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編說

作品記敘自己80年代因肺結核住院所經歷的各色人等，病愈許久不肯出院的老劉，高級別的特殊人物翟主任，罹患難言之隱的老張，來請我教學日語的孫護士，在醫院做講座的所謂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的老農等等。在對養病間瑣碎日常的敘寫中，這支飽蘸生趣之筆，亦不時化身為刀，入木三分，深刻剖析著個人潛藏在意識深處的卑怯、傲慢以及豐富情感，它們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時也打著時代的深深烙印。

一

1978年7月，我以應屆高中畢業生的身份參加高考。那是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是全國統考的第一年。記得那時志愿可填十所學校：五所重點大學，五所普通大學。此前，我曾讀過一些沒有封面封底的書，其中一本小說，把廈門大學校園寫得好美，于是重點里填了廈門大學；又聽說武漢大學校園也很漂亮，重點里又填了武漢大學；此前，目睹過許多惡人欺良壓善的事，很想當一個除暴安良的人，重點里又填了西南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1978級畢業生里，出了好些不同凡響的人物。有的先小心翼翼地混成了手握重權的政要，后又一不小心成為了嚴重腐敗分子；有的則是一言往往驚天、一語常常動地的大學者、大名人。如果當年上了這西南政法大學，那可能與這些人是同班同學了。我自己有怎樣的命運，也真難說。人的一生，其實主要被偶然主宰著。

但所有的志愿都無效。先期介入錄取的軍隊技術院校洛陽外語學院，把我錄取了。10月初，入學了，被分配在日語專業。便開始以全副身心學日語。到了1980年四五月間，身體嚴重不適起來?？人?，晚上躺在床上咳得地動山搖。盜汗，夜間好容易睡著一會兒，突然醒來，人像躺在水里，前胸后背都是汗，衣服濕淋淋、濕漉漉的，不像是睡了一個覺，倒像是爬了一座山。學校的醫院不能確診，讓我到設在當地的一所軍隊醫院去查。這醫院離龍門石窟不遠，但離學校很遠。換了幾次公共汽車才摸到這里。胸部透視，是得了肺結核，病灶很大。又換了幾次公共汽車，回到學校。走到校園里那下沉式體育場，想坐一會兒，整理一下思緒。是上課時間，體育場上沒有其他人。我在那看臺的臺階上坐下，掏出煙來，點了一支，吸了一口。發現沒有什么思緒可整理。我是1962年11月生人，那時還不滿十八歲。這個年紀，遇上點小挫折，例如受個處分、失個戀什么的，會心潮劇烈起伏，會情緒嚴重波動，會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但遇上更大的打擊，心情就木然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二年級大學生，遇上這樣的事，超出了心智的反應能力，心智干脆罷工，不反應了。能不能照常畢業，能不能拿到畢業證書，當然是很大的事。但更大的事，是能不能治好，能不能活下去。但這些事實在想不了。又點燃一支煙，感到確實沒啥可想的。用穿著解放鞋的腳尖把煙頭揉碎，站起身，習慣性的兩手拍拍屁股。其實頭天晚上下過雨，那水泥臺階上沒什么塵土，屁股上挺干凈，沒啥可拍的，一如心里很干凈，沒啥可想的一樣。

拍完屁股，便去找領導。很快學校通知我，必須到武漢軍區肺結核?？漆t院住院治療。那時候，八大軍區，各有一所肺結核?？漆t院。洛陽外語學院雖然不屬于武漢軍區管轄，洛陽這地方卻是武漢軍區轄區，所以，在后勤保障上，洛陽外語學院也由武漢軍區負責。那時候的火車，不是說坐就坐的，總要提前些日子買票。肺結核是傳染病，既然已經確診，那就不能再住在原來的宿舍里，哪怕一天也不合適。我向領導提出，上火車前，先在學校醫院過渡幾天。行李很少，幾分鐘就收拾好，來到學校醫院。護士把我引到離大門很近的一間房間。是長方形的屋子，大概有二十平米。進門左手邊有一張床，床墊很厚。過去在家睡的是木板床，上大學睡的也是木板床，這么厚的床墊，生平第一次見到。房間后半部分胡亂堆放著些醫療器械，我當然不認識它們。還有一些別的東西。整個房間像是雜物間，很久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但我絲毫不覺得有啥不妥。第二天，任課的李老師來看我，還買了些蛋糕。一進門，很是驚訝，說：“這是產房??！怎么讓你住這里？”我很驚訝于他的驚訝。產房，就是女人生孩子的地方嘛?？墒沁@又有什么關系呢？現在不是沒有女人在這里生孩子嗎！很快，班上的同學，都知道我住進了學校醫院的產房，他們來看我，臉上的表情都很復雜，幾個女同學甚至表現得有些激憤，仿佛我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只是微笑著，沒有陪同他們對這房間表現出異樣的情緒。四十幾年過去了，我已是花甲之年，仍然沒有想明白他們為何對我住進產房有那樣的反應。一間屋子，有女人生孩子，是產房；沒有女人生孩子，就不是產房嘛。有女人生過孩子的屋子，怎么就不能住了？我第一次住院，就住的是產房，這是多么好的兆頭！這是希望和新生之地??！

在學校醫院那可能迎接過許多新生命的床上住了幾天，我登上了開往武漢的火車?；疖嚿?，遇到學校的一個年輕干部，是一個職能部門的干事，此前在某個場合認識了。他是武漢人，帶著孩子回武漢。聽我說明了自己的情況后，他先是不吭聲，臉上似笑非笑，然后盯著我，平靜地說了兩個字：“完了？！”我之所以在這兩個字后面用了問號又用感嘆號，是因為他這口氣既像是征求我的意見，又像是對我做判決。我把目光從他臉上移開，像把腳從一堆狗屎上移開，也平靜地回答道：“完了?！比缓蟊阕唛_。他征求我的意見，是否同意自己“完了”，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判決我“完了”，我也不便表示異議，所以也只能這樣回答。那是6月中上旬，天氣很熱了，綠皮車的車窗當然開著。突然廣播里傳出命令，把所有的窗戶關上。我很納悶兒。聽得有人說：“快過橋了?！边@才恍然大悟：車過長江大橋時，窗戶必須關嚴。這無疑是怕有人搞破壞。于是，這一刻，一火車關窗戶的聲音。那時節，男人幾乎都抽煙，車內有許多抽煙的人。抽煙的人坐在火車上抽得分外多，車廂里自然煙霧繚繞。還有西瓜、瓜子、面包等各種食物的味道。車窗一關，不但熱得人人流汗，復雜而濃烈的氣味也熏得人頭暈。我猛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我后來想，從學校醫院轉往武漢時，校醫院真應該給我幾只口罩，囑咐我一路上好好戴著。不過，那時候，我如果在悶熱的車廂里戴著口罩，一定比一只猴子進了車廂還讓人驚奇。我趕緊雙手捂住嘴，想往人少點的地方擠。但那時候的火車里，根本沒有人少的地方。想躲進廁所，所有的廁所都永遠有人。便在人叢中蹲下來。我一只手掌捂緊嘴，另一只手掌緊壓著這一只的手背，下意識地想把咳嗽擋回去，但咳嗽像噴涌的火山，像決堤的河水，根本不可阻擋。我蹲著，這陣咳嗽過去了，也沒敢站起來。本來以為大橋很快便過完。但過了好長時間，車窗才又能打開，才明白離長江老遠時就下達了關窗令。感覺到涼快些了，才站起身，回到座位。但一過橋，也就快到站了。

下火車已是下午。而那所?？漆t院在離武漢市三百多公里的鄉下，每天只有上午一班長途汽車到達此地。當天的車早發出了，只得在市內住一晚。第二天，打聽到長途汽車站，上了那汽車。車子很老舊，在石子路上開著，拖拉機一般顛簸。大半天后，到了我的目的地。這是一個公社機關所在地。沒有什么車站。在路邊下車，一抬頭，便看見了前面不遠處是那醫院的大門，有哨兵站崗。在路上奔波了幾天，看見那大門，心里一陣輕松，像看見了家門一般。找出學校的介紹信，拎著行李，走到那大門邊。哨兵看了介紹信，說：“今天是星期日，醫院不上班，你明天再來?！蔽乙幌?，果然是星期日，哨兵說得果然有理。于是便回頭找住處。其實也無須找，只有一家招待所，離剛下車的地方十幾米，離醫院大門幾十米。很可能，這所謂招待所就是因這醫院而設。否則，那時候一個公社機關所在地，是沒有什么招待所的。那天，天氣熱得喘不過氣。晚上，鉆在蚊帳里，汗從每一個毛孔往外冒。這不是盜汗，是明汗；不是睡著了出汗，是汗出得睡不著；不是只有前胸后背在出汗，是從頭到腳都在出汗。于是走出招待所，在外面找一處地方坐下，一邊拍打著身上的蚊子，一邊抽著煙，等待星期一的天亮。

二

入院手續辦得還算順利。午飯前便住進了病房。病房在一座三層建筑的二樓，二十平米左右，有四張床，并不算擁擠。病房的后門外是陽臺。各病房的陽臺是連通著的，所以實際是一條走廊。我住進去時，病房里還空著兩張床：后門兩邊的兩張床上有人，前門兩側的床空著。我被安置在進門左手的床上。雖然是部隊醫院，也接收地方就診者。因此，住院的人中，也有地方上的人。但我那間病房的兩個病友，卻都是從部隊來的。右邊床上的那位，姓郭，個頭很矮小，黑黑瘦瘦的，家離醫院不太遠；左邊床上那位，姓張，白白高高的，很帥氣，家離醫院很遠。他們軍齡比我長，年齡比我大，叫我小王，我則叫他們老郭、老張。

住下來，管床醫生便來查問病情。管床醫生是位女士，四十來歲的樣子，姓徐。徐醫生戴著口罩，不能看全她的面容，但眉眼是清秀的，身材是清瘦的，說話也輕聲細語。她手里拿著那種醫生查房時常拿的文件夾，就是一塊木板，上端有個鐵夾子，夾著幾頁有表格的紙。徐醫生邊問邊在紙上記點什么。我如實地回答了徐醫生的提問，沒有問她我這病能不能治好。問完話，她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到透視室透視。第二天上午，我到了透視室。負責透視的醫生姓白，是主任醫生。與我一同透視的，還有幾位病友。我是初診，他們是例行的復查。他們告訴我，白主任是云南人，是“解放前醫科大學畢業生”，水平很高，是醫院里的權威人士，很受人尊敬。白主任為我透視后，說我左上肺一二肋間有兩個空洞，都有兩分錢的硬幣那么大，連在一起，像個阿拉伯字母的“8”。已經有空洞了，而且是兩個，而且那么大，這就比原來以為的還要嚴重。我沒有問白主任這病能不能治好。白主任也沒有明確說我這病能不能治好。

接著就開始了治療。那時候，治療肺結核其實早有了特效藥。一般情形下是兩種藥同時用。一種叫異煙肼，通常叫做雷米封，是白色的小藥片，綠豆那般大小。另一種，是紫紅色的藥片，有襯衫上的鈕扣那般大，我現在忘記了名字，這藥也應該早就淘汰了。住進病房后，不但與老郭、老張這兩個同病室的病友認識了，也很快與其他一些病友有了聊天關系。晚飯后，病友們總是結伴外出散步，有時走得很遠。肺結核是慢性病，治療時間長。在這里住院，以三個月為一療程。但住到三個月便出院的情形很少，大多數人，都要住半年以上。所以，老張、老郭這些老病號，有的在這里住了半年一年，甚至更久，對醫院的情形很了解。久病成良醫，這句話多少有些道理。在這里住久了，對常用的藥物也能說三道四。病友們告訴我，雷米封是主藥，算特效藥；而那紅色的藥片，是輔助性的，并且副作用比較大。每天三次，護士與那放著許多藥杯的小車來到病房。那小車，護士有時款款地推著，有時輕輕地拉著。藥杯是搪瓷的，酒杯那般大，也是白色。護士把每個人的藥杯放在每個人的床頭柜上，過一會兒，再來收回。我的藥杯里，總是紅白兩種藥片。醫生們不說什么樂觀的話，也不說什么悲觀的話，只是叮囑要聽醫生的話。我住下不久，一次醫生們集體查房時，白主任在我們病房說了這樣一番話：“治病，為什么要幾種藥同時用，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殺死病菌。你們千萬不要擅自減少藥量。減少藥量，不但不能消滅病菌，反而培養了病菌的抗藥能力，再恢復原來的藥量，也殺不死它了。那就很麻煩了。就像用兩個拳頭同時打人，能把人打敗，你只用一個拳頭打，不但打不敗對方，還讓對方產生了抗打擊能力，再用兩只拳頭也打不敗他了?！痹谡f這番話時，白主任先把兩手在胸前握成拳頭，又把右拳放下，松散成五指，然后再把右手握成拳，兩拳在胸前比劃了幾下。白主任的這番教誨，一下子讓我明白了藥物與疾病之間關系的微妙。從此，我嚴格按照醫生的囑咐吃藥。不但在這里住院時是這樣，在后來的就醫過程中都這樣。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每當遇上那種對藥物的副作用過于擔憂的人，我都會對白主任的話來一次鸚鵡學舌。

確實并非有了特效藥，就所有病人都能康復。因沒有堅持規范化服藥而導致病情不可收拾，例子并不少。住在這?？漆t院的病人，有的就并沒有病愈出院的希望。有一位地方上來的姑娘，年齡與我相仿，神態衣著都有幾分村姑氣，住在另一幢樓。每天晚飯后，她便在病區大門邊，手肘搭著欄桿，長久地站立著。我們飯后三五成群地外出散步，從她身邊走過，她一動不動地站著，臉上沒有什么表情；一個小時，甚至幾個小時后，我們回來，她仍然站在原地。薄暮中，夜色里，似乎在看著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沒看。病友們告訴我，這姑娘就屬于病情十分麻煩者。在此前的治療過程中，用藥不合理，現在則任何藥物都沒有治愈的效力。病友們轉述醫生的話，說她兩邊的肺被病菌侵蝕得像漁網一樣。很明顯，現在的治療，只是一定程度上控制病菌的肆虐，而不能真正阻止病情的發展。病情本來每天前進一米?，F在的治療，讓病情每天進展半米。但畢竟在進展著，總有一天，會進展到那個終點。有幾次，當我一個人從這姑娘身邊走過，我很想與她打聲招呼，很想與她聊點什么。但那時太年輕，臉皮太嫩、太薄，終于沒敢開口。有一次，我順著她的目光向前看去，視線在百米遠處的幾間青磚平房上碰出一聲響。那幾間平房，孤零零地立在醫院的東北角，周邊是野地。那是醫院的太平間。這姑娘莫非每天在看著這里？如果她家里有能力讓她在醫院住到最后，這幾間平房，確實是她會去的地方。

住進病房不久，一天，我站在陽臺上，東張西望。陽臺下面是一片空地，半個籃球場那么大?？盏啬沁?，是我們的食堂?？盏厣祥L著草。是那種自然生長的野草。目光從東往西移，陽臺西邊有四個人正在打撲克。病房里有幾張杌凳，每人還配有一只馬扎。他們用一張杌子當牌桌，四個人坐在馬扎上摸牌出牌。眼光朝陽臺下看，便發現他們下方的地上，有一片草，與周邊的草明顯不一樣，讓人覺得不是同一種東西。這一小片草，比周邊的草高出一些，更比周邊的草茂密許多，油黑肥碩許多，像是一個剛剃了的頭卻留下一撮未剪?；厣韱柪蠌埨瞎钦厥?，他們笑著說：“那地方，有人每天施肥呢！”原來，東邊的那間病房里，住著一個特殊的病人，姓劉，也是部隊來的。老劉在這里住了很久。至于有多久，病人中誰也不知道?？傊潜热魏稳硕季?。他送走了許多出院的人，又迎來了許多入院的人。其本人何時出院，這誰也不知道。原因是，老劉的肺結核老早老早就好了，好得沒有一點問題了，但一條右腿卻在住院后殘了。不是一般的殘，是萎縮成了麻稈。老張老郭說，老劉住院時，治療方式與今天有些不同。那時，病人每天要注射鏈霉素，是在屁股上打。后來，肺病好了，但右腿卻廢了。那時，很少用“殘疾”這個詞。老張老郭說，老劉雖然肺部沒病了，卻成了“殘廢”。這事當然與醫院有關系。老劉便不肯出院，醫院自然不能攆他。但既然是住在病房的病員，便必須接受常規治療。所以，護士送藥時，也給他送一份。老劉的病床在陽臺邊。他總是在護士走后，扶著門框挨到陽臺上，把藥往陽臺下面一倒。天天這樣往草地上倒幾次，那草就出落得非同尋常了。這事，醫院當然知道，但裝作不知道。聽了老張老郭的介紹，我問：“誰是老劉??？”老郭走到陽臺上，用目光指示著那四個打牌的人，說：“靠欄桿坐著的就是老劉?！蔽铱催^去，老劉是一張長形的臉，頭發烏黑，胖胖的樣子，臉上在笑著，便可以看見上邊牙齒里，有一顆金牙，在左邊。

老劉病房下的那叢草，加深了我對化肥的認識。我便有些留意老劉。老劉沒有用上拐杖，當然更談不上輪椅。他只能扶著門框，撐著杌子，把身體從病房挪到陽臺上。如果不到他的病房，便只能在陽臺上看見他。他總是在邀人打牌，與同室病友打，或與鄰室病友打。他永遠在笑著，笑得露出白白的牙齒，白白的牙齒中夾著一顆金牙。與人打牌時在笑著，一個人坐在那里時，也在笑著。打牌，難免會有些爭執，難免會吵鬧起來，但從未見老劉與人爭執、吵鬧。別人吵起來了，鬧起來了，他仍然靜靜地笑著，不言不語。我那時以為，老劉是一個生性樂觀平和的人。很多年以后，又一次想起老劉的笑，才突然明白了原由。老劉的日常生活極大地依賴著同室病友。吃飯，要病友帶回來。上廁所，上淋浴室，都要病友攙扶。這樣，他就必須每天對別人笑著。他沒有對別人不笑的資格。他必須時時刻刻對病友表示出最大的友善。他以感謝的笑，送走了許多幫助過他的人；又以討好的笑，歡迎過許多新來的人。久而久之，笑就固定在臉上了。

三

我們這層樓的最東頭，有幾間特別的病房，住著幾個特別的病人。右邊的那一間，算是高干病房。普通病房是長方形，這高干病房接近于正方形，也有二十來個平方，但只有一張雙人床，有單獨的衛生間和浴室。里面住著的，是一個步兵學校的領導，姓翟，人們都叫他翟主任。翟主任五十來歲，是副師職干部。這所醫院是正團級單位，院長政委也就正團職，翟主任比醫院最高領導級別還高，當然受到醫護人員的特別尊敬。一般的病員，都是部隊的士兵，副師職在他們眼里是高得踮起腳尖也夠不著的級別了，所以，他們對翟主任是敬而遠之。翟主任對門的那一間，只有兩張病床。部隊來的連營級病員可住這樣的雙人間。我入院時，里面住著兩個地方上的病員，都是新聞界人士。一位姓李，是省里某大報的編輯，我們都叫他李編輯。另一位姓唐，是省城某大報的記者，我們都叫他唐記者。李編輯年長一點，也五十上下；唐記者只有四十來歲。翟主任和李編輯、唐記者住對門，又都是特殊人物，晚飯后常一起散步。我雖然是普通病房的病員，但因為是外語學院的學員，翟主任等對我表示出特別的親切，常招呼我與他們一起走走。散步回來，翟主任有時又邀請我到他房間坐坐，我自然很樂意。翟主任抽煙，但很節制，一支煙要分幾次抽，抽幾口便塞入一個筆套一樣的東西里，滅掉。過一會兒又點燃。我也抽煙。翟主任也知道我抽煙。但我們對面坐著，他抽煙從不問我抽否。我在他房間也從不抽煙，盡管他夾著煙與我聊天時，我也很想點上一支。翟主任常常問我病員們的日常表現、思想狀態。我以為是長期當領導者習慣性地隨便問問，也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后來，我回味與翟主任的接觸，覺得自己當時是有點受寵若驚的。翟主任這樣的人對我表示出分外的親切，我很珍惜這親切。不在他房間抽煙，也是刻意要表現出謙卑。有一天，翟主任說他也想學習日語，問我什么教材比較好，我立即把自己從學校帶來的一套教材送給了他。我們在學校時，用的是本校老師自編的教材，那是學校發的。有一陣，北京的幾個同學經常說北京某外語學院編的一套日語教材多么多么好，他們有人手里有，是藍色的封面，上下兩冊，定價六元。我便很想有一套。但六元錢不是小數目。我們那時每月的津貼也就六元，很難以節省津貼的方式買來這套書，只能向父母伸手。我知道，家里經濟十分困難，四個孩子都在上學，父親每月要向同事、朋友借債。但我實在想要這套書，便寫信向家中說明了情況，父母馬上寄來了六元錢，我便托北京的同學買到這套書。在學校時，我把這套書放在床頭柜里，一直沒有用過。離校來住院，我特意帶上，打算住院期間好好學習一遍。翟主任要我推薦教材，我便回到自己病房，找出這一套還是嶄新的書，到了翟主任房間，雙手送上去。我雖然口頭上說是送給他，但內心是希望他付錢的，也以為他一定會付錢。六元錢，對于我，是父母借的債；對于他這樣一個師職干部，則不算什么。翟主任拿起書，隨意地翻著，嘴里與我說著話。我嘴里應著他的話，眼睛盯著他翻書的手，希望他終于翻到下冊的封底，看明了定價，然后便把錢給了我。但翟主任的眼睛根本不往封底看，既不往上冊的封底看，也不往下冊的封底看。實際上，他只翻了翻上冊就放下了，根本沒有拿起下冊。我自然無由開口要錢。那時臉皮很嫩很薄，開不了這樣的口。就是現在，臉皮老了很多、厚了很多，也還開不了這樣的口。

我們同室的老張，在家里有了對象。一天，對象來看他了，住在那我住過的招待所。那對象住了幾天回去了。對象在這里的幾天，老張天天去陪她。與老郭聊天時，老張透露，還與對象睡在了一起，語氣里有點炫耀的意思。對象走了，老張委頓了許多，晚上在床上翻來覆去的，間或還發出嘆息。我以為是對象走了，他思念難耐。然而，突然護士每天給他多送一種藥，熬好的中藥，用一個搪瓷的杯子盛著，每次半杯。我有些好奇，但也沒有問。老張主動解釋，說自己吃治肺結核的藥，副作用太大，用中藥調理一下。我也就信了。又過了幾天，管床的徐醫生來找老張。徐醫生背著手，站在我的床前，沒有走到老張跟前去。老張坐在自己床前的馬扎上。徐醫生說，老張的肺病，已經治到了可以出院的程度。老張忽然就哭了，右手手掌下意識地指點著自己的襠部，說：“你如果有這樣的病，痛不痛苦？”徐醫生隔著口罩，說：“我如果有病，一定聽醫生的話?！崩蠌垱]再說什么，只是啜泣著。徐醫生看了他一會兒，轉身走了。我和老郭都聽明白了，徐醫生在委婉地催老張出院，而老張不愿意。徐醫生走后，老張用剛才指著褲襠的手抹了一下眼睛，說：“老子要知道是誰告的密，非弄死他不可！”說得惡狠狠的，同時斜睨了我一眼。這話像是說給我聽的，但我卻實在不懂是什么意思。晚飯后，我把老郭約出去散步，問他老張那話是說誰。老郭說，老張與對象發生關系的事，翟主任知道了；翟主任于是找醫院領導談話，說這樣的事情醫院必須管，不能聽之任之。老郭還想說什么，但剛張嘴又咽回去了。我與老郭繼續走著，都沒有說話。

這事情還真有點復雜，我是后來才想明白的。老張與對象在那招待所的床上發生關系，卻發現做不成事，于是認為自己生理有問題；住院期間，有了其他病，是可以同時治療的。老張便要求同時治療他的生理上的病，這樣便有了每天的中藥湯劑。老張在向醫院說明自己的生理病情時，自然瞞住了與對象發生關系的一節，醫院也沒有追究老張何以知道自己生理有病。翟主任與醫院領導談話后，醫院才讓管床醫生動員老張出院。那翟主任是如何知道老張與對象發生關系的呢？那的確是我說的。幾天前，我又在翟主任房間與他閑聊，他又問起病員們的表現，我便隨口說了老張的事。我并沒有想到這事會受到追究。既然老張自己都在病房里炫耀了，想來不算什么事。我如果要告密，干嘛向翟主任告，直接向科室領導告豈不更好。翟主任級別再高，也是個病人嘛！我沒有想到他以病人之身還操心醫院對病人的教育、管理。但既然翟主任找醫院領導談話，那從我這里獲得情報的可能性最大。老張懷疑得十分有理。老張猜測得十分準確。

但好在醫院并沒有強行要求老張出院。老張仍然在這里住著，那中藥湯劑仍然每天有護士送來。我后來換了病房，不知老張何時出院的。在后來的歲月里，我想起那段住院的日子就想起老張；想起老張就滿心愧疚。我當時很想對他解釋：我真的不是存心告密！你與哪個女人發生關系，關我什么事??！但終于覺得難以解釋。我后來覺得，老張那生理問題，其實應該是心理問題，吃那中藥最多起點心理作用。我不知道老張的這個問題后來是否仍然是一個問題。我多么希望那問題后來根本不是個問題。

翟主任的病本來就不重，不久也出院了。他是應該單位有專車來接的，不用又是汽車又是火車地顛簸。翟主任出院時沒有與我告別。那套日語教材當然被他帶回去了?；丶液?，再無音信。后來，我對在這所醫院與這位翟姓男子的接觸，有過自省與反思。我覺得，當他向我了解病員情況時，我多少有一種受到重視的喜悅，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對他講。與他并肩散步，到他房間聊天，都是其他病員不能夠的，都顯示了比其他病員的優越。雙手送上父母借債為我買的書，也有討好的意思。他不愿意付那六元錢書款，也并非生性吝嗇。所謂學日語，無非隨便說說，我卻當真了。其并不真需要那教材，我送上了，又不好拒絕，但掏出六元錢又心有不甘，就干脆不提錢的事。我喜歡這個人嗎？并不喜歡！我與他有共同語言嗎？當然沒有?？晌覅s樂意與他散步，樂意陪他聊天，樂意在他眼里顯得有用。這表現了什么？只能說，這表現了一種與生俱來的下賤。

很可能，每個人身上都有這種與生俱來的下賤。有人強烈些，有人微弱些。有人意識到自己身上的下賤并努力克服它，有人則把下賤作為一種資源、一種武器，憑借它獲取大名大利。

在后來的歲月里，我一直與自己身上的下賤斗爭著。這是一種艱難的戰斗。

四

我離開學校時，是帶著課本、詞典一類日語學習用品的。入院后，堅持自學。每天上午，都拿著教材，走到醫院外邊，在樹林里、田埂上，邊走邊大聲地朗誦課文。一天，我正在一條林間路上走著、念著時，一位挑著擔子的中年男子走過來，在我面前停下，問道：“你念的是日語??？”我一愣。把他從頭到腳看了一遍，發現這個人從頭到腳都是一個農民?！澳照Z??？”我問道。他不回答，笑一笑，挑著擔子走了。我盯著他的背影，想：這個人有些來歷。

管床的徐醫生，每天上午都到病房轉一轉。一天，她例行地問完話后，對我說，有一位孫護士，是另一個病區的，想跟我學日語，問我是否同意。我當然同意。第二天下午，孫護士來了，拎著一塊小黑板，帶著粉筆，自備了教材。孫護士高挑的身材，像工作時一樣戴著口罩。孫護士沒有說她另找了學習的地方，我便只能在病房里教學。兩人坐在馬扎上，小黑板靠著杌子的腿放在兩人中間的地上，便開始了。當然從五十音圖學起。學校的老師當時怎么教我們，我就怎么教她。我把五十音圖寫在黑板上，便教她讀。我讀一聲，她讀一聲。一個病人在病房正兒八經地教一個護士學外語，讓病友們很好奇。同病室的老張、老郭，我多么希望他們回避一下。孫護士一來，你們就出外玩會兒不好嗎？可他們卻非常不自覺。本來打算出去的，孫護士來了，卻不走了。其他病室的人，也在門前走來走去，走過我們病室，總要扭頭向里看一眼。這個教學環境太不好了。師生二人都感到有些別扭，有幾分尷尬。終于進行不下去。五十音圖還沒有教完，孫護士便不來了。但我的教師角色，卻是從這病房里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只當學生，從沒有當過老師。在那鄉間醫院的病房里，手把手地教孫護士學習日語，是我第一次當老師。孫護士是我的第一個學生。盡管孫護士從未摘下過口罩，我也不知這第一個學生的真面目。

我第一次聽學術講座，也是在這醫院里。一天晚上，醫院請來了一位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給全體病員做講座。我在學校的時候，“學術講座”這四個字，聽都沒聽說過?，F在醫院請地方上的人來講座，我比所有人都興奮。這個講座的男士，當時六十多歲的樣子，家在附近鄉下，已經當了幾十年農民，當然是一副農民模樣。他坐在那里，上身穿著一件黑呢制服，很舊了，胸前、肩上，像布著蜘蛛網，仔細一看，才知道那是露出的白色的底子。那天的講座，好像沒有一個主題。這位先生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的是什么專業，我也沒弄明白?？傊侵v得語無倫次。我只記住了一句話。他說：“比如，邀請人出去玩，日語是這樣說?！庇谑怯萌照Z說了一遍。我當時的日語水平，完全能聽懂，也能夠聽出他發音的生硬。他并不是來講日語的，為何突然教授起了日語，我當時也很困惑。后來，我想清楚了。當時，醫院方面也沒有明確要求他講什么。聽說附近鄉下有一個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便把他請來給病員講一講。他想講什么就講什么。而他，幾十年間在田地間勞作，受著歧視與迫害，忽然有部隊單位恭恭敬敬地請他講課，那驚訝，那激動，是不難想象的。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慌慌張張地來了。其實，他啥也講不了。不管他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的是什么專業，這專業都在幾十年間同汗水一起流淌出來，滲與了泥土。就連日語，恐怕也說不上幾句完整的話了。大概他當初是經常邀人出去玩的，所以“出去玩吧”的發音還能記住。這樣的人，在這樣的地方，東拉西扯、不知所云地做著講座，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卻是特別能夠體現時代特色的事。這是1980年的事情，是“八十年代”開端時候的事情。在此后的歲月里，我當然聽過許多講座，但沒有一次講座，像這第一次那樣，讓我想起來就感到溫暖，讓我想起來就有些感動。

在東頭那個兩人間里住著的李編輯，早出院了，唐記者一個人住著。一天，科室通知我，可搬入那兩人間。這對我是特別的照顧了。那時候，李谷一是最受歡迎的歌星。一首《過去的事情不再想》正流行著。我也常用破鑼般的嗓子，在病房里唱著：“過去的事情不再想，彈起吉他把歌兒唱。風中的迷茫，雨中的彷徨，今天要把它，把它遺忘……”一天，老唐靜靜地等我唱完，然后半認真半玩笑地說：“以后別唱了，不然別人以為你失戀了?！蹦谐畛?、女愁浪。愁是肯定有，失戀是真沒有。不過，與失戀多少有那么一點相似的情緒，也可以說有過。病友中有一位排長，一米八幾的個頭，真可謂堂堂一表，帥極了。那時候，部隊里排長以上的干部才發皮鞋。他是排長，外出散步，我們是一水的解放鞋，他則穿著黑色的皮鞋，弄得每次散步，都像他帶領我們執行任務。這位排長，渾身上下都讓人看著舒服，臉上也總微笑著。忽然有一天，聽說排長與劉護士戀愛了，我先是一驚，立即便覺得十分合情合理。這兩人真是太般配了。劉護士每天在我們面前出現幾次，個頭也有一米七以上。雖然戴著口罩，眉眼是迷人的。我因為來自學校，是學外語的大學生，醫護人員對我都格外友善些，劉護士也是這樣。但劉護士的友善，卻又特別讓我感到甜蜜。想入非非還談不上。我沒有想過在那里談戀愛。我的病情比較嚴重，應該沒有哪個護士會中意我。這點自知之明我還有。盡管我并沒有癡心妄想，聽說劉護士與同是病員的排長戀愛了，我還是在一瞬間，心里有點酸酸的。但很快消失，代之的是欣喜和祝福。排長與劉護士相戀，與那個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來講座一樣，是這段住院記憶中特別美好的部分。

唐記者也在我搬來不久后出院了。此后，直到出院，兩人間里都只有我一人住。因為成了單人間，醫生護士有時在例行的工作之外，還與我談幾句別的。一位年輕的王護士，高高胖胖的，家在武漢，丈夫是武漢大學哲學專業的老師或學生。王護士來病房，做完發藥、量體溫一類事情，有時會把口罩摘下，與我聊會兒天，這時候就是沒拿我當病人了。有時候，沒有工作上的事，也進來聊幾句，自然是一進門就摘下口罩。那時候，男性還沒有在外人面前稱自己妻子為“太太”的習慣，女性也還沒有開口閉口“我先生”。王護士應該是稱自己的丈夫為“我愛人”。記得有一次，王護士說她愛人常與一班學術界朋友討論國家大事，有時談著談著就吵起來了，有人站到椅子上了，有人站到桌子上了。王護士也說得眉飛色舞。說完這一段，王護士要去工作了。臨出門，看見我白色的床單上有一絲藍色的絨線，便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輕輕捏起，扔在地上。這個細節我一直記著，想起來心里就有些暖意。別誤會！對王護士我更不敢有非分之想。人家是有夫之婦，而且丈夫那么優秀。

我是天大熱時住進去的。漸漸地，天涼了，天冷了，要過年了。那年的年，是在醫院過的。過完年，我便要求出院。醫生說，從治療的需要上看，我還應該住一段時間；但我既然要求出院，那就回去后至少繼續服藥三個月。病房里，每層樓有一臺電視，安在過道最西頭，病員們坐在馬扎上看。我辦理出院手續期間，電視里正播放林彪、江青集團受審的錄像。江青總是撒潑耍賴，其他人都比較老實，問什么答什么，只有張春橋，穿著黑棉襖、留著山羊胡、目光刀子般陰沉，永遠以沉默對抗審訊?！皬埓簶?！你還是不說？”審判長在問。

2022年2月5日初稿

3月2日改定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人，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出版有《在功利與唯美之間》《為批評正名》《文壇三戶：金庸·王朔·余秋雨》《應知天命集》《魯迅內外》《風高放火與振翅灑水》《八論高曉聲》《往事何堪哀》《并未遠去的背影》《大道與歧途》《顧左右而言史》《費城的鐘聲》等著作多種。多年來在本刊開設“文壇舊事”“非虛構文本”“欄桿拍遍”等專欄，2022年1期始在本刊撰寫“荒林拾葉”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