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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在金營，宋將姚平仲“欲夜扣金營，生擒宗望（斡離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金先事設備，故反為所敗”。（1）是時金軍首犯汴京，議和，請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遣康王、張邦昌往。事發，金人召宋使切責。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之：

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金人因憚王，不欲留，更請肅王。（2）

畢沅《續資治通鑒》則截止于“王不為動”，以下“憚王”云云略去。畢氏拾綜諸家史述而多有考辨，不留“憚王”字樣，或因疑為南宋美化高宗之筆。要之，此處康王大義凜然，與后人心中高宗一貫搖尾乞憐形象相去實遠。

康王諱構，母韋氏?；兆诠茄H裕，男即“三十四子”（3），康王行九。無人能料最終三十四皇子僅存康王一人，而趙氏國祚賴以續?；兆谟凶蛹榷?，于康王應不甚了了，父子日常交集《宋史》本紀無一語述及，康王兒時情憶盡系母親韋氏，此點于后事埋下一定伏筆。

康王生與長，本紀以所據不多，寥寥數語。所謂誕時“赤光照室”顯系俗套,以外可矚目之筆有兩處。一為好讀，“讀書日誦千余言”；一為力壯，“挽弓至一石五斗”。（4）宋制一石逾百斤，挽弓一石五斗，臂力幾近一百八十斤。去岳飛“力能挽弓三百斤”（5）自不及，然較如今普遍所想高宗“弱懦”形象亦相迥異。無獨有偶，本紀寫姚平仲劫營失利、康王淡對金人盛怒，斡離不反應同樣是“異之”（6）。似其身心內外每有出人意表處，而將預設打破。

彼之浮出歷史地表頗賴金人。若非金軍鐵騎南來，彼當以一空名隱沒于《宗親世系表》漫長名單，不被人知。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邀親王、宰臣議和軍中”，康王“慷慨請行”。此時，除六位早亡者外，徽宗諸子俱在，康王之上還有其兄鄆王楷、肅王樞等，而未聞有“慷慨請行”之舉，此可為康王其人不乏勇毅品質之證。他也因此“出列”于史，后更一躍為主角，將未來三十余年歷史舞臺攬作獨擅勝場。

個中似有天命、天意，上蒼起碼安排了兩次脫險以助其歷史使命。一次，即金人不論因“憚”或“異之”將其縱歸，“更請肅王”，遂使金軍北撤時攜去且從此不知下落者，乃是肅王樞，而此運原本應屬彼身。第二次，靖康元年十月金人以欽宗未踐前約再度南攻，中間議和，斡離不點名“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7），似于前所縱歸有所悔。于是，“命康王構使宗望軍”（8）。行至磁州（今河北磁縣），為守臣宗澤力阻，“百姓遮道諫王勿北去”（9），且殺副使王云（此人負責與金交涉且促成欽宗派康王赴金）?？低踔袛嘈谐?，旋由汪伯彥迎往相州（今河南安陽）。此番若非最后一刻生變，康王定是有去無回。諺云“福無雙至”，而獨于康王不能驗，細想原委尤屬不可思議——“須康王親到”之堅請，貌似禍厄實則反救他一命，倘不奉使離京，康王下場蓋如其他趙氏皇族，以被擄北地、客死他鄉為終。而前后兩次逢兇化吉，竟皆斡離不予之，亦一奇矣！

汴京第二次被圍，宋室闔族為甕中鱉，康王獨在外。勢益危，亟須建節銜命以總勤王兵，欽宗乃遣內臣秦仔“持親筆蠟書，縋城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10）。曩者彼雖貴為親王，向未握有權力。此任不特予以前敵總指揮地位，更為其未來登基發揮培土奠基作用。古代途遠路阻，事每滯后。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欽宗以降君入金營，同日秦仔始抵相州?！坝陧敯l中出蠟書黃絹三寸，王讀詔嗚咽?！保?1）以外還曾接獲兩次朝命。一為侯章“自京師至，傳命盡起河北一路兵，守臣自將”，一為劉定“持蠟書趣王入援，且言京城且破”。（12）之后與朝廷消息徹底斷絕。時金人亦欲尋獲康王下落，初“聞王在河北”，后似偵知其在相州，以軍犯。帥府“恐金人知王所在”，遂命宗澤“以萬人進屯澶淵，揚聲王在軍中”為掩護，由汪伯彥奉王移山東。（13）

正月初四日，欽宗“詔諭河東北諸州守臣，令趣降”（14），是為正式投降令。若捧此詔，康王不能不降。所幸朝廷已不知其去處，投降令無從送達。為此，金人至少兩次逼欽宗派出使者：“壬辰，金人復趣召康王，遣中書舍人張澂賚詔以行，以前此曹輔往迎，不見王而還故也?！保?5）大元帥任命順利送達，投降令則懸空未落。一出一入，上蒼不動聲色，默啟大宋一線生機?？低跫乳_府，散于各處兵力輾轉聚攏。初，王“所部千人”（16）。在相州，募義招亡“有兵萬人”（17），副元帥宗澤“以所部二千人先諸軍至”（18），“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楊祖以兵萬人、馬千匹繼至”（19），大盜楊青詣相州降“有眾萬人”（20）。移駐山東東平府，“知冀州樂壽權邦彥以勤王兵千人至帥府”，“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路兵二萬五千人至東平”（21）……逮翌年二月濟州時期，“元帥府官軍及群盜來歸者凡八萬人”（22）。未三閱月，中興礎石已現。韓世忠、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千古將星岳飛亦以受募義勇隨樞密院官劉浩見王于相州，“以為承信郎”（23），置帳中斂光待發。

同時伴以另一重要歷史線索。

康王移濟州半月前，金軍在汴傳其主詔：“宋之舊封，理宜混一。然念舉兵，且非貪土?！闭矫鞔_南下惟事吊伐，無意侵吞領土。此于1127年前后歷史格局至為關鍵，宋室南渡與中興，宋金分立最終達成，包括其間高宗種種決斷（最突出者即岳飛冤案），悉繇乎是。設若女真民族也如百年后蒙人一樣，對征服與拓土不知有饜，神州蓋不難于變成另一圖景。一年中兩搗汴京如探囊取物，已證其以武力滅宋略無懸念。金人未乘勝殄滅殘余、吞宋全境，非不能也，是不欲也。而所以不欲，惟一可找見之由似乎是氣候。當年張瑴降宋，金人興師問罪，以“夏熱且去，秋涼復來”退去。平州猶如此，更南可想以知。既不宜居，取之何益？除了性懼溽熱，氣候因素的更深層影響與馬有關，金軍行動必待“秋高馬肥”就反映這種規律。北方游牧民族生命編碼深嵌馬背，無事不取決乎馬，而長城以南早鑄農耕定居生態，沒有牧草，處處稼穡，至無寸土可改牧場，此種地域自他們看來未免如雞肋。但凡事并非一律，后起蒙人同為馬背上的民族，卻于拓土不問所利，惟思征服。所以十二世紀大金何以將到手之中原，拋棄不要、全軍北撤，我們實難確解。我們但見其于宋土傍偟躑躅、面有難色，是取是棄、舉棋不定。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欲得者惟中山（今河北正定）、太原、河間三鎮，據為南北屏障乃足，以外非所圖，兩次渡河入中原腹地，全都匆匆撤回，滅人國而卻其地，趙氏既降，僅作“易姓”處置，但思不與為鄰，乃以造設恭順政權為饜足，張邦昌敗，繼立劉豫，不納版圖、執意宗藩，直至“大齊”亦告傾覆才終于接盤自理。且其扶植傀儡亦甚漫不經心，尤其對張邦昌，草草“易姓”后溜之大吉，既不謀求軍事存在以施掌控，也不“扶上馬，送一程”略事撐腰，任其生滅。

金人思維怪異難解，但其“且非貪土”云云，則確與所行相驗。這是南北宋轉承不能忽視之背景，高宗“中興”思路與若干重大事件處置實因此來。然歷來史家和論者既未作為重點加以突出，甚至極少審忖，有意無意避而不談，直至今日仍屬盲點。

話回當初。張邦昌既立，處境極尷尬。金軍人去市空，未留兵卒以羽翼，無置耳目以監控，而宋室舊臣環繞周遭、康王近在肘腋、漢家兵馬日漸麇集。如此傀儡夭命已定，邦昌亦甚自知，遂迭出異旨以為退路。一、避用“圣”字?！鞍畈铝钤唬悍蚴?，孔子不居，則予豈敢”，不以“圣旨”自稱，稱“面旨”、“中旨”等，同時避用“詔”，手詔稱“手書”。二、不御殿、不受朝。坐殿乃“臨朝稱制”表征，邦昌下令凡天子之禮、至尊之儀概不用，“引對百官于延康殿小軒”，議事則“坐議”，規定內部“言必稱名”，而邦昌自稱“予”不用“朕”，“遇金人至，則易服”，惟當金使來始以帝王儀制瞞之。三、不改元、去年號。帝王即位必改元而邦昌無此舉，“不書年，但系月日”，不改元示未棄宋之正朔，去年號以避金人疑忌，首鼠兩端情狀表現無遺。（24）余如“不山呼”、“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25）等。

與其說張邦昌心中有宋，不如說逼不得已。金人“其行甚遽”（26），惟他這孤家寡人“煢煢孑立，形影相吊”與殘落汴京為伴。此時汴京無復《清明上河圖》之盛，凋殘衰敗，魍魎晝行，“城中貓犬殘盡”，“一鼠亦直數百”（27），既無糧來亦無兵。處此現實，何人能以居帝位自恬？難怪這位“大楚皇帝”，在金軍撤走當天，立令有關官員“速來議復辟事”，竟一日而不欲緩。（28）“癸亥四月初四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29），邁出復辟第一步。元祐皇后孟氏，為哲宗廢后，之前金人索逮趙氏宗親，“后以廢處外宮，故金人不為指取”（30），因禍得福，留汴未北遷。初八日，邦昌“以‘大宋皇帝之寶’至濟州”（31），寓歸政之意。初九日“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32），權力已經交還，此距金人離去尚不滿十日。垂簾是為康王鋪路，欽宗無傳位之詔，須太后命下使登基才合法。孟氏即刻遣使“持詔往濟州迎康王”，并手書告天下：“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33）

旬日間復辟已成，略無窒礙，確可嘆為“茲為天意”。但這“天意”并不“煙濤微茫信難求”，反而一目了然：實金人顢頇以自??！“初，有傳金人以郭藥師為樞密使，留兵五千以衛邦昌者，王憂之?！保?4）然而只是傳聞。舉手之勞金人竟不為，誠乃天不亡宋。

四月廿四日，康王自濟州抵于南京應天府（今商丘）。五月初一日，“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為高宗。慣例，新君翌年改元。此時國難當頭、亟須以得天下而傳天下知之，而未循舊例，遂使1127年既是靖康二年亦為建炎元年。為此南宋修史曾有爭論：“或謂建炎元年無春，當依舊文，用靖康二年紀事”（35），認為五月前當用靖康年號，以后書建炎（畢沅《續資治通鑒》即依此）。

欽宗四月初一日北狩，高宗五月初一日即位，剛好一整月。

踐祚選擇南京而非汴京，起初及表面原因是安全考慮。汴京劫余殘破如前述，而宗澤認為還有其他隱患：“邦昌久在敵中，范瓊（為邦昌握兵權）亦是草澤中起，恐其陰與敵結，未可深信?！保?6）南京為太祖“興王之地”（故名“應天府”），正位于茲不失得體。但高宗不還汴，并非出于一時。自1126年冬奉使離城，至1187年冬在臨安登遐，漫漫六十年他不止一次有機會可回，卻再未踏入一步。

大寶初登，他做了三件事。

其一，發表李綱為尚書右仆射。是為高宗首度擇相（稍早任命張邦昌尚書左仆射，出于籠絡可不論），而所用李綱素以強硬著稱?！跋仁?，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力主議和，乃言綱名浮于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闭路踩辖浴安粓蟆?，以示態度堅定，俟綱面駕，復親口告之：“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于淵圣。使遠人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決，卿其勿辭?！保?7）

其二，寬容張邦昌事及圍城中人。即位例有大赦，臣工所草赦文“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高宗親命“改定”，代以“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字句。（38）后李綱施政綱領《十議》，第三條“議赦令”和第四條“議僭逆”直指張邦昌及圍城中人，欲行徹底清算；翌日，高宗“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偽命二章不下”，借扣發方式婉轉否定。（39）

其三，以宗澤守汴。此事應李綱所請，宗、李并為當日兩大主戰領袖?？低跞未笤獛浺詠?，宗澤向稱柱石，之前多在前線。六月初十日命下，十七日宗澤到汴，廿七日正式委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府尹東京留守”。

南京頭尾五月，為高宗數十年君主生涯開篇。以上三事，如登臺所吟“定場詩”，狀若隨口而字字精心。一邊倚用李綱，一邊卻貸僭逆、偽命于“不問”，人或目為拿捏平衡。此貌似有識，卻是蟪蛄之見。高宗二舉并出，背后思路高度統一，均因深諳當務之急在于收拾人心、撫平裂痕。重用李綱，以“忠義”故耳。高宗堅持相位非李莫屬，盡在“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一語中。李綱深孚民望，宋室初復，正宜樹作旗幟以聚人心。與此同理，“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亦在息事寧人。汴京之劫致滿朝撕裂，圍城中有人僭逆有人受偽命，即無以上劣跡，于綱常角度嚴格講也都難抹污點。此事涉及面廣而高宗極細敏，明示“一切不問”。高宗雖未親釋其由，我們卻可試析于下：大宋死而復生，傷口惟待愈合，不宜加深；圍城中人不乏資深有能輩，人財兩空之際，不可為淵驅魚；包括張邦昌在內都對復辟出過力，不加寬貸有失宏量；復辟雖甚和平順利而仍多暗曖不明，須防致生激變。

以宗澤守汴，最是煞費苦心。汴京國都，委能吏治之使恢復安定，可樹新君威望。宗澤忠君愛國有聲，以為京兆猶如李綱拜相，利于提振民氣。以上效果尚在明處，暗中，高宗實有更深用意。

南京非久留之地，何去何從，是暫寄南京期間唯一當決之事。對此，高宗先已認定“中興”之地非中原，汴京不復是國都之選。這判斷他從未說之于口，只將其化作實際行動，以不再踏入汴京決絕示之。高宗心中汴京淪為棄都廢都，系從全局研判而來，至少涉及時運、地理、氣候、糧食和歷史經驗五大考量。他有此定見應早于南京登基，所未定者惟遷往何處耳?；诮疖姟扒锔唏R肥”行動規律，決斷須在數月內做出。

然而此事極為敏感。國之有都，在中國有特殊含義。外國王者所居則為都，中國此為其末?！疤煜掠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保?0）中國治政，“禮”為礎石，王者實亦其附庸。置都立邑重心在一套秩序及設施表象，至今北京猶見舊時都城規制，帝后所居宮殿外，有太廟及祖陵帝寢，有社稷、先農、天、地諸壇，凡此共同構成都城涵義，賦予其政治倫理系統性體現。帝王權力繼承及合法性，與之緊密綁縛。大如巍峨殿堂小至瓦紋椽藻，皆帝王華服之織體，一旦脫離其間，帝王豈止是孤家寡人，抑類乎赤身裸體。歷史上宋欽宗坐而被囚、明思宗無奈縊死煤山，均未棄都，今人愕眙難解，當時則有其大不得已。眼下高宗若要避免重蹈父兄覆轍，他遷乃不二之選，此點一目了然，臣民未必不知卻難以是之，皆因都城與“禮”鑄成一體，比如都內宗廟，忍而棄之實與亡國無異，必加諫阻。更何況汴京棄與不棄，對抗金守土還有一番象征意義，萬不能輕率從事。

以宗澤守汴，正是高宗破題之術。之前遷都傳言已不脛而走。六月上旬喻汝礪見駕，“因對論遷都利害，以為敵可辟，都不可遷”（41），是“遷都”字眼首見諸載籍。喻汝礪自汴京來，特奏此事，說明都中人心惶惶。高宗隨即作出宗澤守汴決定。派有力人物整治汴京，極易造成印象，似乎在為還汴做準備。宗澤蒞任時間點也很關鍵，距秋末冬初約三月有余，尚屬從容。一俟浮囂稍戢、百姓安堵，高宗便為心中計劃爭得了時間和空間。

高宗已抱遷都之志，表述卻為別樣。他公開所講，一為“京師未可往”，此點有目共睹；二是“為避敵之計，來春還闕”，暫時巡幸別處、過后還都。對此，群臣也難有異議，反而各獻其所是。涉及去向主要有三：幸陜西、幸豫南、幸東南。主張陜西者稱：“長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灼然?！保?2）依據無非是一些老舊故事。然而陜西地接山西，直面金軍威脅，以避虜計之最不可行。李綱本亦視幸陜西為上選，認為“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天下之精兵皆出于西北”，但明知現實不許可，于是改促高宗幸豫南：“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當暫幸襄鄧，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鄧之地，西鄰川陜，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連江淮，可以運谷粟?！备咦谝欢冉邮芰舜朔桨?，“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室”，充實其錢糧，乃至指定黃潛善“提舉巡幸一行事務”。（43）可是“朝臣多以為不可”。衛膚敏認為豫南“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應“觀察時變，從權慮遠”，與時俱進作出符合歷史趨勢選擇，力主幸東南：“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海，為東南要會之地?！眲k亦以“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暗諷李綱泥古不變，“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唐諸郡新刳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币粫r，幸東南成為壓倒性廷議，“士大夫率附其議”，而樞臣中“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44）

只有宗澤堅持還都、反對巡幸任何其他地方。從受命守汴之初，宗澤就不斷呼吁“回鑾”，六月至九月為此章凡九上，十月初四日再奏第十疏，言其到任以來與“當職官吏協心并力”，整治“濠河樓櫓與守御器具”，“寖皆就緒”，痛陳“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殊不知，此時圣駕登舟離南京，已二日矣。（45）

事實證明，陜西、豫南確非善選。陜西不久落入金人口中，豫南則反復拉鋸、爭攘甚烈。宋室終因擇處東南，才站穩腳跟，再續一百五十年基業。根據后來一些史料，三種去向中高宗心屬東南并非偶然。紹興七年六月，“因言眾論謂南兵不可用，帝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于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于謝玄。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46）同年十月又說：“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苻堅，皆南兵也?！保?7）對歷來北強南弱之說，彈其反調，似乎已有一番歷史新視野。

三個多月時間，除了斟酌去向，還要未雨綢繆，為變遷有條不紊做準備。七月十三日，命人“提舉迎奉元祐皇后一行事務”（48），是時孟太后尚居汴京，迎之以為棄都做準備。十九日，派兵部、太常寺官員和內臣“奉迎所藏太廟神主赴行在”（49）。九月初七日，“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以將南巡也”（50）。十五日，“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51）。廿二日，詔“暫駐蹕淮甸，捍御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52），托言權宜，實際上是將南渡決定正式周知子民。

另有兩大舉措：張邦昌賜死、李綱罷相。當初，李綱欲誅邦昌而高宗不納，自有其由，至此“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53）亦屬不免?！敖鹑艘詮U邦昌為詞，復犯界”（54），邦昌不除終是后患。罷李綱，直接原因是他堅阻幸東南，至言“當以去就爭之”，“遂有并相之命”，以李綱、黃潛善分守尚書左右仆射，不久進而罷之。（55）其實，即無南遷爭執，罷李綱亦為遲早之事。高宗用李綱，因其“忠義”可感天下，以外蓋無所重。所奏《十議》多高蹈之論而乏中肯之策，有的甚至不合時宜。后來李綱為備戰，欲行招軍買馬，勸民出財物助國，更被目為“胡可為也”（56），很是脫離實際。李綱又提出“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57），認為車戰可以克制金軍。當時高宗看法未詳，幾年后卻曾談道：“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有車取勝”（58），明指車戰思路過時。藉此知在高宗眼里，李綱品質誠愨卻義高才絀，對現實投不出有效藥石。難怪一經罷去，終身不復引入中樞。

“冬十月丁巳朔（1127年11月6日），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保?9）史所稱“南宋”一頁，就此真正掀開。

南京五月，僅占高宗在位三十五年的八十四分之一，所為頗顯胸中溝壑及取舍去就之識，且于設思謀劃，款款施行，步驟井然。盡管時間極短，但借以觀之，高宗治才較徽宗、欽宗已經迥出其上。

隨后揚州一段，卻大相徑庭。建炎元年十二月，金軍果如所料第三次大舉南來，自山東、河北、陜西分攻而下，好在乘輿先行遠避，未受驚擾。翌年夏初金軍收兵北還，此次南侵仍屬懲罰性質，以為張邦昌一事之報復。但就在這年夏天，金主目標有變，決心“平宋”，下令“康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徹底消滅趙構勢力。（60）年底金軍第四次卷土重來，并將揚州列為主攻。此時高宗駐維揚業有一年，碌碌度日，載記甚至乏所可陳。左相黃潛善、右相汪伯彥尸位素餐，漫無措畫，百官雖相警勸，俱被一笑置之。金帥粘罕取道山東，“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諜知行在不戒”。（61）建炎三年正月廿七日、三十日，徐州、泗州相繼陷落，揚州已失屏障，朝中仍無所備。一直以來，“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辭，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62），謬亂不堪。二月初三日，高宗自遣內侍去天長偵覘，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聞報，高宗倉皇“走馬出門”，隨從五六騎，“過市”，無遮無蔽徑穿市廛，至“與行人并轡而馳”，帝王之尊掃地一空。（63）朝廷儀物皆棄，太祖神主亡失道中。自瓜洲過江，登岸京口，“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具，帝以一貂皮自隨，臥覆各半”，如此打發了當晚。狼狽之狀，高宗一生僅有，而可謂咎由自取。顧其揚州一年，為時不短，諸事應當有為，卻呆若木雞、無所事事，相較南京循循有條，劃然兩者。我們看之前及以后，高宗均不缺少決斷力，卻惟獨在揚州進退失據。此中由頭，稽諸史錄可以檢得兩條線索。其一，各地群盜遍起，未卜當適何處。建炎間，東南成規模盜亂即有浙江陳通、趙萬、徐明，皖贛丁進、張遇，閩葉濃，荊楚劉忠、曹端、桑仲、孔彥舟、鐘相，兩淮李成、張用、王善、邵青、薛慶、郭仲威等，其中不少是軍校逃卒作亂，勢焰往往一起即熾。例如杭州，未來擇為行在，而建炎元年八月至十二月，竟為亂卒陳通所據，“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官吳昉等”。（64）面此紛囂，駕輦蟄止揚州，也是情有可原。其二，離揚本身乃一難題。高宗一行非小小旅行團可比，橐負甚重，有內帑庫藏，有太后與六宮，有宗廟神主，有全套朝廷儀物……惟當下一站確定無疑，始可再動。但目標何在，一年來遲不能決，除上述原因，推敲上佳之選本身也很讓人頭疼，宜酌處極多，而各種意見都有，有請幸金陵者，有請幸杭州者，還有請幸巴蜀或長沙者。高宗傾向于金陵、杭州二選其一，孰為是則徘徊甚久。從建炎三年春至紹興八年春，帝來回兩地，時而臨安，時而建康，整整九年未決，更遑論揚州一年歟！

高宗倉皇出揚州，從鎮江逃往杭州。好在此次金軍止步瓜洲，無過江打算。逮至同年冬金軍第五次南侵，換帥兀術，渡江，下建康、趨臨安。高宗避于明州（今寧波），入海。御舟一度被兀術水師追襲迨三百里。所有金軍南侵，以這次涉足最遠，至于北緯28度。宋室也是這次最近窮途末路，高宗遁海、臨安被焚。

更大憂患起于內部。建炎三年三月，苗劉之變發作。大將苗傅、劉正彥在杭州擁兵造反，斬重臣王淵，捕內侍百余人皆殺之，圍行宮，從而逼迫高宗遜位太子，請出孟太后聽政，改元“明受”。多虧苗劉皆鼠輩，智不濟事，加上在外卿將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反應勁疾，宰相朱勝非在內斡旋有方，僅月余苗劉收手“反正”，太后下詔還政，高宗復位。這場禍生肘腋之變，將兩宋間政權危機推于頂端，高宗為之刻骨銘心。

挺過兩次重擊，南渡固有隱患仿佛利空出盡。宋室大難不死，峰回路轉，終于走出踉蹌時光，漸能駐足。紹興五年后，各處盜亂基本討平，境內安堵。中興愿景只剩一個最大障礙沒有掃清。

那就是對金關系。

當兀術縱橫江南，金軍雖將武力之強演于極致，揆于實效卻近乎無果而終，歸途更陷鎩羽之窘。在南國，金人真切了解到敵我短長已因地域而逆轉，兀術“南軍使船如使馬”之嘆道盡此況。迭破建康、臨安兩大都會，戰績固可矜驕，所吃苦頭也大超北地。韓世忠、岳飛均曾給予重創。尤其世忠于鎮江“以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令彼沒齒難忘，“自是不敢復渡江矣”。（65）

建炎三年三月，金軍開始扶植前宋濟南知府劉豫及其子麟統治豫魯。九月，正式創建“大齊”國，立劉豫為帝。十二月，“以陜西地畀劉豫，于是中原盡屬于豫”（66）。這顯然是“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67）故伎重演，說明金人仍未棄“易姓”政策，不打算宋土吞而并之以為己地。

第五次南侵大大消耗了金人傲氣，嗣后不復聞其滅宋叫囂，乃至每年秋冬必舉兵南下規律亦暫告消歇（攻蜀除外），只將陜豫魯交予劉豫維持。反觀宋室，止住一味奔逃步伐，掉頭反圖。其間，張浚經略關陜、吳玠保蜀、岳飛規復中原，成效不一，卻都顯示南朝今非昔比。于是，高宗再次面臨十字路口。與南京不同，彼時只是為乘輿何所適而擇地，今番則須厘清未來趙宋究竟該當怎樣安身立命。

一位關鍵人物不失時機現身。若非此人，高宗所圖定難施措。當時舉目所及，高宗身邊找不到第二個類似人物。彼不現身，不單紹興十二年大轉捩不能如期而來，以后百年歷史演蛻抑亦迥于已知。但他恰在這當口，神秘登場，毫無征兆，唯可解釋為歷史老人從幕后舞其魔杖。

此人即秦檜。靖康元年，他因抗議強迫易姓觸怒金帥，與孫傅、張叔夜等被逮北地，通常來說蓋將終死遠方，而于史上一晃而過。但是建炎四年十一月，秦檜突然現身臨安，且舉家俱歸。當初押至燕北，金主將其賜予親貴撻懶（完顏昌），頗為所用。金軍第五次南侵，秦檜隨軍參謀并任轉運使，“撻懶攻楚州（今淮安），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68），遂由漣水軍宋將派人經海道護送來浙。此事匪夷所思，先前俘北者逃歸確切之例，只有馬擴被斡離不釋放后在真定伺機逃入山寨，另有信王榛（高宗之弟）據說從擄北途中脫身，但是否果系其人始終未證實。（69）現在秦檜不單逃脫成功，且經過更加離奇，“檜自言殺監己者，奪舟來歸”，又殺又奪，一介書生如何辦到？以故，“朝士多疑之者”。這個“疑”字，直指其是否作為間諜而受金人派遣。但人們也覺得這個懷疑有說不通處：“就令達蘭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俱歸？”（70）事情疑點叢叢，迄無定論。綜合所有線索，筆者推斷秦檜并非間諜，而是撻懶私予縱歸，未來助其實現對宋媾和，以增權力資本。此點，后藉宋金折沖及金國內部權斗史料，再具其眉目。

秦檜之歸，人雖生疑，可是他往日事跡深受敬重，故而范宗尹等幾位大臣“力薦其忠”。入見高宗前，“先見宰執于政事堂”，加以審詢。十一月初七日得以面圣，秦檜亮出以下觀點：“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且乞帝致書左監軍昌求好”，左監軍昌即完顏昌（撻懶）。（71）翌日，高宗命秦檜“試禮部尚書”，并傳話：“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保?2）

一個來月后便是新年，元旦日發布改元詔書。舊年號“建炎”寓意抗金，以火能克金也。新年號“紹”字為接續、承繼之意，“興”當指中興。對比新舊年號，重心從制敵相抗轉而強調國祚延存、自我興昌。詔書回顧國家“艱危是蹈”“生靈久困于干戈，城郭悉殘于煨燼”后，強烈表達“共圖休息之期，紹奕世之宏休，興百年之丕緒”之愿景。（73）明顯傳遞了轉向信號，而這恰恰發生在秦檜歸朝背景下。若再考慮到秦檜任職禮部，則改元動議與詔書起草，或都與彼有關。

僅過了八個月，秦檜竟已拜相，發表為尚書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然未及一載，罷之。從喜出望外到忽然冷落，高宗態度貌似大起大落，但追索幕后，也無太過曲折之由，主要因刻下尚非用秦之時。大致到紹興五年以前，朝廷集中精力于兩件事：平盜、拒偽齊。前者尤繁重，匪患遍各地，有些已壯大。而金人自江南敗歸后目標移諸陜蜀，正面之敵惟有偽齊。高宗既偵其確，知媾和非當務之急，相位宜屬他者，于是尋個借口罷去，轉用趙鼎、張浚等。直至六年八月，因謀劃議和將秦召回，稍復其官。又經一年七個月，終于第二次授予相柄。觀秦檜黜用前后過程，顯然盡出高宗胸次，當棄則棄、當用乃用，俱各以時。

雖然正式開展議和還須等上幾年，試探卻早就有?！白缘奂次?，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保?4）紹興三年下半年，金人意態始有轉變。六月，宋以吏部侍郎韓肖胄“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率團北去，十一月，粘罕遣九人“與肖胄偕來”。這是高宗踐祚后金方首次派出使者，從拒不理睬轉為愿意交涉，似乎預示著從必欲消滅變作可能承認高宗政權。但此時立場必然相距遙遠，金方堅持“畫江以益劉豫”，高宗絕不接受。他對近臣“從容”言道：“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75）所以，雖現重要轉機，雙方卻仍待進一步摸底，來確認各自止歸。金人不斷借劉豫偽齊軍侵擾，窺測南朝心態；宋軍則于剿匪之余騰出手反擊劉豫，為自己增加籌碼。到了紹興四年九月，鑒于劉豫難獲優勢，金軍親自出馬，調兵五萬，第六次南下。高宗高調迎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76），果然御駕親征，次于平江（今蘇州），而且“下詔暴劉豫罪”，斥以“叛臣”“逆臣”。劉豫僭立以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此次金軍裹足江北，年底困頓乏食，繼因金主病篤，遂引還。（77）之后高宗繼續保持強硬，由于內部匪患基本平定，于紹興六年二月制訂了全面圖北方案，將主要軍力投入對偽齊作戰。韓世忠、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岳飛諸部，自東而西沿淮聯動。高宗親自手抄《裴度傳》付右相張浚，以唐元和間定淮功臣裴度事跡激勵文武。（78）六月高宗發動了第二次親征，前后歷時年余，并將駐蹕地推至建康（上次駐平江）。經與偽齊在皖中決戰，敗之。面對新氣象，張浚嘗言于高宗：“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保?9）

沿淮一線對抗，高宗迎難而上。這種不甘示弱的姿態，為其一生僅見?？贾T后事，明顯是強烈透露以下決心：劃江不可、淮南必爭。

一邊，南朝不肯俯首聽命；另一邊，北朝上下對滅宋皆懷倦意。倦意并不限于主和派，例如首次遣使南來系粘罕拍板，而他就并非所謂主和派。嗣后帝祚變動、權斗加劇，這種倦意又作為政治砝碼被加以利用。波瀾興于紹興四年五年之交，太宗吳乞買病危，不久殂于宮中，完顏亶繼位，親貴角逐趨于白熱化。撻懶與宗磐、宗雋等公開結成主和派，“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80），兀術、宗憲、宗幹等執不可。先是主和派得勢，從而緊鑼密鼓推進其方案。紹興六年末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己之謀”（81），七年十一月被廢。八年十二月，金使張通古如宋，撻懶等竟將所倡當真兌現。九年初，南宋開始恢復中原失地統治權，三月十六日新任東京留守王倫與金人“始交地界”（82）。首次媾和結束，高宗成為大贏家，疆域一度回到靖康間，但只是轉瞬一逝。媾和加速了金主和派垮臺，宗磐、宗雋很快伏誅，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83），被兀術追至祁州（今保定）殺之。權力一旦翻盤，金立即以兀術為都元帥，重新對宋用兵，“再定河南、陜西，伐宋渡淮”（84）。之后兩年，你來我往互有勝負。最后高宗乞和，金人許之，雙方“畫淮為界”，第二次也是永久達成協議。

媾和始末略如上，而其復雜、艱巨及跌宕，粗線條勾畫難具萬一。兩宋代際于茲走到分水嶺，高宗如何應對，不單于宋室，于整個中國史皆有卜居意味。其間是非得失參伍錯綜，善惡曲直交織混雜，乃古代極難分解之一幕。時光雖逝近千年，卻仍有必要深察細究。

注釋：

（1）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512。

（2）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14。

（3）脫脫等《宋史》，頁7729。

（4）同上書，頁439。

（5）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548。

（6）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440。

（7）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543。

（8）同上。

（9）同上書，頁2548。

（10）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19。

（11）同上書，頁20。

（12）同上書，頁21。

（13）同上書，頁22。

（14）同上書，頁23。

（15）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559。

（16）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18。

（17）同上書，頁20。

（18）同上書，頁21。

（19）同上書，頁22。

（20）同上書，頁23。

（21）同上書，頁28。

（22）同上書，頁58。

（23）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548。

（24）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71-77。

（25）同上書，頁105。

（26）同上書，頁92。

（27）同上書，頁93。

（28）同上。

（29）同上書，頁94。

（30）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565。

（31）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101。

（32）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570。

（33）同上書，頁2571。

（34）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99。

（35）同上書，頁1。

（36）同上書，頁103。

（37）同上書，頁141。

（38）同上書，頁116。

（39）同上書，頁145。

（40）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五冊，頁2779。

（41）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154。

（42）同上書，頁159。

（43）同上書，頁184-185。

（44）同上書，頁188-189。

（45）同上書，頁229-230。

（46）畢沅《續資治通鑒》，頁3135。

（47）同上書，頁3153。

（48）同上書，頁2610。

（49）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186。

（50）同上書，頁214。

（51）同上書，頁216。

（52）同上書，頁222。

（53）同上書，頁224。

（54）同上。

（55）同上書，頁198-203。

（56）同上書，頁169。

（57）同上書，頁167。

（58）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935。

（59）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頁229。

（60）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681。

（61）同上書，頁2699-2700。

（62）同上。

（63）同上書，頁2710。

（64）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頁660-663。

（65）同上書，頁647。

（66）同上書，頁674。

（67）同上。

（68）同上書，頁724。

（69）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661。

（70）同上書，頁2864。

（71）同上。

（72）同上書，頁2865。

（73）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頁1045。

（74）畢沅《續資治通鑒》，頁2995。

（75）同上書，頁2998-2999。

（76）同上書，頁3025。

（77）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頁678-679。

（78）畢沅《續資治通鑒》，頁3087。

（79）同上書，頁3112。

（80）脫脫等《金史》，頁1764。

（81）畢沅《續資治通鑒》，頁3118。

（82）同上書，頁3209。

（83）脫脫等《金史》，頁1754。

（84）同上書，頁1765。

作者簡介：李潔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F居北京。1990年代以來，在本刊發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寫“鐘山記憶”欄目文章（2008-2012）、“文學史微觀察”專欄（2013）、“太平天國筆札”專欄（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專欄（2019）等。首發于本刊2009年第5期的《胡風案中人與事》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自今年第1期始，在本刊撰寫“品宋錄”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