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方大曾——訪中央電視臺高級編輯馮雪松

方大曾自戰地寄給母親的照片

　　方大曾紀念室7月7日上午在保定落成，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先生為紀念室題寫匾額。

　　此前，方漢奇先生曾寫道：馮雪松的這部專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把湮沒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和攝影記者方大曾推到了歷史的前臺，讓他的名字開始為公眾所知曉，這是對中國新聞事業史人物研究和中國戰地新聞攝影史研究的一大貢獻。

　　他是如何進入中國新聞史研究者視野的呢？為此，我們訪問了《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的作者馮雪松。

　　15年前，馮雪松是中央電視臺一位普通的紀錄片編導，辦公室的傳真機上，不時會吐出一些各地傳來的采訪邀請和合作函，不少同事都會從中尋找采訪線索。1999年的一天，一頁傳真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是中國攝影出版社副社長陳申發來的合作函，說有一個記者留下了800多張底片，大都是抗戰和抗戰前幾年的照片，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專家說，這些底片具有非常大的史料價值。他們想找機會和中央電視臺合作，講講這位記者的故事。

　　這個人就是方大曾�！皼]有人派給我這個任務，我根據這個傳真去找線索，回來才報的選題�！瘪T雪松說。

　　“2000年正好是第一屆記者節，于是我就向臺里提出，將我的紀錄片趕在這個檔期播出�！�

　　他沒有想到，這個偶然的興趣，是他此后持續15年時間尋找的開始。

　　“下傻力氣”挖到寶

　　方大曾最后一篇文章的落款寫的是“9.18寫于保定蠡縣”，這篇文章刊登在1937年9月30日《大公報》上，之后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

　　石家莊、太原、大同、保定、蠡縣……馮雪松重新走了一遍當年方大曾并不算長的一生所走過的幾乎所有路程。拍攝很難，難在兩方面，一個是資料的整理，因為年代太久了，太難尋找；另一個是影像的呈現。

　　馮雪松的很多同事都認為“你做這件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想不是說沒人知道方大曾的價值，是沒有人愿意去出這個傻力氣，因為它不能短時間內吸引眼球，不能短時間內見效�，F在很多人愿意‘短平快’、馬上見效，這跟當下這種浮躁是有關系的�！�

　　馮雪松認為，這種“下傻力氣”的精神正是我們當代新聞工作者需要的，沉下來、坐下來做這樣的事，對今天的新聞界來說，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2000年11月8日，新中國的首屆記者節，紀錄片播出了，取得了非常強烈的反響�！拔业穆殑招袨橐惨呀浲瓿闪�，按理說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在這15年里，方大曾成了一件我放不下的心事�！�

　　當年的“90后”

　　方大曾是一個在中國新聞史上很有名的人，同時，他又是一個在《中國新聞史》上沒有名的人。

　　方大曾家境很殷實，他小的時候喜歡拍照，為了滿足他的愛好，母親就花了7塊大洋給他買相機，讓他在家院子里拍照。那個年代，1塊大洋可以夠一個三口之家生活半個月，10塊大洋就可以開個小餐館。

　　隨著自己對攝影的喜好，17歲時方大曾就發起成立了攝影社團，讓年輕人一起拿起相機拍攝身邊的人和事。方大曾的妹妹說，因為設備昂貴，他舍不得拍家里人，而去拍攝家門口的車夫、苦力。他和這些人相當熟悉，出來進門都跟他們打招呼，卻從來不坐洋車，思想很平等，樸素、善良。

　　1930年方大曾考上中法大學經濟系，1934年畢業后到了北平基督教紀念會做干事。他開始到處旅行，拍攝了大量反映民生、社會變遷、老百姓尤其是底層人民生活的照片，從他的作品來看，他是一個陽光的、充滿正能量的、有愛國情操的年輕人。

　　方大曾25歲失蹤，相當于現在“90后”的年紀。他在民族危亡的時候，敢于以身涉險，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不是一個偶然，而是去體現自己的價值、報道自己所看到的事，所以才有了后來的《盧溝橋抗戰記》和大量的抗戰照片能夠在刊物里發表。他并不是滿足于拍風花雪月的人，25歲的他是完美無瑕的，體現了一個中華民族英雄兒女應該具備的素質，非常的正能量、積極向上。尤其在國難當頭的時候能號召人們同日本侵略者作斗爭，在盧溝橋事變剛發生幾天后就能寫出來《盧溝橋抗戰記》這篇文章，文中“偉大的盧溝橋也許能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的預言出自一個25歲的年輕人之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方大曾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去研究去發現的內容�！瘪T雪松說，越是接近他、尋找他，就感覺越離不開、舍不得。

　　尋找“方大曾”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馮雪松根據紀錄片內容和沒有寫進紀錄片中的史料，寫了一本書《方大曾：消失與重現》，并把這本書送給了中國新聞史的權威方漢奇先生�！胺嚼弦彩菍Ψ酱笤�非常推崇，還送我一本《大公報百年史》，說方大曾的事跡應該補入其中�！瘪T雪松說。

　　1937年方大曾失蹤，他的母親一直不相信兒子已經犧牲在抗日戰場，一直在等兒子回家，直到1969年，一直等了32年。32年間，老人一直不肯搬家，她說跟兒子約定好了，他什么時候回來她都在這兒等著。

　　1969年去世前，老人才覺得盼兒子回來無望了，就讓家里人用兒子做暗房用的小木屋給自己做了一口棺材，她要跟兒子永遠在一起。

　　老人去世后，方大曾的妹妹又在尋找，退休后幾十年的時間也一直在保存她哥哥的837張底片、整理資料、去圖書館翻閱復印一些東西。

　　方大曾去《大公報》工作是范長江推薦的，而他在《大公報》工作了僅不到兩個月，就失蹤了，范長江也一直在找他。2000年3月，馮雪松采訪范長江的夫人沈譜時，她說范長江對年輕的有才華的記者，尤其像小方這樣難得的人才十分鐘愛，所以一直找方大曾找到了解放后。從1938年到1949年以后十幾年的時間到處打聽詢問。他寫了《憶小方》一文，收錄在了《范長江文集》里。

　　作為新聞界的后輩，馮雪松一直放不下方大曾：“通過尋找方大曾，我發現我們國家曾經有過一批有熱情的、愛國的、有職業素養的新聞前輩，他們在從事著新聞工作，報道真相、了解事實，而且不計個人安危，有非常忘我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