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劇如何改編“紅色經典”

　　多少年來，抗戰題材的文藝作品始終是國內影視劇創作的重要內容，也逐漸凝聚為當代文化中的一脈“光榮血統”。歷久 彌新的抗戰經典，居高不下的觀劇熱潮，延續至今而不衰，也不斷證明了國人對戰爭題材影視劇和抗日歷史劇的巨大需求。在這不斷破殼而出的抗戰題材劇中，有相 當一大批改編自當年的紅色經典�！罢驹诰奕说募绨蛏稀�，讓這批影視作品既富于時代氣息，又充滿熟悉的味道。

　　然而，文化不僅需要承傳，也需要創新。這其中青出于藍、后來居上者有之；而嘩眾取寵、濫用經典者亦有之。尤其是近年來所謂的“抗戰神劇”， 其游戲受眾、揮霍民族記憶的風格和對紅色經典的娛樂化篡改，幾乎走到了抗戰主旨的反面。那么，抗戰文藝的傳統究竟應該如何傳承，當今的影視作品又應當怎樣 做好“紅色經典”的改編呢？

傳承紅色記憶

形成文化主流

　　所謂“紅色經典”，大致是指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文革”前，出版或上演、公映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抗日戰爭和 工農兵生活的重要文學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往往有極大的受眾群和觀眾面。就作品而言，它們還往往具有約定俗成的“期待視野”和獨特的意識形態含義，人物形 象、美學風格、情節結構等都帶有不斷重復的“類型化”特征。

　　中國無疑是富有“紅色經典”資源的國度。為數眾多的“紅色經典”曾發揮過強大的意識形態功能，甚至充當了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建構的有機組成部 分。它通過文學藝術的話語方式證明革命斗爭勝利的必然性與合法性，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話語體系和文化生產方式，影響了國人的情感結構、生活方式和日常語 言。毫不夸張地說，“紅色經典”影響下形成的“紅色記憶”已構成了今日國族記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對于“紅旗下生長”的中老年觀眾而言，“紅色經典” 已內化為他們情感結構和身份認同的根柢。

　　通過紙媒、舞臺、電影、電視等大眾文化媒介傳播和再生產的各類“經典”，在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構筑社會結構和確立文化認同的重要角色。正因 為“紅色經典”構筑了國人的獨特記憶，對這些記憶的改寫或仿寫，就成為中國當下以影視劇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因此在當代社會，大眾文化借助于現代 傳媒和商業化運作機制對“紅色經典”的改編和再生產，不僅成為當代社會文化的主流，也廣泛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當然，任何一次對紅色經典的重新敘說， 都是在特定的語境制約下的文化癥候性表達，不可能是歷史、文本、風格的完全還原——確切地說，它凝聚了時代、文化的所有豐富性和復雜性。

運用平民化敘事

滿足多樣化需求

　　抗戰影視劇對“紅色經典”的大眾化改編，大抵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重拍或改編原劇，譬如一些經典的抗戰電影《小兵張嘎》《地雷戰》等，近 些年就直接被翻拍成電視劇，借力原有IP的知名度輕松殺入競爭激烈的抗戰劇市場。另外還有一種是隱性的改編，它對紅色題材重新進行敘述，卻未必有嚴格意義 的經典文本，但我們能感覺到其中“紅色記憶”或“紅色精神”的變遷。與直接改編的影視劇類似，它同樣需要滿足主流意識形態表述、大眾的世俗化需求、市場的 商業化要求等多種訴求。

　　因此，抗戰劇對“紅色經典”的改編，無疑囊括了紅色精神、紅色記憶、紅色形象在當下電影電視劇領域中的再敘說或者反諷式的敘說，如《激情燃 燒的歲月》《亮劍》《歷史的天空》《潛伏》《借槍》《北平無戰事》等影視劇中對共產黨人形象的敘述，實際上是以“紅色經典”中的共產黨人形象為參照，才襯 托出其在當下文化語境中的意義。以《激情燃燒的歲月》為例，該劇原本是一個純屬虛構的故事。但它把歷史與家庭并置，且以家庭為核心來設置人物以及沖突關 系，而讓革命史退居后臺作為背景。宏大經典的革命敘事被平民化、世俗化、家庭化了。然而，由于中老年觀眾具有“紅色經典”的集體記憶作為參照，平民化的敘 事反倒具備了潛在的互文效果，從而變得意味無窮。

　　其實，今天影視劇中很多打鬼子的橋段，也無疑與《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等“紅色經典”留給我們的影 像記憶有關。這些經典電影，總體的基調是樂觀的，甚至帶有喜劇的味道，“打鬼子”等制勝克敵的橋段也偏向輕松如意。但是，它們保持了影視創作實事求是的基 本底線，并未過度夸張，而是基于歷史、背靠事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觀如今的抗戰神劇，似乎已在改編的道路上劍走偏鋒，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脫離了原有 的土壤，成為娛樂化浪潮下無根的“浮萍”。

恪守原則底線

進行人性化表達

　　應當承認，抗戰影視劇仍有繼續大量拍攝制作的必要，這也是當代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內在需要。盡管近些年來中國的抗戰題材影視創作數量巨大， 其中不乏優秀之作，但也要看到，不少抗戰影視作品的質量并不盡如人意，不僅未能呈現戰爭的真實性和殘酷性，更難以引發我們對戰爭中人性異化等問題的深度反 思。尤其對經典的改編，商業化的氣息似乎越來越重，如此“抗戰”，是否真正切中了時代的脈搏？

　　如果與國外一些經典的戰爭題材尤其是反法西斯影視作品相比，我們會看到其中明顯存在的差距。當扎堆的“神劇”“雷劇”一廂情愿地表現我們如 何輕而易舉打得敵人屁滾尿流之際，如《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鋼琴家》等電影卻以對法西斯分子獸性的真實呈現和茫茫黑暗中殘存的人性微光震撼了世 界。不過我們也不需要妄自菲薄，更不必諱言要利用“紅色記憶”，對紅色經典進行通俗化、消費性的改造。只是在面對“紅色經典”這一獨特的改編和重述對象 時，我們究竟要遵循怎樣的原則呢？

　　首先，在營造公共文化空間、表述主流價值觀這一條道路上，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其次，也應該持守一種開放的態度，和更人性化的文化價值觀。 一些優秀的抗戰劇作品完全可以作為參考的范例，例如《潛伏》，就是以類似于《永不消逝的電波》這樣的紅色經典電影為潛文本進行的成功重述，同時強調了革命 夫妻更為生活化、情感化、個性化的一面，人物形象鮮活而深入人心。再比如《借槍》，劇中對共產黨潛伏人員經濟困窘的描寫，在以往的諜戰電影和諜戰劇中從未 有過，這種“反其意而用之”的重述策略，就讓不少觀眾眼前一亮。

　　毫無疑問，“抗戰”作為我國影視劇創作永恒的主題，將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意之源。而“紅色經典”不僅成了中國當代影視生產的重要資源， 也是大眾文化重要的精神資源。尤其在今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更應接過“父輩的旗幟”，從作為幾代人精神故鄉的 “紅色經典”中汲取源源不斷的養料，以此創作出更多更優秀也更接地氣的作品，讓抗戰精神作為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延綿不斷，薪火相傳。

　　(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