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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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看似隨便地來到了1984年1月，人民教師李亞偉同志，忽然很想念低年級的師妹，或醫專的女生，也很想念他的若干弟兄，就飛速趕回了南充師范學院。李亞偉，1963年生于酉陽，1979年考入南充師范學院，1983年分配到酉陽第三中學。南充師范學院是他的“母?！薄@樣說來有點別扭，也許可以換個說法，這個學院是他的“老窩子”。他從來就不會空手而返，在學院外，李亞偉正好遇到老伙計萬夏——兩者寫詩，都始于1982年。他比李亞偉低一級，仍然廝混于中文系，還要熬到當年7月才能畢業。彼時之大學，盛行辦詩歌墻報。李亞偉和胡玉辦的是《剎那》，萬夏、李雪明和朱智勇辦的是《彩虹》。這兩個墻報——《剎那》和《彩虹》——很快又合并為《金盾》。當時流行的一種筆記本，“金盾牌”，就這樣成了兩伙詩人的防御性的共識。

且說兩個老伙計見了面，歡喜無限，自然要去找家小酒館。還在路上，萬夏就告訴李亞偉，他最近在寫“莽漢詩”，當即背誦出不下五首，包括萬夏的《紅瓦》，還有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萬夏，以及萬夏背誦出的胡冬，讓已經寫出某種“混蛋詩”的李亞偉如受電擊，目瞪口呆，“由此推斷出一種‘新東西’已然發生——那是一種形式上幾乎全用口語，內容大都帶有故事性，色彩上極富挑釁、反諷的全新的作品”。哥倆在小酒館坐定，頻頻干杯，在萬夏的鼓動下，決定一起搞個“莽漢詩派”。

李亞偉并不認識遠在成都的胡冬，而萬夏，興奮地向前者敘及他與后者如何發明了莽漢詩。當時，萬夏對胡冬的口頭回憶，若干年以后，轉變為李亞偉對萬夏的書面回憶。這樣的書面回憶，“回憶之回憶”，既有可能具有雙重的可信度，也有可能具有雙重的出錯率。筆者毫不懷疑兩者對真相的尊重，但是，也很難排除回憶力——乃至聽力和理解力——的惡作劇。李亞偉如是回憶了萬夏的回憶：“胡冬把這種詩歌最早稱為‘媽媽的詩’——《阿Q正傳》誰都讀過，但胡冬最先想當‘阿Q詩人’”；很快呢，胡冬改變了主意，“又叫這種詩為‘好漢詩’”；萬夏卻不甚滿意，“他認為如此定名這伙人的詩歌，有一種從外貌上自我美化的傾向，這可能導致‘詩歌革命’的傳統英雄主義，其結局是‘革命’不徹底，因此提出了‘莽漢’這個名詞?！?/p>

后來接受楊黎的訪談，李亞偉又有所發揮或補充：“萬夏是說‘猛漢’，我寫成草莽的‘莽’，莽漢。我說如果要搞一個詩歌流派，發音可以叫‘猛漢’，但是事實上是‘莽漢’?！边@段繞口令，很顯然，乃是四川話繞口令。筆者樂于動用語言考古學，向四川方言區以外的讀者略作詮釋。首先來理解李亞偉的意思——萬夏本來是說“猛漢”，經過李亞偉的誤聽，語義轉換為“莽漢”，這是兩者之間的“所指偏移”。接著來探討這樣的可能——萬夏本來是說“莽漢”，經過李亞偉的誤聽，語音轉換為“猛漢”，這是兩者之間的“能指偏移”?？偠灾?，這是四川方言區內部的一場誤會，是成都話和酉陽話的不打不相識。

筆者愿意暫時這樣來做小結：如果萬夏和李亞偉的回憶都很可靠，而萬夏確乎說的“莽漢”，那么萬夏就是命名者；如果萬夏確乎說的“猛漢”，那么李亞偉就誤打誤撞地成了連他自己都差點沒有回過神來的命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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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上文的假設性結論，胡冬卻認為，既不是表面上的事實（fact），也不是深埋在事實下的真相（truth）。胡冬現居倫敦，其詩其文，國內甚為罕見。為了重寫莽漢詩派的良史，筆者及鄧翔，曾多次采訪過胡冬。

2020年2月15日，胡冬如是回答鄧翔：“三十多年來，你曉得我真的對此不屑，不恥，幾近不聞不問，你曉得，我有更要緊的事要做。我對這種刻板中國語境的形形色色一直是既厭惡又同情，有時只有同情。如果啥子時候我真的寫出一篇回憶，那一定不會是心血來潮，而是記憶對往事或者個人史的尊重。我是一個自身的歷史學者，我挖掘貯藏在我身內的知識，我考自己的古，直到這個‘古’涵蓋并連接了古今和東西，成了我手中的耿耿長劍，成了我姓氏中的部分。我走得太遠了，因為龍在等我！其他怪物都不配成為我單挑的對手。問你一個問題，以你對我的了解，你覺得‘媽媽的詩’‘好漢詩’像是我的修辭嗎？在我一夜之間寫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的翌日，‘莽漢’這個詞從我的丹田脫口而出，或噴薄而出，當然這決然的迸發是因為此前有了很多凝聚和貯存，所以莽莽。這里就不多說了，也許將來我會細說吧，那時就塵埃落定了?！庇纱丝芍瑢懗觥段蚁氤松弦凰衣桨屠枞ァ吩谇?，提出“莽漢”在后。萬夏當時就睡在胡冬家，他見證了得詩的夜晚，以及緊隨其后的命名的白晝。

自2020年3月25日，至4月3日，筆者也曾多次采訪胡冬。4月3日，胡冬如是回答筆者：“詩人的經驗或曰文字的滄桑，不論生出何種抽象何等理性，它一定不失感性和血肉，它必須跟作品一樣在擁有ethos 和logos的同時不失那pathos，它有時甚至需要失口說出。也可以說詞語在這個意義上，在詩人那里道成肉身?！Э凇掀饋肀闶恰@個字，有了‘知’才有‘失口’，如同曼德爾斯塔姆那句‘上帝啊，我失口說出’，是因為上帝這個詞他早就了然于胸?！h’這個詞語于我也是這樣，它是我在一夜井噴的第二天對自己的命名?！笨梢?，這個命名具有即興性。此前的3月30日，胡冬還曾回答筆者：“莽漢于我發端，引爆，肇始，到我用以此獲得的氣慨和駕馭力來停止了莽漢詩的寫作，屏息斂氣，著手于另一番探索，自始至終都是我個人的突圍?，F在的我，仍然在這場突圍當中。我從來認為詩人獨往獨來，而不是成群結隊。至于我的個人突圍影響了其他人，使他們一個個也成為了莽漢，至于我的詩開始了病毒般的狂熱傳染，那完全是我始未料到的事。說真的，我也不太關心。我只關心我自己的語言，也只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我自己的莽漢，一直到今天?！笨梢?，從表面上來看，這個詩派似乎具有某種偶然性。

也許在胡冬看來——要么，莽漢詩派只有他；要么，莽漢詩派與他毫無瓜葛。胡冬既真誠，又孤絕;既清澈，又狐疑;既敞亮，又怪異;既驕傲，又偏執;既正直，又激憤;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結果呢，當然，他只能選擇游離于這個詩派。這也就是為何，對鄧翔，對筆者，胡冬講了那么多，卻又再三表示不愿意被本文提及。但是，胡冬的發言如此珍貴，筆者不得不引來，而且是大段大段地引來。正如鄧翔所說，胡冬的有教養，有學養，可謂有口皆碑。出于一種說不清楚的直覺，筆者傾向于采信胡冬的說法。

鄧翔還告訴筆者，2008年，他訪學劍橋，暫留倫敦，曾與胡冬多次談及莽漢舊事。胡冬告訴鄧翔，在得詩與命名以前，莽漢還有兩個更早的來源：其一，1983年暑假，他曾組織一個由八名大學生組成的科學考察隊，直奔神農架，搜尋野人（當時已有轟動報道）并體驗某種叢林生活；其二，與此參差同時，他讀到斯通（Irving Stone）的一部傳記作品《渴望生活》，驚覺應該像凡·高（Van Gogh）或高更（Paul Gauguin）那樣改變自己的生活程序，融入鄉村或荒島并參與某種土著生活。在接受筆者采訪的時候，胡冬把神農架野人稱為“莽漢”；后期印象派三家，除了凡·高和高更，還有塞尚（Paul Cézanne），也被他稱為“三莽漢”。鄧翔——或者說胡冬——的這些說法，可以旁證于胡冬的兩封舊信：一封寫于1983年6月30日（暑假開始前），有談及組建科學考察隊計劃；一份寫于1983年9月6日（暑假結束后），有談及《渴望生活》。這兩封信，收件人都是萬夏，后者幸而保留了原件。

胡冬的這兩封信，時間較早，只字未言及“莽漢”或“莽漢詩”。他的說法——正如萬夏的說法——仍然缺乏物證意義上的鐵證。打破砂鍋問到底，不會有共識，也不會有太大的意義。也許目前較為妥善的做法，就是在采信胡冬的同時，采信萬夏的另一說法：“穿過人民南路，有一條街叫紅照壁，胡冬就住這里。我和他是中學同學，一起創辦了莽漢流派。所以，從這樣的角度理解，這個鹽市口一帶也是中國莽漢主義詩歌的發源地?！边@些小地名，均在老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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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筆者要鉆出命名權的迷霧，徑直進入這個命名的光線。在四川話里面，“猛漢”通常發音為“mònghǎn”，而“莽漢”有兩個發音：讀作“mānghǎn”，意思是“愣頭青”；讀作“mànghǎn”，意思是“玩命徒”。也許，還可以牽扯出其他一些近義詞：比如“浪子”“憤青”“阿飛”“頑主”“歹徒”“操哥”“嬉皮士”“古惑仔”“痞子”“盲流”“小流氓”“造反派”或“游擊隊”。不論從哪個角度來釋義，這個詞都指向了草根與綠林、街巷與江湖，具有強烈的亞文化或非主流色彩。這樣的命名方式，不為“審美”，為“審真”;不為“崇高”，為“崇低”;既是“批評”，也是“自我批評”;乃是一種甚為狡黠的讓步修辭。

李亞偉后來解釋說：“如果說當初‘莽漢’們對自身有一個設計和謀劃，那就是集英雄和潑皮于一體，集好漢和暴徒于一身?！庇⑿鄱鵀闈娖?，自然就是非典型英雄；好漢而為暴徒，自然也是非典型好漢。莽漢一邊揍別人，一邊揍自己，這樣就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和好漢。莽漢都是大學生，在當時，算是高級知識分子。為了不至于因為羞愧，而喪失掉某種勇氣或決心，他們的讓步修辭在另外一個方面再次展現魔力：“要主動說服、相信和公開認為自己沒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找到一個史無前例的起點?！彼哉f，莽漢，也可以反向地詮釋為“偽莽漢”。

萬夏和李亞偉，還都曾用詩來詮釋這個命名。萬夏很早就寫有《莽漢》，而李亞偉陸續寫有《怒漢》《好漢》和《硬漢》（又題《硬漢們》）?！睹h》，可視為莽漢的宣言詩：“把李逵迅速介紹給每個未婚女子”（在筆者看來，“未婚”，這兩個字乃是蛇足）?！队矟h》，也可視為莽漢的宣言詩：“我們本來就是\腰間掛著詩篇的豪豬?！比f夏和李亞偉的這幾首詩，尤其是《莽漢》和《怒漢》，或有受到胡冬影響，都用長句，都有瀑布般的沖擊力。也許因為風格過于夸飾，表演性太強，這兩首詩后來都沒有進入作者的詩集。李亞偉的一篇舊文，《莽漢手段》，保留了《莽漢》和《怒漢》的片斷。從這些有趣的史料可以看出，“怒漢”也罷，“好漢”也罷，“硬漢”也罷，全都是“莽漢”的近義詞。

胡冬、萬夏和李亞偉，以及后來的若干小莽漢，當時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李亞偉的詩，《二十歲》，算是他們的生動群雕：“明天就去當和尚剃光頭反射秋波和招安\我要走進深山老林走進古代找祖先\要生長尾巴，發生返祖現象\要理解媽媽的生活\要不深沉，不識時務\要酒醉心明白\要瘋子口里吐真言?！闭堊⒁?，這里再次出現了“媽媽的”——正是這個詞，讓筆者判定，這首詩絕不可能寫于1983年，而很有可能寫于1984年，亦即李亞偉與萬夏見面期間或其后不久。彼時，詩人實歲二十歲，虛歲二十一歲。巴山蜀水間風俗，向來說實歲不說虛歲。從上文引來的幾句來看，“深山老林”云云，還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胡冬所說的莽漢的兩個來源。這首詩還另有重要點位，筆者的意思是，它表明了莽漢詩的讀者設定：“我舉著旗幟，發一聲吶喊\飛舞著銅錘舉著百多斤情詩沖來了\我的后面是調皮的讀者、打鐵匠和大腳農婦?！痹娙擞蒙狭恕端疂G傳》或《隋唐演義》式的場景和白描，向“調皮的讀者”“打鐵匠”和“大腳農婦”發出了熱烈的吁請。這樣的讀者設定，很明顯，早已放棄了所謂的紳士、貴婦、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文藝青年、偽娘、夢幻女學生和一切手指修長的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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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李亞偉，男，1963年出生于重慶市酉陽縣。創作過《男人的詩》、《醉酒的詩》、《好色的詩》、《空虛的詩》、《航海志》、《野馬與塵?！?、《紅色歲月》、《寂寞的詩》、《河西走廊抒情》等長詩和組詩，出版有詩集《莽漢-撒嬌》（與默默合著 時代文藝）、《豪豬的詩篇》（花城）、《紅色歲月》（臺灣秀威）。獲第四屆《作家》獎、第四屆華語傳媒詩歌獎、第二屆明天詩歌獎、第二屆天問詩歌獎、第一屆魯迅文化獎、第一屆屈原詩歌金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