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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2022年第9期|穆濤:舊文獻里的種子,以及優質土壤(節選)
    來源:《作家》2022年第9期 |  穆濤  2022年09月06日08:14

    穆濤 《美文》雜志常務副主編,西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專委會委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著作有《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風氣》《明日在往事中》等并入選“2014年中國好書”。曾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九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

     

    舊文獻里的種子,以及優質土壤(節選)

    穆濤

    《詩經》里的風聲

    《詩經》位在“五經”之首,這是司馬遷的排序,《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一本詩集能夠承受如此之重,在于孔子編選《詩經》的眼光和出發點,既存文心,但更多的是史家態度?!对娊洝返囊x在世道人心,在醒時醒世?!耙匝詴r政之得失”“以知其國之興衰”。采詩制度是自周成王開始的文化政策,是當時的一項重要國策。采集民間創作的詩歌,旨在民意調查,“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因為《詩經》中有“國風”,后世改“采詩”為“采風”。今天也講采風,著力點不再是民意和民情的采擷。

    南宋時的學人楊甲繪有一幅《十五國風之地理圖》,這張地圖融地理、文學以及文化于一爐,開啟了“文化地理學”的先河。十五國風的區域,在地圖中是一目了然的,基本覆蓋了當時的國家文化大體,沿黃河流域,自甘肅、陜西、山西、河南、河北,至山東。長江流域在孔子時代是文化僻壤,“楚吳諸國無詩”。十五國風存詩一百六十篇,“周南”“召南”“豳風”,是西周時期的詩作,止于周幽王,其余的十二國風,均為周平王東遷洛陽之后,屬東周,具體說是春秋時期。

    “周南”詩十一篇,“召南”詩十四篇,排序在“國風”之首,不稱國名,而以周公旦召公奭冠之,是對周召二公執政力的敬仰,“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南,意為教化之地?!安恢狈Q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教化之地”?!拔耐踔?,被于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

    “豳風”七篇,排在“國風”最后,唱著壓場的大戲。豳國在陜西的旬邑、彬縣一帶,是周人的發祥地,是周代立國的本源。這樣的編輯次序,是孔子的特別用心?!搬亠L”中的七首詩,有六首與周公直接相關,《鴟鸮》是周公所作,《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寫周公當年平復東部叛亂的功績,以及東部人民對周公的敬仰。周公姬旦先被封周地,后再封魯國,史稱魯國公。周武王去世之后,殷商舊貴族發動叛亂,東部一些諸侯國群起響應。周公坐鎮魯國,力克叛亂。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高大上的人物,“豳風”中的《七月》,雖與周公無具體聯系,但是寫周氏部族祖脈生活方式的。這樣的排序,且以“豳風”為題,既表達對周公的敬愛,也是強調魯國是周人發源地的直接傳承者??鬃邮囚攪?,他用這樣的方式,把周與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

    邶風、鄘風、衛風三十九篇,邶國、鄘國、衛國,是殷商舊地,在河南安陽、新鄉一線。在周公攝政時,由于發生“三監之亂”,遷邶鄘的國民至洛邑(洛陽),其封地合于衛??鬃泳庍x《詩經》時,這兩個諸侯國早已經不存在了。清代學問家顧炎武先生認為,此為漢儒重新整理《詩經》時有意為之?!胺侄鵀槿?,漢儒之誤?!鼻爻胺贂?,在全國范圍內搞“書禁”,重點禁毀《詩經》和《尚書》,這兩本書在民間幾乎是絕跡了的。漢代立國后,不是口頭上講繼承傳統文化,而是具體去做,依靠文化老人的記憶才得以復原。仍以邶鄘舊國之名冠之,意圖是拓延歷史的滄??臻g。

    “王風”十篇,采于東都洛陽一帶?!拔┲芡鯎崛f邦,巡侯甸”,“其采于東都者,則系之王”。

    “鄭風”二十一篇,“齊風”十篇。鄭國最初封于陜西的鳳翔,后東遷華縣,周平王東都洛邑之后再遷至河南的新鄭一帶?!褒R風”在山東北部與河北西南,東連海,北界燕,西接趙?!班嶏L”“齊風”多錄男女之情事,后人詬病“不當錄于圣人之經”“鄭音好濫淫志,齊音敖辟喬(矯)志”,被顧炎武譏為“不得詩人之趣”。

    “魏風”八篇,魏國都邑原在山西夏縣,后遷至河南開封?!疤骑L”十二篇,錄自唐堯舊都臨汾一帶?!扒仫L”十篇,源自甘肅天水,沿諸渭河流域?!瓣愶L”十篇,陳國轄域在河南周口左右,舊都淮陽?!安茱L”四篇,曹國在山東西南,菏澤,曹縣范圍。

    “周南”“召南”“豳風”,是《詩經》里的“正經”,是西周之詩。東周之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王室弱,諸侯興,詩亡而史著,“詩亡然后《春秋》作”,進入這個節骨眼,不再以詩“言時政”“知興衰”,史書寫作開始興起,這一時期,諸侯國開始通行著國史,多以“春秋”做史書名稱,“吾見百國春秋”(墨子)。其中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梼杌》??鬃釉隰斒贰洞呵铩返幕A上,又兼容一百二十個諸侯國的史料,修撰而成大《春秋》。修撰《春秋》的同時,編輯出《詩經》,詩與史就是這么銜接而成的。后世通稱史為“春秋”,而不稱“乘”或“梼杌”,在于《春秋》筆法的大器,以及孔子卓越的歷史判斷眼光。

    古代的中國,沒有一部小說或散文能夠呈現如此廣大區域里人們的精神風貌,只有《詩經》做到了,而且是沿黃河流域,循當時國家精神的主線?!对娊洝肥俏膶W作品集成,但內核是史心,孔子以史家的出發點編輯而成這部詩集。冷靜醒世是《詩經》的核心內存,一個人冷靜清醒地活著,不會做糊涂事。一個時代以清醒為基調,則是夯實了大時代的基礎。

    史和詩,被一雙巨人之手掌握之后

    從源頭上講,中國人文化觀念中的“詩意”,是接地氣的,既有社會觀照,也包含著對社會趨勢與民心民向的清醒認識力??鬃觿h定《詩經》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在于西周初年的那個“民意調查”制度?!霸娨狻辈皇强昭▉盹L,不是虛無縹緲的所謂“藝術境界”,更不是一輪閑月、兩壺燒酒??鬃訉υ姷幕九袛?,是“不讀詩,無以言”,不讀《詩經》,不知道如何深入地表達自己。

    我們中國人還有一句老話,“文史不分家”,指的也不是筆法,而是用心和立意。這樣的認知由來已久,但經由孔子之后,才成為一脈相續的傳統。

    《尚書》和《詩經》,是《春秋》的副產品??鬃釉谛拗洞呵铩返耐瑫r,編輯了這兩部書。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大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諸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洞呵锕騻髯⑹琛分械倪@個記載,講了孔子著《春秋》的基本經過。這一段話,有三個要點:一,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著《春秋》,不是私撰。二,以魯國國史為線索,覆蓋當時一百二十個諸侯國,不是諸侯國地方史,而是“天下史”。三,孔子用九個月時間著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在魯國國史的基礎上修撰《春秋》,以魯國十二位君主為線索,起于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計二百四十二年間歷史?!洞呵铩泛耙话俣畟€諸侯國的歷史,基本涵蓋了當時的國家大體,因此孟子有言,“《春秋》,天下事也”。

    《春秋》以魯國十二位君主為全書的結構大線索,也是有特別用心的。魯國是周公的封邑之地,史書稱周公為“魯周公”。魯國國君均為周公之后,姬姓,是周王室的嫡正血脈。以魯隱公元年為《春秋》紀事的起點,史家有兩種看法,一是孔子掌握的魯國國史資料即是如此。還有一種是推測,魯隱公是魯國第十四任君主,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國之君,是攝政王?!妒酚洝斨芄兰摇穼Υ耸率沁@樣記載的:“四十六年(公元前723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魯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去世時,太子允(魯恒公)年少,魯國大臣公議,由長子息攝政。息雖是長子,卻是庶出,謚號為“隱公”,即含著無國君名分的意思。魯隱公在位十一年,被大臣弒殺而亡。史家據此推測,孔子以魯隱公元年為《春秋》編年起點,寓意春秋時代之亂的開始。

    司馬遷是這樣解讀《春秋》的: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諷刺而已也。

    《春秋》是一部撥亂反正之書。

    春秋時代,頭小身子大。中央權力衰弱,地方勢力做大做強,綱紀失調,國將不國??鬃佑诙Y崩樂壞之中,思考重建西周的秩序時代。撥亂反正,是《春秋》的宏旨。

    《春秋》著力構建大國之道的規范和標準?!皠e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一部《春秋》之中,三十六位君主被弒殺,五十二個諸侯國滅亡,其中君不君與臣不臣的癥結在哪里?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是怎樣走下坡,直至滅亡的?記寫“衰人衰世”,是《春秋》的特別用力之處??鬃右允芳业耐笍匮酃?,警醒后世與后人,并以此成就了“不知來,視諸往”的中國史書寫作原則。

    “筆則筆,削則削”,是《春秋》筆法的閃光之處??鬃訉憵v史,不粉飾太平,不把歷史當化妝品,不做社會美容師。書寫國家歷史,于頌揚處頌揚,于抨擊處抨擊。

    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但孔子不做“意見領袖”,不自我標榜“高人姿態”,“非獨刺譏而已也”,而是微言彰顯大義,“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鬃有男哪钅畹氖侵袊幕瘋鹘y,與西周政治的大國之道,并以之為根本原則。

    “五經”的排序,司馬遷和班固有區別。

    《史記》是《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漢書》是《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兩位史學大家,一位在西漢,一位在東漢,既代表個人的學術觀,也昭示著不同朝代的文化認知?!拔褰洝笔菨h代認定的五部經典著作,漢代設立的“五經博士”代表著當時的國家學術水平。這五部著作,既文法卓越,同時均以史學為根基?!渡袝贰洞呵铩肥鞘穼W范疇;《詩經》是文學,但內核是史存與史思;《禮記》是社會原則與行為規矩的研究著作,基礎也是史學,是對歷史細節進行梳理,并做出規范和鑒別;《易經》集哲學、天文學、社會學、文學之大成,同樣是在歷史記憶的土壤中長成的蒼勁之樹。中國人講的“文史不分家”,即是源此而出。

    經由孔子這雙巨手編輯而成的《尚書》和《詩經》,把史和詩密切聯系在了一起。我們中國人講的“史詩”,與西方的認知不同,不是文體的概念,也不在“宏大敘事”那個層面,中國人的“史詩”,也不是“神話”,而是“人話”,是直指世道與人心的冷靜意識與文化情懷?!拔褰洝敝兴臇|西,尤其是《尚書》和《詩經》,在秦始皇時代是砍頭之書,而在漢代是治國之書。我們今天的文學和歷史學,在這些領域的思考欠缺得太多。承續中國文化傳統,汲取典籍中的智慧重要,認知典籍之所以成為典籍的方法,包括典籍所置根的歷史土壤,以及人文生態同樣重要。

    ……

    (節選自《作家》2022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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