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世界》

http://www.rjjlock.com 2015年10月21日13:01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譯者：馮潔音、唐良鐵、毛云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譯者：馮潔音、唐良鐵、毛云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10月
書號：978-7-5327-6930-8/D.110
定價：68元

　　內容簡介：

　　《重建的世界》是20世紀最著名的美國外交家、世界歷史的重要人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亨利•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源頭。書中集中研究了1812年俄國擊敗拿破侖后世界各國為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所做的努力，尤其關注外交的局限性和國際穩定的要素；聚焦于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及其對手奧地利外長梅特涅，闡述了他們在亂中求穩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卡斯爾雷平衡各方勢力，協商出有助于維持穩定的條款，梅特涅則使最終決定合法化�；�辛格在本書中分析了兩人錯綜復雜的斗爭關系、各自國家不同的關注點以及因此造成的外交局面，實際上也是對歐洲古典均勢學說的評述。作者創作本書時，正值二戰后歐洲分崩離析之際，他希望通過對十九世紀歐洲秩序重建的分析，引導讀者從歷史中為現在尋找解決方案。

　　作者/譯者簡介：

　　亨利•基辛格(1923- )，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生于德國，1943年成為美國公民。1943年至1946年在美國陸軍服役。1950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哈佛大學，1954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學政府學系及國際關系中心任教。

　　1969年起在白宮工作，曾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美國國務卿、總統情報委員會委員、國防政策顧問等職位。1971年7月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先遣代表秘密訪華，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貢獻。著有多部作品，如外交和國際關系論著《重建的世界》《美國外交政策》《大外交》《論中國》《世界秩序》和回憶錄《白宮歲月》《動亂年代》《復興歲月》等。

　　重要評薦：

　　基辛格經常被認為是主要的現實主義者，推崇一種復雜的理念：外交政策僅僅與權力和利益有關，價值和道德只是虛弱者的工具。但他的世界觀其實要細致得多：如果一個體系建立在權力之上，但缺乏合法性，那則會自毀自滅，如果它主張道德真理，但是缺乏力量去維系它，那么它也會分崩離析。

　　——《經濟學人》

　　基辛格的第一本書《重建的世界》回顧了拿破侖戰爭后期以及歐洲政治家們為取得長期和平作出的種種努力。在一個大多數政治學家備受熱核戰爭威脅困擾的時期，討論十九世紀早期歐洲的宮廷外交看上去十分奇怪且缺乏時代性。但是基辛格暗示，即使戰爭的裝備改變了，政治家的任務也不會變，仍舊是在強國中利用相互的恐懼心理構建一個權力均衡的格局，以維持國際體系的秩序。

　　——《大西洋月刊》

　　建議參考書：

　　中信出版社《論中國》、《世界秩序》

　　讀者對象：

　　政府官員、外交學學者、政治學學者、國際關系研究者、歷史愛好者、胸懷天下的知識分子

　　精彩書摘：

　　那么政治家發揮的作用是什么？有種社會決定論研究將政治家貶損為被稱為“歷史”的機器上的控制桿，是命運的代理人，他或許能夠對此命運有所察覺，但是卻不顧自己的意愿繼續成就此命運。這種相信環境的普遍存在和個人的無能為力最后擴展為相信決策的觀念。人們總是聽說計劃的偶然性，因為無法了解事實，聽說行動的難處，因為知識有限。當然，不能否認政策可能會產生于虛空，也不能否認政治家會遭遇他必須作為既定的存在來對待的材料。不但資源的地理位置和可獲取性能夠顯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歷史經驗的性質也能同樣顯示出這一點。但是我們說政策不能創造出自己的實質，這并不等于說實質可以自我實現。意識到拿破侖帝國搖搖欲墜，這是1813年政策的條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須以均勢秩序來取代革命的時期，是否行使意志將讓位于堅持合法性，這可能仍然是“懸而未決”的事情。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國家采取的搖擺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無論是這種均勢的性質還是實現均勢的措施都還不是一目了然。無論國家利益現在看來如何貌似“不言自明”，當時的人們卻被迫面臨政策的多種選擇，要考慮互相矛盾的行動方針：大部分不提倡無條件中立的奧地利政治家或者認為必須繼續與法國結盟，鞏固奧地利與無往不勝的征服者的關系，或者認為必須立刻改變立場，考慮到橫掃整個歐洲的民族主義熱忱。梅特涅幾乎是獨自一人堅定不移，因為他堅信拿破侖的帝國與均勢體系不相容，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個多語言的帝國要與民族主義的時代相容。與此同時，當英國內閣催促推翻拿破侖，后來又要求條件苛刻的和平時，那只是反映了內閣的意見。是卡斯爾雷造就了均勢的和平，而非報復的和平，造就了一個和解的法國，而非完全喪失能力的法國。對這些政策的選擇并不在于“事實”，而在于如何詮釋事實。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種道義行為：是一種判斷，其有效性既有賴于目標的構想，也有賴于了解可用之材，后者基于知識，但并不等同于知識。

　　因此，衡量一個政治家的標準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識別力量之間真正的關系，并且使這種知識為他的目的服務。奧地利必須尋求穩定，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國內體制所決定的，但是它能夠成功地將其國內合法化原則與國際秩序的合法化原則等同起來，即使是短暫的，而且無論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勞。英國也嘗試在實力平衡中尋求安全，這是二十三來間歇性戰爭的結果，但是它居然能成為歐洲協同的一部分，那要歸因于一個人的努力。因此，沒有什么政策比它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更好�？ㄋ範柪鬃鳛檎�治家的衡量標準是，他意識到在建設合法秩序時，保持歐洲團結比實施報復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標準是他從來沒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與實質，他理解奧地利帝國能夠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勝利，而只能在于和解。這兩人的失敗之處在于他們為自己設定的任務超出了手中可用之材的能力：卡斯爾雷的設想超過了他本國社會的構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標在一個民族主義的時代是無法企及的。

　　但是僅僅根據政治家的觀念來判斷他/一位政治家是不夠的，與哲學家不同，政治家必須實現自己的構想。政治家最終總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之材的慣性力量，會遭遇這樣的事實：其他的國家不是可以操縱的因素，而是必須與之和解的力量；安全的需求因各國的地理位置和國內體制不同而有差異。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門藝術，通過達成一致意見而非動用武力，通過展示一種將特定企望與普遍共識協調起來的行動的理由，來將國家聯系在一起。外交活動有賴于說服而非強迫，因此  前提是有明確的框架，或者通過對合法性原則達成一致意見；或者，理論上說，通過擁有對國家之間關系的相同詮釋，盡管后者在實踐中最難做到�？ㄋ範柪着c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們非凡的外交才能，兩人都能主導自己參加的每一次談判：卡斯爾雷是因為有能力調解相沖突的觀點，以及具有得之于實證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則是因為具有掌控對手的異乎尋常的個人稟賦，他有能力定義一種道義框架，使得當對手作出讓步時，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為共同事業作出犧牲。

　　然而，對一種政策的嚴峻考驗在于是否能獲得國內的支持。這有兩個方面：在政權機構之內使一種政策合法化，這是一個涉及官僚理性的問題；是使其與民族經驗相和諧的問題，而后者又是一個涉及歷史發展的問題。并非偶然地，盡管自相矛盾的是，1821年，相比與俄國大臣打交道，梅特涅在與奧地利大臣打交道時遭遇了更大的困難；在每一次談判期間，卡斯爾雷都要與他的內閣有一番較量，其激烈程度超過了與外國同行的較量。政策的精神與官僚的精神是根本對立的。政策的本質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決于判斷的正確，而這種判斷部分是出自推測。官僚主義的本質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靠性。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創造性，在于對目標的不斷重新定義。良好的執政管理有賴于常規，也即對可以應付平庸的關系的定義。政策涉及風險的調整；而行政則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與平衡感之間的關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則在于根據既定目標所采取的行動。試圖以官僚方式來實行政策，將導致追求可靠性，結果往往為事件所困。努力在政治上進行管理則導致完全不負責任，因為官僚機構的設計本意在執行，而非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