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感謝諸杜明教授和瞿洪平教授的邀請，很榮幸能夠參加第四屆海上重癥論壇。在我心目中，重癥醫師就是救生員，去死亡威脅里救出生命。今年一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時，你們第一時間挺身而出，不少人去了武漢和湖北各地，不少人戰斗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你們與其他科室的同行，與武漢湖北的同行，與全國各地的同行，共同踩住了疫情的剎車?，F在第二波疫情在世界上蔓延時，中國的社會生活已經趨于正常。雖然西方社會對于新冠肺炎疫情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一些奇談怪論，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中國的醫護人員理應得到世界的感謝。

接受你們的邀請之后，我開始去想文學與醫學的關系，首先想到是不少作家學過醫，外國的有英國詩人濟慈，寫下了著名偵探福爾摩斯的柯南·道爾，大家熟悉的契訶夫，還有前蘇聯的布爾加科夫等等，中國的當數魯迅，很慚愧，我也學過醫，當然無論是文學還是醫學我都是不能與魯迅相比較的，醫學上魯迅是海歸，我是赤腳醫生，文學上我還是赤腳醫生。

我做過五年的牙醫，有位作家朋友因此調侃我：明明是獸醫，偏偏說自己是牙醫。我記得他是在二〇〇九年法蘭克福書展上開玩笑說的，當時參與活動的一位德國作家，年紀比我們大，他說他小時候生活的地方，牙醫和獸醫是同一個人。我說的不是現在的口腔科醫師，我說的是過去時代的牙醫。

中國過去時代的牙醫大多是江湖中人，是在油布雨傘下給人拔牙，旁邊是修鞋的理發的打鐵的。我一九七八年做牙醫時已經告別油布雨傘了，是在正規的醫院里，當時叫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現在叫海鹽縣口腔醫院，當時來我們醫院的大多是農民，農民不叫醫院，叫牙齒店。

文學與醫學的關系，我想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疾病與健康，生與死。文學作品描寫了無數的疾病與健康，無數的生與死，醫學面對的也是這些。當然文學是虛構的，醫學是真實的。法國作家、思想家羅蘭·巴特在母親去世后寫下這樣一句話：我失去的不是一個形象，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想這就是作家與醫師的區別，作家面對的是一個個形象，醫師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我是從牙齒店出來的，我的醫學知識停留在牙齒店。去年我父親三次進入重癥病房，第一次在杭州的醫院，第二次在海鹽的醫院，第三次在上海瑞金醫院，在瑞金醫院的三個多月里，讓我對重癥醫師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去年我從英國回來，趕回海鹽時，我們家里已經在為我父親準備后事了。我在文學作品里經常讀到“奄奄一息”，我自己的寫作里也多次用過“奄奄一息”，我父親來到瑞金醫院重癥醫學科住院時的狀態就是這樣，可是瞿洪平教授對我們說：

“還有勝算?！?/p>

我相信瞿教授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在一堆消極的因素里發現了積極的信號，雖然這個信號很微弱，但是瞿教授和他的團隊抓住了，然后通過精準的治療和護理，讓這個微弱的積極信號打敗了那一堆囂張的消極因素。

我理解這就是一個優秀的重癥醫師的敏銳和積極的態度，重癥醫師面對的病人雖然病因病情各不相同，卻都是危重的病人，不是危重的病人不會來重癥醫學科。我覺得敏銳是醫術，積極是醫德，也是人生態度。對于醫師，尤其是重癥醫師，對待病人，積極的人生態度與高超的醫術同樣重要，因為治病就是積極的行為。

優秀的作家詩人也是這樣，他們常常會在消極的題材里寫出積極的主題。我前面提到的英國十九世紀的詩人濟慈，學過醫的濟慈，寫下過一首題為《蟈蟈與蛐蛐》的詩歌，盛夏時鳥兒因為驕陽而昏暈后不再鳴叫，蟈蟈就在草地樹籬上發出它們的樂音；嚴冬時的夜晚一片死寂，爐邊就會響起蛐蛐的歌聲。在盛夏中午烈日下和嚴冬夜晚寒冷里，在這樣消極的環境里，濟慈仍然讓生命的聲音積極響起來，他把這生命的聲音比喻為詩歌，他因此寫道：“大地的詩歌從來不會死亡……大地的詩歌從來沒有停息?！?/p>

（……選讀完）

【全文刊載于2021-4《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