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袁遠：作品見于《人民文學》《收獲》《十月》《青年文學》《中國作家》《小說月報·原創版》等刊。出版有小說集《一墻之隔》《單身漢董進步》《純屬巧合》，長篇小說《親仇》。曾獲第六屆、第九屆四川文學獎?，F居成都。

成都，成都

文/袁遠

一

多年前，成都是我的異鄉。住久了，往事長進記憶，流光生出根須，緩緩撐開記憶地圖上的山川草木，城廓街巷，于是，異鄉漸成故鄉。

我第一次進成都，三歲那年。父母帶著我從北京南遷貴州，目的地黔東南，一個藏于深山的保密基地。途經成都，短暫停留，我的手因而拽住了成都猛追灣老游泳池池邊的一根鐵欄桿。這動作保留在一張黑白老照片上。梳童花頭、穿燈芯絨外套的我，站在成都初冬陰云低垂的天幕下，面帶迷茫一笑不笑，似對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感到疑懼。

再來成都，火車穿越白晝與黑夜，大小行李肩背手提，一頭走進大學校門。四年光陰，除了校園，最熟悉的莫過于校門外人頭攢動的老培根路，夜間昏燈下擺攤賣舊書的老九眼橋，女生們拉手挽臂去淘便宜衣服的老春熙路，還有就是當年的空軍禮堂了。坐在男生自行車后座上，薄霧染白的夜色輕微鼓蕩，涼風推著霧氣刷過耳畔，而激昂的詩歌朗誦會，小眾的文藝電影，喧囂的川劇表演以及魅異的實驗話劇，正在夜的那一頭，張開懷抱。

畢業后離開成都，再來已是兩年之后。辭了公職、丟了鐵飯碗的我，再不是當初有校園可寄身的學生了。若把成都比作文學世界里的巴黎，那時來自一個二線城市的我，無疑成了巴爾扎克筆下，一窮二白的“外省青年”中的一個。

有人說，每個走進大城市的人，皆有自己所求，或求生存，或追夢想。我去職來到成都的初衷，是找尋朋友。不是找某一個，而是找某一群。在我想象里，那是一個把文學當空氣來呼吸的異質之群，是把日子過得飛起來的一個別樣族群，是現實生活的叛軍，是令人瞠目的異端。他們與我相不相識無關緊要，要緊的是，當我抬起眼，能望見那群人飛翔的身影，能聽到他們飛翔的聲音，能感受到空氣中的閃電與震蕩，那就足夠美妙。

現在回頭來看，倒不是這想法過于文學青年而讓人發笑。有意思的在于，我其實是個特別不善于跟人交際的人，給人打個電話都有各種心理障礙，在人群面前，永葆退縮之姿。于是，我這個前來找尋想象中同類的人，一路退縮著，默默旁觀著，終于隨著時光之河的淙淙流淌，如期退到一個僻靜角落。當然，這個角落，是成都提供給我的。

二

不管怎么說，來到陌生城市，生存總歸是第一要務。我在成都念了四年大學，但對于當年的我，這座城市仍是陌生之城，東南西北都辨不清。托成都是“媒體之城”的?！说貓蠹堊铒L光的黃金時期，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小報社比比皆是——我到成都第二天，就在一家報社謀到了工作。其后這些年，多數年頭我吃著報社編輯的飯，也做過雜志，基本沒脫離這個行當。

數年前我在一篇隨筆里寫過一句：“成都給人的一個幻覺是，在這里，過好日子根本無需勤勞勇敢，好吃懶做就行了?！庇写嘶糜X，并非空穴來風。成都天生有種閑散氣質，人們走路總那么慢吞吞，餐館隨時坐著吃喝的吃客，茶館里整天粘著打麻將和斗地主的閑人。真的啊，沒有哪一個城市像成都這般坦然自如、無怨無悔地追求吃喝，并在形式上充分體現出來：這城市幾乎全天二十四小時處在進食狀態，每一條街上都能找到飯店、面館、小吃店，每一條街都可謂餐飲一條街。而且茶館也賣飯，飯館也賣茶。當年如此，至今依然。

但事實上，好吃懶做就能過上好日子的待遇，確乎幻覺，尤其對“外省青年”而言?；氐轿以诔啥贾\生的初期，小報社里謀職收入低微，只能租住城郊簡陋結合部的民居，冬冷夏熱，老鼠成群，開水瓶里水垢厚積。那幾年，跟我一樣從外地來到成都并在報界打拼的一眾青年，多是低收入。說起來，我們是編輯、記者，其實，食不果腹的日子也有。這么說，不是夸張，更非賣慘。某年某月，我供職的一個小報社遇風波關停，下一份工作一時間找不到，我和一同齡女同事，頭腦發熱決定做自由撰稿人。這個冒失的決定，很快把我倆帶入囊中空空的境地。彈盡糧絕之前，我們花掉了僅余二十多元中的二十元錢，路上還跟來了一條待價而沽的小奶狗，我們用余錢買下一盒牛奶一塊面包做狗糧。小奶狗拒絕進食，它被我們帶回來后就生病，狗與人，病的病，餓的餓。奇怪的是，日后我的大腦記憶庫中，卻難覓饑餓記憶?；蛟S因為年輕不記困苦的經歷，也可能還餓得不夠狠?？梢?，人的記憶會拐彎，也可以說，記憶是一張網，留下什么漏掉什么，它自有主張。

在另一家小報社，辦公場地是租來的老房子，日光燈照不亮昏暗辦公室。編輯部有三個編輯，共編四個版面，還得自己畫版，其時還是紙質辦公條件，畫版全靠手工。校對也是我們幾個編輯的活兒，此外，還要輪流到印刷廠值班。這且沒完，報紙印出后，我們得幫著人手不足的發行人員，清早就趕到報刊發行一條街，吆喝著把報紙批發給零售小報販。身兼數職，薪水卻挺不起腰桿，不敢問津街邊鹵菜攤上最便宜的豬肝、兔腦殼。不過當時的我們，對錢多錢少并不十分關切，記憶中，那是我在報界工作最愜意、最堪留戀的一段光陰。

愜意和留戀，是因為編輯部里來來往往的人：詩人，準詩人，一腔激情熱愛著文學或新聞的年輕人。詩人A，煙支夾于拇指與中指間，發烏嘴皮咬住深吸，每出一截煙灰，食指輕抹，抹出殷紅煙頭。文學青年B，言辭慷慨，好談也好戰，舌戰到我們收工下班，一撥人，總是四五個，齊擁到街頭小餐館，吩咐老板或老板娘，兩瓶啤酒，一碟花生米，隨便炒兩只菜，總共不超過二十元。老板端來酒菜，附送免費泡菜與茶水，任由我們對著吃空的菜盤，就著杯續免費茶水，高談闊論到深夜十一二點，他從不催促，也無怠慢，好像我們的鄰家大伯、隔壁阿姨，好像我們不認識的遠房親戚，縱容著我們。

如果我沒記錯，大約每周，我們都會到小餐館來一次這樣的盛宴。當我們圍坐油污餐桌，以各樣外地口音，大張旗鼓談論文學藝術、新聞奇聞和天下大事之時，別桌食客是否對我們側目而視、翻白眼，我毫無印象。以成都具備的對各種怪人怪事強大消化能力的體質，我推測，我們并沒遭受多少白眼。

這是我喜歡成都的原因之一。在廣闊的民間，在騰騰煙火氣之下，對外地人和本地人一視同仁的友愛與寬厚，鋪陳于日常生活的河床，看得見摸得著。類似的事情多了，我與當時依然不熟悉的成都之間，彼此慢慢確認了眼神。

三

生計問題總歸會解決。

就我們這些“外省青年”來說，即便在貌似以游手好閑為己任的閑散成都，解決生計肯定不是靠整日喝茶。當然，不少生意和業務是在茶桌飯桌上談成的，這是另一話題，暫且不談。不過，成都這地方確有一批人，能夠不動聲色、無為而為地，把該做的事做了，把該掙的錢掙了，然后，就是喝茶打牌吃美食。成都的特點在于，無論事務多么繁忙、生活多么奔波的人，總不會耽誤一杯閑茶。但凡遇著空中太陽出巡，就是理所當然的喝茶日，這是成都人的共識。

我后來應聘進入一家規模很大的報社，其發行量、影響力在本地是數一數二的。印象中，報社的外地人要占八九成。成都調子再慢，生活再閑，在這種大報社里的工作，情況就完成不一樣了。我們的工作總在高速運轉，記者手機二十四小時待命，半夜兩三點被從床上叫起披掛上陣；編輯連軸熬夜熬成兔子眼；從早到晚催命似的電話鈴聲、催稿的叫喊聲、上司的訓斥聲、下屬的應辯聲、敲鍵盤的噼啪聲、如風一樣來去的腳步聲，交響不絕。我在報社副刊，相對不那么緊張，卻也絕不輕松。我們做的是大副刊，部門因而配有記者。女記者Y，我們昵稱小綿羊，五官纖細身段玲瓏，干勁、沖勁、耐力不讓須眉，趕稿至凌晨，天亮后又有新任務，家也不回，三把辦公椅拼成簡易床，和衣一躺，數小時后起身洗把臉，即刻精神抖擻。

自來，四川女子骨子里有股潑辣勁，成都發達的傳媒體系，激烈的報業競爭，又相當豪邁地為本地輸送了大批“女漢子”。雖然我依舊不擅與人打交道，在人際交往方面總做不到游刃有余、進退自如，可是談吐舉止也大有了漢子之風。那時我們部門的幾個女子，張口“老子”閉口“老子”，做事個個手腳麻利，閑談說笑間任務一來，一個轉身，迅速進入工作狀態。

生計不成問題之后，是向上走，求升職？向前跨，求財富？轉個彎，發展個人產業？還是散淡下來，愛做什么做什么？這就又面臨選擇。向上走、向前跨，自然不乏其人；發展個人產業，隨后成功轉型，案例亦不鮮見；然而，不求位不求錢，只圖個逍遙安適、自由自在，這樣的人，成都同樣會成全他。多年以后，我見到當年一些老同事，無官位的、沒發財的、連工作都沒有的不少，卻沒什么人愁眉苦臉，該談笑談笑，該喝茶喝茶。本來嘛，滄海一聲笑，紛紛世上潮，高高低低不都是日子，進進退退不盡是人生？

就是在那個報社工作期間，我開始像成都本地人和新本地人一樣，時不時泡茶館。大慈寺里的露天茶館，是我們常去之處。古舊建筑，參天老樹，青磚院壩，青花茶碗，成都經典的陰天伴著茶香氤氳。那些嘎吱作響的老竹椅，托起了多少人的浮生半日閑，或者，成都式的忙里偷閑。一把竹椅安坐，身邊朋友三四，茶水穿腸一過，不說天清地明，也自有一份心平氣和。

四

當一個外鄉人，在一座城市有了房、置了業，獲得了安身之所，按通常標準，就等于安居下來了。到這個階段，你基本會萬無一失地發現，日常生活提供的可能性和戲劇性極其有限。兩點一線，畢竟是大多數人的常態，城市再大景觀再多，生活到底欠缺流動性。精神領域的通關，上升為緊迫之事。

我在成都這些年，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內心里總有一個死不改悔的聲音：“離開，離開！”每過一時，這聲音就要鼓噪起來。成都是安樂窩、溫柔鄉，然而生活的悖論恰恰是：生活在別處，風景在他方；成都情長故事多，而同時，這里又是一批生活夢想家注定要常懷惆悵之地。畢竟，城市的最初版本，就是合圍，圍起一片免受外地侵擾的區域，安放眾人的溫飽，守護人群的繁衍，可焉知，這又不是一種畫地為牢。

離開的沖動不是我的個人專利。當年我隨手寫下過一批小隨筆，那些隨筆記錄了那年月，三十歲上下、渴望離開成都遠走高飛的人，俯拾皆是。他們好比溺水之人，急于浮出水面換一口氣。都說，成都來了就不想走，其實多面的成都，具有遠超這個簡單論斷的豐富性。有人來了不想走，有人來了卻想走，有人走了又來，來了又走。這才是成都。而我，真的離開了，從成都出發，一去去到南半球，遙遠的非洲，非洲的南端。曾有一些朋友問過我，為何要走得那么遠。這又要說到成都了，早年的空軍禮堂，在我讀大學期間，放映過一部影片《走出非洲》，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非洲遼闊的異域風光，迥異的人文風情，如受電擊，心醉神迷。那就是根源所在。

在國外的日子，實話說，我沒怎么想念過成都，然而每當別的中國留學生向我問起成都時，有趣的事情就來了：一開始，我總是想一分為二地介紹它，但每次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唱贊歌。我終于發現，在成都生活過的人，對這個城市總會有不那么容易戒除的精神成癮性。

在國外生活近兩年后，我又回到了成都。似如游子歸鄉，漫長歸途中，我體會到了回歸成都的急切心情。小時候，我隨父母輾轉遷徙多地，心中并無什么故鄉概念，正是那一次的離開又返回，我確認了這個地方，我愿意回去也回得去的地方，我已然久居并還可以久居下去的地方，這，就是家鄉。

五

在成都，我曾經住過的城郊結合部，如今早已華麗變身，成了熱鬧主城區的鮮亮部分。我后來住過的玉林小區，就是那首近年風行一時的歌曲《成都》唱到的地方，有詩人翟永明的老“白夜”，有“搖滾教母”唐蕾的小酒館，這里是成都時尚生活與文化生活緊密擁抱的標志性地帶。再往后，我搬至三環路邊，繼而搬到主城區外，離喧囂熱鬧、離中心區域越來越遠。作為一個從不長于“快進”向前的人，我享受到的成都版圖不斷擴容的福利，就是在城市的偏遠處，找到了自己的安謐一角。

這么說吧，有千萬個住在城市的人，就有千萬種城居生活。都城的廣大浩瀚，足夠雄心馳騁、野心膨脹，足夠一腔壯志揮斥方遒，同樣，也會不消停地生產孤獨、惶惑、膽怯、失意、疼痛與唏噓。前面說過，我的生活步姿是一路退卻，那又何妨，這樣的生活，也能捧起一杯茶，看晨昏交替，憶往事如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