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劇作家何冀平的《德齡與慈禧》在上世紀末首演以來，即以獨特的視角和詮釋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劇作內容主要采自清末御前女官德齡所著的《清宮二年記》，通過兩個女人的故事，解讀沒落的時代和人性的深度，用對比強烈的戲劇性表達了獨特的時代思辨。

京劇，或者說是中國戲曲，塑造角色的主要手段是行當和程式，不同行當擁有并不相同的藝術程式。一部作品能夠成功的基礎，即在于對行當程式的搬用或化用。從話劇《德齡與慈禧》到京劇《曙色紫禁城》，實際面臨著先天的藝術難題：劇中人慈禧應該適用什么行當？或者說，哪個行當適合表現慈禧？傳統的京劇行當和程式能否像話劇一樣，再現出有深度的慈禧形象？

有著“千面老旦”之譽的袁慧琴，讓這一個獨特的慈禧形象真正樹立在京劇舞臺上。長期以來，京劇的老旦行當一直將“老”作為行當塑造形象的氣質特征，傳統戲中的老旦形象大多在聲腔、表演中，體現著穩重、老成、滄桑、年邁的藝術質感。這固然來自傳統戲曲對人物類型化的藝術規范，也與男性藝人對這個行當的創造和傳承有關。正因如此，老旦行當中“旦”的氣質特征基本被束縛在老年婦女的人物群體中。袁慧琴的藝術創造顯然在保持“老”的唱做風范基礎上，偏重于對老旦之“旦”的舒展和挖掘，不但將傳統上“老旦”所限定的老年婦女趨于年輕化，而且讓“老旦”行當所敷衍的形象趨于女性化。因此，在她所塑造的老旦人物群像中，不但增加了從青衣行當向老旦行當過渡的人物形象，如《契丹英后》中的蕭太后、《走西口》中的苦蓮，也增加了特定人物在情感、動感、質感的深度呈現，例如《對花槍》中扎靠的姜桂芝等。這些極具個性和思想情感的藝術形象，無不通過袁慧琴具有青春質感的聲腔、表演，獲得了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的認可。

應該說，袁慧琴為老旦藝術所賦予的“現代性”，讓京劇的老旦年輕起來、女性起來，也漂亮起來、時尚起來，讓老旦所承載的藝術形象從京劇舞臺邊緣走到審美中心，引發觀眾深度的情感認同和藝術思考。

袁慧琴的這種創造力在《曙色紫禁城》中繼續推進和升華。她創造的慈禧形象，延續了傳統認知中慈禧作為王朝主宰者的獨斷專行、頤指氣使的個性特征，老旦行當特有的身段、步伐和唱做規范，讓這個形象能夠契合年過花甲的年齡和富貴張揚的身份。袁慧琴也在老旦藝術規范中，對唱腔、念白、臺步進行適度調整，用性格化的表現方式呈現人物內心復雜性，讓行當藝術填充值得玩味的性格元素。例如慈禧第一次亮相所唱的“昆明湖起波瀾碧波蕩漾”，以高亢的老旦行腔渲染出慈禧權高位重的氣勢，緊接其后的“看桃花撲面來心色不爽”一直到“怎奈我心事重百轉愁腸”一段，將音樂色彩轉向沉郁，依靠行腔變化便深刻展現出慈禧陰晴不定的性格特征。同時，袁慧琴在用京白表現慈禧的時候，并沒有采用傳統戲中類似形象如蕭太后的聲韻，也沒有完全采用話劇生活語言的特點，而是用短促頓挫的語調，側重于在聲勢和氣度上烘托慈禧的年齡、身份，將念白塑造成符合生活又屬于京劇規范的舞臺語言，這種個性化的念白較之靠聲韻節奏起伏的傳統方式是更加契合劇中人的。

最令人叫絕的是老年的慈禧與榮祿之間的情感。劇中的慈禧已在暮年，但是這個人物的個人情感卻充滿著年輕的活力，尤其是在慈禧與榮祿相見時，慈禧試圖放下身份和榮祿溝通，劇中那種不愿明說但又旁敲側擊，充滿妒忌但又愛嗔交集的特有情緒，在袁慧琴的唱做中得到真實的展示。面對著榮祿的官樣敷衍，慈禧所展示出來的“我是個女人”“我早就麻木了”“我早讓這深宮后院給憋死了”的感慨，顯出女人的真切情懷；而在二人談及國事時，慈禧說出的“你是怕我又要殺人哪”，又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口吻；當她要求坐坐火輪車時，面對榮祿“我說了不算”的猶疑，又以“可我說了算哪”，充滿女性的嬌嗔和太后的權威，讓人在忍俊不禁中又多了一分憐憫。這樣的人物性格，這樣的人物形象，顯然在京劇乃至中國戲曲的行當藝術中是找不到先例的。

在面對《曙色紫禁城》時，袁慧琴為慈禧形象實現了行當化，同時也在類型化的行當表現中，實現了人物的高度性格化。袁慧琴用京劇的慈禧形象，實現了與影視劇明星如劉曉慶、斯琴高娃、盧燕、呂中等截然不同的形象創造，極大拓展了京劇行當塑造人物的方式，演新了老旦行當，更新了老旦行當，可算是老旦行當中新的流派演繹。

袁慧琴的“這一個”，顯然與何冀平的劇本文學、毛俊輝的導演技法以及整個創作團隊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的藝術創造證明，將新創劇目放在文化觀照的制高點，借助諳熟中西戲劇創作的團隊協作，才可能在保持京劇本體藝術基礎上，真正實現京劇藝術的現代轉化。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