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見 看見 聽見》

http://www.rjjlock.com 2013年12月23日14:48 作者：阮義忠

作者：阮義忠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1月
書號：978-7-5327-6417-4
定價：45元

 

　　作者簡介：

　　阮義忠，當今最活躍的攝影藝術家之一。1950年生于臺灣省宜蘭縣。在華人攝影界影響甚巨，有“世界攝影之于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之稱。三十多年來，他跋山涉水，深入鄉土民間，尋找動人細節，拍攝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為題材的珍貴照片，作品也成了臺灣獨一無二的民間生活史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創辦《攝影家》雜志，撰述《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攝影美學七問》等書，在攝影界引起很大反響；他的五部攝影集《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臺北謠言》、《四季》使他成為世界知名攝影家。

　　內容簡介：

　　有“世界攝影之于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之譽的著名攝影家阮義忠，三十年來第一本個人隨筆集。以真摯雋永之筆，回顧他攝影藝術生命中所有的“想見，看見，聽見”。

　　第一章“想見”，懷念故鄉風土、童年往事、異族民情，歷數自己從一個宜蘭鄉村木匠家的孩子走上攝影之路的來龍去脈，濃縮了臺灣社會的歷史變遷與不同人群的生存景象；

　　第二章“看見”，介紹方大曾、莊靈、呂楠等華人攝影師及其作品，以他始終行于時代之先的藝術眼光和文化敏感，捕捉這些暫時并不為人所熟知的攝影天才之靈光；

　　第三章“聽見”，是“非主流”的書評與樂評，藉由書籍與音樂，追溯自己與創作者的緣分，從“詩人搖滾歌手”科恩，到瑞士攝影大師羅伯•弗蘭克，書寫獨一無二的“私人藝術史”。

　　本書同時收錄近50幅阮義忠攝影作品及方大曾、呂楠等著名攝影家的代表作品，讀者可從中一窺“攝影教父”鏡頭背后的故事，與其拍攝的黑白影像相互映襯，圖文共賞，構成一部完整的生命之旅。

　　市場亮點：

　　1、     

　　有“世界攝影之于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之譽的著名攝影家阮義忠，三十年來第一本個人隨筆集，書寫獨一無二的私人藝術史。

　　2、     

　　阮義忠是華人攝影界的重量級人物，其攝影作品、攝影讀物、創辦的《攝影家》雜志，影響了一代人，在藝術界有極大號召力。其作品濃縮了臺灣的社會歷史變遷及不同人群的生活狀態，亦能吸引廣大臺灣文化愛好者的關注。

　　3、     

　　近年作者創作力旺盛，活動能力極強，不僅微博保持高人氣(超過160萬粉絲)，還開辦“阮義忠攝影工作室”，于2013年十月開始全國巡回，反響熱烈，非常適合在北京上海廣州以及開設培訓課程的城市做宣傳活動。最近一期將于11月下旬(11/18-11/24)在北京開班。阮義忠還在《生活月刊》、《南方都市報》等多家媒體上開設專欄，接受《城市畫報》、《瞭望東方周刊》等多家媒體的專訪，且先后推出《人與土地》、《二十位人性見證者》、《一日一世界》等書籍，皆引發了廣泛的反響及關注，積累了為數甚眾且優質穩定的讀者群體。

　　4、     

　　本書為精致圖文書，收錄50余幅阮義忠攝影作品及方大曾、呂楠等著名攝影家的代表作品，令讀者在享受文字之美的同時亦能欣賞一流影像藝術。

　　編輯推薦：

　　阮義忠，當今最活躍的攝影藝術家之一，他在攝影藝術上的成就為人們所熟知，而他的文字魅力也在近年越來越多地呈現。不但親手為自己的攝影集配上精致文字，更在多家報刊發表專欄，每日一世界的微博亦在只言片語中找尋生活情味。本書是他創作三十年來第一本個人隨筆集，自述童年記憶、影響一生的重要歷程、與世界頂級攝影大師的往來，心儀的歌手和友人……讀者可從中一窺這位“攝影教父”鏡頭背后的故事，與他一同“想見，看見，聽見”——那些黑白影像中沒有說出來的，都在文字中汩汩流淌。

　　名家推薦：

　　陳丹青： 中國大陸關注“世界攝影”，或我稱之為“嚴肅攝影”的人士，若其年齡正在四十歲上下，那么，阮義忠的名字想必在他們心中無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攝影之于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我甚至聽說，好幾位大陸攝影家把“攝影教父”這樣的尊稱給予阮義忠。

　　顧錚： 在阮義忠先生的鏡頭里，臺灣的鄉親們似乎并不在乎或者顧慮他的鏡頭存在。他們只是在生活，在生活中，而阮義忠先生可能于他們來說，也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對攝影中的阮先生并不起外心，有生份、見外之感。阮義忠先生雖然拍攝下了他們的日常，但那也是阮先生的日常。這樣的日常教我們振作，教我們知道感動是什么，也讓我們驚醒麻木的丑陋。

　　王璜生： 作為一個攝影家，阮義忠在他30年的攝影歷程中，逐漸在臺灣地域文化和歷史情境中找到了其攝影觀看的立足點，“凝視臺灣即將逝去的人文價值”，見證臺灣的政治變化、農業生活轉變到工業生活的迷茫、都市化給人們帶來的錯亂、根文化和本土文化受到的沖擊等等。在他的攝影中，我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臺灣“鄉土情結”或“鄉土意識”。

　　陳映真： 阮義忠的可貴處，在于他那動人的誠實。

　　目錄：

　　序：見或不見

　　卷一  想見

　　愛哭的童年

　　回家的方向

　　北埔十三巡

　　八尺門、攝影、我

　　人與土地：我的攝影主題、我的成長背景

　　臺北謠言：為城市造像的感慨

　　四季的故事

　　失落的鐵軌，失色的夢

　　抽屜里的浪花

　　老伴

　　卷二  看見

　　尋找方大曾

　　丈量永恒的尺度：呂楠

　　謎語和真相：陳傳興

　　期待上帝：馮君藍的《微塵圣像》

　　君子莊靈‧靈視人間

　　向自然習法：談張志輝的攝影專題《胸無成竹》

　　卷三  聽見

　　重聽倫納德·科恩

　　徹底的異鄉人：羅伯特·弗蘭克

　　黑暗報告，良知之光：唐‧麥庫林

　　永遠的布列松

　　想念亞美尼亞

　　序言：

　　序：見或不見

　　從小我的作文成績就不好，長大了對寫文章也沒信心。倒是畫畫一直被夸獎，后來拍照也得了些掌聲。我對圖像的掌握能力遠勝過文字，這跟我的成長背景與環境有關。祖父是鎮上有名的細雕木作師傅，在我還不會走路，于木料刨花堆里爬的時候，日日所見的就是神案上的龍鳳木雕、考究家具上的花卉禽鳥。長大些，堂兄弟們在玩捉迷藏、官兵捉強盜時，我最愛的卻是用磚頭、木炭在曬谷埕畫東畫西，讓大人十分頭痛。

　　上了學，有了筆，課本、作業簿的空白處都是我的涂鴉。爸爸媽媽一看就搖頭，認為我不好好念書，只會鬼畫符。如果說，我的畫畫愛好曾受過什么鼓勵的話，那就是每當家人生病久久不好，必須舉行去邪、路祭時，就會由我負責用冥紙為扎好的稻草人畫張臉。大人小孩都說：“阿釘仔畫得好像��！”

　　我所看到的世界充滿線條、比例、秩序、構圖，卻找不到形容它們的詞句；沒想到這個毛病竟成為我日后的寫作風格。對我來說，大多數的表達方法似乎不太適用，總覺得那不是我所見到的，也不是我想傳達的重點。對于不同事物之間的關系我一向特別敏感，對同一件東西在不同時間的存在狀態我總是特別感興趣，但在意的焦點往往說得不夠清楚，讓別人覺得我敘述事情太跳躍；這是我的缺點�？墒�，我有辦法抓住稍縱即逝的一線靈光，當我把這個長處與攝影結合為圖文書時，竟引起我沒有料到的熱烈回響。

　　這本書以文為重，圖反而為副，在某個方面來說，可說是我眾多出版物中的第一本散文集。會把書取名為《想見  看見  聽見》，是因為我特別注重“見”。我認為那不只是視覺，而是一種觸感。它是具體的，會反彈、有溫度、有形狀、有量體，是一種幾乎等于烙印的存在。若是“想”、“看”、“聽”而沒有“見”，就等于生命不曾與外在有過接觸。真正的“見”來自生活本身，而不是閱讀他人的經驗。我的文章若是有一點點特別，大概就是因為文字與生活共頻率；因此我將這本書的二十一篇文章分成這樣三輯。

　　書中文章最早的一篇寫于一九八五年，最近的一篇剛脫稿。讓我感激的對象很多：臺灣的聯合報副刊及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幾乎每次收到稿子都會以我不敢妄想的慷慨篇幅刊登；臺灣九歌出版社好幾次把我的文章選入年度最佳散文選。大陸的生活月刊更是不但跟我邀稿，還將我拉入編輯顧問團，一有合適題材就催促我寫稿；近年來寫的一些稿子都是在這本令人尊敬的刊物首發。其他文章多半是當年開攝影展時趕出來的，事隔三十年重看，有點臉紅，幸好內人袁瑤瑤幫我精簡潤飾。我還要特別向上海譯文出版社的陳飛雪女士致謝，因為她完全尊重我在本書結構與配圖上的決定。

　　感恩大家！

　　阮義忠 于臺北

　　二〇一三年三月

　　精彩書摘(三則)：

　　愛哭的童年

　　很少回憶兒時的情景，因為我的童年仿佛沒有歡樂可言。一想到我就會趕緊打住，讓思緒轉個方向，免得碰觸到無所不在的隱痛。

　　大概是這個緣故吧，日子久了，我竟變得有往事健忘癥，留在記憶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樁都只是殘缺片段，連不成一則稍微完整的情節。印象最強的反倒是結局；留在記憶中的那些經驗無論是怎么開始和發展的，最后都是不愉快地收場。因此，我大半只記得傷痛，而忘卻其它枝節了。

　　在我童年的那個年頭，臺灣的經濟還是很差的，鄉下人只有靠極為認命的勤奮和節儉，才能勉強養家。繼承祖業木匠的父親有九個小孩要養，把所有體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鑿子、鐵錘和一批批木材堆里；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沉重的生活擔子。

　　他那一日日彎駝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顏、一日日稀少的頭發，始終就不曾給過孩子們慈祥親切的感覺。他很少開口說話，也很少對我們展開笑容。孩子和他的溝通都透過母親傳達，甚至連他在生氣，也都是媽媽咬著我們的耳根：“你爸要處罰你了！”我們才知道。

　　父親的木訥和嚴厲，使家里籠罩著一層高壓的氣氛，每個孩子在家里都無法把自己的感情傾吐出來，彼此很少溝通，大家都是悶著地一日日長大起來。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溫馴聽命的態度來盡子女的本分。我會表示不滿、抗議，甚至以逃學、離家出走來抗拒自己的不幸命運。

　　不過，在我有膽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兒到學前階段，我只有以每個人都有的本能——哭，來表示抗議。

　　我的愛哭是極為出名的，連附近鄰居都怕了我。我動不動就哭，而且只要嗓門一開，就沒有人勸得了，只有在我哭夠了，覺得已經把家里搞得雞犬不寧時，才會甘愿地打住。而那時，我通常是筋疲力盡，喉嚨都哭啞失聲，就地一癱就累極睡倒了。

　　在那些無理取鬧的哭陣中，我那已經被掃把竹條鞭笞過的手和腿，會再加上很多條傷痕。但不論父母怎么嚇我，或再加打幾頓，我都不會妥協，繼續哭，哭到大人們束手無策，反而會擔心我哭傷了。那時，媽媽或者祖母會塞些我平常最喜歡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蠟筆，希望我收住哭聲。盡管這些東西都得存上一兩個禮拜的零用錢才買得起，但我都會把它們扔得遠遠的。我記得，自己那時的脾氣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愛哭，被親戚們認為是極沒出息的表現；叔伯在教訓堂兄弟姊妹們時，都會引我的例子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個年紀，我卻一點也不以自己的臭名為辱，還很得意地認為：唯獨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頭痛。

　　那種哭，是需要極大技巧和毅力的，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小時，除了身體消受不了，有時還會惹來沒人理的慘況。大人斗不過、哄不住，也就不再嚇�；蚴┬』萘�。于是，我往往會落得既可憐又可笑，獨自在角落里，從轟轟烈烈的嚎啕變成有氣無力的嗚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來一場聲勢更壯大的，好證明自己沒被打敗。

　　我把每一場哭都當成突擊戰，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緣故，正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壯烈長哭。

　　為什么而哭倒是忘了，只記得自己沒闔眼地哭到天亮。從傍晚開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飯、拉開嗓門。媽媽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飯桌之后，把我的碗筷留著，將剩菜撥到另一只小碗里，無可奈何地向靠在門坎旁的我說：“哭餓了，就自己來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沉，家里大小一個個洗過澡，準備上床睡覺了。每個人從我身邊走過，都得把腳抬高一點，以免被我絆倒。

　　爸爸盯著我，搖搖頭，嘆了一口極為失望的氣，丟下一句：“現世(丟臉)！”姊姊用腳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罷；妹妹踮著腳跟，怕惹火了我遭殃；兩位哥哥則見怪不怪，從我身上一跨而過；弟弟們有的不明就里，有的對我做鬼臉。

　　我依舊哭我的，不顧一切。不多久，寢室的鼾聲開始響起；月亮漸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長逐漸縮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飯菜終于隱沒在黑暗中。

　　外面的貓叫、犬吠斷斷續續地傳來，終至寂靜，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我幾近虛脫、如游絲般的喘息。我隱約地體會到，沒什么人、什么事會被我的哭聲打��；這場仗徹頭徹尾是我在和自己拼斗。

　　半夜，媽媽起床來勸我上床，幾乎已敗陣的我卻仍然堅持著不投降。媽媽莫可奈何，憐愛地在我手中塞了一個硬幣。我已無力和以往一樣把它扔遠，只是不愿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幣滾在泥地上，沒有半點聲音。

　　媽媽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氣地盯著眼前的硬幣。在漆黑的角落，銅板稍稍反光。兩毛錢就想讓我妥協？我哭不出來，仿佛最后一點的自尊都被擊潰了。

　　天際漸漸露白，硬幣上的花紋越來越清楚，我終于知道，那是一枚剛發行的一元新錢，大小與兩毛硬幣相仿。以我當時一周一毛的零用錢，得十個星期才存得起來！

　　這樣的下場，真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破碎的尊嚴已恢復，我的哭終于使家人付出了大代價�？墒�，我竟然扔走了一塊錢！雖然那一塊錢依舊躺在地上，但我已經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還有尊嚴可言，但拒絕之后再拿，豈不連立場都沒？對不能享用那一大筆財富，我幾乎后悔了整個童年。

　　這一場難忘的哭的經歷，讓我告別了童年的某個階段。之后，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順遂中逐漸長大。

　　寫于1986年12月

　　抽屜里的浪花

　　人對往事的記憶就像鎖在不同抽屜里、舍不得丟的雜物，有些經過歸檔，有些無法分類，就那么一起參雜地擱著，隨著歲月的堆壘而塵封。某日不經意地打開一個抽屜，那被忘了、如同隔世般的舊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溫度、呼吸和生命；過去與現在又接續上了。

　　我的家鄉頭城是個東臺灣靠海的封閉村子，居民一半務農、一半打漁，連鎮上那家歷史悠久、破破舊舊的戲院，也有個恰如其分的名字——《農漁之家》。這家戲院是無數鎮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童年時的夢想窗口。陪祖母在這兒看的一出出歌仔戲，讓我對中國歷代英雄或奸臣的舞臺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后來上了歷史課，印象也很難糾正。

　　電影盛行后，歌仔戲跟著沒落，戲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宮本武藏、盲劍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在黑社會電影中的穿著打扮，乃至一舉一動，都是年輕人效法的對象。在本土電影方面，大受歡迎的則是模仿美國《勞萊與哈臺》的喜劇片《王哥柳哥游臺灣》。在交通不便的六○年代，島民們透過電影，仿佛也游遍了臺灣的名勝古跡。

　　胖得像釀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瘦得像電線桿的柳哥是三輪車夫。王哥中了愛國獎券，邀好友柳哥環島旅行。兩個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斷，既諂媚別人，又挖苦自己。情節雖然在戲謔中也有溫情，卻老讓我覺得臺灣人的形象受到扭曲。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點點滴滴與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對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土地清楚多了。臺灣被日本殖民了半個世紀，皇民化的影響早已深烙人心，而對國民黨政府而言，臺灣又只是個跳板；暫時落難至此，遲早要回家去。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歷史認知是經過篩檢的，或甚至是被誤導的；臺灣的本土特質被有意無意地抹殺了。

　　大陸的省份、都市成了臺灣的街道名，像陜西路、青島路、南京路、長安路、 西藏路、沈陽路、迪化街、寧波街、哈爾濱街……這樣的路名全省可見，提醒百姓“毋忘祖國”。城里、郊外布滿“反共抗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等標語，仿佛字寫得愈大、愈漂亮，反攻大陸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無論是橋頭、巷弄、山頂或海邊，不時會出現“此處禁止測量、描繪、攝影、狩獵”等警語，仿佛無處不是禁區。海岸線更是禁區中的禁區，相隔沒多遠就有海防部隊的岡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對岸。在那期間，小小的臺灣實際上是個大大的隔離島，因為政府把自己的人民給關起來了，直到蔣經國于一九八六年制定解嚴政策。

　　還好，有部分海岸線在當時是被解禁的，那就是全省為數不多的海水浴場。在這里，浪花聲與人民的歡笑仍能齊鳴。我就是一個幸運者，家離海水浴場只有二十分鐘路程。盡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沒有大人陪伴的情況下去玩水，我們卻時常偷偷地到那燙得可以燜蛋的沙灘上打滾，再沖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幾個鐘頭一下就過了�；丶仪芭伦约嚎雌饋硖�干凈，就用菜園里的泥土往身上抹，好讓媽媽以為我們是在泥地里撒野。

　　我們呼吸的空氣常帶著海味，發絲里不時夾著海沙，胳肢窩里總沾有鹽巴，可是大部分人卻不敢夢想有一天能出海遠行。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綁住的農家子弟一樣，一直夢想當船員，幻想周游世界。

　　那時，鄉鎮村落的電線桿還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樹干被削得圓滾滾的，浸過黑黑的柏油后，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兩旁。人們在上面張貼宣傳單或尋人啟事，其中經常出現的就是征召船員的廣告。

　　二哥每隔一陣子就會央求父親讓他上船去試試，央求過幾年后，終于明白這件事是無望的。后來，我們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當木匠的就是他。當初最想出走的，卻認命地成了唯一繼承祖業的人。事實上，我知道他好幾次都有離家出走的念頭，也不止一次在深夜里聽到他蒙著被子嘆息、飲泣。

　　跟他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一直深怕被釘牢在這個沉睡久已的小鎮里。自古以來，鎮上的每個人都過著跟父母一樣的生活，彷佛命運老早就被決定了，時代的腳步、社會的變遷都跟我們無關。從小到大，或許就是靠著喜歡觀察、創作的天性，才讓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

　　還沒分家之前，我們和四叔、五叔在同一個屋檐下過日子。每房有一間臥室，三個媳婦除了侍奉祖母外，還輪月掌廚，負責喂飽三個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家事雖然粗重，彼此倒也和樂融融。我們三房的寢室在爐灶、餐廳的樓上，四叔、五叔兩家則是住在隔個過道的木料倉庫二樓。

　　像那時大多數的人家一樣，四叔、五叔都受過日本教育，在鎮公所上班，其中一位還當上課長，算是鎮上的小資階級。在那不經申請就不得聚眾的年代，民間的交誼活動都得偷偷舉行。四叔、五叔的房間隔著一個寬大的空間，時常被他們用來舉行舞會。四叔會吹薩克斯風，他的一些朋友會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彈低音貝斯，一個三五人的小型西樂隊就這么組成了。長大之后回想起來，那不就是爵士、藍調嗎？想不到頭城也能如此趕時髦。原來，平淡無奇的庶民生活背后，也總有意外暗自運作著。

　　我們從小就在封閉的環境中成長，而那一場場的秘密舞會，就是一窺大都會時尚的時機。若是碰到有人密報，警察上門取締、舞客四處逃竄的情景，也能讓我們看得心跳加快，真是興奮又刺激。每次有舞會，保守的父母都會禁止我們接近。我當然沒那么聽話，等父母睡著后，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淳昧吮隳苋�幫忙搖留聲機，運氣好的時候還能上場搖沙鈴。

　　白天嚴肅木訥的長輩，在晚上仿佛變了個人似的，活潑、可親又有趣。保守的父親卻絕不可能如此。他在白天與晚上都是一個樣子，嚴厲又寡言，永遠在現實世界中扮演著一成不變的角色，從來不提過去。這樣的印象一直維持到我高中時的某一天，在整理雜物時打開家中一個老櫥柜。

　　那時四叔、五叔已跟我們分家，五嬸到小學教書，四嬸則是在鎮上開了一家雜貨店，兩家的經濟情況都愈來愈好。家人懶得整理他們原來的房間，我便把它打通、改造，變成由我一人獨享的空間。四叔留下一個還不錯的二聲道音響，讓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擺設、裝置，再把五叔留下的書桌椅擺在恰當的位置，將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學名著放上書架。高中三年，這里既是我的畫室，又是我的書房，迷上古典音樂后，還在里面練過幾個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間時，我把一個堆滿家中雜物的櫥柜撬開，發現不少家族的老東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紋路細致的古銅鏡、一把日本武士刀、兩頂降落傘、一頂日軍鋼盔，以及為數不少的日文雜志、書籍。我揣摩，那面老銅鏡可能是祖先從唐山到臺灣時所帶的傳家寶，武士刀、降落傘以及鋼盔則說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當日本軍夫。

　　從小我就不曾聽過大人談日據時代或是國民黨政府初遷來臺的事，就是追問也沒人理，仿佛一不小心就能惹禍上身。直到許多年后，我離開家鄉到臺北工作，才從一位外國同事的口中得知，臺灣曾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爆發一場后來導致政府暴力鎮壓民眾的事件，名為“二二八”事件。對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而言，這塊土地的歷史就像缺了許多片的拼圖，不齊不全，模棱兩可。

　　那兩頂降落傘的布料可真好��！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連辦完喪事后，寫滿黑字的白粗布挽聯都會被拿來做內衣褲，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問降落傘的來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縫成衣褲，穿出去拉風極了。后來，我才從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輕時因為手藝好，曾被強拉去修補彈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戰斗機。那時的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國力衰弱，連修補飛機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傘，也許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餉。原來，爸爸也是有過去的人��！

　　無可避免的，我們從小就經常會碰到綽號“老芋仔”的外省軍人。記得海邊一個小漁村的附近有個營區，大家管里面的人叫“大陳仔”。小時候以為大陳和福建、廣東一樣，是大陸的一個省份。長大后才知道，它是個屬于浙江省臺州列島的島嶼。一九五五年二月，政府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島上的一萬八千多軍民全部撤退到臺灣。由于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來臺，故被稱為“大陳義胞”。

　　學校里的國語課多半由外省老師擔任。他們各有各的腔調，發音也不標準，所以很少學生能講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師都非常兇，仿佛把無處宣泄的郁悶都發在小孩身上了。記得小學時，只要是作業沒交或是考試不及格，就會被狠狠地處罰。那種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會害怕。長大后想起來，對他們倒有幾分同情。他們倉促惶恐地來到臺灣，一夕之間與親友、所愛天人永隔，那種痛豈止是錐心！

　　有些老師相當有學問，或多或少都對我產生過影響。比如說，我的繪畫天分最早就是被讀初中時的美術老師肯定的。畢業于杭州藝專的他，為我們這些鄉下小孩帶來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藝術品味。讀高一時的導師則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學者，經常講課講到興起，便在黑板上畫些甲骨文讓我們瞧瞧。正是由他的口中，我首次知道了李濟、董作賓以及許多其它的中國著名知識分子。

　　到臺北工作后，我更是發現，在一個小小的小區，或是短短的一條路上，往往就匯聚著來自大陸各個不同省分的優秀人士。來自中國大陸的許多學者、專家把厚實的傳統文化，較先進的工業、金融知識勤勤懇懇地傳播于臺灣小島。中華文化的種子有幸不受亂世摧殘，在海島的呵護下開花、結果。

　　在臺灣生長的男性必須服兵役，我也于滿二十歲那年開始服役三年。由于抽簽抽到海軍，臺灣的各式軍艦，除了潛水艇之外，舉凡巡洋艦、驅逐艦、運補艦、搶灘小艇，我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了。我是通訊士官，必須經常背著沉重的PR77無線通話器從大艦跳到小艇，再從小艇跳到灘頭。有時還得在風浪大作的海上，從小艇爬繩梯上軍艦甲板，隨時都有可能被劇烈搖晃的軍艦夾死。

　　屬于國民黨政府管轄的所有軍事島嶼，我全去過。大金門、小金門、大旦、二旦、馬祖、北竿、南竿、東莒、西莒，甚至連很少人踏上的烏丘也到過。我們的小艇隊在金門駐守過一年，晚上站崗時得非常小心地提防，以免被從對岸摸上來的“水鬼”給割了喉嚨�？墒窃诎滋�，透過望遠鏡就可清楚看到對岸跟我們長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雖然身處不同的土地，周遭的大海卻是相連的，拍岸的浪花來自同一片汪洋。

　　快退伍時，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下令精簡軍隊。我們的小艇隊被解散，隊員被分派至其他各單位，我也被調去了一艘運補艦。上了那條船，我的工作變得輕松多了，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而是守在艦橋上打燈號、升信號旗。

　　運補艦天天在各個小島之間來來回回，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到烏丘的那趟任務。說實在的，烏丘島小到只能算是一塊大石頭，但因位處海防要地，一直有軍隊駐防。那一回，船上除了依例載滿換防的士兵、大量淡水以及各項補充物資外，還有一位通常在軍艦上不大可能出現的女人。

　　原來，這位特殊的乘客因為非法賣淫被判了刑，在刑期內如果自愿前往外島為士兵們服務，就可以不必坐牢。當時，軍中為了解決外島士兵的性需求，設有被弟兄們昵稱為“831”的軍中樂園，因為那兒的電話號碼是831。在金門的“831”女服務員不少，在烏丘卻只有一位，那位乘客就是去換班的。

　　由于身份特殊，那位三十來歲的婦人被安置在艦上一個不會受到打擾的空間，也就是我平時打旗號所站的瞭望臺。在兩、三天的航程中，我偶爾會跟她聊聊天，得知她有一個好吃懶做的丈夫、三個仍在讀書的小孩。所有的家計都落在她身上，為了要讓孩子們有安定的生活、完整的教育，她選擇了出賣肉體的行業。在言談之中，她沒有怨天尤人，只說為了兒女的前途，一切苦都可以忍受。

　　軍艦在驚濤駭浪中靠近烏丘島，島上熱烈的歡呼聲蓋過浪濤的怒吼。阿兵哥們蜂擁而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軍艦，在水閥上鎖好，把水龍頭打開。巨大的水柱灑向那群樂不可支的人；趁著淡水接往水塔之前，他們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那位沉默的“831”服務員拎著簡單的行囊走下舷梯，堅毅地步向辦點交手續的軍官。她的背影看來篤定而自在，仿佛確信，所有的罪孽都將會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凈。

　　退伍后，我很幸運地進入《漢聲》(ECHO)雜志。這是臺灣第一本以照片為主要插圖的刊物，以有系統地整理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為己任。在這里工作，除了讓我開始拍照，還讓我有機會吸取華夏文化的養分。在當時，《漢聲》還只出英文版，這開啟了我的眼界，激勵我在日后創辦《攝影家》(PhotographersInternational)雜志時采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向全世界發聲。

　　環境愈封閉，就會愈讓人想掙脫局限�；蛟S這就是島民的特性，要掙脫的力道是這么大，以至于在不知不覺中，奮力得將范圍拓展到超出自己原來的期望。 每個島民是否都擁有這般特性？而擁有這般特性，是否就能擺脫宿命？這就跟因緣有關了。時空不對，一切都會改觀。

　　我時常覺得，像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真是最幸運的。日據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還沒出生；國民黨政府來臺后，我們才呱呱落地，免去了所有的戰亂經驗。在所謂的白色恐怖年代，我們還小，整天只知道玩。稍稍懂事后，只要不涉及政治，愛怎么作怪，想如何前衛、反叛，人家也懶得搭理。等我們能發揮所學時，臺灣的經濟環境也好了，處處找得到舞臺。

　　臺灣這個島嶼，說小是小，說大也很大，因為它匯集了整個大中華的精髓。從農業社會跨向商業社會，再踏入信息時代，人類上千年的進化縮影，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都沾了邊。等到計算機盛行的虛擬時代來臨，飽受傳統文化滋養的我們已經茁壯得能夠穩穩地挺住，有能力拒絕不良影響。在安定、沒有巨變的環境中，我們得以堅守傳統信念以及它的珍貴價值。

　　最令人感到欣慰與興奮的就是，我們這一代還等到了兩岸的友好往來。在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后，臺灣與大陸將共創光輝榮景。原來的同胞一度成為敵人，六十年后的現在，彼此的兄弟之情終于又被喚回了。

　　這些影像不只讓我看到，也讓我聽到那環繞整座島嶼、裊繞幾個世代，活力無限、韌性十足的浪花拍岸聲。這些浪花被鎖在塵封已久的抽屜里，將抽屜一一打開，童年的陽光、海風、咸味撲面而來。過去與現在又接續上了。

　　寫于2010年7月

　　老 伴

　　頭發愈來愈白之后，在臺北坐地鐵時，經常有人讓座。第一次碰上，我還真是大吃一驚，那人看起來明明比我老呀！那天我才明白，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都以為自己還年輕，包括我在內。

　　說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袁瑤瑤。不久前的一個早晨，她一醒就跑到客廳，對著已經曬好衣服、澆完花，正在掃地的我說：“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上輩子是成都街頭的流浪兒，被你撿回來照顧。難怪這輩子我會嫁給你，因為要報恩�！蔽覜]好氣兒地頂回去：“還不知道是誰在報誰的恩呢！”

　　四十年前，我在服兵役時認識了她；當時我二十歲，她十六歲，兩人都是初戀，在一起的時間早已超過各自生長的歲月。一個神秘的原因把我倆的命運緊緊綁在一起，讓我們不只一起生活、工作，連理想與信仰也同歸一處。

　　若說我跟老伴是天生絕配，倒不如說，在不同階段總有一個人讓著另一個。具體說來，頭三十年是她讓我，近十年是我讓她；但整體而言，自然是她成全我居多，因為驅動我倆大半生的攝影事業并不是她的興趣。把我倆綁在一起的那條繩子就是攝影；對我而言，綁得愈緊就愈幸福，對她來說可就不一定了！

　　我是先認識她姊姊的。四十年前，袁瓊瓊是臺灣眾所矚目的文壇新人，我則在《幼獅文藝》當助理編輯，整天跟作家們聯絡，袁瓊瓊也是其中之一。高中畢業后，我在這本雜志只干了十幾個月，就因為年屆二十，不得不應召至海軍服兵役。

　　第一年服役的地點在臺灣南部，營區外有個軍中電臺，臺長是詩人管管。每逢假日，為了出游方便，我都會先到他那兒換便服，順便跟他喝茶、抬杠。那時他與袁瓊瓊正在熱戀，兩人幾乎整天膩在一起。有天我開玩笑：“你們也幫我介紹個女朋友嘛，免得我老當電燈泡！”袁瓊瓊當下便說：“我認識的女孩兒當中，就屬我妹妹最漂亮！”

　　她還真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動，回臺南幾天后來了封限時信，說已經幫我跟妹妹約了周末見面，地點是臺南市西門路的卡多利亞餐廳。在那個年代，卡多利亞在整個臺灣都算是高檔的，酒紅色的落地窗簾邊，還有人在彈鋼琴。她算準了我經常有稿費進帳，荷包滿滿。

　　約會那天，我早早抵達，特地挑了個好位置，能把所有上門的顧客瞅得一清二楚。時間老早過頭了，卻還沒見著人。我點了份最貴的餐點，以最帥的姿勢享用著，以便她一進門就會注意到我，可是都快吃飽了，那位袁瓊瓊所認識的最漂亮的女孩仍然沒有出現。

　　正想走人，卻靈光一閃：難道，那個在我面前晃過三次，留著清湯掛面、齊耳學生頭的小女生就是她？這時，那個穿著牛仔褲、紅棉衫的小女生又進來了，四處張望了一下，跺跺腳，好像決定離開了。

　　上前一問，果真是！我整個人都愣住了，所謂的“一見鐘情”絕對沒在我身上發生。她不是念高二嗎，怎么看起來像初二？跟她走在一起，肯定會被人認為我在誘拐小女孩。我叫了一份特餐給她，打算等她吃完就告別，可又說不出口，只得陪她在街上逛逛，到零食店買了一包蜜餞、一包夾心巧克力遞給她，就快步走在距離三米的前方，偶爾回頭看看她還在不在。

　　她倒是一直都顯得喜孜孜的，還把包糖的彩色透明紙罩在眼上當太陽眼鏡，跟我做鬼臉。一路上我都沒怎么開口，她卻是嘴巴沒停過，盡講些我壓根兒沒想去聽的話。我可是在大臺北文化圈打過滾的，什么場面沒見過，哪種癡情故事沒聽過？她只不過是個單純至極、情竇初開的鄉下小女生，哪能引起我的興趣！

　　搭火車回到營區，正趕上晚點名。過了幾天，我照例向袁瓊瓊高談闊論文學、藝術，信紙一寫就是三大張。要付郵時才突然想到，若不跟她妹妹問個好，可能會顯得沒禮貌。于是我打開信封，在信的后面加了個p.s.：“請代向袁瑤瑤問好�！�

　　兩天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快郵，字跡是我這輩子從沒見過的，沒有一筆一畫符合中國文字書寫的“永字八法”；文體也是少見的毫無修飾、偽裝，心思流到哪兒，筆就走到哪兒。我一口氣看完，那個小女生并沒有責怪我，卻讓我覺得仿佛被狠狠罵了一頓。這么特別的女孩，我居然曾把她看得這么輕！

　　我寫了一封滿是歉意的長信給她，兩人從此魚雁往返。兩個月后，我被調到金門，環顧四周，除了海還是海，寫信給她成了我唯一的慰藉，平均一天一封，有時兩封，甚至還拍電報。

　　一年多后，終于有了假期，我從金門搭船回臺灣，趕著到臺中與就讀靜宜文理學院外文系的她會面。那是所女子學院，門禁森嚴；我請門房通報后，忐忑不安地站在校門口等著。從中學到大學，是女孩變化最大的階段。即將出現的她，跟我從信上了解到的，會是一樣的嗎？

　　遠處有位胖胖的女學生筆直地朝我走過來。我慌了，才一年多不見，那個嬌小的女生怎么胖成這樣？信上寫了那么多的甜言蜜語，現在叫我如何繼續示愛��？人走近了……還好，長得不像袁瑤瑤……是袁瑤瑤的室友，來幫忙傳話，說袁瑤瑤還在洗澡間，再過一會兒就好了。十幾分鐘后，一位穿著洋裝的苗條女學生走了出來，燙得卷卷的長發披在肩上。是她，老遠我就認出來了；她真的變了，而且遠遠超過我的期望，丑小鴨變天鵝了！

　　一九七六年，我們結了婚，定居臺北，我在雜志社擔任攝影編輯，她在貿易公司上班。兩人開始有了摩擦，因為她白天忙得要命，晚上還得在我的強迫之下，幫我翻譯原版英文攝影書籍。對她而言，這是相當枯燥的勞務，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識了。幸好她個性溫馴，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覺就能忘個精光。

　　那是老伴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開端。令我影響到整個華人攝影界的兩本書《當代攝影大師》和《當代攝影新銳》，都是透過她幫我讀書，而累積起來的文章。后來，為了我要到法國展覽，她開始學法文。也因為如此，我才有辦法在見到法國土魯斯水之堡攝影藝廊創辦人，攝影大師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時，與這位我生命中的貴人起了靈魂的共鳴共振。這個因緣促使我辦了中英文對照的《攝影家》雜志。

　　辦雜志的那段時間，是我倆結合得最緊密的時候。因為她的外語能力，我們得以周游列國邀稿采訪。攝影讓我們的生活豐盈；眼界開了、心胸闊了，朋友也多了。讓我覺得最可喜的就是，經常我還沒開口，太太就已經知道我要講什么了。她與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個我，卻又同時彌補了我的不足。全天下找不著那么好的太太了！

　　如此和諧美滿的關系，竟然從我戒煙那天開始，慢慢地有了變化。從前我寫起文章來，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煙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罷不能。一九九二年，我把從初中就開始，抽了近三十年的煙給戒了，沒想到，下筆時，開始稿紙一張一張地撕，怎么也寫不滿。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點就要沖出門找香煙了，靈機一動，心想，不如叫太太幫我打字，我在旁邊一句一句地講，之后再來修改。一試之下，居然行得通。從那時開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計算機前，幫我一個字一個字聽打出來的。

　　頭幾年還好，她心甘情愿地當我的助手，漸漸地，她開始喜歡給意見，到后來甚至批評起我來。這種情形在大約十年前，她開始有了自覺、自我意識之后，尤其明顯。文章寫著寫著，兩人就會吵起來，經常寫不下去。我試著在每次摩擦后調整自己，漸漸學會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比較單純，總是那句話“沒啥好計較的”，很快就能雨過天晴。問題是，她忘得快，也不能記取教訓，過一陣子又給我找麻煩來了。換個角度想，文章寫了幾十年，我聽到的多是贊美，少有批評，身邊這位批評家的言論沒法不聽，又不能把她趕走，只好封她個“阮評家”，意思就是：專門批評阮義忠的專家。

　　我并不是修養特別好，只是深知，跟她動肝火，對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多年來，我體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親密，就愈經不起吵。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想講的話先吞下來，伺機再溝通。我跟老伴很多事都能分享，唯有兩件事我必須獨享，一是聽音樂，一是走路。關起門來聽音樂，或是出門走走路，再大的火也會熄了。

　　無論如何，我還是替老伴高興的。在皈依佛教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受到啟發后，她揮展了潛能，開始讓許多人驚訝。我倆在《慈濟月刊》上的專欄“隨師行腳‧攝影筆記”以及共同合作的《看見菩薩身影》系列叢書，多年前已開始完全由她執筆，我僅負責拍照。她由我的助手變成“阮評家”，又變成了一位作家。我適應了老伴的成長與改變；現在，我倆依然相知、相伴，但她已是屬于自己的袁瑤瑤。

　　老伴順我大半輩子，很會燒菜，又是我事業上的好幫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來比我晚起，又不喜歡做家事。非常愛干凈的我，在家時，只有按著自己的節拍每天四、五點起床打掃屋子。使環境干干凈凈的，能帶給我很大的滿足；而所謂干凈，不只是物理上、視覺上的干凈，精神與心靈上的干凈也同樣重要。

　　大量的家事讓我體會到不少人生哲理。很多人把藝術與生活一分為二，我卻很喜歡將兩者結合；我在藝術上所追求的，和在家中所做的完全相同。美就是次序跟比例都要對，什么事先做，什么事后做，什么東西要多，什么東西要少，都有講究。一個是時間的順序，一個是空間的大小，把這些搞清楚了，和諧就會出現。人與人之間、夫與妻之間的相處，道理也差不多。搞岔了輕重、先后，摩擦、裂痕就會出現。

　　有一天，老伴問我，你為什么每天都要打掃得那么仔細？別人根本看不出差別。我說，我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自己打掃。當玻璃干凈到如同不存在時，外面的風景就成了室內的一部分，我也跟大自然合一了。我不知道老伴能不能感受到這一點，但即使不能也沒關系。人與人之間總是有不能溝通的盲點，只要能包容彼此的差異，接受對方的缺點，誰對誰錯也就不重要了。

　　天下沒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齒相依也會不小心咬到。兩個有缺點的人，磨合得好，就會變成完美的結合，磨合得不好，無論誰是玉、誰是石，下場就是俱焚。能互稱一聲老伴，其實就是兩個永不放棄的人，共同尋找著在每個階段結合的方式。我和袁瑤瑤正是如此。

寫于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