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是一篇我很難寫的文字。

難寫是因為涉及令人傷懷的家庭往事。

數十年里，我一直緊緊包裹著它，從未把這包裹打開，我的文字從未觸及它。這包裹里有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僅屬于我們家庭，屬于我們家庭內兒女和母親之間。我們對母親隱瞞了一個近在身邊、與她一生命運密切關聯的事實，是她人生當中天賜的一次機遇，她若意識到，想抓伸手就能抓到，但陰差陽錯讓她失去了機會，從而與命運的轉機失之交臂。

在最親的人之間保守這個秘密是痛苦的，卻不得不嚴嚴捂蓋，而且一捂就是數十年。

母親早已故去，現在打開這包裹，我已經沒有了顧忌。我書寫故土，寫故土的昨日今天，我也不能再回避，不能讓母親的故事，以及我曾經的情感糾結，一直被捂蓋在故鄉土地的厚苔之下。

母親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戰士，后與部隊失散流落到涇陽。

母親熊芝蘭1916年陰歷八月十五生于四川通江鹽井鄉大梁城。通江自1932年起，便是川陜蘇區軍事、政治指揮中心，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大本營。熊姓在大梁城是大戶人家，母親家庭條件不錯，但她看到紅軍在通江轟轟烈烈發展，特別是紅軍里有很多女兵，她們組織看護隊、慰問隊、洗衣隊、運輸隊、擔架隊，人人意氣風發，斗志昂揚，這對她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1933年春，母親和舅舅熊天平（后改名程平），離開家，一同投奔了紅軍。母親先進婦女獨立營，后進入紅四方面軍總醫院，舅舅進入三十一軍警衛隊。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離開川陜根據地開始長征，母親和舅舅隨隊伍出發。長征途中，迎擊敵人圍剿，三次爬雪山過草地，吃草根嚼樹皮，左沖右突，輾轉奔波，各種苦難母親都曾經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后，蔣介石加緊調集部隊，向會寧、將臺堡地區集中，紅軍三大主力陷入敵重兵夾擊中。紅四方面軍兩萬余人組成西路軍，進入甘肅河西走廊，西路軍后來失敗。1937年2月，主力紅軍組成“援西軍”，母親所在的衛生隊被編入“援西軍”中，但因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援西軍”到達甘肅寧夏交界一帶停止西進，就地派人四處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此時，20歲的母親竟然感染上天花，被安頓在甘肅西峰一戶老鄉家中治病。

天花是死亡率很高的一種烈性傳染病，所幸，母親得的是“小天花”，病勢沒有那么兇猛，二十多天后病愈，沒有丟了性命，臉上也沒有落下被人叫作“麻子”的疤痕。

不幸的是，她病愈起身，大部隊已不知去向。她奉命收容失散紅軍戰士，自己卻成了失散人員。

更不幸的是，當她四處尋找大部隊時，偏偏走錯了方向，部隊去了陜甘寧蘇區，是向北走，她不知道，一直向南尋找。從西峰經過陜西的長武、旬邑、淳化，沿途討吃要喝，一直到涇陽。在涇陽一個叫作南橫流的村子，她的命運出現了拐點。

這是緊靠涇惠渠南干渠的一個村莊。她在一個姓劉的人家歇腳，本來只是路過借宿，但劉家人見她形只影單，硬是留她住了下來，這一住就住了三天。

第一天，在吃過劉家人端上的面條之后，對方問她的年齡，問她的老家，問她在部隊的經歷。她急切地打聽部隊的去向，劉家人回答說半年前見有紅軍部隊從永樂店路過，后來再沒有見過。她判斷這不是她所在的部隊，也意識到自己走錯了方向，情急心亂，央告劉家人替她打聽紅軍的去向。劉家人答應了她。第二天，劉家外出打聽的人回來告訴她，沒有人知道紅軍去了哪里。她要出去自己尋找，劉家人說：你人生地不熟，連東西南北都摸不清，怎么尋找？勸她住下，容他們慢慢打聽。

劉家人待她很好，見她身子虛，給她熬米湯（小米粥），米湯泡鍋盔，勸她先吃好喝好安心將息。她哪里能安心？她的目標是找到部隊，那里有她熟悉的戰友，有她的格外牽掛的弟弟，脫離部隊，遠離家鄉，她感到巨大的孤獨和不安。找到部隊，等于找到了家。第三天她就要重新上路，但劉家人卻在此際給她帶來一個消息：為了打日本，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了，紅軍部隊解散了，都歸國民黨指揮了，天底下再也沒有紅軍了。她不相信，但劉家人說得很肯定，不像一個普通農家人能撒出的謊。在部隊的最后日子，她也曾聽到國共要合作的傳言，現在，她被這個消息擊蒙了，她不知道自己該投向何處。

她不知道的還有，關于她的去向，劉家人心中已有自己的算盤。

這劉家的大媳婦娘家有三個弟弟，都沒有成家。大媳婦見這個被拋在半路上的年輕女紅軍模樣俊俏，孑然一身，孤單無靠，就有意留下她，想許配給她的兄弟。大媳婦怕貿然說出遭到拒絕，先好吃好喝招待她。也許是天助，劉家人打聽到國共合作、紅軍被改編的消息，心里頓時有了底氣。第四天早起，母親被劉家大媳婦帶回她的娘家——十里路外的三渠口手巾白村。

當母親在白家堂屋的圈椅里坐下，聽大媳婦表明意思后，母親哭了。她執意要走?？墒前准胰藛査耗阋?，走哪里？母親不知道，回答不上。白家人說：你先住下，慢慢想，想通了說一聲，想不通再走不遲。

母親又在白家住了三天。

在這三天里，她見到了劉家大媳婦的三個弟弟。人都是實誠本分人，不多言不多語，在地里干活回來蹲在地上圍著一盆水洗臉擦汗，然后，一人端一碗飯找個角落呼嚕呼嚕刨進肚去。在她面前，弟兄三個規規矩矩，未曾和她說過一句話，甚至都很少拿眼看她。這個家庭禮數很嚴，每天早晨起來，弟兄三個都要先去父母房間請安，晚上臨睡前又要請示父母還有沒有什么事要做，回答說沒有事情，方可回屋歇息。他們的父親也是個木訥老實人，家里主事的是他們的母親，老太太很精干，家里做飯、養豬、喂雞、掃庭抱帚一應事務打理得妥妥帖帖。母親閑住無事，有時想插手幫老太太做事，老太太不答應，讓她只管歇著。

在白家住的三天里，母親成為重點照顧的對象，參加部隊以來，無數艱難困苦讓她身心俱疲，她從未如此閑適，從未體驗過如此輕松平順的日子。在不眠的夜里，當她躺在白家的土炕上對未來做出選擇時，她早先的堅持松動了。既然尋找部隊無望，進入白家留在關中富庶的平原上，也未嘗不可。

她對白家人點了頭。

白家本想讓她和老大成親，但在弟兄三人中，她看中了老三。老三比她小兩歲，但身強體壯，胳膊上的疙瘩肉像秤砣，還念過書，寫得一手好毛筆字。白家老太太開始猶豫，說：大麥沒熟小麥熟，這咋成？但后來經過一家人商量，同意了母親的選擇。于是白家老三，這個叫作白金發的男人，便成了我的父親。

這是1937年春夏之間的事情。我一直不知道白家人，特別是父親，是否聽到隨后發生在斗口于村的事情。斗口于村距離手巾白村僅6里路，共產黨在那里辦青訓班，人來車去，熱熱鬧鬧，父親曾在三原于右任創辦的民治小學念書，斗口于村是于右任的老家，斗口農場在方圓很有影響，想來父親應該對斗口于村有所關注，如果他知道斗口于村的青訓班，他肯定是對母親隱瞞了。也許他不知道，畢竟青訓班只在那里辦了一期，時間僅僅只有半個月，即使有所耳聞，也搞不清楚青訓班和紅軍有什么關系，如果屬于這種情況，那屬正常，父親不欠母親什么。

但我一直懷疑三兄弟中老大，即伯父什么都知道。在家里，他做農活，也常出外替人趕車，他是一個車把式，縣城里的商號常雇用他跑各地運送貨物。即使青訓班在斗口農場辦班時間短，他不知道，但后來遷至云陽、安吳，前后在涇陽地面上兩年半時間，他不會不知道。他嚴密封鎖著自己的嘴巴，沒有向弟媳透露半點信息。白家人肯定擔心，一旦讓母親知曉她曾經投身的隊伍就在本縣辦班，她會立即拔腿去找自己的隊伍。她原本不該屬于白家，而屬于那個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要在中國“鬧”大事的人群。

手巾白村離云陽30里，離安吳50里，但那時交通不便，消息閉塞，婦女守在家里很少出門，母親對發生在數十里外的事情毫不知情。她認命了，安心做了白家的媳婦。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了解到母親的情況，對她器重起來，以退伍老紅軍戰士的身份對待她，逢年過節有縣上干部來家中看望，每一位縣委書記、縣長也都熟悉母親，母親常被邀請去學校、機關單位做報告，講述紅軍和長征的故事，家里在困難的時候也會得到組織的一定補助。1957年，母親通過四川通江老家，聯系上了舅舅，舅舅時為上校，住西安蘭州軍區空軍一個部隊大院。從此，失散多年的姐弟重新得以團聚，我和姐姐們，也成為西安早慈巷甲字7號大院里舅舅家的?？?。

1965年社教運動，風云陡變，先是父親被宣布為“四不清”干部，屢遭批斗，繼而母親被宣布為“假紅軍”，被勒令交代歷史問題。母親提供了一些線索，供社教工作組調查，第一個是四川通江老家，第二個是舅舅。調查回來，說是參加紅軍屬實，但沒有人能證明母親是怎么離開部隊的，于是母親又成了“逃兵”。

在社教運動中的日日夜夜，我和三姐經常為母親寫“交代材料”。三姐上初三，我上初一，這種寫作比學校里的作文對我文筆的訓練幫助更大，從那時起，也許我注定要成為一名作家。寫“交代材料”也讓我對母親的歷史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有時母親敘述著她的經歷，會突然抱頭痛哭，我也跟著一起哭?？尥?，她繼續講述，我接著為她代書。她參加紅軍的過程，走過的地方，離開部隊的緣由，不知“交代”了多少遍，我也不知道寫了多少遍，但她仍被認定為“逃兵”，這個不由分說的結論，一直延續到“文革”，延續到“文革”后期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逃兵”的帽子戴在母親頭上十多年。

后來回想起這整個過程，有一件事情我得感謝社教工作組和清理階級隊伍的辦案人員。他們自始至終未提及青訓班。如果他們要問母親，你既不是“逃兵”，與隊伍失散后，共產黨的人馬就在涇陽，為何不去找？母親如果那時知道她苦苦追尋的隊伍在身邊卻被她錯過,會不會瞬間崩潰？以我判斷，那是肯定的。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很長一個階段，涇陽沒有怎么宣傳青訓班。青訓班是以國共合作的名義辦的，包括當地很多干部在內，人們對青訓班的歷史了解并不多。說起斗口村，人們只會談論于右任；說起安吳堡，人們只會談論安吳寡婦。兩人的名氣太大了，他們都有各自的歷史敘事，且都頗具魅力，青訓班的光輝暫時被遮蔽。我知道青訓班，是“文革”后糾正冤假錯案的時候。那時我在陜西師大中文系任教，為解決母親歷史問題，我查閱了很多有關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史資料，查閱了1937年前后中共黨史，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看到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在黨中央和陜西省委的關懷下在涇陽舉辦青訓班的記載。

看到這篇文章，我不是興奮，而是像被一顆子彈擊中，我癱坐在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閱覽室的硬木椅上，面朝窗外，雙手交叉抱起后腦勺，閉上眼睛發呆。

西斜的陽光透過窗戶玻璃照在我的臉上，我垂合的眼皮變成近乎透明的屏幕，看見一片暈散的紅光在搖曳浮動。我覺得那紅光像血，母親心里滴淌的血，我心里滴淌的血。命運就是這樣捉弄人，在1937年母親人生的那個轉折點上，其實還有一次機會留給母親，它距離母親是那么近，真可謂近在咫尺！可是，母親錯過了，這一錯，注定了人生的霄壤之別！

出于近乎本能的反應，當時我心里冒出最強烈的念頭是：不能讓母親知道青訓班的事情，是的，決不能。她若知道，無異于在她流血的傷口上再插一把刀。

從此，我格外留意搜集有關涇陽青訓班的資料，當時沒有復印機，很多都是抄錄下來的。我搞不清楚自己搜集這些資料的目的何在，它不能證明母親老紅軍戰士的身份，而且我知道這是危險的，就像挖掘戰場上未引爆的炸彈，把它們積攢下來，說不定哪天就會在身邊爆炸——倘若被母親知道，這爆炸是肯定的。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沖動。我的眼前總浮現出許多假想的情景：母親奔向斗口農場，在那個青磚小樓前向人傾訴她的遭際，然后受到熱烈歡迎，重新又回到她魂牽夢縈的隊伍里，在小樓前的空地上聽首長講課，在果樹成蔭的農場里與其他青年男女聊天散步……抑或在安吳堡的城墻下，在吳氏墳園的柏樹林里，在迎祥宮院子的戲臺上，母親和眾多青年學員一起，高唱《安吳青訓班班歌》：烈火似的冤仇積在我們胸口/同胞們的血淚在交流/英雄的兒女在怒吼/兄弟們（有）/姐妹們（有）/你聽見沒有/敵人在迫害你/群眾期待你/祖國號召你/戰爭需要你/你醒/你起/拿起你的武器/學習工作/工作學習/一切為勝利……我的假想不是沒有道理，依母親的性格，走出這一步絕不令人懷疑。如果那樣，一切的一切，將是另一個樣子，包括，這個世界不會有我。

青訓班史實的發現，我只字未向母親提及。當時母親老紅軍戰士身份的甄別，困難重重，給縣上、地區、省上一級一級遞送材料，均毫無結果，核心問題是都要母親提供與隊伍失散的直接證明人，事隔數十年，當時的戰友不知死活，不知去向，這“直接證明人”母親哪里去找？心神俱傷的母親后來絕望，不愿再申訴，她開始相信宿命，開始信上帝，禮拜天她去教堂，聽牧師講經布道。她的信教行為得到了我的支持，這有利于她內心的平衡。我一如既往地守護著青訓班的秘密，心想這秘密若讓她知道，宿命論也許不會成為她解脫的法寶，而會變作重新傷害她的利刃。我沒有停止努力，繼續為母親申訴，同時借用她對命運的相信來寬慰她。我列舉兩個事例，一個是長征前，各蘇區的紅軍人數是30萬人，長征后到達陜北不到3萬人。這是毛澤東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到的。既然90%的紅軍戰士都沒有走到最后一步，母親也就不必過分為自己傷心。第二個事例是母親熟悉的一位部隊領導，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后擴編為婦女獨立團、婦女獨立師）的創建人張琴秋。母親剛參加紅軍時，就在她的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琴秋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文革”爆發后，張琴秋受到殘酷迫害，性格剛烈的她不堪凌辱跳樓自殺。我對母親說，張琴秋的命運又怎樣？以你的性格我看也和張琴秋差不多，即使未脫離部隊，革命勝利后進了城，你能保證自己不會有張琴秋一樣的遭遇？所以事情要從另外一個角度想，活到今天，能吃能喝，有兒有女，孫輩繞膝，這就算咱福大命大造化大。這安慰對母親還真有作用，她心中的不平不再波浪翻滾，而是漸漸歸于平順。

信教后，她每晚都要禱告，禱詞幾乎千篇一律，首先針對我，祈禱主保佑我的平安。我是她的獨子，我在她的心中高于一切。下來是對我的姐姐們的祝福，還有她認為必須祝福的人，這些人不固定，當天和某某有交往，有接觸，對某某印象深，就為某人禱告。最后是固定的，必為國家和全國人民祈禱，祝福國家安定團結，全國人民生活幸福。

1979年，關于母親歷史問題，在多方努力無望之后，我給時任中組部副部長曾志寫了一封長信，曾志當時正協助胡耀邦主抓全國冤假錯案平反工作。沒承想這封信起了大作用。曾志很快做了批示，母親不是黨員，但曾志卻把批復直接發陜西省委組織部，而不是民政部門，指示認真復查母親歷史，甄別確定母親的退伍老紅軍戰士身份。陜西省委組織部出面，責成咸陽地區組織部和民政局，盡快落實母親的身份。此后很快，母親的問題得以解決，被授予“退伍老紅軍戰士”榮譽證書，戶口轉為城鎮居民，民政部門每月發放生活費，享受國家公費醫療。這樣一個結局，母親深感欣慰，我們家皆大歡喜。

母親一直對曾志很感激。后來我工作調到北京，曾代表母親專門去萬壽路曾志家中看望老人。再后來與曾志的女兒陶斯亮相熟，給她談到母親命運的幾次轉折，陶斯亮說：命運無常，但有時也有定數，不過這定數不在天定，而在人，在國家，在社會。

母親暮年生活如意，國家對她各方面照顧有加。但她依然信教，每個禮拜天都要去教堂。關于青訓班的事情，我和姐姐們依然不敢向母親提說，生怕打破她內心的平靜。

母親是在午睡中翻了一個身，在二姐面前安然離開人世的，心梗為她坎坷的一生畫上了句號，臨終走得干凈利索，沒有任何痛苦。不能不說，我們兒女對于那個秘密的保守，是起了作用的。

安吳青訓班舊址，現在已成為涇陽一個著名旅游景點，它與吳家大院組成紅色文化與歷史文化互映互襯的物質與精神的存證，每天向游人昭示這個地方曾有的輝煌，喚起人們對于既往的記憶。而于我來說，它更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它有可能書寫一個女人另外一種人生，但它把這個女人留給了我，讓她成為我的母親。它沒有成為改變母親命運的取道之階，卻成為12000多名男女青年投身革命的踏步石，成為中國革命前進發展的踏步石，成為中國共產黨培養青年干部的大熔爐。涇陽因它，而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青年運動發展史上，留下炫亮的一筆。

白描，1952年生于陜西涇陽。作家、教授、文學教育家、書法家、玉文化學者，原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曾任大學教師、陜西省作協書記處書記、《延河》文學月刊主編；先后出版《蒼涼青春》、《人獸》、《恩怨》、《荒原情鏈》、《秘境》、《被上帝咬過的蘋果》、《人·狗·石頭》以及《論路遙的小說創作》、《作家素質論》等各類文學作品800余萬字，同時擔任多部電視連續劇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