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嚴風華，1962年生?，F為廣西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廣西散文學會會長。已出版散文集《窗外是風景》等十部。其中《一座山，兩個人》獲得第六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

折身

1949年12月的某一天，龍州解放前夜，鄔民飛帶著他的妻子和14歲的女兒，正日夜兼程地往越南的海防逃亡。

鄔民飛當時是廣西全邊對汛督辦署的一名下級軍官，先后在憑祥、龍州兩地海關從事外事工作。這個對訊督辦署，是中法戰爭結束后，清政府和法國政府在天津簽署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后，經雙方商議而設立的機構。其時，龍州被辟為廣西第一個對外通商口岸，對汛督辦署就是專門負責處理中國與法國、越南的外交事務。所謂對汛，即駐有武裝之地為“汛地”，彼此對設汛署，即曰“對汛”。廣西全邊對汛督辦署意為“廣西國境警察局”的意思。第一任對汛督辦由廣西提督、太子少保蘇元春兼任，地址設于憑祥；第二任對汛督辦鄭孝胥到任后，立即將督辦署遷到龍州利民街。鄔民飛當時任法文翻譯，寫得一手毛筆字。

他知道，龍州一旦解放，那等待著他的將是一個不測的命運。所以，他不得不帶著妻兒，忍痛離開家鄉，趕上?？吭谠侥虾７赖淖詈笠凰覈顸h軍艦，去臺灣。當時他們逃亡的路線是：先從龍州的麗江坐船到鄰縣寧明的明江，然后從寧明邊境進入越南，到海防。

但當他們上了岸，來到寧明縣邊境線上一個叫馬鞍村的地方時，情況出現了變化。鄔民飛妻子平日以賣豆腐為生，長期操勞，染病在身，身體十分虛弱，而女兒年歲還小，經過兩天的跋涉，她們已經體力不支，行動緩慢。按如此速度，恐怕無法趕上百里以外的海防，按時登上這趟唯一的軍艦了。無奈之下，鄔民飛決定，他一個人先走，等以后安定了，再回來接她們。

當時適逢冬天。他們除了帶出一些路費和御寒的衣物，就別無他物了。風從江面刮來，徐徐的，卻有一種透入骨髓的冷。江邊的竹叢，葉子已經泛黃，在風的作用之下，竹尾順著風向不停地搖擺，沙沙的響聲，抖落許多黃葉。站在路口邊，鄔民飛要與老婆和女兒告別了。當時的禮節，不會有今天那樣的擁抱、握手、吻別之類的造作和煩瑣，他只是向她們揮揮手，轉身就走。鄔民飛是個軍人，身高一米七幾，身板挺直，英氣十足。但此時的他，高大的身軀卻現出了一種難以察覺的單薄與孤寒，步子邁得那么遲疑和凝重?？粗谥窳种袧u漸遠去的背影，他的妻子知道，這是最后的告別了。歲月的磨礪，世事的困苦，迫使她強忍住了淚水和悲傷，只是用目光表達了送別的留戀。而十多歲的不諳世事的女兒，已明白這是一種骨肉的分離，悲傷之情一下充盈心間。她緊緊拽住母親的衣襟，一頭埋在母親的懷里，渾身顫抖著，臉頰憋得通紅。她想刻意地壓制住哭聲，不想讓父親聽到，否則影響了他的行動。但先是眼淚不聽話，撲簌簌地滴下，接著忍不住突然嗚的一聲哭了。這哭聲從扁扁的嘴角里漏了出來，有些嘶啞，有些悲涼。這一哭，鄔民飛就一下愣住，趕緊回過頭來，看了一看妻兒，心一軟，折身就返回來了。

這一折身，是鄔民飛剛才一直懷有的念頭。畢竟，拋下妻子和女兒，他于心不忍。況且，這一離別，何時才能相逢？這個家沒有了他，她們怎樣生活？一連串的困惑使他實在不忍獨自離去。但面子和軍人的作風只得讓他硬著頭皮繼續前行。倒是女兒的哭聲給他找到了折身的理由。

但這一折身，就完全改變了他的命運，或者說完全改變了整個家族的命運。

他想，這么多年，無論是在官府里做事還是與鄰里相處，他一直沒有欺壓百姓的言行，估計新政府對他不會有什么不公。

他們又重新坐船從明江而麗江返回龍州。后來，鄔民飛的女兒鄔淑德在龍州結了婚，鄔淑德就成了我母親，鄔民飛就成了我外公。龍州便成了我的出生地。

母親一直說，如果不是她的一哭，那外公就真的走了，去臺灣了。

當年，如果他們都能成行一起去了臺灣，那我們的家庭結構就得完全改變。

石枕

不知是哪一年，一個關于教師下放農村的政策下達，母親不可避免地被排上了號。學校原本是把母親派往金龍鄉的，因為父親還在金龍中學教書。但母親堅決不從，她知道在鄉下生活，遠比城里艱難得多，何況她還要養育我和兩個弟弟。她只好選擇到外公所在的生產隊里做一名菜農。畢竟，那里與原住地近一些。

外公是我們幾個孫子唯一能見到的祖輩。外婆、爺爺、奶奶早在我們出生前就去世了。

我外公的家就住在城南唯有的一條街——利民街里。外婆已謝世，所以外公一個人獨住。那間房子，也是一間簡陋的茅草屋，屋門前就是街道。直直的一條街，東西走向，就在麗江邊上，與對面的龍江街遙遙相望。

從朝陽小學到利民街不遠。從學校出來，往西走400米，穿過谷扣村的村民自留地，上了公路，往南走過縣城唯一的大橋——龍州大橋，就是利民街了。全程大約就20分鐘。

嚴格地說，龍州大橋已屬第二座橋。往西大約500米，早在100年前就建有一座鐵橋，那是當時的廣西都督陸榮廷及其內弟——廣西巡防師師長譚浩明一起倡議興建的。橋始建于1913年，是廣西最早的公路鐵橋，成為龍州城南北之間互通的唯一通道。據史載，通車典禮的那天，為“固基”和“驅邪祛穢”，以“祭”新橋，師長譚浩明命部下搶來兩名窮家少女，吊死橋頭，其情景慘不忍睹。1931年3月中旬，龍州起義不久，桂系軍閥趁紅八軍主力分赴各地剿匪之機，出動5000多人分三路從東、西、北三面進犯龍州。由于龍州南面臨江，麗江河上唯一的一座鐵橋成為了紅軍阻擊桂軍的有力屏障。但因寡不敵眾，紅軍400多人全部壯烈犧牲。

可惜，鐵橋最終被炸斷了。

先是1939年4月，日本軍第一次進犯龍州時，用小鋼炮炸爛了橋面。1944年10月，日本軍第二次從南寧地區向左江地區進犯，時任國民黨守軍的133師師長、白崇禧的外甥海兢強，驚慌失措，在敵軍遠未到達之時，竟下令通訊排提前炸毀鐵橋。僅僅運行了31年的一座橋梁便如此草率和狼狽地壽終正寢。余下的殘骸，在1958年全國大煉鋼鐵時全部被拆卸煉鐵，如今只看到兩座斑駁陸離的橋墩。

當母親帶著我和二弟、三弟來到外公家落腳時，外公始料不及。外公家很窄，只有一間用木板圍起來的臥室，里面有一張床，其余為廚房和客廳。其實根本就沒有廚房和客廳之分，兩處都是相連的，空空蕩蕩，無甚擺設物。如此環境，實在沒法安置我們母子四人，母親只好帶著兩個弟弟到街上的親戚家住，讓我跟外公做伴。她白天出去做工，只有在午飯和晚飯時我們才在一起。

我從來都沒想到，我們一家與外公所在的那條利民街會有什么瓜葛。我們一直住在學校里。這所學校遠離城區，故而僻靜、單純，也無聊。我們突然一下變成了“街上崽”，能與街上的孩子們盡情地玩耍，我感到十分快樂——如果這也算快樂的話。

當年，外公肯定估計錯了。他們逃亡越南海防不成，回來沒幾天，龍州便解放。1952年，外公先是和我姑爹一起被收容審查。接著，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8月，政務院第四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據此歷時3年才完成了土改工作，劃定了階級成分，將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列為革命的敵人、打擊對象，1957年之后將他們合稱為“四類分子”。我外公就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在利民街的生產隊里勞動，以挑糞為業。

因為血緣，我和外公意外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充滿了新鮮。每天晚上才9點多鐘，他就要我上床睡覺。若是冬天，他就更早地叫我上床，目的是給他暖被窩。而他睡之前，就坐在客廳太師椅上，邊抽煙，邊和隔壁那個拉馬車的阿公聊天。他們之間的墻壁，都是用木板隔的，彼此打個哈欠，都能聽得到聲音；劃根火柴，也看得見光亮。他們聊夠了，外公才上床，我也睡著了。第二天早上五點多他就悄悄地起來，挑起糞桶出門，去掏糞。出門前他已經把昨晚的舊飯煮成粥，留給我吃。我吃了，就到江北的朝陽小學上學。

外公有一頭銀白的頭發。無論何時，都剪成小平頭。他上街，總有些小孩見了他就喊“白頭翁——白頭翁——”，他就笑呵呵地應答，他已經忘記了他是“四類分子”的身份，是專制的對象。若是碰到惡意的取鬧，他就不去理會，快快地走過去。

他收工回來，就會很認真地擺弄他的晚飯；每個晚餐，不管有菜沒菜，他必定喝上二兩酒。吃了飯，他就坐在太師椅上，一根一根地抽煙，等天黑。他睡覺時，每次都從床頭拿出一頂黑色的無沿禮帽，戴在頭上。他的睡姿永遠都是仰姿，身體總是筆挺筆挺的。他的枕頭很小，硬得像塊鐵，外表是用一張報紙包著，時間久了，表面已經油光發亮。

我曾經在床上玩耍時不小心被那枕頭角磕著，頭上起了塊包，所以對它十分地好奇。我曾翻動過，感覺又沉又硬，并且有一種透心的冰冷。別人的枕頭都是棉花做的，既軟又輕；我也曾見過一些老人的枕頭，至少也是木枕或瓷枕，外公又沉又硬的枕頭是用什么做的呢？

外公家徒四壁，沒什么物件讓我感興趣，唯獨這枕頭能讓我產生想象。我經常有要揭開其中奧妙的想法。

有一天，趁他不在，我趴在床上，一層一層地打開了報紙。我渴望那是一個百寶箱，里面藏有很多的寶貝，比如白銀、黃金，或者銅錢。報紙在一層層揭開的時候，里面流出了一些粉末。報紙終于全部打開，是兩塊疊在一起的青磚頭。

我當時就想，外公的枕頭為什么不用棉花做呢？

利民街南面有一個法國領事館，原先是清末時期中法兩國為修筑龍州至越南同登鐵路而建設的配套建筑——火車站，建成于1896年。法式風格，兩層，內部的樓梯、欄桿、門窗，均用龍州的百年蜆木做成。但后因雙方在鐵路軌距爭執的原因，鐵路沒有建成，車站就失去用途。1908年，法國將駐龍州領事館從原設在水口河與平而河交匯處的簍園角遷至空置的火車站，成為廣西第一座外國領事館。當年，在對汛督辦署工作的外公因公干，常常來往于領事館，與法國人接觸多了，學會了喝酒，后來竟然嗜酒如命。但那時，哪能天天有下酒菜??？偶爾有一頓豆豉燜排骨，那都是外公親自做的，味道正，色澤好。動筷之前，外公就向我和二弟交代（三弟還小，吃不動），吃完了肉，千萬不要丟了骨頭，必須交給他。我以為做甚，后來才知，他把我們吃剩的骨頭，全都裝進他的碗里，就著酒，重新再啃一遍，屬軟骨的咬碎吞下，有骨髓的咬破吸干，咬不動的也要吸盡了肉汁才丟棄。有一次，我將平時從垃圾堆里找到的牙膏皮、銅線、雞毛鴨毛給龍江街橋頭下的收購部賣了，得了一毛五分錢（我每一次不管賣什么東西，有多重，得到的款項都是一毛五分錢），交給外公。外公立即叫我去買回一毛錢的木薯酒，五分錢買一個牛耳餅?；氐郊?，外公將餅分成三份，一份留給他自己，另兩份給我和三弟。我們坐在飯桌前，他左手抱著三弟，右手拿餅塊，啃一小口，放下，拿酒杯，喝一口，當場就把那一毛錢的酒就著牛耳餅喝了。當時我十分得意，我那一毛五分錢，就讓我們三個人飽餐了一頓。

吃完了飯，都是我洗碗。當收拾到外公的酒杯時，我就停頓下來。他的酒杯，就這么一個，口大底小，呈倒三角形，大約能裝一兩酒。用得久了，沒有認真清洗，杯子里已結上一層茶色。見外公平常喝酒喝得有滋有味，我也想嘗嘗酒到底是何種味道。我把酒杯倒扣過來，往嘴巴里磕，往往都能磕出一兩滴酒來。那兩滴酒還沒流進喉嚨，就在舌面上化開了，有點苦，還有點辣。但我竟然很快就習慣這個味道。

我后來也嗜酒，酒量驚人，也許跟這有關。

外公沒什么朋友。他那身份，沒人敢跟他做朋友。偶然他會到對面一個老漢家里聊天，一回來，就會被我母親罵：你去別人家干嗎，你這樣會影響人家的。有時母親用舊報紙包衣服之類的東西回來，剛放下，外公就把報紙拿走，坐在門檻上，戴上老花鏡讀。母親一見，立即心急火燎地去搶：你想害我??！你是四類分子，怎能讀《參考消息》？

倒是有個人，可以隨隨便便進出外公家。他和外公年紀相仿，頭發也花白了，但個子稍矮，背還有點駝。夏天里最愛穿運動褂，有時是藍色的，有時是白色的。進門之前，他先把肩上的一擔糞桶放下，然后聲音朗朗地笑著進來。他跟誰都打招呼，包括我。外公和母親都很熱情地回應他。但他說的話我聽不太懂。有點像普通話，也不全像。但當時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個外鄉人，因為在我們這里，沒一個人說他那種話的。

他和外公聊了一陣，外公就把煙蒂一丟，到后院里也挑出一擔糞桶，和他出去了。

那時是下午四點多鐘。我知道，他們是在出晚工。

三棵杉樹

那三棵杉樹是誰種的？

那三棵杉樹是什么時候種的？

父親不在的時候，我就坐在書桌前，長時間地看著窗前的三棵杉樹出神，然后想著這兩個問題。

這是誰都無法回答的兩個問題。

后來什么都不想了，就只看杉樹。

杉樹齊屋頂高了，彼此挨得很緊，樹丫摻著樹丫。樹上有些果子，黑黑的，肉丸子這么大，時不時掉一兩個下來，噗噗地響。下雨的時候，杉樹的葉子，像泡過油似的，亮亮的，油油的，墜得厲害；水珠子嘚嘚嘚地滴，滿世界都是這個聲音。雨停了，鳥就從不同的方向飛來，有時是一雙，有時是一群；要么覓食，要么啼叫，要么小憩。有些落得低矮，發現了窗口里的我，一個驚叫，噗啦一聲飛走了。

樹枝一抖，葉子上的雨珠就嘩啦啦地落下。

大概下課了，老師紛紛回來，宿舍就有了人聲和開門聲。大多是從我的窗口路過，發現窗口里有個小孩，有的就突然止步，回頭看一眼，笑一笑，有的根本沒有任何表情，走過去了。

我很怕看見一個老師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不小，和正常人一樣。但他的眼睛不是黑的，而是灰黃色的；眼珠周邊，泛白中也泛黃。他和我們碰面，都是一晃而過，從不跟我們說話，連一個微笑也沒有，臉色永遠是灰灰冷冷的。一個從不說話卻又彼此認識的人，用一顆灰黃色的黃眼珠看你，那是很不自在的。而且，他的眼神很堅定、很專注、很冷漠，似乎能把你看穿看透。我就常常被他這樣的目光注視，感到害怕，感到無助，感到六神無主。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向父親表達這種害怕。所以，在金龍，我因為這樣的眼睛而害怕白天，因為教室的汽燈而害怕黑夜。

有一天，幾個老師在我家門前的那幾棵杉樹下下棋。那顆黃眼珠也在。下了幾盤，他們累了，都伸了伸懶腰，要散了。突然，黃眼珠說，噢，今天我來了客咧，要殺雞呢。有幾只項雞就在他們旁邊覓食。有老師說，喏，那不是你的雞嘛？黃眼珠試圖去抓，但他一靠近，雞就跑了。黃眼珠想一想，轉身進屋，不一會拿出一支風槍，往那幾只雞瞄了瞄，只聽見噗的一聲，其中一只腦袋中彈倒地，翅膀打拍了幾下，死了。黃眼珠收起槍，提著雞腳，回家去了。

我從沒見過這樣宰雞的呀！

但那次我竟看見黃眼珠第一次露出了很燦爛的笑容。

我讀初中的時候，黃眼珠調到了縣教師進修學校。那是我到一個玩伴家里玩的時候看見的。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的眼球依然是灰白泛黃，依然用那種堅定、專注、冷漠的眼神看人。但那種神情明顯已經蒼老、乏力，已不足以讓我害怕。估計他已經記不得我了，但我永遠記得他。

歲月是很公正的。

一個人不再讓別人害怕，說明他衰老了。

一個人記不起熟人了，說明他真的老了。

而我正年輕著。

在金龍中學，倒是有兩個人我是很喜歡的。

一個是父親的學生。那個學生，常常到宿舍里來，與父親聊天。那時侯，我已經隱隱約約知道，父親在學校是一個有錯誤的人，不受歡迎的人。有人能夠做出和我父親交往的舉動，那是很不容易了。有一次，父親和學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門口的杉樹旁，互相幫剪頭發。先是學生給父親剪，父親坐在椅子上，學生給他披上了理發專用的白色圍裙，父親整個身體不見了，只露出一個腦袋。學生就按著父親的腦袋，從下往上慢慢地推著剪，父親一團一團的黑發就掉落在圍裙上，越積越多，最后聚作一團又滾落在地。他們面對著我家的門口，我坐在門檻上面對著他們。我看見他們背后的杉樹又高又直，樹葉青翠欲滴。透過樹干和樹葉，遠處的山一峰連著一峰，山上的樹木比我眼前的杉樹還綠。我在想，山上的樹也是杉樹嗎？

那天天氣很好，有一絲絲的暖陽。

唯一和我玩的老師，是蒙老師。他身體略瘦，頭發開始有點白了。臉型是方方的，笑時眼角有皺紋。當時應該有四十來歲了吧。我記得當年他第一次來找我玩時，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襯衣。那天，父親不在，他路過宿舍，見我蹲在門口，跟我聊了幾句，然后說，你會裝鳥嗎？我搖搖頭。他說，裝鳥好玩哦，蒙老師明天教你裝斑鳩。

第二天，蒙老師果真來了，帶來了一根細細的馬尾，還有一個他自己用芒草稈做成的“〕”型裝鳥架，有大人的巴掌大。他把我帶到不遠處的玉米地里，蹲下，拿出那根馬尾，一頭做了一個活套，另一頭綁在一根五寸長的樹枝上，然后把樹枝插在地下，固定。接著，他放下裝鳥架，把活套搭在架上，馬上給我示范：“斑鳩愛吃玉米?！彼麖目诖锬贸鰩最w玉米放在活結內的地面上，“斑鳩一飛過來，看見了玉米，肯定下來吃，一啄，一啄，脖子碰到套子，套子一收縮，慢慢就被活套套住了?！彼檬持缸髯拿谞?，那食指果然被馬尾結套住了。

直到長大成人，我都沒有忘記這兩個人。有一年，我還讀小學的時候，蒙老師突然來訪，不僅父母熱情招待他，連我都感到特別高興。我工作后，有一次出差龍州，在郵電局打長話時，竟意外遇到在此地工作的當年幫我父親理發的那位學生。我提起他和我父親理發的事，問他，當時你不怕嗎？他說，怕什么？我喜歡你爸，他的語文課上得最好。

他姓農。微胖，禿頂了。

還有一位當時未曾謀面的哥哥。父親說，在金龍，他當時已經被關進“牛棚”，不準上課了。有一天中午，學校里來了個解放軍，要見我父親。學校領導先打量了他一番，遲疑了半天才冷冷地說了一句：他到外面勞動了，還沒回。

來人就出了校門沿著大路去找。剛出了集鎮，見遠處的野地里，走來了五六個肩扛鋤頭、排成一行的白面書生，后面還跟著兩個背著步槍的民兵。來人迎了上去，見到了我父親，他們彼此對視了一下，都停下腳步，準備要走向對方。

后面的民兵見了，便一齊上前阻止來人，他是你什么人？來人說，他是我叔叔。民兵又說，此人已被管制，你不知道嗎？來人說，我知道，所以我才大老遠來要見他。民兵說，不行。來人又說，那我也給你們說白了，今天給見也見，不給見也見。說罷，他還有意提了提插在腰間的脹鼓鼓的手槍。那時，解放軍在全中國是最受人尊敬和信賴的人物，誰都不敢冒犯和不敬。民兵無奈，只得退了出去。來人和我父親就站在路邊交談。

那位解放軍是我們老家逐卜的一個同族兄弟，叫嚴崇基，當時是解放軍某部副連長。按輩分他叫父親做叔，我叫他做哥。他轉業后，在南寧市某國營五金公司工作，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結婚時，父母介紹我去他那里買電視機，我才見到這位傳說中的哥哥。他年長我二十多歲，長得高大、壯實，英氣十足。想必當年，金龍中學的領導一定被他的架勢鎮住了，否則就不會有關于他的傳說。到現在，他應該有七十多歲了吧。

過了一兩年，我得從金龍回城了。因為暑假一過，我就開始上小學。此時，二弟和三弟也相繼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