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話劇傳到我國已經110周年了。110年前深受帝國主義欺凌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中國老百姓，對于傳到中國來的這種用日常說話來模擬生活、宣泄情感的演劇形式極感興趣。當時的進步文化人、學校師生們和戲曲界的志士仁人爭相編演，話劇被稱為新戲、文明戲。有的話劇甚至無須劇本，編個情節要點貼在后臺，演員按分擔的角色，上臺自由發揮，被稱為幕表戲。隨著歐美戲劇的翻譯引進，和我國早期作家群的涌現，戲劇的形式趨于規范，為了區別于我國的傳統戲劇，據說由洪深先生提議，把從國外引進的這種戲劇形式定名為話劇。

上世紀20年代，我上小學的時候，愛好話劇的老師們即曾組織師生演出過田漢的話劇《南歸》 、熊佛西的話劇《醉了》 、日本作家菊池寬的話劇《父歸》等； 30年代我上中學的時候，曾觀看過山東省民教館演出的丁西林的話劇《一只馬蜂》 、田漢的話劇《湖上的悲劇》和反映上?？箲鸬拇笮驮拕　痘卮褐?。我還閱讀了發表在文學刊物上的曹禺的大型話劇《雷雨》和《日出》 ，開始成為一個話劇的癡迷者。沒想到參加八路軍以后，經過軍校培訓，竟把我分配到宣傳隊而與話劇結緣。

話劇傳到苦難的中國，開始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利器?！熬乓话恕笔伦円院髺|北人民的抗日斗爭，則成為當年興起的“救亡戲劇”的題材源泉：陳鯉庭的《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全國，宋之的的《烙痕》 、張庚的《秋陽》 、左明的《軍火船》 、佚名的《張家店》 《東北的一角》 《電線桿》 《順民末路》 《游擊隊》 、王震之的《大金箍》 《流寇隊長》等，成為“七七事變”后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廣為演出的話劇，而集體創作的《保衛盧溝橋》則在城市多次演出。當初參加救亡戲劇演出的眾多話劇愛好者、業余演員，則成為后來話劇隊伍的專業成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是我國話劇走向民間并迅速發展的時期，因戰爭環境、地域分隔，加以時間漫長、人員流動，除了重慶的演出季有所記載，話劇史料極少記載流傳。上世紀50年代，根據田漢同志的倡議，曾由各話劇院團搜集話劇史料包括劇本、劇照進行過展覽，并出版過由鳳子、葛一虹同志負責編輯的三卷《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三卷史料集成了禁書，展覽中各院團的展品隨之散失。如今又匆匆過去了60年！這60年來的話劇情況，除了少數院團保存有本團的史料，據我所知，機構變動、人事更迭較多的院團，史料仍在繼續流失。

話劇傳入我國，不只是文化交流的大事，它更像是一種武器的引進。在戰爭年代，用演出話劇鼓舞士氣、慶祝勝利已成傳統，演員們突擊排練更像是參加戰斗。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我軍開展的“對敵政治攻勢”中，我所在的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曾派出兩個演出隊到山西定襄、崞縣敵占區，晝伏夜出，以秘密演出方式向敵區群眾進行宣傳。其中一個演出隊遭敵包圍，突圍中女同志方璧頭部中彈犧牲，崔品之同志被俘后遭敵殺害。方璧同志是劇社文學組成員，話劇《可找到了》的作者，曾在話劇《日出》中扮演“小東西” ；崔品之同志也是劇社文學組的成員，他創作的歌劇《弄巧成拙》 ，是劇社多次演出的劇目，他在話劇《日出》中扮演“小順子” 。1943年秋季的反“掃蕩”中，劇社文學組的成員、我的摯友吳畏同志在一次突圍中壯烈犧牲。在四年的時間里，他寫了《老白貓》 《病號室》 《人去樓空》 《挑渠放水》等話劇， 《挑渠放水》成為1943年劇社演出的主要劇目。在話劇《日出》中他扮演了方達生，在話劇《雷雨》中他扮演了周萍。他是被敵人的刺刀刺進胸膛而犧牲的。在紀念話劇傳入我國110年的日子里，當年從事過話劇的同志因所處的年代不同、地域不同、經歷不同而各有所思，而我最難忘的是當年共同戰斗過的幾位犧牲的同志。

當年敵后根據地晉察冀邊區， 1940年有一樁話劇盛事：由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華北聯大文工團、西北戰地服務團和軍區抗敵劇社等9個文藝團體聯合演出了根據高爾基的小說改編的話劇《母親》 。全體同志受到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同志的親切接見。幾十年后才知道，這部話劇原是當年左翼戲劇家黃天同志主持創作的。黃天是杭州地區“三五劇社”社長，抗敵全面爆發后奔赴陜北，擔任了陜北公學流動劇團團長并主持將小說《母親》改編為話劇，在首演中飾演父親一角。陜公編入華北聯大，黃天擔任了聯大文工團團長。來到晉察冀以后，黃天被調到軍區，主管軍隊文化工作，因此《母親》的再次演出并未參與。1943年黃天同志被調到斗爭嚴酷的冀東分區任尖兵劇社社長，創作演出了大批話劇、歌劇。他寫的以長城內外無人區人民悲慘遭遇為內容、由今歌同志作曲的大型歌劇《地獄與人間》 ，未及演出，他竟在掩護劇社同志轉移的戰斗中壯烈犧牲。他犧牲時離日寇投降只有一個月。日寇投降，舉國歡騰，他的社員們卻失聲痛哭。他創作的歌劇《地獄與人間》后來曾多次演出，演到東北錦州?？上У氖?，他創作的話劇、歌劇，竟沒有一部留傳下來。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70多年，懷念犧牲的戰友，已不存在當年那種復仇心情。聯想到今日某些日方政要竟妄圖掩蓋當年的侵略罪行，不讓日本年輕人知道當年歷史的真實情況，使我自然想起當年對敵“政治攻勢”中同我們并肩作戰的日本朋友們。當年“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向敵炮樓的日軍喊話，輸送傳單、“慰問袋” ；支部長官本哲志先生曾與我們共同演出牧虹同志創作的話劇《糖》 ，在劇中飾演日軍宣撫官一角。我們曾協助并觀摩過日本朋友們演出的以日軍反戰厭戰為內容的大型話劇《前哨》 。日寇投降后，幾位日僑美術家參加了我們劇社從事舞臺美術工作，曾為開國大典設計了天安門上的大紅燈籠。新中國成立以后，文工團排演了我的習作《戰斗里成長》 ，聽讀劇本時日本美術家森茂先生淚流滿面，并于事后將這一話劇翻譯為日文。我至今保存著森茂先生寫給我的贈言。

在紀念我國話劇110周年的日子里，在我國話劇面臨新的騰飛的日子里，作為一個癡迷話劇的老年人，竟說了些陳年舊事……

（胡可 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