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新書快遞 >> 《潮起潮落:新中國文壇沉思錄》
專家評述——
獻上我的禮敬
高洪波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好書,你們出版社出這個書也是恰如其分的。
歷史是需要一代人一代人積淀疊加起來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的柱石,我們要負責任的做,有感情的來做,有感情帶著敬畏的態度這樣,這本書能夠給我們后代留下一些值得反思的東西。再次表示我的禮敬。
可信與親切的歷史
張抗抗
我確實是挺愿意參加這個會的,我從《收獲》連載的時候每一期都看。從嚴平“遺失的青春記憶”那時候每一篇專欄我都看。
我覺得它是文學史留下的珍貴的還不是史料,已經高于史料的意義了,留下了一部史詩,可以這樣說吧?它跟通常的那些傳記文學不同,里面是滲透了自己的情感、思考、認識,她把這兩個東西融合得特別好,所以她就是一部20世紀的知識分子的也是文藝工作者的精神發展史,里面有迷惘后來到回歸這樣一個曲線,或者說形成一個圓環。
我讀這部書有三個比較大的特點,簡單說一下。
第一,這部書是在一種沉重的思考中展現出它的深刻性和復雜性,這部書讀起來挺沉重的,盡管里面有一些他們的才華橫溢的那些歡樂的,或者很異于常人文人的瞬間,但是更多的是那種矛盾的,執著的和天真的,還有軟弱、無奈,還有在人格的裂變,這個是在40年代到50年代的裂變。在進行到80年代以后重新再發生一次新的裂變,這樣所持有比較客觀的歷史態度我很欣賞和贊成。這里像何其芳這是非常難寫的一個人,但是能夠做到比較客觀的態度。
第二,這部書的可信性和親切感。這個嚴平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就是她當時是跟在座的其他朋友們不一樣,因為他是在荒煤老師身邊工作的,所以她有機會直接的了解到一些事情。從頭到尾她都是一個在場者,她是親歷的,于是你讀這個書本時候你覺得它是可信和親切的,這是這個書特別大的一個特點。
還有一個,我覺得嚴平整個作品的基調是善意的,也就是理解的,是客觀的,這樣的一種寫作的方式我覺得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這里面要講到有一種特點,就是女性的一種體貼在里面,我讀的時候總覺得作品文字是有一種體貼的感覺,這種體貼就是善意、理解,即使是我們看非常冷酷的,或者是殘酷的,或者說是非常惡劣的事情的時候,她都能夠描繪得讓你能夠覺得心平氣和的去訴說,這種東西,這種寫法對于今天來講也還是比較珍貴吧。
第三點,我想講一下文學性。這部書為什么能夠那么讓你讀下去,而且你會感動?我覺得嚴平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語言是帶有感情色彩的。還有一個,她里面是充滿著一種真誠的態度,文學性是表現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人物都是挺飽滿的,又復雜又飽滿,還有會寫到一些場景。在這些場景當中會加到自己的感受。還有一個,嚴平的每一篇文章的構思都是很不同的,構思真是下了很多功夫,我們通常寫傳記會按部就班把一個事件或者人物排列下來。嚴平是用文學的眼光構思這個作品的。它又可以作為一個成功的文學作品來看,又是成為一部中國文學史的半部史詩,或者中國文學史的一個側記。這個我里面體會到嚴平真的是下了功夫的。還有一個,嚴平還是有很漂亮的文筆,這個我也是很高興、很欽佩的。
在場者的歷史
李潔非
嚴平在當代文學史料開發與研究上,她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和優勢,今天又結合她這本新書來談一談她做出的努力,嚴平這本書的突出之處正是聚焦于這樣一個關節點,她是對于我們文學史研究很重要的貢獻。雖然書名是新中國文壇沉思錄,實際范圍主要是1977到1980這一小段的標簽。有的時候我們很功利主義的想,他們這幾位的一生,在我看來,之前的足跡與我沒有什么關系,他們晚年的所作所為我是必須銘記的,因為是直接惠澤于我,使我以及我的同齡人不必再像過去那樣提心吊膽的工作,不必寫違心違志的文章,至少我們可以有所為可以有所不為。從文學的實際蛻變來講,無法否認周揚、夏衍、荒煤、巴金等人的貢獻,將這樣的大轉折、大劇變,有效的聚焦真理。作為與這樣時代共成長的人,作為一個自己也曾圍繞文學史同一段落有所粗淺研究的人,我深知他這樣做的意義,也非常感謝她所有的這些工作。
第二個方面是視角和身份。這段歷史以我來說當時我還是一個在校學生,只是歷史的旁觀者和感受者,嚴平那個時候已經參加了工作,是歷史的參與者和當事人。過去我們讀有關于這一段的材料和敘述,那些只要是第一手的話,比如說像張光年、林默涵等等他們都是老一輩人,或者當時的中年一輩,沒有年輕人。嚴平不一樣,她當時的狀態是年輕人的狀態,文壇的初生牛犢,我覺得她這種視角是始終存在于她的講述當中,而且也有意識的在行文當中體現。
就像書名顯示的,書中包含很多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得失和歷史經驗的沉思,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很深,帶著強烈的女性學者、女性作家的特點,每一篇幅斗爭是充滿感性、充滿人性關懷的散文,文筆細膩,對人物多有體察和貼心,她對材料的運用非常好,努力探尋心靈世界,在這個領域男性學者作家比較多,他們偏于理性,有時甚至流于理論化的傾向。
精彩書摘
潮起潮落·最后的啟航
一 再聚首
周揚和他的戰友們再度聚首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
1977年10月,頭上還戴著三頂反動帽子在重慶圖書館抄寫卡片的荒煤,明顯地感覺到時代變革的來臨,他輾轉給周揚寫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文藝界組織起來:
盡管在‘四人幫’倒臺后,才有少數同志和我通訊,過渝時看看我,但都對文藝界現狀表示憂慮。領導沒有個核心,沒有組織,真叫人著急。
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來工作才好。
(徐慶全《文壇撥亂反正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雖然歷史上兩次被周揚批判,“文革”入獄更與周揚分不開,在獄中,荒煤也從未想到有生之年還要和周揚并肩戰斗。但當解凍的春風吹來時,他還是立刻就意識到文藝界需要一個核心,而這個核心仍非周揚莫屬。
寫這封信的時候,周揚從監獄出來賦閑在家已有兩年。從四川到京看病的沙汀,懷著關切和期待的心情屢次前往周揚住處看望;張光年則利用自己復出的地位為周揚早日在文藝界露面創造條件;而文藝界更多的人士紛紛以寫信、探望的形式表達自己對周揚的關注和期望。盡管有“兩個凡是”的影響和“文藝黑線專政”論的陰影,但周揚在文藝界的地位似乎仍然故我。
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為主題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夏衍、馮乃超、曹靖華等一百多位老文藝工作者應邀出席。周揚首次露面,時任《人民文學》評論組組長的劉錫誠稱,這是此次會議中最令人矚目的事情。他清楚地記得,周揚到達會場時,已經過了預定的時間,大家都靜靜地坐在那里,等待這位已經有十一個年頭未曾露面的老領導的出現,當面容蒼老了許多的周揚步入會場時,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周揚的心情顯得異常激動,眼睛里閃著興奮的光芒,劉錫誠說:
大概因為這是周揚在多年失去自由后第一次在作家朋友們面前講話的關系,顯得很拘謹,用詞很謹慎。他在講話開始說,他被邀請參加《人民文學》召開的這個座談會,覺得很幸福,感慨萬端,他很虔誠地檢討了自己所犯的錯誤。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淚從他的臉上洶涌地流下來,他無法控制他自己的感情。他這次會上所做的檢討和自責,以及他的講話的全部內容,得到了到會的許多文藝界人士的贊賞和諒解。
(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
事后看,周揚當時的講話雖然開放幅度并不很大,但他的出現不僅讓在場的人感到了久別重逢的激動和喜悅,也給各地文藝界的人士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那只停泊了十幾年的大船雖然百孔千瘡卻沒有被徹底摧毀,它將緩緩地收拾起碎片,調整好風帆,在大風來臨的時候啟航。
遠在重慶的荒煤立刻就注意到了這個新的動向。在夏衍的鼎力相助下,他開始向中央申訴。很快,由鄧小平批轉中組部。1978年2月25日,平反結論終于下達。一個月后,荒煤在女兒的陪同下踏上了回京的列車。
那是一個早春的時節,在轟隆隆駛向北方的車廂里他怎么都無法入睡。1975年,作為周揚一案的重要成員,他被宣布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罪狀仍有三條:一是叛徒;二是寫過鼓吹國防文學的文章,對抗魯迅;三是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貫推行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定叛徒純屬捏造。后來他才知道,專案組一直為他的叛徒問題大傷腦筋,但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接見專案組人員時說:“陳荒煤不能夠沒有任何材料,沒有證據!”專案組工作人員插話說:“沒有!彼匀粓猿值溃骸霸趺礇]有呢?他叛變了!”三年前,他就是戴著這三頂帽子,被兩個從重慶來的人押著上了火車。臨上車前專案組交給他一只箱子,那正是1966年夏天他接到通知匆忙赴京時拎著的一只小箱子。在列車洗漱間的鏡子里他看見了自己,這是入獄七年來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樣,鏡子里的人臉色浮腫而灰暗,目光呆癡,頭發幾乎全都掉光了,隆起的肚子卻像是得了血吸蟲病……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變成了這個樣子——那一年他六十二歲。
現在他回來了,三頂帽子雖然甩掉了“叛徒”一頂,還有兩頂卻仍舊戴在頭上,這使他在激動不已的同時也感到了很深的壓抑。不過他牢記夏衍的囑咐,只要不是叛徒其他一切回京再說。重要的是速速回京!從報紙上發表的消息看,文藝界的一些老朋友已經紛紛露面,他是歸來較晚的人。想到還有許多老友再也無法回來了,他們永遠地消失在漫漫的黑夜中,眼淚就禁不住悄然涌上他的眼眶。
火車在七點多鐘?空九_。走出站口,燈光并不明亮的廣場上,張光年、馮牧、李季、劉劍青等人急急地迎上前來,幾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問候聲、笑聲響成一團,讓荒煤在春寒料峭的夜晚感覺到一陣陣撲面而來的暖意。
從張光年的日記看,那天,這已是他們第二次前往車站迎候了。按照列車抵達的時間,一行人六點二十曾準時趕到車站,火車晚點一小時,于是他們回到離車站較近的光年家匆匆用過晚飯再次前往,終于接到了荒煤。很多年后,荒煤都能清楚地想起那個清冷的夜晚,人群熙攘的北京站廣場上,那幾張久違了的面孔。多年不見,他們雖然都已明顯見老,但久經風霜的臉上,卻充滿著驚喜和掩飾不住的熱情。
面容清癯精神矍鑠的張光年先于他人而復出,此時已是《人民文學》主編,并擔負著籌備恢復作協、《文藝報》的工作。這位詩人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歷較少提及:“‘文革’初期那幾年,我們這些由老干部、老教師、老文化人(科學家、文學家、文藝家等等),組成的‘黑幫’們,日日夜夜過的是什么日子?身受者不堪回憶。年輕人略有所聞。我此刻不愿提起。但愿給少不更事的‘紅衛兵’留點臉面,給‘革命群眾’留點臉面,也給我們自己留點臉面吧!(張光年《向陽日記》引言,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5月)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那個被江青操縱的中央專案組,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他在十五歲時由地下共青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這段“歷史問題”的長期糾纏。他最痛心的是,他的妹妹——一個與周揚從未見過面遠在烏魯木齊的中學教師,卻因周揚“黑線”牽連而不堪凌辱自殺身亡;他的衰老怕事的老父親因兩次抄家受驚,腦血栓發作而去世……他自己在經歷了殘酷的斗爭后又經歷了七年干校時光,風餐露宿、面朝黃土背朝天,學會了在黑夜里喘息,也在黑夜里思考……
1978年那晚的北京站廣場,出現在荒煤面前的馮牧面色消瘦,聲音卻一如既往的干脆洪亮。青年時代起馮牧就飽受肺病折磨,父親曾擔心他活不到三十歲,他卻帶病逃離淪陷的北平,不僅經受了槍林彈雨的戰爭考驗,還闖過了病魔把守的一道道險關!拔母铩睍r,他和侯金鏡等人因暗地詛咒林彪江青被關押,兇狠的造反派竟揮拳專門擊打他失去了功能的左肺……他挺過來了。從干;爻强床〉娜兆永,他曾經用篆刻排遣漫長的時光,傾心之作便是一方寄托了許多寓意的“久病延年”,“病”字既代表肉體上的創痛,也暗指那場席卷祖國大地的政治風暴帶給人們心靈上無以復加的深切痛苦。當得知周揚從監獄中放出來的消息時,他和郭小川等人立刻趕去看望。為了不被人發現,用的是假名。那天,周揚看見他們激動的心情難以平復,說起在獄中,為了使魯藝的同志不受牽連,為了防止絡繹不絕的“外調者”發起突然襲擊,他曾經一個個地努力回憶魯藝的每一個人,竟然想起了二百多個人的名字……聽到這里,馮牧和同去的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