同一片烏云。飛到我們的頭上時,只聽到一位大雁領導同志一聲怪叫,大家集體大便,有如驟雨,傾盆而下,準確地落在集會的“五七戰士”頭上。

      我有大草帽頂著,身上沾到大便不多。我的同志們個個如糞窖里爬出來的落湯雞,滿頭滿身都是大雁的糞便,狼狽不堪。當地老鄉說,他們知道大雁是集體大便的,可是如此準確地落到人群頭上要一萬年才遇到一次。我們運氣太好了,這是幸福的及時雨。我們原來個個宣誓,永遠不再回老家。林彪死了,不久我們全體都奉命回老家了。

      我的離休生活

      離開辦公室

      我85歲離開辦公室。

      我這個人糊涂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我們單位人事處送給我一個離休證,我一看,前幾年我就應當離開了。他們說,我們不好意思送給你,送給你不就等于要把你趕走嘛。

      離開以后,我就不做專門問題的研究了。到家里后,有什么看什么。香港的、美國的朋友,來的時候就買書給我。我能夠看到很多很新的圖書,看史問題的書,文化問題的書。他們拿來什么我就看什么。

      現在都是手機、電腦。手機要保姆打,電腦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電腦上查。

      199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中國儒學百科全書》。我自修儒學,目的是想知道儒學在21世紀有點什么用處。我覺得孔子、孟子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恬靜的晚年

      離開辦公室,我就回到家里,在這間小書房看報、看書。這個房間只有九平方米,放上書架后,再放一張小書桌、兩把椅子、一個茶幾,余下的空間就很少了。兩椅一幾,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就這樣度過我們恬靜的晚年。

      從來北京開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點喝茶,有時也喝咖啡。喝茶的時候,我們“舉杯齊眉”,這是互相尊重的一種表達,當然也是好玩的。記者來了,見到我們這樣,覺得有趣得不得了。

      張允和的眼晴不好,看不見了。她是中國第一批換晶體的。我后來也患了白內障,也換了晶體。

      殘酷的自然規律

      張允和享年93歲。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還有朋友來拍照,第二天發病就去世了。

      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臺的一棵花樹根下!盎鞔耗喔o花”。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有位哲學家說過:“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會進化!睔埧岬倪M化論!

      我在100歲以后,耳朵聽不見了。記憶力會突然斷掉。就像電流一樣忽然會斷掉。

      我的作息飲食跟普通人一樣。7點左右起身,下午要睡覺。晚上10點、11點、12點睡覺。牙不太好,吃一些軟的東西。每天都吃水果。這兩天吃草莓。這兩天草莓好得很。

      編者按:2006年11月,常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一行人晉京采錄“常州吟誦”的音像資料,于24日下午拜訪了年逾百歲的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經濟學家周有光先生。面對鄉親,周老充滿睿智和風趣地侃侃而談,不僅對于吟誦藝術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還涉及文化與其家史等較寬泛的內容,具有多方面的價值與意義,F經秦德祥老師據周老談話錄音記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吟誦·文化·家史

      一

      我對于吟誦是這樣一個看法:語言變成音樂,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四五層,吟誦是初步的音樂,和尚念經也是音樂,它的水平比吟誦要高一點,最高層是新式的音樂。

      古代人很早就會吟誦,例如唱山歌。男的女的在山上唱歌,有的時候是抒發某種情緒,不是戀愛,戀愛的時候就唱情歌。山歌主要是戀愛的,古代人在野外的時間多,在房間里的時間少,唱山歌遠遠可以聽到,男的女的就慢慢走近了,F在少數民族還有這種風俗。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重慶銀行里面工作,戰爭最緊張的時候,日本人壓過來,重慶也有點害怕守不住,局面越來越緊張,需要開辟新的戰區。當時的后方,實際上主要只是四川、貴州、云南三省。日本人沒有去西北,為了開發西北,擴大后方,要派人去調查,最重要的是調查那里的金融、經濟,就組成了一個五人專家小組,我是其中的一個。最后到河西走廊,今天的河西走廊放寬了,當時沒有這么寬,一面是山,一面是蒙古人的牧場。我們的汽車慢慢地開過去,我向牧場那邊看去,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男的女的在放羊。一群羊通常是一個人放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互相距離很遠。他們的戀愛怎么辦呢?就唱歌。他們的眼睛比我們好,男的能看到那邊是男的還是女的,假如遠遠看到一群羊是一個女的放的,他就唱歌,慢慢地把羊趕過去……很有趣味。后來我在四川西康,也聽到他們本地人唱山歌。

      唱歌是很天然的,所有的民族都會唱歌,F在的許多歌唱家是少數民族的,他們的歌唱得比我們好。

      讀書自然就會產生一種音樂感,沒有人教的,從小聽到大人唱,也就跟著念、吟,的確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

      吟誦一方面跟文學有關系,另外一方面跟音樂有關系,它是文學的一個表達方法,同時又走向音樂。今天讀書都跟講話差不多,舊時代讀書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比如讀古文、有韻的文章,像講話這樣就不能表達感情。吟誦的時候,特別是有韻的文章,就可以把感情表達出來。吟誦的事情,不一定是許多人在一起,一個人讀書也總是吟誦的,自己吟誦自己聽,這是一種愉悅、享受,比今天默默看小說更有意思。

      吟誦可以增加文學的氣氛,另外它可以說是一種“原始音樂”。這個“原始”不是壞的意義,是好的意義。它是一種最天真的、最自然的音樂,是音樂發展的初始狀態,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現在的確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

      電影《紅樓夢》里的詩詞,是用朗誦的方法念的。朗誦的方法聲音小,里面是聽不到的。古代人一定是吟誦的,因為吟誦跟唱歌一樣,很遠就能夠聽到。所以,當時我就跟他們講,你們這個地方不對。不但是古代,就是解放前,也是這樣子么,清朝當然更是這樣子了,《紅樓夢》里的詩詞肯定是吟誦的。

      吟誦很有趣味,它是每一個地方有一個調子,大體相同,可是各地都有變化,那時沒有五線譜的記錄。我大概十歲左右就到蘇州去住了,蘇州也有吟誦。蘇州的吟誦跟常州的吟誦,調子差一點點,差不多的。江南好幾個地方,我比較熟悉的幾個縣,都是差不多的。

      我因為離開常州太久,已經有90年了,所以常州話也就不純粹了,我的講話叫“南腔北調”。我給你們講個笑話,我的老伴是安徽人,合肥人,我呢,是常州人,我們兩個人都住在蘇州,后來我們結婚了,她的普通話叫做“半精(京)半肥”,一半是北京,一半是合肥,我的普通話叫“南腔北調”,呵呵……聽常州話我能懂,但是我講就不自然了。今天這個嗓子又不行,聲音要提高提不起來,所以今天這個錄音的效果一定很不好。

      以前錄過一個錄音帶,不知道放哪里去了,那是十年之前,那個時候喉嚨好,上次有一個學會也錄過音。我不會整理東西,老伴去世以后,找東西很困難,假如找到了,我可以給你們。不是一下子能找出來的,因為東西很亂。

      我想,吟誦在今天還是可以有用處的。文言是從古代的語言來的,現在的白話跟古代的語言,語音里面的變化很大。吟誦能不能用在今天白話文的詩呢?我想是可以的,可是它要求這種詩在韻律上面要有點講究,有的時候我也琢磨今天白話文的押韻。白話詩的時代比較短,它要慢慢地發展。

      二

      現在因為年紀大,出去聽唱歌不行,在電視里面聽唱歌,我覺得這個味道都是從美國來的,“Popular Culture”,大眾文化。本來,藝術都是上層分子、知識分子的事情。美國的這種新式唱歌、跳舞,都是從黑人、美洲土人、太平洋里面的人那里來的,起初上層人是看不起的,認為太粗俗,是很低級的,或者是野蠻的。人們的音樂欣賞水平不一樣,古代就有“陽春白雪”跟“下里巴人”,“陽春白雪”的人是看不起“下里巴人”的?墒,時代不一樣,情況不對了,社會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勞動人民、下層社會、下層群眾也需要文化!跋吕锇腿恕钡娜藬刀,水平也提高了,他們起來了,對于文化提出了跟上層人不一樣的要求,慢慢地,高層的人就去研究它,幫助它。

      幫助很重要。我們唱的那些歌,有的文句,拿白話的角度來看也太差了一點。什么道理呢?我們的文學家沒有去幫助他們。古代的詩和詞,也是從群眾里面發展起來的么。所以我想,要去幫助他們,使他們唱歌的文學水平能夠慢慢地提高,當然不是文言的文學,是白話的文學。

      白話文學大有發展余地,今天白話文學的水平,我看應當說是初步的。你看,今天搞來搞去還是搞的《紅樓夢》,還沒有一部書能超過《紅樓夢》,這表明我們的努力不夠。后代應當超過前代,假如永遠超不過《紅樓夢》,那么,我們這個民族就不能進步了。當然,一方面它會自然發展,整個社會在變,全球化時代的變化非常大。

      我起初不是挺注意文化問題,我是搞語言學的,大概改革開放以后,開頭好像是《光明日報》,它搞一個欄目,叫做《龍吟》,目的是要振興中國傳統文化。要我寫稿,我起初沒有工夫寫。有好些人寫中國傳統文化,有些人寫的我看看不對,什么道理呢,因為文化也是一門學問。中國沒有“文化學”,我在國外看到許多有關文化學的書,就照新的觀點來寫,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分西方文化、東方文化,這樣來分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那是因為從前我們不了解國際的情況。

      文化發展到今天,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不僅有地區的分別,還有層次的分別。主要是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我叫它“國際現代文化”,是國際性的,還有地區性的,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有四個區域,不是東方西方。西方起初是西歐,后來擴大到美洲,特別是美國,這是西方文化。東方有東亞,這是以中國為中心;有南亞,以印度為中心。印度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我們的文化許多都是從印度來的;還有西亞,主要是阿拉伯、伊斯蘭教的文化。所以,東方文化有三種。

      文化的兩個層次,國際現代文化,是高層的文化,第二層是傳統文化。國際現代文化哪里來的呢?起初,各個文化區大概來往很少,相互影響很少,后來影響越來越大,全世界從古到今所有文化的精華、優秀的文化,都在國際現代文化里邊。這個“文化”是廣義的,不但是藝術,也包括科學。國際現代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科學,當然也有各地的文化。國際現代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不可能不接受的,譬如說電燈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假如反對,你不點電燈行嗎,是不行的。為什么不行?因為今天的電燈不是美國的,是世界的了。

      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當然有中國的文學,中國的音樂,吟誦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項目。每一個地方都有傳統文化,不是說國際現代文化發展了,傳統文化就沒有了,不是這回事。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好的東西會發展,會保留下來,不好的東西慢慢地會被淘汰。

      其他的方面,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對于自然科學的各方面,我們現在吸收得比較快。西方的社會科學也比較發達,很多好東西我們還沒有吸收。社會科學發展得晚,各方面吸收得慢。

      我退休很晚,85歲才離開辦公室。退休以后不寫學術論文了,就寫那種雜文,每月至少發表一篇文章。上海最近給我出了一本書,他們選了我有關文化的一些文章,搞成一本書,書名叫做《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我說,我是不搞文化學的,這些東西是寫著玩兒的,不成東西的,他們說雖然是隨便寫的,但是里面有些新的東西,中國還不大了解。這個書出來,很快就賣完了,現在買不到了。最近我叫他們買幾十本來,他們說一本都沒有了,后來只搞來七本,要等到重新印就慢了。既然你們談到文化,我就送一本給你們。

      三

      我們這個家,原來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家。我的曾祖父他做了官,回到常州,就辦工廠。那是太平天國之前,他辦的什么工廠呢?是紗廠,織布廠,還有當鋪。那個時候沒有銀行,當鋪就是銀行。他非常有錢,太平天國長毛打來了,常州守城的軍費主要是他一個人拿出來的。我只是小時候聽說過這個故事。太平天國打常州,打不進來,就撂開常州打南京,打下來了,在南京成立了政府,回過來又打常州,城破以后,我的曾祖父就投河而死,我聽說在常州府志里有這個記載,可是我沒有看見過。

      由于這個關系,太平天國平了以后,清朝政府認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的,就封了我們一個世襲的官,叫“世襲云騎尉”。這“云騎尉”三個字怎么寫,起初我弄不清楚,后來問了歷史學家才知道的!霸乞T尉”是跟軍隊有關系的一種官,世襲的,因為我的曾祖父是支持守城而死的,跟軍隊有關系,所以得了這個官。

      我的曾祖父死了,我的祖父逃在外面,太平天國平了以后,他回來了,當鋪、工廠都被打光了,沒有了,我的祖父很灰心,覺得太平天國動亂,家破人亡,可是住的房子還基本上保留著!笆酪u云騎尉”,皇帝是要給我們家錢的,每年給的錢相當多,可以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我很小的時候在常州,家里面已經窮了,可是這個架子還有,還維持著從前封建紳士家庭的那種生活,荒唐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呢?單是為了送禮,要用一個男工,這個男工有一個里面放帖子的“拜盒”,每天拿著它出去送禮。

      后來辛亥革命,這個“云騎尉”的錢就沒有了,我們這個家就很困難了。怎么辦呢,當鋪、工廠、房子沒有了,土地還有,就把地賣掉,可以用幾年,用掉了,就再賣一塊地,后來地都賣光,什么都沒有了。

      我們家原來在青果巷,大概靠西頭,是叫“禮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邊的,街的對面有一個叫“貞和堂”,比我們的房子大,可能姓張,我記不清楚了,還有“八桂堂”!柏懞吞谩焙汀鞍斯鹛谩倍荚谇喙锏谋泵,是坐北朝南的,他們兩家都是清朝造的房子,比較講究。因為是歷史傳統,“禮和堂”這個堂名跟做官有關系,認為住在這里邊是光榮的。我們的房子比較老,是明朝的,大門里面有個空地,就在那里造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面看不出來,進到里面去才看得出來,我們住的是新房子。

      過年的時候,家里掛著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廳、里廳,還有我媽媽住的一個小樓,旁邊有一個大房間,也等于是一個廳,接待客人的。這種地方都要把人像掛起來,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輩是掛在大廳的,祖父、祖母是掛在里廳上面,還有掛在小廳里面的。我們只知道祖父、曾祖父的號,不知道大名。因為小的時候不許講大人的名字,要避諱的。我記得我的曾祖父叫潤之,叫潤之公,我的祖父叫逢吉公,怎么知道的呢?過了年,要把人像卷起來,上面要寫號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親在中學里面教書,那個時候是沒有大學的。我小的時候,家里就發生了矛盾:我的父親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親說常州的親戚太多,過的都是封建的奢侈生活,受不了,我們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蘇州去了。在常州我們是大家,在蘇州完全不一樣,只有一所房子,破破爛爛的,就把房子賣掉,我們租房子住,變成了小戶人家。開頭我母親用各種辦法維持這個家庭,后來我的姊姊從學校出來工作了,工資可以補貼家里。我的父親和姨太太留在常州,從我讀中學的時候就分開了。

      我是常州中學畢業的,在常州中學,有一個碑。我讀常州中學的時候,我的家已經搬到蘇州了,可是那時候覺得常州中學辦得比旁的中學好,所以還在常州讀書。那時候都住在學校里面,禮拜一到禮拜六都不許出去,只有禮拜天可以出去。所以,雖然在常州讀書,學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學校外面我不知道。有許多親戚,我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很小的時候,都是按號叫什么伯伯、什么叔叔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我的父親和姨太太家里的情況,我也不了解?谷諔馉,我跟我母親逃難到四川重慶,聽說我的父親跟姨太太逃到鄉下,消息都完全隔斷了。我是1949年回國的,回國以后,才慢慢地知道有個弟弟在上海,這個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后來找到了弟弟,聯絡上了。我的弟弟前兩年去世了,弟媳婦還在上海,他有幾個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港。

      因為我們走出去了,我從常州到蘇州,到上海,到國外,越走越遠,沒有機會到常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記憶很少,就是這個道理。一直到紀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常州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還有沒有,去一看,找不到了。怎么找不到呢?青果巷原來很小,現在路放寬了,把前邊的房子拆掉了。后來我就打聽了,有人告訴我說,這個地方就是從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門都被拆掉了,我就去問問這里住的是什么人家,他們說這里住了十幾家人家。后來就沒有機會再回家鄉。

      對于我們家庭,太平天國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辛亥革命又改變了它,還有不斷的革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鏡,看書要戴看字的眼鏡,老了,就麻煩在這些地方。人過了90歲,什么都退化,我80歲一點沒有老的感覺,90歲的時候就感覺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記錄整理,并于2009年2月4日經周有光先生親自審讀過。

      我與那些民主人士

      我已是一個106歲的老人了,歲月的流逝,很多事情已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在一些零星的記憶中,我能肯定的是當年我結識和相交的那些人,尤其是我今天要談到的這些民主人士(當時被稱作社會人士),無論是他們的學識,還是他們的思想、胸襟和責任感都是值得我敬佩的。與這些民主人士交往的幾件事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救國會”和“星五聚餐會”。

      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愛國救亡運動的種子在每個有識之士的心中萌動,“救國會”應運而生。在當時滬上銀行界幾位有影響的人物的發動下,社會地位較高、思想較為進步的各行各業人士便時常相約在中國銀行的小客廳聚會,商談國家大事。隨著參加人數的增多,后來還形成了以行業劃分的小組。我當時在上海的江蘇銀行工作,參加的是以章乃器為首的小組,其中比較重要的還有蔡承新、趙君邁等人,此外還有文化小組、科技小組、教育小組等。我當時一人住在江蘇銀行五層樓的一間小臥室里,旁人進不去,因此“救國會”的一些文件都是存放在我那里。其實“救國會”完全是松散的民間組織,所謂的小組僅是為了聯絡的方便,沒有設立專門的辦事機構,沒有專職人員,政府、各政黨也沒有參與其中,但是活動中的許多積極分子后來都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骨干成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章乃器、沙千里等人當時就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沙千里還是秘密黨員,他曾借給我一本《聯共黨史》,在當時的中國還鮮有人讀過它,對此我印象很深刻。當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有自己的電報機,這些民主人士就利用這臺電報機與中共保持聯系,獲取信息。因為警察不敢搜查銀行,所以他們的活動一直得以進行。

      后來被稱作“七君子”的7位民主人士均是“救國會”的重要成員,他們被捕后被關押在蘇州。那時,我的夫人和孩子住在蘇州,他們缺什么我的夫人就準備什么送去。七君子的家人去探監時也住在我家,有很多重要文件就利用帶小孩探監之便夾帶進去。

      除了“救國會”,我還參與了“星五聚餐會”,因為聚餐基本都是在每周五晚舉行,所以大家便約定俗成地稱之為“星五聚餐會”。起初也就幾位發起人圍坐一桌商談政局國事,后來參加的人越來越多,兩張桌子都坐不下,不過參加聚餐的主要還是以工商界人士為主。我因為工作的關系沒有一直參加,但這個聚餐會卻延續了很久!靶俏寰鄄蜁逼鸪踉谏虾。重慶成為陪都后,“星五聚餐會”的很多成員也隨各類機構的西遷來到重慶,聚餐活動不僅沒有間斷,抗日戰爭更激化了每位民主人士的愛國情緒,聚餐會的政治性開始加強,大家在活動上經常情緒激昂,互相交換對國家命運的看法,我也在活動中結識了更多富有愛國熱情的有識之士,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和個人能力,為推動當時的民主運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重慶,周恩來經常召集各個民主黨派(團體)的政協代表一起開會,討論國家大事。他通過當時的秘書許滌新聯絡到我,因為許滌新是一個經濟學家,和我同在經濟界。我們每月開一次會,有時一個月開好幾次,每次我都參加了,我和周恩來就這樣認識和熟知了。當時國民黨的舊政協還曾推舉出5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訪問毛澤東,在窯洞里,毛主席強調,中國要想長治久安,惟一的辦法是走民主道路。大家聽了都深感認同。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我是第四、五、六屆的全國政協委員,列席了第三屆政協會議,可以說,我與全國政協的歷史淵源很長。

      從上海到重慶,盡管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只是斷斷續續地參加了“救國會”、“星五聚餐會”及其他一些民主活動,但我較早地接觸了這些為國為民都作出極大貢獻的民主人士,并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許多跟我一樣留洋的中國學生帶著滿腔激情紛紛回國,為的就是追求民主和獨立,讓我們的祖國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我想,這與中國共產黨大力宣揚的民主主張以及這些民主人士的積極活動是分不開的。

      我85歲之后就基本不參加社會活動了,但是我從身邊的人口中聽到、從媒體上看到,現在的孩子們學習負擔很重。我記得我年輕時上學很輕松,中學時,下午的課程幾乎都是選修課,但因為心情愉快反而學得很扎實。我還聽說,如今的孩子到了大學還在拼命學英文,結果導致中英文都沒學好。英文是一門工具學科,在中學期間就應該熟練掌握,這樣到了大學階段就可以專心做學問了。在就讀圣約翰大學前,我已經能自如地閱讀各類英文書籍和對話,我結識的那些民主人士中,不少人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民盟是以文教、科技為界別特色的民主黨派,今后也要繼續關注中國的教育發展問題。

      我很榮幸能與這些民主人士交往,他們中的許多人學問好、思想進步,都極大地影響了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新中國成立后,我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參與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但與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一直沒有中斷。到如今,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已不在世,但我讀書、看報時常會想起他們,雖然都是零星的記憶,但是我卻能肯定地說,他們都是具有思想光輝的人物,我敬重他們。

      胡喬木同志和文字改革(李佳佳、馮巖采訪整理)

      胡喬木同志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一顆智慧巨星。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做了許多重大貢獻,其中之一是文字改革。他上承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對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其他文教機構進行具體的領導,不居其名,但求其實。

      解放后,中國大陸推動報刊文章的白話化,改革政府公文的文體和程式,提倡漢字橫排,普及語法修辭和語言規范化的知識,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實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推廣普通話、簡化漢字、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這一系列的語言文字工作,都是在胡喬木同志的具體安排和指導下進行的。

      擴大自話文運動的成果

      五四白話文運動,對小說和散文是成功的,對各種應用文,有的只成功一半,有的沒有成功。成功一半和沒有成功的突出例子是報刊文章和政府公文。解放后,在這些方面,進一步擴大了白話文運動的成果。

      解放前,中文報刊的文章,以《大公報》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稱為“新聞體”。這種文體,只適合上層知識分子,不適合文化較低的廣大群眾,即使看了可以懂,讀起來是聽不懂的。這是五四白話文運動沒有徹底進行而遺留下來的“小腳放大式”的文體,跟報刊大眾化的時代要求是不相容的。解放后,報刊文章,尤其是社論文章,改為容易看得懂的白話文,重視語法修辭和語言的規范化。五十年代,這一改革工作成績卓著,受到群眾的歡迎,在這一工作的背后,有胡喬木同志的辛勤勞動!拔幕蟾锩币院,文化倒退,報刊文章又大都恢復了“半文半白”,但是不再是“文多于白”,而是“白多于文”了。

      中國的政府公文,一千年來,用的是文言,形成一種“等因奉此”的程式。這是“紹興師爺”的拿手好戲,而人民大眾看了如墜五里霧中。解放后,進行了徹底的公文改革,從文言改為白話。廢除“等因奉此”,使公文變成平易的散文體。這種改革,五四時代和三十年代,都有人提倡過,可是陋習頑強,絲毫動彈不得。解放后,公文得到了解放,將舊的程式像摧枯拉朽一般頃刻廢除。這是白話文運動在應用文中間的擴大。如果沒有胡喬木同志的幕后積極提倡,這一改革是不可能如此順利進行的。

      1955年,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接著又舉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國語”改稱“普通話”,給“普通話”規定明確的定義。這都是在胡喬木同志具體領導下進行的。胡喬木同志提倡,文章要明白像語言、語言要流暢像文章,這叫做“語體文”和“文體語”。他認為,文字改革工作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早在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就完成了。中國到社會主義時代還在蹣跚地進行文字改革,這是資本主義民主的“補課”。

      擴大漢字簡化的范圍

      1956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簡化了515個漢字和54個偏旁。實行以后,發現同一個偏旁在有的漢字里簡化了、在有的漢字里沒有簡化,印刷在同一張書頁上,字形不一致,不利于快速閱讀。為了擴大簡化的效果,1964年把可以類推的簡化偏旁,在大致相當于《現代漢語辭典》所收的漢字范圍內,類推成為一個“簡化字總表”(共計2235字)。這一工作是在胡喬木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經過類推,簡化字總數在大約七千個現代漢語通用字中占三分之一。關于類推簡化,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不論是功是過,漢字簡化工作從此告了一個段落了。

      從歷史來看,漢字在三千年間是不斷簡化的。群眾寫字,隨時任意創造簡化字,各地創造的簡化字彼此不同。使用漢字越來越頻繁,簡化字的創造就越來越多。這在古代是如此,在現代更是如此。胡喬木同志認為:規定一套簡化字的規范,可以減少簡化字的繁殖,阻止簡化字向泛濫而混亂的無政府狀態無休止地發展。

      “文化大革命”中,胡喬木同志很早就受到強烈的無理沖擊,長期禁閉,不斷戴高帽游街,很晚才平反冤案,恢復自由,因此他對不受歡迎而終于廢除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無法事先加以糾正。

      解決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難題五十年代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時候,遇到許多難題,其中最難于解決的是如何拼寫“基欺!边@三個聲母。發表“草案”征求意見之后,又發表“修正案”征求意見!靶拚浮庇袃煞N格式:一種用“J,CH,SH”(知蚩詩)在i的前面變讀為“基欺!;另一種用“C,K,H”(哥科喝)在i的前面變讀為“基欺!。這兩種不同的“變讀法”都有歷史背景,難于強求統一。方案的制訂工作在相持不下之中擱置了一段時間。

      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劉繼善和劉孟揚等早期的文字改革運動者就提出,采用“J,Q,X”等罕用字母表示“基欺!,使全部聲母不用變讀法?墒恰捌匆舴桨肝瘑T會”的委員們大都害怕罕用字母不容易得到群眾的歡迎,尤其在用到國外去的時候難于得到外國人的歡迎。胡喬木同志認為,解決兩種變讀法的矛盾,采用罕用字母“J,Q,X”是唯一的好辦法。在他的積極支持之下,終于解決了兩種不同意見的矛盾,制訂了聲母全部不用變讀法的漢語拼音新方案,現在雖然用到外國去的時候仍舊遇到外國人的反對,可是聲母全部不用變讀法的優點,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胡喬木同志在方案制訂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積極的,值得欽佩。

      胡喬木同志知識淵博,在流行“知識無用論”的年代里,他沒有隨波逐流,一貫重視知識的作用。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肯定知識是生產力,胡喬木同志也是最早的積極提倡者。他的一生,走在現時代的前面。編者按:今年是教育家、語言文字學家林漢達先生誕辰90周年。

      林漢達先生1900年2月17日出生在浙江省鎮?h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靠自己的勞動所得和勤奮學習,讀了小學、中學、大學,后來又留學美國。解放前,他當過小學和中學教師,世界書局的英語編輯、編輯室主任、出版部部長,之江大學英語教授、教育系主任和教務長?谷諔馉巹倮,林先生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1946年,林先生到達東北解放區,歷任關東文化協會理事長、遼北省教育廳廳長兼遼北學院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燕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兼教務長、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中央掃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語文》雜志副總編、教育部副部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并曾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

      1958年,林先生受過不公正待遇,又在10年浩劫中遭受折磨,但他始終熱愛祖國熱愛人民。1972年7月26日病逝,終年72歲。

      林漢達先生的著述甚多,涉及面也很廣。主要有教育、文字改革和語文通俗化等,筆名有林迭肯、林濤、李東、林奮。本刊特邀周有光先生撰寫《林漢達先生和語文教育大眾化》一文,以表達對林漢達先生的紀念。

      林漢達先生和語文教育大眾化

      林漢達先生(1900—1972)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字改革研究者。他一生做了許多工作,這里略談如下幾點:一、向傳統教育挑戰,二、參加掃盲工作;三、研究拼音文字;四、編寫歷史故事和提倡成語通俗化。

      一向傳統教育挑戰

      1941年,林先生出版他的教育理論代表作《向傳統教育挑戰》,一方面有批判地引進西方的教育學說,一方面向中國的傳統教育提出強烈的挑戰。他認為,要振興中國的教育,必須改革在封建社會中形成的教育成規。一種成規是“照本宣科”:教師只是把自己做學生時候學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一本《三字經》可以用1000年,這是“輪回教育”,這樣的教育阻礙知識的更新。另一種成規是“模式僵化”:教育方針、學程組織、課本內容、教法實施,在在都有刻板的規定,不許越雷池一步,教師和學生同樣處于被動地位,無法發揮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智慧創造力。

      他淋漓盡致地批判了“鑲金嵌玉的鋤頭”“小和尚念經”“熟讀唐詩三百首”“強而后可”“填鴨子教育”“鐵杵磨成繡花針”等等傳統教學法。他認為,“興趣和努力”是不應當分割的,“興趣生努力,努力生興趣”。

      他認為,要普及教育必須掃除文盲,而這又必須在根本改革社會制度之后才有可能。他把“掃盲”“普及教育”“語文改革”“出版事業”“社會發展”,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在半個世紀以前發表的教育理論,好像是針對著今天的教育實際問題,仍舊值得我們學習和深思。二參加掃盲工作

      1952年,教育部成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林先生擔任副主任。他滿腔熱忱、全力以赴,投身于大規模的掃盲工作。這一年,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2000字”。1953年,掃盲委員會規定“掃盲標準”:1. 干部和工人識2000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200—300字的應用短文;2 農民識1000常用字(后來增加為1500),大體上能閱讀通俗的書報,能寫農村中常用的便條、收據等。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字以下者為文盲,識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掃盲年齡為14—40歲,后來改為12—45歲。這些標準到今天基本上還沒有多大改變。

      林先生進行掃盲,重視師資,親自培訓掃盲教師,親自編寫教材,從小學里抽調優秀教師擔任掃盲教師?墒,正在他埋頭工作的時候,形勢大變。軍隊里冒出一種“祁建華速成識字法”,用沖刺式的突擊方法,在極短時間內,識字幾千,一時傳為“奇跡”。于是,停止了掃盲教師的培訓工作,把正在培訓的教師下放農村,不許回歸原校。這件事,林先生不以為然,但是力爭無效。林先生曾對我說,這是他后來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的原因之一。軍隊里試驗成功的速成識字法,向農村推廣的時候,失敗了。不久,“祁建華速成識字法”被人遺忘了。林先生也離開了掃盲工作,但是他始終認為掃盲是個重要問題,繼續加以研究。三研究拼音文字

      1928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3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引起了林先生的強大共鳴。他認為二者各有不足之處,于是取長補短,設計自己的新方案,創立一個拼音化運動的“中間派”。他的方案稱為“簡體羅馬字”(后來改稱“國語拼音”),主要特點是:1 采用“國語羅馬字”的基本式,去除煩瑣的標調變化;2 規定“定型字”和“定型詞”,分化同音詞。他說:“我所主張的拼音文字是簡化的國語羅馬字,也就是改正的中文拉丁化!1942年他出版《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對拼音文字的“正詞法”和其中的“同音詞”問題,提出了他的新見解,使語文界耳目一新。

      他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得到如下的認識:1 拼音文字不能寄生在漢字上,應當撇開漢字,走自己的發展道路。2 解決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詞”問題,除用聲音不同的同義詞、以及用復音詞代替單音同音詞以外,需要采取“定型化”方法,對常用的同音詞規定“特別寫法”。他用“簡體羅馬字”譯寫出版《路得的故事》和《窮兒苦狗記》(1942),在實踐中驗證理論。

      “定型化”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定型化”指的是“正詞法”的標準化,主要是其中“分詞連寫法”的標準化。狹義的“定型化”指的是一般拼寫規則以外的“特定寫法”。林先生的“定型化”屬于后者。

      他變化一部分音節的基本拼法,作為“通盤解決”同音詞的方法。他用“變體”、“方音”和“符號標調”三種方式,規定了244種音節的“特別寫法”,使442個漢字所構成的許多同音詞都有各自的“特別寫法”。(后來減少為42個“定型字”分化許多同音詞。)1944年,他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在他的《連寫·定型·注調·分部:國語拼音詞匯》和《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兩部著作中。他的定型化試驗遇到的困難是,“特別寫法”只能分化“視覺”的同音詞,不能分化“聽覺”的同音詞,而“特別寫法”的“任意性”使他的拼音文字接近于“漢字化”,難于為其他人所接受。四編寫歷史故事和提倡成語通俗化

      林先生認為語文現代化是教育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語文現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體口語化”。文章不但要寫出來用眼睛看得懂,還要念出來用耳朵聽得懂,否則不是現代的好文章。他又認為歷史知識是愛國教育的必要基礎。50年代后期開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編寫通俗的歷史故事上。這一工作一舉兩得,一方面傳播了歷史知識,一方面以身作則,提倡文章的口語化。

      林先生曾對我說:“我一口寧波話,按照我的寧波官話來寫,是不行的!币虼,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間,學習他們的口語。寫成文稿,再請北京的知識分子看了修改。一位歷史學者批評說,林先生費了很大的勁,這對歷史學有什么貢獻呢?我說:這不是對歷史學的貢獻,這是對教育和語文的貢獻!岸氖贰庇袔讉人能閱讀呢?中國通史一類的書也不是廣大群眾容易看懂的。中國青年對中國歷史越來越了解貧乏。歷史“演義”和歷史“戲劇”又臆造過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歷史故事書正是今天十分需要的珍貴讀物。

      他接連編寫出版了:《東周列國故事新編》、《春秋故事》、《戰國故事》、《春秋五霸》、《西漢故事》、《東漢故事》、《前后漢故事新編》、《三國故事新編》、《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續完,香港版改名為《龍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驚嘆!這些用“規范化普通話”編寫的通俗歷史故事,不但青年讀來容易懂,老年讀來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歷史入門書。這樣的書,在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里,實在太少了。

      在編寫歷史故事中,他遇到許多“文言成語”!拔难猿烧Z”大都是簡潔精辟的四字結構,其中濃縮著歷史典故和歷史教訓。有的不難了解,例如“大題小做”、“后來居上”、“畫蛇添足”?墒,對一般讀者來說,很多成語極難了解,因為其中的字眼生僻,讀音難準,不容易知道它的來源和典故,必須一個一個都經過一番費事的解釋,否則一般人是摸不著頭腦的。例如“懲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文言成語的生澀難懂妨礙大眾閱讀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難懂的文言成語改得通俗一點呢?林先生認為是可以的。

      他從1965年到1966年,在《文字改革》雜志上連續發表《文言成語和普通話對照》,研究如何用普通話里“生動活潑、明白清楚”的說法,代替生僻難懂的文言成語。他說:“有些成語,文言里有,普通話里也有類似的話,例如‘赴湯蹈火’,普通話中就有‘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說得更形象化些,有‘上刀山下火海也干’,意思跟‘赴湯蹈火,完全一樣!庇秩,“罄竹難書”,群眾的語言中就有“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意思完全相同。他認為,“普通話比文言好懂,表現充分,生命力強,在群眾嘴里有根”。下面再舉幾個他提出的“文言成語和普通話對照”的例子:“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魑魅魍魎”——牛鬼蛇神。

      “分崩離析”——四分五裂。

      “胸有成竹”——心里有底。

      “越俎代庖”——包辦代替。

      “不辨菽麥”——五谷不分。

      “居心叵測”——存心不良。

      “暴殄天物”——糟蹋財物。

      “不容置喙”——不讓插嘴。

      “方枘圓鑿”——格格不入。

      “如火如荼”——熱火朝天。

      “蜚短流長”——搬弄是非。

      “忐忑不安”——心神不定。

      “暴虎馮河”——有勇無謀。

      “霄壤之別”——天差地遠。

      他對“成語通俗化”的研究非常認真。1969—1972年,他和我被下放寧夏平羅“五七干!,在一同看守高粱地的時候,他還念念不忘文言成語的通俗化。他對我說:把“揠(yà)苗助長”改為“拔苗助長”,雖然只是修改一個字,可是就能使這個成語容易為大眾理解了。他多次說過,在白話文中夾用不必要的文言,不能表示知識高雅,只能表示思想落后于時代。(參看《與林先生一同看守高粱地的時候》,《之江校友》期刊1987年6月。)

      為了語文教育大眾化,他嘗試翻譯中學課本中的文言文為白話文,例如《文字改革》雜志1963年第8期刊登的他的譯文《愛蓮說》。他提倡大量翻譯古代名著,這是“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做得很不夠的一個方面。把文言翻譯成為白話,便于讀者從白話自學文言,更深刻地了解文言,有利于使文言名著傳之久遠,同時也推廣了口語化的白話文。

      林先生是一位百折不撓的革命教育家。他是一時一刻也不會忘記人民大眾的教育需要和學習。

      困難的語文評議:鋤地工作

      于浦吉

      鐵凝小說《近的太陽》寫外來的畫家問王玉:

      “你……在這兒擔任什么工作?”

      孩子們突然大笑起來,王玉也笑了。

      “他呀,擔任鋤地工作!

      “還擔任喂馬工作!

      孩子們一陣騷亂。(《人民文學》1986年第1期38頁)

      大概是孩子們和王玉覺得畫家不問“干什么活”,而問“擔任什么工作”,問得很好玩,所以笑了。繼而孩子們覺得沒法回答“什么工作”,又要緊扣問話字面的要求,于是瞎起哄,說“擔任鋤地工作,喂馬工作”。

      大概是沒有“擔任鋤地工作,喂馬工作”一說。是不是“鋤地、喂馬”之類農活不能同常常叫人聯想起“吃國庫糧”的“工作”搭配,或者農村顯著有點地位的“領導”“隊長”才能回答“擔任什么工作”?恐怕不盡然!皳螌懶≌f工作,擔任看病工作”不是也不怎么能說嗎?“擔任主任工作,擔任處長工作”一般也不怎么說?梢哉f“擔任秘書工作”的秘書往往是小秘書。如果孩子們回答“鋤地、喂馬”,后面不跟“工作”兩個字,這就不可笑。同樣,別人回答“寫小說、看病”,也是可以的。問題大概是“工作”同概括某個方面、范圍的詞語搭配,如“教學、教育”(不能說“教書”),“體育”(不能說“游泳、舉重”),“飼養”(不能說“喂馬、喂豬”)等(“領導工作”一類是另外研究的題目)。有的具體的活,很難用一個概括某個方面、范圍的詞語來包住它,特別是在生動活潑的口語里又不宜用這樣一些詞語,那就索性回答干什么活的,非得跟“工作”搭配,就好笑了。

      回憶五四運動請來的賽先生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掀起“五四運動”,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旗幟,震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當時世界輿論說:“睡獅醒了!”

      五四運動不斷深化,提出了邀請“德先生”和“賽先生”兩位客座教授前來中國建設。遺憾的是,德先生沒有拿到“簽證”,無法成行。賽先生一個人來了。他們二人原來是一對老搭檔,長于合作演唱“二人轉”,F在賽先生一個人前來,只能“一人轉”了。一個人前來也好,比一個都不來好?墒,發生一個問題:怎樣“接待”賽先生呢?

      賽先生出行不利,一到中國就被要求脫下西裝、穿上長袍,服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原則,也就是封建為體、技術為用,要他遵命辦理他沒有辦理過的“朝廷企業”和“官僚工廠”。賽先生感到水土不服,頭昏腦脹,得了“眩暈癥”。

      賽先生到蘇聯,受到“蘇維埃式”的接待。先改造賽先生的思想,然后叫他創造無產階級的“真科學”,廢除資產階級的“偽科學”。最有名的創造是:馬克思主義的“米丘林生物學”和馬克思主義的“馬爾語言學”。前者是自然科學,后者是社會科學,二者同樣披上了“階級性”的紅色外衣。

      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建立了許許多多“米丘林小組”,聽說有五萬個。赫魯曉夫一上臺,一夜之間,全部煙消云散了。據說“真科學”生產不出優良的玉米種子,每年要向“偽科學”購買大量的改良種子。這是怎么一回事?我查看蘇聯的“哲學辭典”,其中有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光丘林生物學”,說得頭頭是道。

      新出飯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1986)有“米丘林”的條文,上面說:“他的雜交理論經李森科發揮后,被蘇聯政府采納為官方的遺傳科學,盡管幾乎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拒絕接受這種理論”。原來,米丘林是一位樸素的園丁,他的“生物哲學”是李森科編造出來的。赫魯曉夫時期,蘇聯放棄了“生物哲學”,引進了“生物科學”,否定了生物學的階級性,使它恢復本來面目。從此,不是各個階級有各自的“階級生物學”,而是各個階級都可以利用同一種“人類生物學”。于是,蘇聯和中國的生物學以及全部自然科學,都脫下了“階級性”的外衣。

      任何科學,都是全人類長時間共同積累起來的智慧結晶。顛撲不破的保存下來,是非難定的暫時存疑,不符實際的一概剔除。公開論證,公開實驗,公開查核。知識在世界范限交流,不存在“一國的科學”、“一族的科學”、“一個集團的科學”。學派可以不同,科學的真諦是共同的、統一的、一元的共識。

      人類的認識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神學階段,(2)玄學階段,(3)科學階段!吧駥W”的特點是依靠“天命”,上帝的意志是不許“盤問”的!靶䦟W”的特點是重視“推理”,推理以預定的“教條”為出發點!翱茖W”的特點是重視驗證,“驗證沒有先決條件,可以反復檢驗”,不設置“禁區”?茖W的“真偽”要用“實驗”、“實證”來測定,不理睬“強權”的指令。

      天文學更明顯地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1 天文神學、2 天文玄學、3天文科學。古代的巴比倫、埃及、希臘、中國等,都有“占星術”。占星術把人類的“吉兇禍!备煳默F象聯系起來。日食、月食、新星、慧星、流星的出現,以及日、月、五星(水金火木土)的位置變化,被認為預示人事的吉兇成敗。這是“天文神學”。中國有“蓋天說”、“渾天說”:“天似蓋笠,地法覆盤,天地各中高外下”;“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于天內”。這是中國的“天文玄學”。哥白尼的“日心說”,使天文學進入科學的大門,是“自然科學的獨立宣言”。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大學舉行轟轟烈烈的“人口問題萬人大辯論”。壓倒了唯一的反對票。人們說,這是“馬家大戰”,因為“馬克思”、“馬爾薩斯”和“馬寅初”,都姓馬!拔幕蟾锩币院,人們驚呼:“錯批一人,誤增三億!”這是錯待了賽先生而受到的歷史懲罰!“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人口過!钡拿詻]有人談了!坝媱澤背闪藝;貞1947年聯合國首屆人口會議上,蘇聯反對“節制生育”,發展中國家反對“家庭計劃”;1962年以后某些亞非國家改變態度,開始節制生育;1979年以后中國實行“計劃生育”。這一變化,猛烈地沖擊了“社會科學有階級性”的堤防。

      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復旦大學和財經學院教書?吹綇奶K聯課本譯編而成的“經濟統計學”講義。開宗明義說:“經濟統計學是有階級性的”。有人在報紙上發表論文,引用蘇聯專家的話說:“抽樣調查”是資產階級壓迫工人的手段;無產階級覺悟高,產品用不到抽樣調查。這時候,學校圖書館收到一冊新的“蘇聯大百科全書”,其中有“抽樣調查”一條,內容竟然跟教科書上的說法大不相同,它肯定了抽樣調查的“科學性”和“必要性”。我叫我的研究生趕快翻譯成中文,印發給同事們和外地財經學院參考,引起當時經濟學界的興趣?墒,當時只敢默默思考。

      “歷史唯物主義”否定了“社會學”的存在。蘇聯長期不知道有這樣一門學問。赫魯曉夫時期,蘇聯恢復了社會學。中國更加長期不知道有這樣一門學問。舊的社會學者被看作是當然的“右派”,大都流放到邊地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國才重建社會學,比蘇聯晚二十多年。

      北京天壇公園內有“祈年殿”,祈求上蒼恩降豐年,這是不是“經濟神學”?“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求增加生產、但求分配平均,這是不是“經濟玄學”?經濟學教科書說:“按比例發展”是社會主義特有的經濟規律。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由于預算門類之間和經濟部類之間的比例失調,造成民生經濟的長期落后。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預算經國會爭議而實現了比例調整、經濟受供求和競爭的制約而達成合適的比例,由此民生經濟迅速發展。這是否可以說“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也適用于資本主義?50年代的“公營化高潮”也波及某些資本主義國家;70年代的“私營化高潮”還在波及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公營跟大鍋飯、低效率、長期虧損共生,這也有階級性嗎?

      社會科學問題如果沒有科學地解決,引進的新技術很可能發揮不出應有的效果!案母铩本褪谴蚱啤翱蚩颉。要使改革成功,還要打破更多的“框框”,從自己建筑起來的“圈套”中走出來。重新考慮如何“接待”賽先生,這是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

      懷念鄒韜奮先生(原載《群言》,本刊有刪改)——紀念三聯書店成立60周年三聯書店鄭勇先生來談

      2008年10月26日是三聯書店成立60周年的紀念日,準備出版一本紀念集,暫名《我與三聯》,請三聯的關系作者們寫稿。我義不容辭,因為我不僅在三聯出過書,還跟三聯的生活書店的創始人鄒韜奮先生有同學友誼。

      書店的價值,不在它規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書在歷史上發生過什么影響,是促進社會發展,還是促退社會發展。三聯的三家書店,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在抗日戰爭之前的1930年代,都對中國文化界的啟蒙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需要啟蒙運動,過去需要啟蒙運動,現在同樣需要啟蒙運動,這就是紀念三聯書店成立60周年的歷史意義。

      鄒韜奮先生跟我是圣約翰大學的先后同學。他的同班至交劉鳳生先生是我夫人張允和的姑夫。由劉鳳生先生介紹,我家跟鄒韜奮先生時有往來。有一小段時間,我們三家和另外親友兩三家,一共四五家,每逢星期六晚上,相約到上海百樂門舞廳去跳舞。這一快樂記憶,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親友們,相約同樂,其樂融融。當時上海有一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多種職業學校,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成績卓著。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志莘先生,一位是鄒韜奮先生。

      北京一家私營的新華銀行倒閉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共同集資把它買下來,徹底改造,重新開張,改名“新華商業信托貯蓄銀行”,簡稱“新華銀行”。

      黃炎培先生推薦熟悉銀行業務的王志莘先生擔任重新開張的新華銀行的總經理。王志莘先生原在按照黃炎培先生的計劃,創辦一個刊物,名叫《生活周刊》。鄒韜奮先生接辦《生活周刊》,辦成影響巨大的啟蒙刊物,喚醒了一代青年。生活書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華銀行擔任信用后勤。我后來任職新華銀行,直至新中國成立。

      鄒韜奮先生是時代的曙光,他的事跡,既平凡,又偉大,值得不斷宣傳。他的進步思想,他的高尚人格,代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今天中國與時俱進,需要多方面開創與時俱進的事業,特別是與時俱進的出版事業。我深深懷念三聯的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它們在60年前留下了與時俱進的足跡,引導我們向未來繼續前進。

      敬!渡睢ぷx書·新知三聯書店》,繼承歷史的創業精神,擔負事業的時代責任,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孔子與柏拉圖的理想國

      孔子之后100多年,柏拉圖(前428一前347)在前386年作理想國(Politeia),又譯《共和國》、《國家篇》,運用推理研究國家的本源,要點如下:

      1討論什么是“正義”國家;國家起源于勞動分工:公民分為治國者、武士和勞動者。

      2最高統治者應當由哲學家來擔任;治國者和武士實行財產公有;終身教育,課程有音樂、體育、數學、哲學。

      3正義國家墮落為:軍人政體、寡頭政體、群眾政體、僭主政體。

      (摘錄《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

      孔子是“理想國學說”的刨始人

      人類有共同的思維規律,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鬃拥摹洞笸摗泛桶乩瓐D的《理想國》用意相似:

      1道義:孔子從“大道之行也”說起;柏拉圖從“正義國家”說起;“大道”和“正義”的意義相同。

      2財產:崇尚公有。

      3政權:孔子“選賢與能”;柏拉圖提出“哲人為王”;賢哲當權。

      4等級:孔子分別“君子、父子”,“君臣、小人”;柏拉圖分別“治國者、武士和勞動者”。

      5演變:孔子說“大道既隱”,成為“小康”;柏拉圖說“正義墮落”,淪為軍人、寡頭、群眾和僭主政體;“既隱”、“墮落”,慨嘆社會演變背離了理想。

      跟柏拉圖的《理想國》相比,孔子的《大同論》在時間上早得多,意境崇高而遠大?鬃邮情_創“理想國學說”的第一人。

      我國改革開放,停止階級斗爭,建設小康社會,成效卓著。2500年前的《大同論》糾正了20世紀的荒誕學說?鬃觽ゴ!

      今天,全球化時代興起“全球化歷史學”,拋棄成說,探索新知,深入研究“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這是“理想國學說”的繼承和發展。

      巧遇空軍英雄杜立德

      汽笛長鳴

      二次大戰時候,1942年春天,我路過浙江金華,住在一個小旅館里,等待長途汽車回重慶。一天晚上,汽笛長鳴,警告敵機來轟炸了。電燈全部熄滅?墒堑攘艘煌,沒有聽到炸彈聲。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駐金華的青年軍官,匆匆忙忙地來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幫助我設法購買長途汽車票。他原來說,此事沒有十分把握。這時候他告訴我:“好了,準備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動身了!蔽蚁渤鐾!可是他說:“要請你幫一個忙!薄皫褪裁疵δ?”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說:“前晚,來的不是敵機,而是美國飛機。轟炸東京之后,飛來中國的轟炸機。這一批美國飛行員,今晚我們要宴請。沒有合適的翻譯,不得已想請你當個臨時翻譯。明天他們坐吉普車去桂林。你可以乘車同去,一路上為他們當臨時翻譯?梢詥?”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覺得機會好極了。當天晚上我坐在貴賓的旁邊,擔任翻譯,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歡迎,客人答謝,都由我翻譯。這時候,我弄清楚了,美軍的領頭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輛吉普車,一路擔任翻譯,開向桂林。

      五十年后

      這件事,過去了剛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轟炸東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報道:“昔日營救結厚誼,今朝異地喜重逢,五位中國老人在美受熱烈歡迎”;“布什總統祝賀中國老人和美飛行員重逢”;“美國防部長會見五位中國老人”。五位老人是當時曾營救跳傘落地的美國飛行員的中國老百姓。這些新聞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國飛行員巧遇的往事,依稀似夢。

      我記得,杜立德告訴我,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身體強壯。像小孩一樣,他當我的面,蹦了兩蹦,證明他的身體健康。我們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遺失。

      我記得,敞篷的吉普車,在崎嶇的道路上奔馳,風沙很大。我吹了風,咳嗽起來了。杜立德脫下他身上的皮夾克給我反穿,以便擋風。

      我記得,車隊一路走了大約三天,經過的盡是小城鎮,只有一個地方有小規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里。

      他們告訴我:美國一艘小型航空母艦,載十六架轟炸機,每機五人,偷偷地開進東京灣。飛機起飛后,航空母艦就開走了,飛機不復飛回航空母艦。事前同中國約好,對東京轟炸后,飛到金華,降落機場,把轟炸機全部送給中國。不幸中國方面把“時差”算錯了。友機當做敵機。燈火管制,無法降落。不得已放棄飛機,人員用降落傘下地。所幸人員全部安全,只有極少幾個人降落時受點輕傷。(當時是這樣說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現在報紙翻譯為“杜利特爾”。我曾同他開玩笑說: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卻“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長夜漫漫,忽然天亮,什么都不成問題了。他們乘軍用飛機去重慶(然后回美國,去歐洲)。我這個臨時翻譯也就向他們辭別,另乘長途汽車回重慶。

      紐約重逢

      戰爭勝利結束后,我到紐約。杜立德復員后在紐約殼牌石油公司當董事長。我打電話給他。他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敘舊,熱情招待我。他的辦公室用軟木裝飾墻壁,氣派豪華。他對我說:“時間真快,你見到的那些小伙子們,現在都禿頂了!

      第一次成功地轟炸東京,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不久,他晉升為地中海聯軍空軍總司令。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以九十五歲的高齡,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我向他遙祝:萬壽無疆!

      日本文改的旗手村野辰雄

      日本羅馬字社理事長村野辰雄先生去世了。他不僅是日本羅馬字運動的旗手,也是東方新語文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東方新語文運動的重大損失!我同村野先生認識整整二十年了。他跟羅馬字運動的關系,是頗有些傳奇色彩的。

      1972年6月的一天,三和銀行總裁村野辰雄先生來到北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由我接待。村野先生說:“你們的文字改革工作,我非常贊成,今后我想同你們多多聯系!苯又,他談了他自己參加日本文字改革運動的遭遇。

      村野先生在青年時代,任職三和銀行,業余參加羅馬字運動。當時日本政府把羅馬字看做共產黨活動。警視廳對三和銀行的領導說,你們如果能夠阻止他搞羅馬字,并且為他作擔保,我們就不逮捕他!

      三和銀行的領導對村野先生說:請你選擇,留下來在三和銀行工作,放棄參加羅馬字運動,或者,離開三和銀行,自己去繼續搞羅馬字運動。村野先生不得已只好答應留下。

      后來,村野先生由于長期工作勤奮、策劃妥善,一步一步上升為三和銀行的總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三和銀行首先代理中國的外匯業務,村野先生是人民幣外匯結算方法的設計創始人。

      村野先生說:“現在我工作滿年,就要卸職,改任三和銀行的顧問了。此后,我不再受不搞羅馬字運動的約束了。我將以我的余年實現我青年時代的志愿!

      這時候,村野先生已經成為日本金融界的要人。他離開總裁職務,擔任顧問之后,就參加“日本羅馬字社”,起初被社員們推舉為理事,后來又推舉為理事長。他出錢出力,為羅馬字運動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

      他第一次同我見面的時候,送給我一本他在1938年用羅馬字翻譯的H.G.Wells的名著《世界小史》,四十年后的1978年出版第三版,可見這本書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酷愛西洋音樂,從1977年到1982年用羅馬字翻譯和著作了四部有關歌劇的巨著。每部都有二三百頁。決心之大,用力之勤,使人驚嘆!

      日本羅馬字社理事橘田廣國先生把我的《漢字改革概論》翻譯成日文。村野先生邀請有名的幾位學者對這個譯本進行訂正,經過三年之久的精心工作,然后出版。這種認真的學術精神,使人萬分欽佩!

      使我不能忘懷的是,1985年我同中國文字改革參觀團到日本,承村野先生和日本羅馬字社各位先生們熱情招待。特別是在三和銀行的高樓上舉行座談。從那高高的樓窗里,可以俯瞰日本皇宮的花園。這使我想到,時代改變了,一個自由的學術時代來到了,羅馬字運動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東方語文的現代化可以有新的發展空間了。我從樓窗向外觀看,看到一片美麗的景色,一片時代的光明!

      村野先生去世了。他遺留下來給我們的是一個東方語文現代化的光明時代。

      三老閑談窗外事

      兩位老友來京旅游,同我三人共作一夕談;野老放言,定多乖謬,姑妄摘記如下。

      談金融

      甲:金融大海嘯,去年有人預言美帝即將像蘇聯那樣瓦解成為幾個碎片,最近新聞忽然改變口氣:只是大病一場,即將九死回生。這是什么一回事?

      乙:資本主義像“破車走上戈壁灘”,一路顛簸晃蕩,不足為奇,上一次經濟大恐慌(1929—1931),梁啟超在歐洲看到慘狀,認為資本主義到了末日?墒橇_斯福實行“新政”,挽狂瀾于既倒,風波過去,資本主義居然“更上一層樓”。這次金融大海嘯是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機爆發,經過急救手術,就會轉危為安,而且再次會出現“更上一層樓”。

      丙:一位美國學者說:資本主義沒有完結,可是經濟學完結了。美國至少有一萬五千職業經濟學家,這次能預見金融大海嘯的不過十幾人,或許只有兩三人。經濟學破產了,需要從頭重建。

      甲:馬克思不是一早就預言,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可救藥的死癥嗎?

      乙:可惜馬克思沒有預言資本主義在危機過后還能“更上一層樓”。

      談世貿

      甲: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世貿”),被說成“入世”。中國“入世”,談判了15年之久,那時中國離開世界有多遠呵!這15年,中國“委屈地”接受了“世貿”的啟蒙教育,于是一只腳試探踏進世界市場,居然成為“世界工廠”。

      乙:市場經濟不分姓社姓資,WTO只有一個。外國人問,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丙:你可以告訴他,這是中國的禮貌語言,不必“打破砂鍋問到底”。

      甲:蘇聯時期,把世界分為兩個市場,社會主義市場實物交換,資本主義市場貨幣交易。社會主義反對貨幣,我百思不得其解!

      乙:俄羅斯至今還沒有“入世”呢!

      丙:葉利欽宣稱:“結束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實踐的統治”。普京重建偉大強國,需要借助斯大林的威望,不怕再—次冷戰!叭胧馈焙锰幉淮,俄國有石油和天然氣,何必委屈求全。

      甲:俄羅斯的變化最難捉摸,請你讀點歷史,看看地圖,或許會多一點兒明白。毛澤東“一邊倒”,結局如何?

      乙:我們的國家名稱來自老大哥呀!

      丙:中國有“特色”,“特色”就是“不同”,請你等待“特色”的發展吧。

      甲:“世貿”是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對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無視“世貿”,不利于世界,也不利于本國,這點不能糊涂。

      乙:“世貿”對經濟危機也有責任嗎?

      丙:“世貿”應當研究“危機預警”,協助供需調和,防止危機出現。

      談外包

      甲:據說,俄羅斯曾警告中國,“外包”(outsourcing)就是剝削,中國得到利潤少,國外和境外得到利潤多,不公平。

      乙:“外包”的利潤按照勞力質量和技術精度來分配。你貢獻的勞力或技術水平低,你就拿到較少份額;我貢獻的勞力或技術水平高,我就拿到較多的份額。勞力或技術,在你處價格低,在我處價格高,這個“差價”就是“外包”的基礎!巴獍辈皇恰暗葍r交換”,而是“差價交換”!巴獍辈皇谴壬剖聵I,實際是“剝削性的合作”!半p贏”嗎,你方落后,應當“少贏”,我方先進,應當“多贏”。你能接受這個“不平等的雙贏”嗎?

      丙:這不就是資本主義剝削嗎?

      甲:有一點不同:過去“我贏、你不贏”,現在“我多贏、你少贏”。

      乙:誰愿意接受這種剝削?

      丙:勞力多余的國家,都愿意接受。中國體力多余,接受體力“外包”,成為“世界工廠”,清末洋務運動的工業化夢想初步實現了。印度腦力多余,接受腦力(軟件)“外包”,成為“世界辦公室”,班加羅爾等軟件城市一舉成名!

      甲:“外包”其實早已廣泛推廣,只是到了最近,兩個人口大國接受了“外包”,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11億人口的種姓制度大國印度成為“世界辦公室”,這才引起全世界的驚奇!

      乙:中國和印度一早都想工業化,可是缺少起動力量,無法起飛!巴獍碧峁┝似饎恿α,兩個大國一齊起飛了。

      丙:“外包”是不斷轉移的,由工資較高地區轉移到工資較低地區。美國是產棉大國,紡織工業從美國轉移到工資較低的歐洲,又轉移到工資更低的亞洲。玩具工業原來美國是名牌,從美國轉移到日本,轉移到臺灣,轉移到香港,轉移到廣州,轉移到東莞!巴獍碧岣吡撕筮M地區的生活水平,“外包”不斷轉移使不同地區的生活水平不斷上升!巴獍钡拇_是剝削,但是這個剝削又的確提高了后進地區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充滿矛盾的全球化!

      談世界觀

      甲:常?吹健笆澜缬^”三字,不懂什么意思。查看《現代漢語辭典》: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的總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觀,也叫宇宙觀”。!人人觀點不同,一人一個世界觀,那不成“萬花筒”了嗎?

      乙:另有說法,世界觀分為:1自然世界觀,人對天體構造的理解,古代認為天體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類;現代科學證明天體的客觀存在和宇宙的物理運行規律。2社會世界觀,人對人類社會的理解,核心問題是統治制度;古代認為君主和貴族統治人民的專制模式是永恒不變的;現代社會學證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步驟和統治制度的逐步演進。

      丙: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要求理性化,客觀化,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兩次世界大戰,你愛你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哪能不打得落花流水?在全球化時代,狹隘的愛國主義變成了人類的公害,不再是崇高的道德;人類需要愛人類,不需要愛國,必須開創切實可行的和平保障制度,否則另一場世界大戰就在眼前。

      甲:新聞說,近來波蘭等二戰受害深重的國家,把蘇聯紅軍的紀念碑,從市中心移到紅軍墓地,引起俄羅斯的抗議:“無視紅軍的解放功勛”!波蘭等國說:在二戰中,德國是侵略者,蘇聯紅軍也是侵略者,德蘇兩國不是訂有瓜分波蘭的密約嗎?波蘭等國,正在重新編寫二戰歷史,糾正過去的歪曲記述,這又引起俄羅斯的抗議:“嚴重的不友好行為”!全球化時代,人類要求有一部客觀的世界史。這是奢侈的希望嗎?

      談陣營

      甲:原來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有38國,現在只剩6國!吧鐣髁x陣營”盛極而衰了。

      乙:哪有38國?

      甲:蘇聯集團23國:包括蘇聯加盟共和國15國、華沙條約國7國,起初有阿爾巴尼亞;還有蒙古人民共和國1國。南斯拉夫7國(包科索沃)。東亞6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柬埔寨紅色高棉、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包括蒙古)。拉美1國:古巴。北非1國: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群眾國。不是38國嗎?

      丙:剩下6國(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利比亞),還成什么“陣營”?

      甲:“福利”資本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共同進入全球化!百Y本主義”這個名詞使用了100年,“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使用時期更短,這兩個“冷戰名詞”還要使用下去嗎?

      乙:現在明白,社會發展,不是兩營對敵,而是多國競賽。世界跑道,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有一條。

      談發展

      甲:蘇聯瓦解,俄羅斯從社會主義進入資本主義,不是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原始、奴隸、封建、資本、社會),要重新研究了。

      乙:有一種“三面三層”說:經濟:1農業化(田地、石油、天然氣),2工業化(體力、機械化、電氣化);3信息化(腦力、電子化、智能化)。政治:A神權(宗教、封閉);B君權(專制、壟斷);C民權(競爭、開放)。思維:1神學(天意、迷信);2玄學(經典、推理);3科學(實證、創造)。此說方便自己編碼定位。例如,伊朗1A1;俄國1B2;英國3C3。

      丙:社會的發展規律,是國家建設的一面鏡子,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的編碼定位吧!

      談簡繁

      甲:有人說,電腦不需要簡化字,筆畫多些同樣打出。有人說,電腦需要簡化字:簡化字在屏幕上顯示清晰,提高清晰度很重要;廢繁用簡,字形歸一,字量有定,方便處理。有人說,繁體字優美,簡體字粗俗,書法排斥簡化。有人說,書圣王羲之遺墨中三分之一是簡化字,許多簡化字就是歷代書法家創造的。

      乙:有人說,臺灣用繁體字,經濟和文化發達,證明簡化無益,文改自擾。有人說,蔣介石原來積極提倡文改,后來大陸搞文改,臺灣就反對,這不是理智決策。過去50年間,大陸做了大量的規范化工作,“漢字學”和“漢字應用”提高到新的水平,歷史功績,歷史不會遺忘。

      丙:有人反對“同音代替”。例如,“后”有兩用,既表“先后”,又表“皇后”,要求各自分別。請到圖書館借一部“古版本”《大學》看看,開頭就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一連五個簡化的“后”字。改變“后”字,如何處理“古版本”《大學》?19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采取“約定俗成”原則,不改變古人的悠久傳統。簡化字不是隨便創造的,大都來源于古書。請提倡“廢簡用繁”的委員先生們,先研究一下古版本。

      甲:教育部是怎樣應付“簡繁爭議”的?教育部說:語文行政的依據是語文立法:就是2000年公布的《通用語言文字法》。改變政策,必先改變立法。小小一點改變,都涉及到13億人口的文化生活。豈敢魯莽從事?

      我的生死觀(2009612時年104歲)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張允和因心臟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歲。半年后,2003年2月16日,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歲。93歲,是人生的一個難關嗎?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懶得動。她的身體雖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卻很旺盛,那么富有活力,如今走得這么突然,誰也沒想到。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后來,我走出了這次打擊和陰影,是因為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么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只有服從自然規律!原來,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很多事就是這樣,你往傷心處想,越想越傷心,我和允和結婚70年,婚前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書房里,一個桌子,兩把椅子,兩個人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大家都說我們是“兩老無猜”,多好,F在剩下我一個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換一個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對人生,對世界,既要從光明處看到黑暗,也要從黑暗處看到光明。事物總有正反兩面,同時存在。盛極必衰,否極泰來。道路崎嶇,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媽媽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訴我們,未來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聽從了晚輩們的話,乖乖地待在家里,沒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們,天氣太熱,不要驚動高齡親友,簡單處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對張允和最好的紀念,是出版她的遺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記》。我編輯好了她的書,又用兩年的時間,使兩本書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對親人的死如此,對自己的生命我也用這樣的態度:一切順應自然。85歲那年,我離開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里,以看書、讀報、寫雜文為消遣。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蔽业南敕ú煌,應該反過來想,我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泵刻於际琴嵉。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道:“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我生于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過了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后的新中國時期,被有人戲稱為“四朝元老”。這一百多年,我遇到許多大風大浪,其中最長的風浪、也是最艱難的時候,是八年抗日戰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顛沛流離20年。但不都過去了嗎?我年輕時候,身體不好,健康不佳,得過肺結核,也患過憂郁癥。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們婚姻不到頭,我活不過35歲。我不信,結果早就活過兩個35了?梢娚啦灰谝,每一天好好活著就好。

      心寬室自大

      1956年,我從上海調到北京,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很幸運地逃過了反右斗爭。我當時住在沙灘原來北大校內,一所民國初建的小洋樓里,小樓原來是給德國專家的,算是“名勝古跡”,但年久失修,很不合適居住。我住其中的兩間半,兩間半房子住了五口人,我為此寫了篇《新陋室銘》: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的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的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

      房子小是小,我照樣過得開開心心,改革開放后才搬進了分配的“新簡易房”,也不大。人家都說我的書房太小,我說,夠了,心寬室自大,室小心乃寬。我是有書無齋,卻不在意,我是寧可無齋而有自由,也不要有齋而無自由。老伴去世后,我晚上就在沙發上屈腿過夜,不再回臥室了。

      不要急,慢慢來

      別的困難也都是這樣過來的。1969年冬天,我隨單位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勞動了2年4個月,很苦啊,可是對我的健康很有好處,百治不愈的失眠癥居然痊愈了。在農村褲子破了沒法補,我就用橡皮膠布貼上,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后來聶紺弩看到了,作詩曰:人譏后補無完褲,此示先生少俗情。

      2003年底,我去醫院檢查身體,住進病房不到5分鐘,主治大夫就發了一份“病危通知單”。我有個習慣,到一個新地方先檢查一下防火通道之類的,以便有突發情況時能夠應對。結果我正在看消防通道,七八個護士醫生到處找我,把我抓到病床上,要我平躺,不能動。我笑瞇瞇地要他們:不要急,慢慢來。

      我99歲生日就是在醫院里過的,醫院送我一個大蛋糕,一大盆花,還有其他玩意兒。我成了醫院的觀賞動物,大家都跑來看我這個高齡的稀有品種,說我好嫩的面相,我就隨便他們看,我是大熊貓嘛。佛家說,和尚活到99歲死去,叫做“圓寂”,功德圓滿了。我可功德圓滿不了,病愈回家,還要在斗室里讀書生活,消磨未盡的塵世余年。

      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長跑,不要太在乎一時的長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來時迎,去時送,萬事順應自然,萬事莫要勉強,就是最好的了。

      回眸百年

      呂叔湘

      呂叔湘是我的中學同學,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一歲。

      呂叔湘的哥哥呂鳳子,是有名的畫家,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我兩個姐姐的老師,我在認識呂叔湘之前,先認識鳳子先生。

      在常州中學時,呂叔湘比我高一班。我發現那時候他能背《詩經》,很是欽佩他。上大學后,我在上海,他去南京。

      后來呂叔湘成了語言學家,我們在北京合作得很好。1955年,我從上海調來北京文改會,因為工作的緣故,有機會跟呂叔湘經常接觸。在語文觀點上,我跟他完全一致,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師。我常常把我的想法告訴他,他幾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補充我的不足。

      圣約翰大學

      中學畢業,我報考了兩個大學,一個是上海圣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兩個大學都考取了。

      為什么考圣約翰大學?幾個比我大的同學都勸我去考,說那是個很好的大學。我就到上海去考。我家當時很窮,圣約翰學費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們家交不起。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不用學費,于是我就準備到南京去。

      我的三姐當時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我的情況,對我三姐說:“考圣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彼龐寢尯芟矚g我,對我很好,就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边@樣,我就上了圣約翰大學。

      圣約翰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學,它是一座橫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橋梁。第一次到學校,我是從上海靜安寺坐獨輪車去的。一路上,吱嘎吱嘎,獨輪車在田埂上慢慢地前進;仡^一看,后面還有四五輛獨輪車。獨輪車的工藝水平,與歷史博物館里的指南車相似。中國900年前就有了。它代表的是古代文化,圣約翰大學代表現代文化。

      我坐獨輪車上學,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時間奔向現代。

      校園很美,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原來校園的一部分。校園的人行道以外全是綠色草坪,有許多參天大樹。當時這個校園,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優美校園媲美。在兩座樓房之間,學生抄近路不顧規定,踐踏草坪來去。校方因勢利導,在這踏壞的草坪上鋪上石板,使不合法的過道變成合法的過道,而且顯得更加優美。

      圣約翰大學注重基礎教育,教學效果很好。學校實行學分制,班級可以略有伸縮。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二年級開始分專業,專業可以更換。專業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極粗。學校手冊上說,大學培養完備的人格、寬廣的知識,在這個基礎上自己去選擇專業。這是歐美式教育。歐美式教育,稱博雅教育。要給孩子自由,培養自學能力;知識基礎要廣,便于將來發展。

      學文科

      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老師希望我選擇數學為專業,我的同學一致反對。他們說,圣約翰的長處在文科,來圣約翰而不讀文科,等于放棄了極好的機會,于是我選擇文科。

      圣約翰大學以英文為校園語言。入學第一件事是付費注冊。首先領取一張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機打上我的姓名羅馬字拼寫法。學校規定,一切作業和文件,都要按照這樣拼法打上我的姓名。學校檔案都用這種字母順序來處理。我開始看到了字母順序的科學管理。這種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覺得:我們要用一種字母幫助漢字。

      《不列顛百科全書》

      在圣約翰大學,老師講了一課,要指定課外讀物。首先要看百科全書。這樣子,《不列顛百科全書》就成為我大半生的知識伴侶。里面的文章,敘述全面、扼要,常使我茅塞頓開。

      解放初期,我從國外回來,身邊就帶了一部《不列顛百科全書》。我的屋子小,無處放書,但還是把百科全書放在身邊。寫文章的時候,遇到問題,我翻閱百科全書。想自學新的課題,也是首先查閱百科全書上的有關介紹。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資減少到一月只有35元。不得已,家里賣掉了《不列顛百科全書》,補貼生活。事有湊巧,后來我成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編審和顧問,參與了百科全書譯本的編譯出版工作。

      我一生受益于百科全書,所以我總是不斷宣傳百科全書的功用和好處,建議中國的大學和中學都把百科全書當作首選藏書。

      看報有門道

      老師還教我們看報。

      我課余常到閱報室看報。一位年輕的英國老師問我和另兩位同學:“你們怎么看報的?”他說:“看報有門道。第一,看完報,要問自己,今天的哪一條新聞最重要?第二,再問自己,為什么這一條新聞最重要?第三,還要問自己,這條新聞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圖書館查書,首先查《不列顛百科全書》!

      我按照老師的吩咐去做,看報興趣馬上就提高了,覺得知識有所長進,同時鍛煉了獨立思考。

      圣約翰的校友們

      圣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很受社會歡迎,都在好的行業里工作。

      我的許多校友在外交界工作。我去意大利的米蘭旅游,到領事館登記,出來的領事是我的同班同學。外交是圣約翰校友的拿手好戲。

      很多校友在海關、郵局、銀行、鹽務等事業中就業。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漢口的民生輪船公司售票處買票,要去重慶。售票處擠得不得了,無法插足。這個時候,我遇到了圣約翰的同學童少生。他問我來干嗎。我說來買票,去重慶。他說你跟我來,給我一張大菜間的票,還說你一家在這個小房間里擠一擠吧。這在逃難的當時,是天大的奇遇。

      名作家林語堂就是我的同學,比我早幾班。他研究新型的漢字機械打字機。林語堂長住在美國。我到了他家,他的女兒表演給我看?墒呛芸祀娮哟蜃謾C就出來了。

      鄒韜奮是我在圣約翰大學的前輩同學。我妻子張允和的姑夫劉鳳生,跟鄒韜奮同班。鄒家窮,劉把家里給的錢分一半給鄒,助鄒上學,兩人的關系很好。

      抗戰前夜,我們都在上海,一起玩。他們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約好在禮拜六晚上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度過非?鞓返臅r光。那在當時是高尚娛樂。我們都是埋頭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輕松一下。

      當時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黃炎培,他聯絡開明士紳,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發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經濟。他有兩位高級秘書,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鄒韜奮。王志莘還按照黃炎培先生的計劃,創辦一個刊物叫《生活周刊》。北京一家私營的新華銀行倒閉了,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共同集資把它買下來,徹底改造,重新開張,改名為“新華商業信托儲蓄銀行”,簡稱“新華銀行”。黃炎培先生推薦熟悉銀行業務的王志莘擔任總經理。鄒韜奮接辦《生活周刊》,辦成影響巨大的啟蒙刊物,喚醒了一代青年。生活書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華銀行擔任信用后勤。我后來任職新華銀行,直至新中國成立。

      我的戀愛三階段

      我老伴張允和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她的曾祖父張樹聲是清朝大官,做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她父親張武齡受了新思想的影響,離開本鄉,在蘇州辦了一個樂益女子中學。他跟蔡元培、蔣夢麟做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別人辦學都是想辦法找捐款,他有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就嘲笑他:“你這個人笨得要死,自己的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卻花給別人!彼腻X用來辦學校,不給兒女。他對下一代,只給兒女教育。

      張允和的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當時比較好的教育。張允和很小的時候就讀古書,《孟子》能背出來。葉圣陶先生在我岳父的學校教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我和張允和從認識到戀愛,長達八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蘇州。

      我的妹妹周俊人在樂益女子中學讀書,跟張允和同班。張允和常到我家里玩,我們很早就認得。蘇州最好玩的地方是從閶門到虎丘,騎驢到虎丘很好玩的,好多人一塊去玩。

      第二階段在上海。

      我在光華大學讀書時,她考上中國公學。我的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我寫了一封信給張允和,內容大概是她們家托我姐姐帶什么東西給她,我寫信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墒撬盏降谝环庑,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復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

      第三階段在杭州。

      那時候我在杭州的民眾教育學院教書;她呢,也因為戰爭的緣故不能到上海讀書,轉到之江大學借讀。我們常在一起,感情自然發展,是“流水式”的戀愛。杭州風景好,是戀愛最好的地方,我們周末到西湖去玩。那個時候戀愛,路上走,要離開一尺,不能攙手。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

      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只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有一個老和尚跟在我們后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他也走,我們停,他也停。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焙蜕姓f:“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么好!”

      幸?孔约

      我給張允和寫信,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彼亓10頁紙,說,幸福是要靠自己創造的。女人要獨立,不能依靠男人。張允和是典型的現代新女性。她是中國第一批進大學的女子。

      1933年,我們在上海八仙橋的青年會結婚。儀式很簡單,我們提倡結婚不要亂花錢。

      我和張允和,結婚70年。人家問我們保姆:“他們吵架嗎?”保姆說不吵架。其實也吵,但都是兩三句就結束了,不會大聲讓保姆聽見。都是為別人的事,不是為兩個人的事。我認為,夫婦既要愛又要敬。

      沈從文與張兆和

      在張家四姐妹中,張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紗的。我們結婚剛3個月,沈從文與三妹張兆和也結婚了。

      我跟張允和的戀愛是流水式的。沈從文不一樣,他是沖擊式的。

      沈從文是張兆和的老師。沈從文寫信追求張兆和。張兆和就拿著信向校長胡適告狀:“你看他還是我的老師呢,寫這樣的信!”沒想到胡適說:“沈從文沒有結婚,他追求你很自然的!焙m另外還講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講!睆堈缀蜌獾貌坏昧,站起來轉身就走。

      沈從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樣寫,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寫。后來,他們到了山東大學才慢慢好起來。我說沈從文臉皮老厚的。哈哈。

      新華銀行派我去美國

      農本局之后,我到新華銀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華銀行派往紐約。

      我是1946年去美國的。我沒有錢去美國讀書,銀行派我到美國是工作的。

      當時中美之間只有軍用飛行,還沒有民用航空。我從上海到舊金山是坐輪船去的。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過子午線后要重復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連過了兩個生日。

      到美國后,我業余讀了很多書。工作很輕松,我一面工作,一面讀書。主要是讀經濟學和語言文字學。我在美國非常用功。

      美國的教育條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國讀書,受教育的機會太多了。許多大學都有公開的講座。誰都能聽講座。要付點錢,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課程。我沒有取得學位。因為我是業余讀書。圖書館也是很好的學習地方。圖書館好得不得了。紐約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是老百姓辦的,不是政府辦的。

      圖書館的人看我常去,他問,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說是。他給我一個房間。圖書館有很多小房間,分上午、下午、晚上。他問我什么時候去。我說我下午、晚上。我借多少書都可以。他給我兩個書架。一個書架放我看過的,有人拿走。一個書架放我正在看的。

      這些都不要錢。他們就是給你讀書方便。根本不要什么證件。圖書館也經常開講座。名人講座。實際上是最好的大學了。還有許多博物館,為青年讀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紐約大學也經常有講座,我經常去聽。在美國的工作也很輕松。我上午是要辦公的。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張允和在美國,經常到圖書館幫助我整理抄寫資料。我寫的《漢字改革概論》中的部分資料就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收集的。

      讀書按比例

      在美國,我看到報紙上的新書廣告分為“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就問美國朋友:“為什么要這樣分?”朋友回答:“‘虛構類’是文學類,‘非虛構類’是知識讀物類!泵绹逃姨岢杭纫x文學方面的書,培養形象思維;又要讀知識理性的書,培養邏輯思維。偏食病不利于保護健康,偏讀病不利于發展思維。這就是“讀書按比例”。

      愛因斯坦

      我認識愛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紹的?谷諔馉幗Y束了,何廉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他們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對我說:“愛因斯坦空閑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嗎?”我說:“當然愿意!庇谑,我就去和愛因斯坦聊過兩次。

      愛因斯坦的理論,我不懂。他搞物理學、相對論,我不懂。我是搞銀行、搞經濟的。我們在一起,主要聊報紙上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我的印象,愛因斯坦非常友好。我們聊天時,真像聊家常。他穿的還不如我講究,沒有一點架子,給我的印象好極了。

      愛因斯坦有句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人的差異在業余!睋嬎,一個人到60歲,除吃飯睡覺,實際工作時間不很多,而業余時間倒是更長。通過業余學習,你可以成為某方面的專門人才。

      往來好朋友

      羅常培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者之一。

      我在紐約銀行界工作的時候,羅常培在耶魯大學講學。耶魯所在的新港跟紐約交通方便,我們不時往來。當時老舍也在紐約。他們二人是從小同學,經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羅常培和老舍來到我家。吃完飯后,羅先生無意看到我書桌上放著一疊手稿,就問這是什么。我說:“閑來無事,以玩弄速記為消遣!彼麊枺骸罢l的設計?”

      我告訴他,我想用同一種Gregg式的速記符號,記錄幾種不同的中國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實用,只是作為消遣而已。

      他一聽,來了興趣,告訴我,他年輕時候從事速記,做過國會的速記員,是速記引起他研究語言學的興趣,后來走上了語言學專業的道路。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新的聊天題目。

      我告訴他:“還有一件事,我害怕貽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訴你。我有一個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點兒中文,只要一點兒,不要多。為了教他一點兒中文,我編了一本微型講義《中文十課》。用簡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塊字。讀了五課以后,才開始學幾個方塊字。這也是閑暇無事的玩意兒!蔽也缓靡馑嫉啬贸瞿潜居么蜃謾C打的以英文解釋中文的講義,補充一句:“這是洋涂鴉!”沒想到,羅先生認真地說:“讓我拿回去看看!

      不久,他把講義還給我,在我錯誤的地方,詳細地用鉛筆作了改正,并對我說:“有一點意見:不標聲調,不好!彼恼\摯態度,給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這樣一位國際有名的語言學者,竟對我的消遣的玩意兒毫無輕視之意,反而主動給我幫助。

      我聽了他的話,不再贊成當時“拉丁化運動”反對標調的主張。從此,我對中文的拼音化問題,繼續作一些業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國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愛講笑話,每個禮拜天到我家吃飯,開心得不得了。因為他喜歡吃中國菜。我的老伴買菜自己做菜。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歡講烏龜故事,他講了很多烏龜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對他說,你老是講烏龜,今天就不要講了吧,你唱一個戲吧。老舍就唱戲,結果還是唱釣金龜。后來我回國了,他也回國了。兩個人行業不一樣,往來就少了。

      趙元任先生在學術上是了不起的。趙元任在美國教書,我的夫人上過他的課。我常常拜訪他,請教他問題。中國語文現代化,是他開頭的。

      回國后,20世紀50年代,我們要設計拼音方案。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兩代人的努力。早在中華民國成立第二年,當時的北洋政府就開始制訂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錦熙先生他們搞的,這是中國語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趙元任制訂國語羅馬字,不用中國漢字式的符號,而是用國際通用的字母。趙元任的方案,從學術角度講是很好的,可是推廣上發生了困難。趙元任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設計拼音方案時主要參考了他的學術成果。

      后來我在北京大學上課,出版了一本《漢字改革概論》,趙元任看了以后,就從美國寫信給我?墒桥龅搅宋幕蟾锩,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在紐約,我認識了劉尊棋。一天晚上,楊剛女士同一位朋友來到我家。她介紹說:“這是劉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聞記者!眮淼轿壹,他是“賓至如歸”,我是“一見如故”。

      略事寒暄之后,楊剛和我就向他請教許多國際局勢問題。他對當時的世界變化了如指掌,細細分析,娓娓道來,我們靜靜傾聽,把思慮伸展到世界和中國的明天。那一晚成為“難忘之夜”。后來,我去歐洲,跟劉尊棋失去了聯系。再次見面,是在香港。

      漫游世界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環游世界很重要。到世界各國,眼界開闊了,了解到與外界傳說不一樣的真實情況,這很重要。

      銀行不斷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況,主要是經濟情況,經濟情況與政治、歷史背景分不開。

      1948年,我在美國的工作結束了,就和張允和一起繞世界一周。出發時,我們乘坐的是當時最豪華的“伊麗莎白皇后號”客輪。我們的路線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埃及—緬甸—香港—上海。

      到英國火車站的時候,有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把行李交給行李房,對方連收據、條子都不給我。我就問:“條子呢?”他說:“什么條子?”我說:“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說:“你不是告訴我你到哪個旅館了嗎?”路上,我很不放心,東西丟了怎么辦?可是等我到了旅館后,行李已經放在房間里了。

      在香港

      上?煲夥诺臅r候,我回到香港,等待機會重回上海。在香港,我見到了章乃器。我還意外地與劉尊棋相遇了。他在香港辦一個小型的英文刊物《遠東公報》,新聞報道幾乎全是劉尊棋一人所寫,把遠東和歐美所發生的時事,用簡單而明了的文筆,一針見血地說明原委。

      我常在晚上去看他,他總是在他的小得可憐的辦公桌邊,一直工作到深夜。見到他,我同樣是開口就問世界和中國的局勢,幾乎沒有談過生活和家常。

      有一次,他忽然用低沉的聲音告訴我:他曾經被關在監牢里,他的一條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鏈條鎖在一起。講了這句話之后,我們默默相對了幾分鐘,不知道說什么才好。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報》租用一艘輪船,名叫盛京輪,專門運送留港人員回上海。我由許滌新介紹乘坐這艘船,于6月3日回到上海。臨行匆匆,沒有跟任何親友打招呼。這艘輪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鎖。一下輪船,看到久別了的上海,心中的感觸無法形容。

      我看到許多在香港的熟人。楊剛女士,她是我下了碼頭看到的第一個熟人。但是,我想找章乃器,沒有找到。我也想看看劉尊棋有沒有同船回來,也沒有看到他。

      在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章乃器擔任糧食部的部長。他曾問我是否愿意去糧食部工作。我說我不想擔任行政工作,還是回到教書兼銀行的老本行。我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并在新華銀行兼職。

      陳毅是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他很好,很看重我對上海經濟建設的見解。

      不久之后,金融業就開始了全面的公私合營,我供職的新華銀行也并入了公私合營銀行。

      建國初期,上海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資本家最多。

      在上海,與陳毅常常見面開會。我覺得陳毅很好。后來,北京成立一個中央普通話推廣委員會。陳毅做主任,我做委員。又在一起了。我覺得與陳毅很談得來。陳毅很幽默,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改行搞“文改”

      1955年,中央在北京開了一個會,叫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叫我去參加,我去了。會議開完了,我要趕緊回去,因為我要上課。

      吳玉章、胡愈之,他們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和副主任,就找我,說你不要回去了,中央留你下來,在新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做工作。我說我對語言學是業余搞的,是外行,調來不適合。胡愈之說:“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蔽揖筒缓枚嗾f了。那個時候有一個思想,叫哪里需要到哪里,我就服從這樣一個原則。字母學這一行的人確實很少,我服從調遣,徹底改行了。

      來了之后我把經濟學完全丟開,規規矩矩學習和研究語言文字學。

      文改會

      吳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我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年紀已大了,不大管事情。他的人好,他經常晚上來跟我聊天,交換意見。他和胡愈之對我都很好。我讀書的時候就知道胡愈之了。20世紀20年代,胡愈之在《東方雜志》、《世界知識》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關于世界時事的評論文章,使當時的青年們知道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他從世界看中國,不是從中國看中國,指出中國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國問題的關鍵。青年們原來也知道一些世界情況,但零零碎碎,很模糊,不能聯系實際,看到大局。胡愈之的文章像清醒劑,喚醒了青年們。青年們從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自己的立腳點和奮斗的道路。我就是受到啟發的青年之一。

      1955年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胡愈之擔任副主任,領導具體工作。以前漢字是豎排,胡愈之提倡并推動大規模試行“漢字橫排”,便利在漢字中書寫阿拉伯數字和數學公式。1955年全國文改會議之后,我從上海調來,愈老常常在晚上來我家討論文改問題和文化問題。

      漢語拼音方案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下設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都是兼職。另設第一研究室,又叫拼音化研究室,研究方案和拼音化的實際問題,我擔任第一研究室主任。拼音方案委員會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專家組成,他們開完會就走了,實際工作是我們研究室做的。我們做好了工作,開會,征求他們的意見。另有第二研究室,研究簡化漢字。人家講笑話,你們真笨,幾個字母,搞了三年。外界不知道這里面的問題復雜得很。我們一公布要制定漢語拼音方案,就收到四千多封信,從中國和外國來的,每一封都要用科學方法答復。

      中國沒有字母學。我寫了一本《字母的故事》,介紹世界上的字母情況。拼音方案委員會指定葉籟士、陸志韋和我,三人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我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我們很高興,制訂出來一個采用國際性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這個方案提出后要經過好多個關,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務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一層一層地通過。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公布。

      我的家庭

      建國初期,張允和在上海光華附中教書。她教歷史課。全國的歷史教科書都用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她發現了一些問題,就很認真地寫了兩萬字的文章寄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闡述自己的觀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報》上公開回答各界人士對教科書的質詢,有五次提到張允和的名字,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請她到北京工作。那時候我們家在上海,孩子由保姆來管,她就到了北京,我留在上海。

      張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她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交了出去。信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說,有個男性的老朋友寫信給她,說:我們現在都老了。其實我從前很愛你,愛了你十九年,后來你結婚了,這些事情就不談了。張允和就把這件事寫信告訴我,讓我猜這個人是誰。我就回信,這個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運動的人看了后,就覺得不得了,覺得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碼,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她以前沒經過這種運動,就很緊張,生病發燒,得了“牙周神經炎”。當時我還在上海,她就跟領導講好回上海治病。沒想到治這個病要幾個月時間,她就寫信給人民教育出版社想繼續治。結果出版社給她回信:你就不要回來了。

      這樣子,張允和就很受打擊。不過,張允和的情況沒有影響我的情緒,我對建設中國還是抱有信心的。

      我調到北京后,張允和也來了。當時文化部的部長、副部長都是我的朋友,他們知道張允和有能力,單位正缺少這樣的人,就要安排她工作。我們研究了好久,沒敢讓她去。后來,她就一邊搞她喜歡的昆曲,一邊讀書。

      俞平伯搞昆曲,組織北京昆曲研習社。俞平伯當社長,張允和參加。俞平伯不當社長后,讓張允和當。俞平伯跟我們非常好。

      張充和與傅漢思

      1978年,四妹張充和的丈夫傅漢思,與另外幾個大學的教授組成訪問團來到中國。余英時是訪問團的團長,他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傅漢思是副團長,代表耶魯大學。他們來之前,我們都不知道。來了以后,他們通過關系找到我們,我和張允和就去看傅漢思。以后我們就又可以來往了。

      張家四姐妹,由大到小,依次是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張元和與顧傳結婚;張允和與我結婚;張兆和與沈從文結婚;張充和與傅漢思結婚。后來,大姐張元和、四妹張充和,她們都去了美國。

      傅漢思出生在德國,他到中國講學,與張充和認識了。他和張充和在一起,與沈從文有關系。沈從文、傅漢思都在北京大學教書。傅漢思很佩服沈從文,經常去找他。張充和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傅漢思找沈從文的時候,經常能見到張充和,后來兩個人就在一起了。解放前他們去了美國。

      有一次,我與張允和一起去了美國,張允和先到舊金山的大姐家住,幾天后又到四妹家住。我要到幾個大學講課,講完后就到耶魯大學旁邊四妹的家中。胡適到美國講學時也住在四妹家。胡適跟傅漢思是老朋友,我在這兒看到很多重要的書,了解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四妹在耶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多年,傅漢思在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詩詞,F在傅漢思已經去世了,四妹仍在美國,100歲了。

      張元和與顧傳

      張家四姐妹都喜歡昆曲。大姐張元和還與顧傳結婚。顧傳是昆曲演員,演小生風度很好。在他演出的那個時代,昆曲很受知識分子重視,但是昆曲演員還是不被看重。張元和嫁給顧傳,上海的新聞界起哄得很厲害,他們在報紙上用大標題寫上“張元和下嫁顧傳”。他們是在抗戰后期結婚的,他們在上海,我們在四川。解放后,他們去了臺灣,顧傳得了急性肺炎去世了,大姐就到了美國。

      我們去美國的時候,大姐一個人住在舊金山。她入了美國籍,有養老金,待遇挺好。她一個人在公寓里太孤獨,于是住在一個朋友家,幫著照顧朋友的孩子。大姐與四妹一起出演過昆曲《游園驚夢》,大姐演的是小生,四妹演的是旦角。

      國際標準化組織

      1979年,領導忽然來通知我,下個禮拜你要到巴黎去開會。巴黎開一個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ISO),討論把中國拼音方案作為國際標準。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花了三年時間,漢語拼音方案才變成國際標準。

      原來中國運動員跑到外國去打球,到一個國家一個拼法,人家以為是好多個人,不是一個人。一個魯迅就有二十多個拼法,外國人以為有二十多個人。英文有英文的拼法、法文有法文的拼法、德文有德文的拼法、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拼法。還有其他的拼法。開會開了三年哪。開了好多次會,大都在外國開的,只有一次在中國南京開。最后,要由全世界投票,要四分之三通過才算,成為國際標準。

      中國的人名地名等等原來都是亂搞的。到這個時候有了國際標準,那就方便了。否則航空就不好辦嘛。航空地名亂寫是不行的,要出事情的。ISO是世界組織,規模大得不得了。1982年,國際投票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開會的時候,也很有趣味。法國人、日本人是支持我們的,旁的國家都不支持我們。日本人要我們支持他,他支持我。法國人,他們懂一些中國的情況。開頭只有兩個國家支持我們,其他國家提出許多問題,我要說服他們,給他們講道理。

      英國、美國另外有一個用了100年的方案,用得很廣。他們說,我們要改不方便。美國說,我們單是一個國會圖書館改一改就要花2000萬美元。我們沒有錢。我說,你沒有錢,你就慢慢改。后來他們改了,花了三年工夫,花了2000萬美元。法國是一早就用了,其他國家也是慢慢有了條件再用。大概經過了三年時間,全世界都用了。

      研究“正詞法”

      我要擬個草案,呈交ISO通過。法國人認為草案中要把正詞法寫進去。我們的漢語拼音方案的拼寫法規則是以音節為單位的,而正詞法是以詞語為單位的。對于中文和日文來說,正詞法難以寫進拼音方案。我就去說服那個法國專家,我說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與法文不一樣。最終,我說服了那個法國專家。這件事以后,我開始研究以詞語為單位的拼音正詞法,寫成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

      《中國大百科全書》

      “文革”結束后,有一天,姜椿芳與倪海曙來到我家。我問姜先生,您是否仍舊去主持編譯局?他搖搖頭說:“不去了,想做點別的工作!蹦呦壬f:“他想創辦《中國大百科全書》。我們來同你商量!蔽覍壬f:“中國沒有一部現代的百科全書,幾十年來一直有人提倡,但是只說不做。這件事如果由您登高一呼,就有實現可能!蹦呦壬矊λf:“這件事由您來主辦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姜椿芳大膽創業,細心辦事。經過一番奮斗,75卷《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第一卷《天文學》在1980年出版了。這一年可以說是現代百科全書在中國誕生之年。

      接著,姜椿芳到美國,跟美國“大英百科全書公司”簽訂合約,編譯出版中文的簡明版,由劉尊棋主持,錢偉長和我參加“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徐慰曾負責具體編譯工作。經過五年努力,動員了500位教授和專家,全書十冊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1986年出齊。這兩部百科全書的出版奠定了我國現代百科全書事業的基礎。

      對《中國大百科全書》和《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條目序列方法,姜椿芳煞費了一番苦心。傳統辦法是按照漢字的部首和筆畫來排列,這在卷數不多的辭書中已經證明檢索不便,在卷數很多的百科全書中將是十分不便。倪海曙和我建議按照漢語拼音字母排列,采用所謂“音序法”。姜先生說,漢語拼音字母“音序法”雖有百利,也有一弊,就是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不懂拼音,而且社會上有一種惰性心理:寧取不方便的舊方法,也不取方便的新方法。因此,采用“音序法”還得慎重。經過多次跟不同專業者舉行座談,征求意見,最后,姜先生得到的結論是:“音序法”的利點大大多于部首法。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決定采用“音序法”。這是大型辭書排序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創舉。中國大陸每年入學的小學生有兩千幾百萬人,他們都學拼音,音序法無疑是前進的方向。

      無編碼輸入法

      我起頭也搞編碼,很快我就覺得編碼不好。我就研究用拼音轉漢字。一個重要問題是拿詞做單位,不能拿字做單位。中國人不懂詞和字的分別嘛。沒有這個習慣,F在是大家都用了,不稀奇了。你打“中”,不知道是哪個中。我打中國,出來不會錯的了。

      我買了一個手機。不能用,因為我耳朵聾了。給了保姆。保姆發短信很方便。我說你怎么打的。她說我用拼音。我說誰教你的。她說我小學時候學了拼音,不用人教。拼音推動了手機,手機推動了拼音。無編碼就是用拼音。我有一個電子打字機,寫文章都是用這個電子打字機。拼音打進去就變成漢字了。方便得不得了。用打字機寫文章,比手寫快五倍。立刻就打印出來了。我用了快三十年了。

      恬靜的晚年

      離開辦公室,我就回到家里,在這間小書房看報、看書。這個房間只有九平方米,放上書架后,再放一張小書桌、兩把椅子、一個茶幾,余下的空間就很少了。兩椅一幾,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就這樣度過我們恬靜的晚年。

      從來北京開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點喝茶,有時也喝咖啡。喝茶的時候,我們“舉杯齊眉”,這是互相尊重的一種表達,當然也是好玩的。張允和的眼睛不好,看不見了。她是中國第一批換晶體的。我后來也患了白內障,也換了晶體。

      沈從文與張兆和

      晚年,我們和沈從文、張兆和往來比較多。

      解放前,沈從文是搞文學的。他很了不起,他小學都沒有畢業,全靠自修。他沒有去過法國,但他寫的小說有法國小說的味道。中國的白話小說,在他筆下成熟了。解放后他不能搞文學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飾。

      沈從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寫,一看到什么重要材料,立刻記下來。后來他就寫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張兆和是《中國文學》雜志的編輯,她工作得很好,離開編輯部時,主編說:“張兆和離開,我們就很不方便!

      沈從文去世以后,張兆和就整理他的東西,她的兒子也幫忙,家里變成一個編輯部。

      殘酷的自然規律

      張允和享年93歲。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還有朋友來拍照,第二天發病就去世了。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門頭溝觀澗臺的一棵花樹根下!盎鞔耗喔o花”。

      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

      有位哲學家說過:“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睔埧岬倪M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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