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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京劇院新創作的現代京劇《黨的女兒》，國慶期間在京正式公演。

1958年拍攝的電影《黨的女兒》，通過主角田玉梅以及叛徒馬家輝等人物的描寫與刻畫，完成了對中國現當代歷史進程中的“革命者”和“叛徒”的經典塑造，在那個年代留下深刻印記，在很長時間里模塑著普通民眾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成為中國人的當代情感記憶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文藝作品如何描寫那些作為黨的象征的英雄，是有關中國現代革命史的敘述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問題。

當國家京劇院希望重新闡述這一故事時，如果要想找方便捷徑，大可原封不動地將電影的情節與人物關系照搬到京劇舞臺上。然而，《黨的女兒》畢竟是在那個特殊年代創作的，時勢推移，坦率地說，假如完全照搬當年的敘述模式，就不只是懶惰，更是思想上的麻木。將《黨的女兒》這個曾經家喻戶曉的故事講出新意，體現當代人對革命的認識的提升，尤其是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重新定義與理解革命以及革命者，才能體現當下戲劇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之關聯。國京版京劇《黨的女兒》體現了當代戲劇家“對歷史負責”的嚴肅的創作態度，在思想上達到了新的境界。

文藝作品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差異，就是它并非通過理論形態表述思想與觀念的進步，而是通過特定的藝術表現形式，尤其是主要人物的塑造完成這一進步的，因此我們需要重點關注李莉改編的京劇新作《黨的女兒》里眾多戲劇人物的塑造，由此我們會發現，劇中對叛徒馬家輝的思想軌跡的剖析是最關鍵的環節。由于編劇在馬家輝的描寫上更具深度，加上馬家輝的妻子桂英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的心理剖析，讓主人公田玉梅的形象也煥發出了新的意義。

在李莉筆下，叛徒馬家輝變節的動機與此前類似的作品發生了質的變化。誠然，歷史的延續性在這部作品里仍然依稀可見，比如馬妻桂英的唱詞刻意提及她是在課堂上成為馬家輝的仰慕者的，暗示了馬家輝的知識分子身份；田玉梅在與桂英的對唱中，也把她們都出身貧窮作為重建相互間信任的前提；比如馬家輝在對妻子表露心跡時強調他對出人頭地的渴望，由此暗示權力和財富的欲望得不到滿足，是促使他叛變的重要心理動機。但是在國京版《黨的女兒》里這些都不是馬家輝叛變最主要的原因。劇作摒棄了簡單的血統論，也不再把欲望看成他走向墮落的必然動因，甚至都不愿意將叛徒寫成經不起嚴刑拷打的軟骨頭。我們在這里看到的馬家輝之所以別具一格且更為深刻，就是由于劇中他向白軍出賣杜鵑坡黨支部以及田玉梅的最直接的動因，是懷孕的妻子遭受敵人毒打，他的心理防線因此被瞬間擊潰。他們夫妻八年恩愛情深，苦盼多年終于懷上了孩子，為救妻子免受酷刑，在親情和信仰之間的劇烈沖突中，馬家輝選擇的天平突然向前者傾斜。這不僅是編劇技巧上的別具一格，更把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與開掘引入了新的論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正由于馬家輝的叛變背后有人性的維度，沖突才具有精神層面的意義，由此才更深刻和真切地體現了革命者必須經歷的艱辛考驗。

優秀文藝作品的功能不止于描寫和塑造人物，更要通過人物的描寫提供正確的價值判斷；揭示人物行動的合理性是創造真實可信的戲劇人物的前提，藝術化地給予人物思想行為以明確褒貶，是通過戲劇傳遞正確的價值導向的關鍵。李莉在通過情節設置賦予馬家輝叛變以人倫情感之基礎的同時，并沒有無原則地認同他的行為方式，相反，她用同樣的境遇降臨到《黨的女兒》里的女主人公田玉梅時后者的反應，表達了作者的堅定立場。最后一場，白軍抓住了田玉梅幼小的女兒以此要挾田玉梅，正和七叔公一起給游擊隊報信的田玉梅不得已現身。同樣必須在親情和信仰之間有所舍棄，她的行為方式卻迥然不同。馬妻桂英也是如此。桂英是馬家輝叛變最直接的催化劑，她比任何人都明白夫妻情深是導致丈夫叛變的主因，她沉浸在無法擺脫的負罪感中，深陷感情羈絆，只能近乎精神失常地曲折釋放內心痛苦，然而就在叛變的馬家輝要帶白軍伏擊游擊隊時，為阻止更大的惡，桂英毅然把馬家輝推下懸崖，用一同赴死的極端方式實現了她所期待的自我救贖。桂英是劇中心理刻畫的高峰，她恰好填充了田玉梅與馬家輝之間曖昧的人性光譜，這三個戲劇人物，共同構成了編劇李莉有關革命與叛變之心理動機的探索。

在《黨的女兒》的改編中，李莉賦予革命者的定義和敘述新的尺度，她把思想行為的倫理取向與道德判斷引為人物評價的基點，努力超越禁錮著紅色題材創作的思想牢籠。英雄與叛徒的分野兩端，不再簡單化地基于其出身的貧富差異，追求成功的欲望也退居為次要因素。尤其重要的是，在李莉筆下，革命者有感情、有體溫，也非常注重親情?！饵h的女兒》形象地說明，革命者擁有個人感情并不可怕，私情并不是革命者人生負面清單里的選項。關鍵在于當親情與信仰發生沖突時，思想與行為仍不越善惡之界限，不逾道德之規范。馬家輝因親情而墮落，桂英因親情而掙扎，田玉梅也因親情一時亂了方寸。他們都因為看重親情而面臨考驗，結果卻大相徑庭。這說明親情與信仰雖足以相頡頏，但人間還有更高的正義和道德為標桿。其實，這也是古今中外無數經典作品成功的秘密，從《趙氏孤兒》到《悲慘世界》，無不如此。

京劇《黨的女兒》是用戲劇手段敘述中國現代史的重大收獲。這不僅是一部情節跌宕起伏的、唱腔悅耳動聽的好戲，更提供了對革命和革命者的新定義與新理解。它所超越的不只是“文革”模式，而且隱含了對導致“文革”發生的諸多思想偏見的矯正，因此才具有令人欽佩的時代價值。它既體現了紅色題材文藝創作新的思想高度，也向我們這個時代的戲劇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可以且必須大量創作反映中國革命史及其中涌現的英雄人物的文藝作品，然而絕不能滿足于“樣板戲”模式的機械重復。充分汲取新時期思想文化界對現當代歷史深刻反思的成果，才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創作態度。國京版《黨的女兒》所塑造的人物既生動感人，又體現了正確的人生導向，假以時日，如能在舞臺表現方面再加完善，必能在當代戲曲發展歷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記。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