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長河逐日》（薛海翔）簡介：

這是作家薛海翔寫給自己的生命前傳，也是一個中國紅色家庭的顯微縮影。

作者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青少年時期即加入馬共，20歲后回到中國參加抗日，戎馬半生；母親則從蘇北的鄉村少女，成為新四軍……半個多世紀后，薛海翔從衡山路上的寓所往街道上“凝望”1949年5月隨軍進入上海的父親的身影，開始了遍及海內外的家族尋根之行，在每一個歷史節點上停留、長思，他記錄了從當下回溯歲月的足跡，打撈出上一代人的家國情懷與跌宕生涯。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山海經·海外北經》）

——題記

序章

“你要問起爺爺那一輩，我真的是沒有辦法了，我就看過一張出生證，那還是1939年1月我被關押在馬來亞的太平監獄，法庭過堂時法官給我看的：我本名吳清云，出生地馬來亞霹靂州怡保，英國籍，父親吳保，廣東人，母親鄭柳，福建人。就這么多了……”

1995年那個清涼的夏天，哈爾濱，三十八年未曾相見的父親郭永綿不無歉意地說著，我則拿著筆記本邊聽邊記，如同無數次對陌生人的采訪。

“說不定，太平監獄或者怡保警察局有這些資料，英國人檔案保存做得很認真?！笨粗彝Ｏ铝耸种械墓P不再記錄，父親沒有把握地補充著。

“你可以去那里，找找看?！备赣H最后對我建議道。

哈爾濱獨有的夏季涼風，穿過屋外綠色的濃蔭，涌進寬大的窗口，分別三十八年的父與子，回溯那飄散在歲月深處的家族線索，聽長風掠過，對坐無言。

此刻，2017年2月24日上午，那次談話二十二年后，我站在父親被關押過的馬來西亞太平監獄的門口。半島二月的驕陽，跟上海八月沒有兩樣，火一樣地炙烤著我的皮膚，我抬頭望著監獄哥特風格高聳的大門：奶黃色門扇鑲著綠色紋邊，大門緊閉；門口停著一輛中型黑色囚車，像個機甲堡壘。大門兩邊，無限延伸望不到頭的圍墻上，架著銹跡斑斑的鐵絲網，隔一段，就有一個崗樓，很像電影里看過的舊時監獄，它的確就是一個舊時監獄，大門的尖頂上，炫耀地鐫刻著“1879”幾個大字。

我想象著父親走進這座大門的場景：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羸弱，纖瘦，脊柱微微側彎，肩膀一高一低，戴著手銬，被英國警局密探押解著，走到高聳的門樓下，大門隆隆開啟，門里，就是一個任人宰割的世界，他慌亂嗎？害怕嗎？絕望嗎？

我跟父親不熟，直到2007年他去世，在他八十七歲的生命光陰里，我們見面只有數得出來的寥寥幾次。這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種異樣：他離我很近，近在咫尺，近在身邊，與我身影重疊；我腳下的路面，父親也曾踩踏走過，我頭上的門樓，父親也曾仰頭看過，父與子，隔著七十九年的時間，站立在同一空間。

這里緯度很低，北緯三度，幾近赤道，西邊是印度洋馬六甲海峽，波濤碧綠，東邊是金馬倫高原，綿延不絕；我從上海飛來，對異國的陌生滿是好奇和疑慮，陽光耀眼，迷霧重重。

我拿著手機，對著監獄大門圍墻崗樓和墻里的囚室各種拍，終于，拍出來一個警官，一個膚色黝黑一身黑色警服的中年馬來人，面容嚴肅，走到我面前，操著英語說：這里不許拍照。

我說，我父親八十年前在這里關過，我想來查找他囚禁這里的資料。

他驚奇地看著我。

我又重復了一遍，說，我父親后來回了中國直到終老那里，再也沒有來過馬來西亞，他希望我能夠看看他生活過的地方。

他還在思索著，好像在消化我的解釋。

我說，可以嗎？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提出正式的申請。

他明白過來，說，不是不可以，是不會有你父親的資料。

我說，他在這里關押過五個月，在這里被提審，判的刑，你們應該有他的資料。

這個資料，對我，至關重要，只有它會告訴我，我的親爺爺親奶奶是誰，來自哪里又去了何方，換言之，它是我薛海翔從哪里來的一個源頭，找不到它，我從哪里來就是一個謎了。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兩個源頭，父系和母系。

我的母系存有一本十六代的家譜，讓薛氏家族來路清晰，家譜上，最初的落戶地是蘇州閶門。元朝末年，中原大亂，群雄并起，角逐天下，江南氏族多支持本地興兵的吳王張士誠，襄助他固守蘇州十二年，最終，張士誠不敵朱元璋，蘇州城破，明朝建立，朱元璋怨恨江南氏族對他的拒止，掌權后，把蘇杭氏族幾十萬人一并遷往貧瘠的蘇北，史稱“洪武趕散”。

薛氏一族被強制遷去貧瘠的蘇北漣水。那里一個薛莊，莊前有旗桿，有下馬石，還有一個從花團錦簇的蘇州遷移到蘇北白花花的鹽堿地后，東山再起的勵志故事：

族中有一個武藝高強的先人，在北京的皇帝身邊擔任帶刀侍衛，朝夕相處的皇帝問起他的兒子多大了，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每次回答都是“小呢”，終于有一天皇帝忍不住了說，你帶來看看吧。一看之下，皇帝脫口說：是個大人了嘛。帶刀父子雙雙跪下：君無戲言謝主隆恩。既被封了“大人”，薛莊也興旺了起來。

小時聽外婆不無得意地說起母系先人這段騙官往事，總覺得這算不上光彩和榮耀，及長，更覺得這故事也不像是真的，落難的家族需要一個故事，支撐他們在苦難的異鄉生存下去——即便如此，母系來源脈絡清晰，一目了然。

父系就不同了。

雖然，直到十八歲，在父親的眼里，他的家族來歷也是清清楚楚的：

父親叫郭永綿，他知道自己的父親叫郭善金，廣東增城人，到現在增城還有個郭家祠堂。清朝末年，家里窮得過不下去了，爺爺的大哥送了人，剩下的，爺爺和一個兄弟一個妹妹，“賣豬仔”漂洋過海，到馬來亞霹靂州怡保落腳，爺爺郭善金在制革業當學徒，頭三年白干，連剃頭錢也沒有，三年后學滿自立，外出單干，三十歲時娶了何清為妻，當地人稱爺爺“阿葵”，奶奶何清就被稱為“葵嬸”。1920年，他們生了我父親，取名郭永綿，名字含義也直白，子嗣永遠綿延。

父親三歲，爺爺去世，奶奶靠著艱辛世道里積攢的生存能力，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夾縫中，找尋活路：她替人洗衣縫衣，替人包伙做飯，替人幫傭帶孩子，做各種雜活，掙錢活下去，真個是孤兒寡母，艱辛備嘗。

雖然是苦難卑賤到泥土里的人生，但來歷還是清楚的。

父親七歲時，奶奶把他送進了怡保的一所學校，叫“怡保公立義學”，這是一所社會募捐的學校，專為華人子弟開辦的。

“學生如果生活困難就免費，家境稍好一些的就半費，家境好的就全費。我免費。教師全是從唐山（中國）去的，北伐戰爭失敗后，知識分子逃過來，有進步思想，跟我們這些窮孩子關系比較密切，灌輸進步思想，教我們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我七歲進這個學校，念到四年級，語文，自然，體操，算術，美術，音樂，沒有英語?！?995年，七十五歲的父親記憶清晰地對我說。

兩年后，萬里外的北方，北緯三十五度的中國江蘇省漣水縣，一個叫普安集的小鎮，母親薛聯走進小學，那年她四歲，還叫薛秀珍。

普安集很小，東邊是太平洋的黃海，西邊是廣袤的江淮平原，全鎮只有一條橫貫東西的小街，每月逢五逢十為集，周遭十里八鄉的農家都來此趕集，帶著自家的農產品沿街設攤販售，一個典型的農耕社會商貿交易中心。

外公薛蘭榮開了一家染坊，按照客戶需求，把農民自紡的土布染成各種顏色。全鎮一家染坊，沒有競爭對手，生意就做好了。家里蓋起了兩間瓦房，在貧瘠的蘇北，算得上殷實人家了。

那應該是1929年前后。中國歷史天幕的大背景上，辛亥革命延續下來的紛亂，由軍閥混戰承接著，共產主義運動則在偏遠的羅霄山脈，用星星之火的方式，做著燎原中國的夢想和努力。

遠離中心城市的中國農村，歲月呈現池塘般的單調和平庸。此時，外公做出了一個當地人不解的舉動，送女兒上學讀書。

按照千年以降的傳統，四歲女孩，正是纏足的年紀，否則，這女孩會被人看做沒家教，長大后會嫁不出去。雖然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滅亡快二十年了，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纏足早已退出社會生活。但是，在蘇北，傳統還在延續，母親也不例外開始纏足了，外婆用幾尺長的白布條，把母親的腳一層層包起來，用力壓倒腳趾，以圖塑造三寸金蓮。母親大哭大喊，就是不從，幾天下來，外公看不下去，說，算了吧。母親纏足就此放棄。外婆請當地一個頗有權威的算命先生替母親算命。算命先生看過面相手相，排過生辰八字，嘆了一口氣說：可惜了，是個女孩，要是個男孩，將來當大官。

外公沒把這個結論放在心上，他疼愛這個小女兒，要讓她受教育。母親就此走進學校，成為一名小學生。語文課上，教人手刀尺，算術課上，學加減乘除。

母親第一次被叫到黑板前做10-8的算術題，她無師自通地在黑板上用粉筆畫了10個點，再用手擦去8個，看著留下的兩個點，她寫出了2的答案。

老師對這個四歲小孩自辟蹊徑的解法頗感意外，中午到母親家吃包伙飯時，大加贊賞，跟外公說，這小孩聰明，讓她一直讀下去。

2017年4月25日，離開馬來半島兩個月后，我站在中國蘇北普安集狹窄的街道上，親見了父親和母親之間那遙不可及的距離，那個時代難以逾越的空間：他們隔著海洋和島嶼，平原和高山，隔著種族和國家。

父親和母親相差五歲，1920年代末期，相隔萬里的兩個小學生，開始了自己的啟蒙之路。他們的人生軌跡，從空間上看，永遠不會相交。如果沒有二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沒有因此引發的國際動亂，沒有傳說中的“田中奏折”，沒有在帝國主義戰爭夾縫中頑強生長的共產主義運動，沒有此后的遍地狼煙漫天烽火，他們應該各自在自己的居住地，平凡地成長，謀生，繁衍，終老，一如眾人；隔著望不到頭的山川原野和波濤無邊的汪洋大海，永不相交，而我，則在另一個平行宇宙的虛空中，以一種初始的原子形態，漂浮。

第一章 馬來亞怡保

“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埠新街場德樂街7號，

No7 TAILOCK STREETIPOH PERAKW, MALAYSIA”

這個中英雙語的地址，是父親郭永綿親手寫給我的。1995年夏天，他告訴我，從四歲開始，他就住在這里，他這樣描述他記得的人生第一個住處：

“住在我媽打工的老板家，在河的北邊，離河不遠，德樂街7號，都是新建的房子，一排排住宅區，灰色磚瓦房，一般是兩層樓，底下有走廊，就是所謂的騎樓。馬路兩邊的房子對稱，一排接一排，像廣東的房子，我和我媽住在一個小房間，是堆雜物的，南方生活簡單，有床就睡床，沒床就睡地板。地板上有縫?！?/p>

那年父親四歲，是1924年，這個地址，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可以找到的父親最早的遺跡了，算得上父系最遠的溯源之地。

八十三年后的今天——2017年2月23日，我站在怡保潮濕而悶熱的街頭，手里拿著這張中英雙語的地址條，開始了尋訪。滿以為，有這么詳細的地址，隨便找人一問便知。很快，事情變得蹊蹺起來，不要說普通的路人、街邊的店鋪老板，就連路上巡邏的警察，凡是看到這張紙條的，無不搖頭，沒有一個說知道的。

怡保早年出產錫礦石，大批華人在此挖礦謀生，逐漸衍化成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不大的城市，先民們聚居而住，沿著橫貫城鎮的近打河，發展成舊街場和新街場兩大城區。舊街場由中國廣東式的騎樓排出一條條狹窄的街道，新街場則由歐陸風格的建筑群構成現代意味的城區。

我按照邏輯推斷，父親家一貧如洗，應該住在陳舊混亂的舊街場?？墒?，他的地址上卻寫著新街場，會不會是搞錯了城區呢？但是，我很快否定了這個自以為是的推斷，因為，在我的訪談記錄上，父親是這樣描敘他一生中第一個記得起來的住處的：

“我母親給人幫傭，東家是一個橡膠園的老板，姓梁，叫梁根，廣東肇慶人，娶了七個老婆。我母親幫傭的這家是梁根的四姨太，住著一幢房，男主人也不大回來，四姨太不曾生育，領養了一男一女，女的叫梁寶娟，比我大；男的叫梁禎祥，比我小，后來繼承了財產。

“四姨太人比較好，她不許我叫老板娘，我就叫她四姑，她則叫我母親為葵嬸，叫我阿綿。我母親給她家帶孩子，做飯，收拾房子。她家對我也沒有歧視，我跟他們一起念私塾，四書五經?！?/p>

這樣的大戶人家，只能住在新街場。

新街場路邊，有許多中文招牌，標示著以中國國內地名命名的“會館”：“廣西會館”“潮州會館”等等，油漆斑駁，歷史久遠。經驗說，這些會館，一定會保留著從那些地方來的移民的久遠歷史和記憶，他們成了我最后的線索。

我敲開門，走進一家家會館，出示手中的地址條，問路。

會館幽靜，通常有一兩個老年人坐著，喝茶，看報。他們端詳著我的地址條，兩眼迷茫，依然無人知曉這條“德樂街”。間或有老者凝思著說，以前好像聽說過這個名字，但是現在肯定是沒有了。

為什么？

因為，馬來亞獨立成馬來西亞后，全國興起過一個去英國化去中國化的激烈運動，但凡英文街名中文街名，一律更換成馬來文街名，且與從前的讀音全無相同之處，為的就是讓人徹底遺忘從前的用外國文字命名的街名。這個運動距今將近一個甲子，所以，即便花甲老人，也沒有舊時街名的絲毫記憶了。

看來，“德樂街”在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已經化為粉末，飄散在歷史的廢墟之中。

毫無頭緒地走在被時下時歇的陣雨澆得濕漉漉的街道上，我已經做好了空手而歸的心理準備。我只能干巴巴地想象，父親也許走過我腳下的街道，也被陣雨弄得滿腳泥濘。用空洞的對比，對自己進行聊勝于無的心理安慰。

誰也不知道的是，這時，我離開“德樂街”只剩下幾十米的距離了：

隨行的馬來西亞司機，停下腳步，看著路邊一家小店的店堂，一個駝背老者，背朝著街道，坐在小板凳上，躬身編織著一個燈籠骨架。司機死馬當作活馬醫地用廣東話問了一句：“你知道德樂街嗎？”

老者沒有回身，也沒有停下手中的勞作，只用左手，斜著指指身后的一條橫街。

找到了？就這么突然找到了！

我轉身，撒腿就往那條橫街跑。街口的綠底白字路牌上，一行不知道怎么發音的馬來文街名赫然入目：HALA PASAR BARU

這還是一條騎樓夾道的街道，只是，街面比較寬闊，兩邊的騎樓質量很是上乘，整齊而結實，九十年前，這算得上是上流社區了。我急急忙忙地從街邊掠過，眼睛盯著每一扇門上的門牌，尋找7號。

7號！也是騎樓，漆成艷俗的粉紅色，倒是門面簇新，這是一家鞋店，攔腰橫貫的明黃色招牌上，中英雙語：千里達鞋店THOUSAND MILES。

我快步走進店堂，店堂里，一排排貨架，擺滿了式樣時髦的休閑鞋類，款式和顏色，與上海、紐約等大都市相去不遠，頗具沖擊力，讓人目不暇接。

一個二十多歲的華人店員迎上來，我急切地說：這店從前是不是居民住家？

店員沒有把握地說：也許是的吧。

房東是不是姓梁？

店員說：多久前的事呀？

九十年前。

店員愣住了：這么久??？

他想了想，隨后說：這店堂是老板幾年前才租下來的，要不，你去隔壁9號問問吧，她們是老住戶，在這條街上住了很多很多年了。

9號是一家理發店，招牌上，也是中英雙語：雪梨美發院。

我推門進去，店堂里沒有顧客，兩個華人中年婦女坐著，閑聊天。

你好，我想打聽一下隔壁7號的情況？

一個年長的婦女說：什么情況？

房東是不是姓梁？

是，是姓梁。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來，聲音也有些顫抖，我鎮定了一下，說，有沒有一個叫梁寶娟的女士？

有啊，梁寶娟，我小時候一直在她家，跟她女兒一起玩。

梁寶娟比我父親大一歲，算起來快有一百歲了。

女人說：她后來去了英國。

哦……

線索到此為止了，我有些滿足又有些失落。

不過，梁寶娟的女兒就在怡保，房子租出去，她住在別的地方。對了，你是什么人??？

我父親跟梁寶娟是熟人，他小時候在這里住過。

是嗎？那應該很老了吧。要不，你把情況寫下來，下次梁寶娟的女兒過來，我告訴她。

她隨手拿過來一本類似賬冊的本子，遞給我。

我翻開一頁，寫：

我奶奶何清，父親郭永綿，九十年前曾在梁寶娟家住過。海翔。

女人接過賬冊，看了看，隨手放在一邊。似乎不怎么在意。

店堂一角，一臺電視機正在播放一部華語電視劇。

我說：你們看中國電視??？

對，天天看。

我問：有一部電視劇，叫《潛伏在黎明之前》，你們看過嗎？

這是我幾年前脫稿的一部戲，幾經周折拍了出來，被拍得很爛，卻播得很好，收視率很高。去年我去歐洲美洲，當地華人多有看過，紐約街頭還有盜版碟出售。

年紀較輕的那位說：看過。

我寫的。

真的嗎？她們一下子興奮起來，眼睛發亮。真的嗎？你是我們見過的第一個寫電視劇的人??！

年長的那位熱情起來，說：我一定會告訴梁寶娟的女兒，你來過這里，找過她家。說著，她們拉著我合影。

剛才的托付，眼見得靠譜了。

合影后，我走出店堂。

走到街上，上下打量著“德樂街7號”，那艷俗的兩層騎樓。想象著那個四歲的小男孩，一個女傭的兒子，快樂地在樓里爬上爬下，對身處的卑微地位毫無知曉。事實上，很多年后，當他投身于追求社會公平、人類平等的革命運動后，他似乎也從來沒有對母親給富人當用人、自己寄人籬下的生涯，有過自卑或者憤懣——底層人仇視上流社會的想法，通常是革命的火藥桶。相反，他對這東家始終充滿好感，不無感激地說：“我母親后來養老送終都在這家?！?/p>

他說得不假：

第二天清晨，驅車離開怡保之前，我又專程去了一趟德樂街，要看一眼7號再走，因為，這一走，恐怕永遠不會重回這里了。

9號的女老板隔著玻璃門，一看到我，就高興地叫住我，興奮地說：昨晚，我跟梁寶娟的女兒聯系上了，她說有這回事，你奶奶是她家的用人，也是她的干媽，你奶奶去世時，就是她披麻戴孝為你奶奶送終的，你奶奶埋在郊區的三寶洞。

窮人雖然置身社會底層，但在世道平和的時段，他們大多數是溫順的，對富人有著認命般的順從，他們為富人服務，換取溫飽，同時認可這個社會的等級階梯，服從貧富高下的天然安置；其中有雄心壯志的，也不過就是尋找階梯向上攀爬的入口處，希圖能踏上臺階，一步一步攀上去，越爬越高而已。

…………

薛海翔文學創作簡介：

薛海翔，作家。1951年出生于上海。15歲因“文革”輟學后，在廣西壯鄉插隊務農，黑龍江炮兵部隊服役，上?？茖W院從事激光科研。1977年參加“文革”后首屆高考，進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任機關干部，赴深圳特區創辦民營公司。1987年赴美留學，1990年創辦《美中時報》，現居丹佛。

197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1981年發表成名作《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獲首屆《鐘山》文學獎。至1995年出版長篇小說《早安美利堅》，累計發表百萬字文學作品，多部作品被國家外文出版局翻譯成英文法文和日文，發行國外。

1996年，開始創作電視劇的文學劇本，寫就并拍攝了電視連續劇處女作《情感簽證》，其后，拍竣播出的電視連續劇累計有九部222集以及電影文學劇本2部。電視劇的題材，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如《情感簽證》（美國），《戀戀不舍》（日本），《在悉尼等我》（澳大利亞），《情陷巴塞羅那》（西班牙）等，直擊金融風暴和反腐的《紅玫瑰黑玫瑰》，描寫股市股民的《就賭這一次》，關注艾滋病的《生死同行》，歷史題材的《梔子花白蘭花》，諜戰劇《潛伏在黎明之前》，以及古裝劇科幻劇等等，貼近時代特點觀劇熱點。其中，23集的《情陷巴塞羅那》為首部中國與外國合拍并在兩國電視臺播出的電視劇，44集的《潛伏在黎明之前》居全國收視前列。電影文學劇本《親吻江河》獲“2008年夏衍杯創意電影劇本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