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是我在北京生活的第十八年了，在北京生活的時間已經與我在四川生活的時間一樣長了。其實我該忽略在四川度過的嬰孩時期蒙昧的三五年，那么目前我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的確是北京了。

但是我現在想從北京實行汽車限行政策開始說起。

那天一覺醒來，我突然發現應當調整當天的出行計劃：根據車牌號尾號，每輛車每周有一天被禁止上路，那天我不能開車上路。盡管城市的棋盤上，我們都是在棋局規則的籠罩之下行事的棋子，但這一刻，我身為一粒棋子的感受，真是前所未有地強烈，我想起大潮中身不由己的水滴，大潮任何輕微的涌動都足以改變水滴的形態和方位。

感嘆之后，當務之急自然是調整行程，我取消了這天去遙遠的城市另一端訪友的安排，那位朋友可以再等一天。只是但凡被取消的安排，總會散發一種過期美食一般令人遺憾的沮喪氣息——雖然我總強調自己喜歡計劃，但其實我喜歡的只是被完美實行的計劃——于是那一天無所事事的我，便一直有些焦慮。當時我以為這都因“限行”而起，如今想來其實“限行”大略算是“最后一根稻草”，畢竟那時我正處所謂低谷，長期處于崩潰前那最后的一秒。

時過境遷，如今思量，才覺得當時或許沒那么糟糕，因為在長時間的抑郁之后，我最終發現，只要攤開兩手，承認自己對很多事都無能為力，不少困擾就會迎刃而解。這種領悟自然帶來了解脫感，讓我知道縱然拼盡全力，也需時刻做好準備迎接無奈的結局。我讓自己平和了稍許，這樣我與城市及周遭世界的關系，才不至于太過緊張。我承認城市確實在我之上，我心懷謙卑，尊敬它體量龐大的存在，畢竟是它龐大的身軀包裹著我、容納了我，讓渺小的我得以完成來這世上一趟所必須完成的那些俗務。渺小與世俗，身處大城市便與這兩個詞脫不了干系。

就是這樣，帶有轉折意義的領悟往往生發于某件不相干的小事、某個不被預期的時刻。這種時刻在小說中往往頗具意味，被小說家當作情節發展與人物變化的動力來使用。不過我先不談小說，我只想表明這就是我臣服于這座城市的時刻，我并沒有遭受重大的挫折，并沒有受到生活的逼迫，盡管他們總喜歡在小說中安排堪稱苦難的災難性事件，但我發現，現實永遠與小說不同，城市中的大多數人，只是在無數碎片式的小小的不幸中，就漸漸不堪重負乃至屈服，就像當初的我，汽車開始限行的時刻，累積的負面情緒終于從量變升級為質變，將心比心，城市中看似平和的每張面孔都似乎與我共鳴，哪有那么多苦難，我們同樣渺小而世俗的存在便已值得同情。

事情總是這樣，往往要和解之后，我們才有可能實現理解，才能有意識地去認知。我與城市和平相處之后才能理解它，認知它，此后我繼續經歷諸多類似汽車限行這般只在城市中才會經歷的事情，并盡力從中捕捉那些也算是妙趣橫生的東西。理解與捕捉，寫小說的人都明白這是多么重要的技能。對城市懷著抗拒和敵意，或許能寫出“進城”小說，“進城”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城市中的懸浮物，他們隨時可以飄走。然而城市小說中的人物飄不走，或者，他們想飄也無處可飄。

不過，既然大家都這樣生活，我又何必對現狀耿耿于懷呢，至少看起來我生活得還不錯。這樣的想法讓城市里的人們越來越相似，“看起來差不多”——就像是城市生活的一種法則。也因此，現代都市人時常被冠以“冷漠”“孤獨”“麻木”“同質化”“撲克臉”乃至“荒誕”的種種標簽，沒辦法，人們為了“看起來差不多”，只能隱藏起真實的自我、個性及悲喜。城市文學大概從這套法則中受益頗多，那些隱藏的東西，讓作家們興致勃勃，亟待探究。于是從加繆開始，文學中的現代都市人就被蒙上了某種相似的精神面紗?，F代人敏感又自我封閉的精神氣質也在文學中如魚得水，別開生面的現代小說的時代來臨了。我心目中的這一時刻的文學開端是《包法利夫人》，愛瑪的憂郁在農耕時代是無法為人理解的，那些碎片式的日常累積成的憂郁，正是當下城市文藝女青年的憂郁——專屬于城市的憂郁（為此在我從事圖書編輯工作之后，愿望之一就是出版我編輯的《包法利夫人》）。

為了對照觀察，我偶爾也沒來由地暢想與城市迥異的農耕社會，尤其是在我的小說被詬病沒有“風物”或“四時”描寫的時候。嚴格說來，在小縣城長大的我，并未真正體驗過鄉村牧野生活，直到如今我依然不能區分田地里的香蔥與小麥——除非它們同在超市貨架上，貼有清晰的價簽。然而我從《詩經》和唐詩里知道，在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年代，人們需要做到的頭等大事是遵守“四時”，所謂“四時佳興與人同”。而我發現城市的原則分明與“四時佳興與人同”背道而馳，城市里的“克己復禮”也與晴耕雨讀的歲月里的“克己復禮”大相徑庭。城市，尤其北京這般的北方城市，“四時”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的。你的確可以看到四月的玉蘭、五月的薔薇，并自認為看到了萬紫千紅的春天款款蒞臨的步伐，你也有可能在冬日的早晨為連夜的降雪而欣喜，有可能在清爽的秋日自以為見識過老舍的北平。然而，這里還有一種冬季，是室內的暖氣讓你穿著短袖薄衫依然冒汗，還有一種夏天，是空調保證你不會一覺醒來滿頭大汗。如果你運氣好，住進“恒溫恒濕”的小區，那么你將再也不必興師動眾給衣櫥換季了。只要你不是生性挑剔的人，那種人總是抱怨暖氣不足或兩層玻璃窗漏風，那么你就這樣與“四時佳興”隔絕無緣。你完全可以更改“四時”，天光年節，全隨你樂意。

如此想來，我們筆下的“四時”必然不是《詩經》與老舍的“四時”，我書寫的城市自有它的“四時”，它的“四時”比較隱蔽，有諸多層次，也不那么顯而易見，然而它一定存在，長久的朝夕相處或可讓我管窺它獨特的“四時”，我只希望我的筆力能將其描摹。像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三章對巴黎城的描述，雨果僅僅寫的是巴黎獨特的“四時”嗎？不，雨果寫的是巴黎從漫長的時間中綿延而來的格局、建筑、氣質，乃至象征。巴黎成為這部小說的核心，巴黎導致了卡西莫多和艾斯梅拉達走向各自的命運；你能說古典主義的雨果寫的不是城市小說嗎？

然而現代的大城市又比雨果的巴黎繁密復雜，盡管中國的大城市都尚年輕，但北京這樣的地方已顯示出它與此前的城市絕然不同的巨大的容納與包裹的力量，這種力量或許就是城市文明，這經由社會分工的極度細化孵育而出的產物，讓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成為大體系中的小部件，承擔著渺小的職能，遵循著宏大的法則。無數小部件拼貼融合，構筑起一座座貌似恢宏實則脆弱的光輝城市。我們全被這若有似無的光輝籠罩，于是我們必得遵循齒輪運轉的節奏，我們必得調整自身舞步的頻次，我們必得有計劃地出行，按照紅綠燈的指示過馬路，唯有如此，“我”才能與無數個“我”通過微妙而精準的關系牽扯及共生?！肮采笔浅鞘械年P鍵詞，“共生”象征著項鏈般的咬合與連帶，“盤根錯節”也不足以形容這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精巧設定。

這種設定在疫情期間尤為明顯，想必我們都體味到了這種“連帶”關系的強大作用力——某一環節的缺失便是全盤崩潰的肇始。我們無法想象一座水、電、網絡、食物……缺失的城市，這個年代的地球比從前任何年代都更容易上演“千里之堤潰于蟻穴”的“蝴蝶效應”的戲碼。

再說小說，小說與城市的本質共性在于它們同樣凌駕于時空之上，又同樣遵循某種微妙的法則。當我們承認城市的力量、尊重城市的“四時”之際，是否就是城市文學、城市小說真正問世的時刻呢？不，這其中我一定還遺漏了什么。那是人，是人與城市的關系妥帖適宜，雙方有交流有互動，我能夠意識到在城市的磅礴中自身的主體性存在，這也許是另一個關鍵時刻。

于我而言，這另一時刻，也與汽車有關。如果上文我想描述的是我對城市有所意識，接下來該是我對自身有所意識的時刻了。

某一年，我終于擁有了一輛屬于自己的車。毫無疑問，我花光了所有積蓄，作為任性且向往更廣闊世界的年輕人中一員，我不顧要“開源節流、存款買房”的勸阻，我更相信廣告詞中所謂“一輛車將改變生活方式”的說辭。兩者之間，我當然聽從廣告，畢竟消費主義也是城市的根基，廣告又是消費主義的錦衣華服。然而此處該閑言少敘。之后的某一天夜里，不算太晚的時間，我從單位開車回出租房。對出租房的滋味，相信在北京的我們都感受復雜；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我們心心念念，悉心照料，將其稱作“家”。夜色往往讓駕駛者脆弱，尤其這位駕駛者又是與汽車單獨相處；我開著車，腦子里想著近期因為種種原因務必得搬家，這讓我焦灼。我意識到也許這輛廉價的汽車更值得被我稱作“家”。被它包裹的感覺是多么踏實而安穩，我甘愿待在它狹小的空間里。

狹窄的空間里播放周杰倫最新的專輯，那是周杰倫如日中天的年代。在密閉的小空間內獨自享受低音炮轟隆作響的震顫，這對我而言有些奢侈。漸漸，華燈初上，機場高速兩側亮起同一色的路燈，比五顏六色的霓虹更為堂皇。我的駕駛技術尚不熟練，高速上的車輛慢慢都把我拋在身后。無數汽車尾燈忽近忽遠，在我眼前連綴，仿佛一條條跳躍的火紅的蛇。

也許是因為音樂，也許是因為車內這方我能獨處的空間，也許是因為駕駛帶來的操控著什么東西的感覺，也許就單純因為那些瞬間亮起的路燈……我從即將搬家的焦灼中放松下來。我想，我已經在這里，我現在在這里，我以后在這里。從抵達北京第一天，我拖著行李箱邁上北京火車西站的天橋時，我就在這里了。我那時把行李箱拽上天橋的力氣，如今到哪里去了？那又是多久以前了？恍如昨天，又仿佛久遠到那番場景恍惚已成黑白電影。我只記得那時的感覺，北方的風真大，又真爽，像親愛的人在耳旁咆哮過又憤憤離去，在耳中留下持續的長久轟鳴。其間這些年的生活記憶，便也紛至沓來，高速公路旁一盞盞佇立的燈盞，宛如燈塔一般替我在汽車尾燈的通紅海洋之上標志出：我獨自走過怎樣的路，我曾如何一步步去往那個地方——那個我心之所向的地方哪怕虛幻又朦朧，如同很遠的遠處我根本分辨不清的道路標志牌。

我重重踩下油門，愛因斯坦驗證過，速度會給人帶來仿佛已超越時空的幻覺，然而我心里卻以為自己已無比滄桑，我恍惚以為自己確實是凌駕于時空之上，已然成為電影即將落幕時出場的那位多年后的皺紋在臉上、故事在心里的老婦人。

關于城市與我，或關于城市與我的寫作，我曾預感自己有一腔肺腑要傾訴；然而最終呈現于心頭的，卻不過是兩個瞬間，甚至都稱不上我在北京這十八年的生活里至關重要的瞬間。然而那些時過境遷后突然在眼前出現的瞬間，必有其因果。我體察到了城市對我的包裹，我不愿把這種體察留待到自己真的成為“皺紋在臉上、故事在心里”的老婦人的那一天。我幾乎是在那同一時期開始寫小說的，那一時期多好啊，周杰倫正當紅，我已很滄桑，而我的小說又剛剛新生。

周李立：一九八四年生于四川，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出版有長篇小說《所有與唯一》，小說集《安放之年》《黑熊怪》《透視》《歡喜騰》等?，F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