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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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醒龍，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芳草》雜志主編。出版有長篇小說《圣天門口》《蟠虺》《威風凜凜》《一棵樹的愛情史》等十余部，各種小說集、散文集百余種。長篇小說《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中篇小說《挑擔茶葉上北京》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一座山，一杯茶

劉醒龍

隔著大別山分水嶺，岳西境內的水向東注入長江。

分水嶺的另一邊，是我生活過三十多年的地方，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是注入長江，卻依著蘇軾“門前流水尚能西”之言，全部向西奔涌。

南臨長江，北枕黃河，中間貫穿淮河的大別山，用一道分水嶺，顯出它與其他名山大川的不同。那些東西走向的山脈，南坡都很平緩，北坡都很陡峭。大別山沒有南坡，也沒有北坡，只有東坡與西坡，相鄰地段要陡全陡，要緩都緩。高高的分水嶺兩邊，地脈與氣象，一般無二，就連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幾乎也是一樣。一杯酒，一樣地醉人；一盞茶，一樣地沁心。小河里游著的小魚兒，外面的人都不曉得叫什么名字，山兩邊的人一樣地將長有花紋的叫作花翅，沒有花紋、全身純白的則叫馬口。

雖然如此，由于因緣際會，一道分水嶺還是區隔出一方熟土、一派生地。這一點是人性中最無計可施、無法對付的。比如我們家，從長江邊的古城黃州搬遷到大別山主峰天堂寨下，幾十年過去，熟土生地的概念，依舊了然于心。就算是長輩，如爺爺、父親，進山之后，一生無甚嗜好，單單愛上飲茶，唯山中才有出產的這類珍寶，也無法改變事關鄉土的生熟理念。

在此之前，但凡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向惜字如金的我，輕易不多說一句話，當然也是擔心自己才疏學淺、見識短薄，弄出貽笑大方的事情來。在岳西的那幾天，難得話多。往往是當地人說一句話，自己就會接過話題，也不管其他人想不想聽，自顧自地說上幾十乃至上百句。所說的話全與記憶相關。這也證明了，那看似陌生的人文地理，只要不是物理性失憶，也不是精神性失憶，忽一日被某人某事攪動了，深埋的歲月便又重新活躍起來。

失憶是一件可怕的事，但還沒有達到恐怖的程度。從自我寬慰的角度來看，失憶是人生的重寫與重塑，還可以看成是一種重生。舊時真實，過往歷史，由于失憶，從生理上徹底切斷那一步一個腳印的脈絡，不得不像新生兒那樣，在空白的腦海里重新充填種種酸甜苦辣、樣樣喜怒哀樂、離離愛恨情仇，以及終將免不了的生老病死，宛若又活了一回。

相比之下，真正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對記憶的篡改，不管是無意的還是有意的，更別說是惡意的。記憶被充分修改過、被刻意戲劇化的人生，是給別人觀賞的，無非想光鮮亮麗些、門第高貴些、夠得著天才些。后一種篡改，數量相對較少，人有所聞，大都當成談資一笑了之，比如現時電視節目中的那些套路。前幾種則不同，那層偽飾一旦被剝去，必定遭人嫌棄，比如大庭廣眾之下，一身酸腐，硬要往儒雅堆里湊，到頭來連鼻子都開始討厭自己的嘴臉。

人如此，山水亦如此，萬物皆不能例外。

一處奇妙山水，因為天災人禍，弄得山沒有了綠植，水沒有了清幽，但只要天時地利人和，假以時日，該長樹的山坡又會長出樹來，該開花的山坳也會重新燦爛，如同失憶后重獲新生。不記得之前的各種模樣不要緊，只要后來活出的模樣不是太離譜就值得慶幸。怕就怕不管三七二十一，將別處的所謂好東西生搬硬套地拿來，比如將黃河邊的牡丹移栽在長江畔，喜歡弱堿性土壤的花草，即便是國色天香，也禁不起長江水流過的那些弱酸性土地的寵愛。

在分水嶺的西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曾經有個紅山縣，下轄英山、霍山、太湖和潛山等四縣。很多年人們一直這么說。上中學時，我很奇怪的是被這四個縣團團圍住的岳西縣哪里去了。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又有了新的說法，紅山縣管轄范圍不是四個縣，而是五個縣，這第五個縣就是岳西縣。如此看起來釋了自己心中之疑，所帶來的是更加疑惑之疑。這一次來岳西，身臨其境，聽說岳西作為縣份，始于一九三六年，這才像對待失憶那樣豁然開朗起來。還是與分水嶺有關，從各地發展第三產業、大辦生態旅游開始，大別山一側的人忽然眾口一詞，千方百計將大別山主峰天堂寨從人們的記憶中篡改了，自欺欺人地換成另一座山峰。往重里說，這叫數典忘祖；輕一點說，也還是對人文地理的輕薄無知。

失憶是一種萬般無奈的疾患。

出于某種利益蓄意篡改人類記憶，是對文明的冒犯。

縱貫南北的大別山，靠近主峰天堂寨這一帶，分水嶺格外高，甚至還有海拔略高于主峰的山頭，這也難怪會有人替其出頭。不論人文歷史，非要弄一出爭長奪嫡的大戲，鬧騰出來那種天昏地暗，以至于在號稱萬事通的“度娘”那里看到的并非真相，非要動手翻閱《中國地圖冊》，才見得到真理的光輝。說歸說，鬧歸鬧，分水嶺再高，兩側的自然生態與人群習性，仍舊差不多，松竹梅蘭、雞犬牛羊、山峰河谷、房舍稻場，若無地名標記，很難看出有何不同。

一樣的大地，一樣的云霧，生長著一樣的好茶。高中畢業后的第一年，我在縣水利局當施工員，負責修建的巖河嶺水庫，就建在離分水嶺不到兩百米的山谷里。走過這兩百米，就是岳西地界。山坡之上，都種著茶樹。僅憑長在天地間的青枝綠葉，根本無法分清彼此。采好了茶，拿回家來制作，那方法、那味道，也是不分上下，甚至連采茶的笑話都是一樣的。

分水嶺兩邊的男男女女，都說各自省城的人喜歡某年、某月、某日、某次送去的茶，隔年捎來信息，再要一些如此采摘、如此制作的新茶。那些茶，新鮮嬌嫩自然沒得說，都是早上從茶樹上掐下芽尖，一點也不耽擱，連炒帶揉，一氣呵成，熱乎乎地裝進塑料袋，一點潮氣也不讓吸入。茶封裝好便上路，第二天，最晚是第三天，就到了武漢或合肥城中那些人的茶杯里。分水嶺上的笑話，笑的不是茶本身，那得天地日月精華才生出來的一點點芽尖，是物華天寶世界里的又一神品，配得上任何一種高規格的尊重。他們笑的是人，這也包括他們自己。他們追趕季節，在田里薅著秧，在地里割著麥，只能趁著中午休息，洗一洗手腳上的泥土，將早起采回來的一些茶，用染上麥稈香的兩手在鍋里炒，用帶著泥土味的雙腳在石板上搓。偏偏這么做出來的茶，深得省城里的人喜愛。在他們眼里，自然是要多好笑就有多好笑。

居住在大別山中越來越嗜茶如命的父親，寧可省吃一餐飯，也要先飲一杯茶。在他看來這是笑話也是大實話。與省城的人不一樣，父親分明曉得什么樣的茶是用手腳搓揉出來的，也改不了由衷的喜愛。直到快七十歲時，父親才一怒為新茶，生氣地不再碰那些本地的茶了。父親曾用十幾年的時間，與當地人一道打造了一處頗有名氣的茶場。父親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時，當地恰好刮起一陣給茶樹更新換代的風潮，將大自然通過優勝劣汰法則留存在當地的茶樹，全部換成產量高、出茶早的福鼎大白茶。父親帶領眾人打造的那個茶場，頂了幾年，終于還是沒堅持下來，也換成了福鼎大白茶。來自遠方，經過所謂高人加持的茶，看著光鮮，門第也高貴了，天分夠可以的，可就是口味大不一樣。父親不再喝“本地茶”，我們也不再喝這種外來的本地茶，連省城里的那些人，也不再津津樂道于這里的茶了。

十年過去，又一個十年過去，雖然嘴里說不喝本地茶，每年新茶上市，還是要嘗試幾杯。時間長了久了，越來越喝不出想喝的那種味道了。二〇二二年夏至節氣的晚上，在岳西小城忽然遇見那種名叫翠蘭的香茶。聽主人殷勤地介紹許久，禁不住想試試口味。將一只小小的白瓷茶杯放到嘴邊，輕輕地呷一下，再淺淺地抿一下，然后緩緩地咽下一口，一股綿長的韻味在全身迅疾彌漫開來。禁不住那點驚喜，我脫口說道，好久沒有喝到這種味道的茶了！我說的這種味道自然只有我曉得。正如夏季里揮汗如雨頂著烈日在田野上勞作的那些人，將存放在田頭地邊的大土罐里的涼茶，用一只大碗倒滿，雙手捧起來一口氣喝下去，才是今生今世最香、最爽的好茶。不同的人的不同經歷，決定了他們的味覺。很多時候，味道就是歷史，就是人生，就是活色生香的日子，就是那載不起的太多情懷。

泡茶的女主人接著我的話感慨地說了一句，大概意思是，茶的好與不好，其實都在于品茶人的記憶，與天價無關，也與白菜價無關?；仡^再想，真的是如此。爺爺、父親和我，對茶的迷戀，說到底是對那種味道的不肯忘懷。那味道在，那樣的日子就沒有傷破與折損；記憶不再，相關品質也就無從談起。正如赤水河邊那家酒廠的著名女品酒師，因為要保持味蕾的記憶，多少年來從未吻過自己的愛人。

沿著大別山的分水嶺，天堂寨是山的味道，花翅與馬口小魚兒是水的味道，岳西的翠蘭是這里的山水愜意與傷情、勞作與閑適、消磨不掉的味道。爺爺、父親和我，曾經喜愛過的茶，曾經因為喜愛遍尋不得的茶，所承載的不只是茶，更是一家人從長江畔到高山下的家史與人生。

一座山成為主峰，必須具備地理與人文的雙重要素。

歷數起來，天堂寨作為大別山主峰而非最高峰，不僅不是個例，恐怕還是眾多著名案例中排不上號的。比如作為中國“南方”和“北方”地理分界線的秦嶺，誰敢否認其主峰不是太白山拔仙臺？然而世稱中華龍脈，西起昆侖，中經漢水，分隔長江與黃河流域的大秦嶺，莽莽山脈西段上的措美峰，海拔高度接近五千米，海拔只有三千七百七十多米的拔仙臺，一下子就矮了一千幾百米。又如以險峻著稱的華山最高峰是海拔兩千一百多米的落雁峰，古往今來人所共識的主峰卻是海拔只有一千八百多米的蓮花峰。再如天山的主峰是海拔五千四百四十五米的博格達峰，最高峰是海拔七千四百四十三點八米的托木爾峰。還有岡底斯山脈的主峰是海拔六千多米的著名神山岡仁波齊，其最高峰冷布崗日海拔為七千零九十五米。那從新疆到青海綿延兩千五百千米的昆侖山，向來以海拔六千一百七十八米的玉珠峰為主峰，其近處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就超過海拔七千五百多米。雖然人稱海拔超過七千六百米的公格爾峰為昆侖山最高峰，從廣義的角度看，喀喇昆侖山脈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喬戈里峰才是真正的最高峰。

正統詞典上說，主峰一般是指最高峰。

但詞典沒有斬釘截鐵地表示主峰就是最高峰。

也是在水利局當施工員的那一陣，有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做一項名為“送高程”的測量工作。說白了，也就是十幾個人，有人操作水準儀，有人拿著專用的記錄本，還有人扛著幾米長的水準尺，從國家測繪局早年測得的某個大地控制點開始，十幾米為一段地，將測得的海拔高度，一段段地往前送，直至抵達某個目的地。這樣的測量小隊，一般會分成兩隊，早上出發后，各自選擇線路，天黑后到一起碰頭時，測得的最后一個點，須在同一位置上，且兩個數據的誤差不可以超過幾毫米。如果達不到標準，這一天就白干了，還得從頭再測一遍，直到符合要求為止。

那一年，我們這支小小的測量隊伍使用的黃海高程，來自西河邊一個叫夾鋪的地方。從黃州城里來的那位工程師，依據一個從不公開示人的小冊子，在一戶人家的辣椒地里，找到一個鑲嵌在巖石上的金光閃閃的小銅球，將紅白相間的水準尺豎在上面，開始一步一步地往我們要去的目的地“送高程”。這一年的黃海高程還是依據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青島驗潮站掌握的黃海驗潮資料確定的。在驗潮站內有一口直徑一米、深十米的驗潮井，將之前幾年每天早中晚三次測的數據算出數值，求得井里橫按銅絲下面三點六一米處為黃海平均海面的零點。再根據這個數學零點，在附近的觀象山上設立一個如同我們在農家菜園見過的小銅球那樣看得見摸得著的原點，標計高程為七十二點二八九米。領我們“送高程”的工程師視為命根子的小冊子上的水準點，在全國各地有很多，被統一稱為大地測量控制點。我們不清楚這樣的點有多少個，只知道所有相關控制點的數據，都是像我們做過的那樣，由觀象山上的原點，通過千人萬人一步步地將黃海高程送出千里萬里。到了一九八五年，有關部門以青島驗潮站收集到的更多的潮汐觀測資料為計算依據，在《一九八五國家高程基準》名義下，將觀象山上的水準原點高程確定為七十二點二六〇米，就是說，新原點比舊原點低零點零二九米。事關國計民生的海拔高程原點，就是如此大費周章。崇山峻嶺中千百年來荒無人煙的野山，如果有人爬到近處某個山頭，用這山望見那山高的肉眼看一看，差不多就行了。

作為過來人，我很羨慕當下可以通過太空衛星，點一點鼠標就能測得任何一座山峰的海拔高度。我們的祖先，為一道山脈選定主峰時，不曾想到后來的我們會發明這種“送高程”的方法，將中華大地的海拔高度，統一規范在黃海邊的那個基準點上。他們能用到的方法，就是用人的雙腳去丈量，當人的雙腳有所不能時就看鷹的翅膀能不能到達。在這些勉強能夠量化的因素背后，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

還是以秦嶺為例，拔仙臺距強盛的漢唐王朝都城長安，直線距離不過數十千米。那時節，遙遠的措美峰連白云也抵達不了，山上山下沒有李杜的聲響，又如何能讓詩文為之歌詠傳誦？也就莫怪有資格著書立傳的文人只曉得拔仙臺，而用此山做了秦嶺主峰。天山主峰博格達峰到烏魯木齊的直線距離也只有幾十千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茫茫大漠上，銀光閃耀的博格達峰，成了誰也改變不了的路標。一七五九年，清政府頒布《博克達鄂拉祭文》，將博格達峰作為每年要祭拜的名川大山載入祀典，視博格達峰為西部邊陲鎮山，每歲清明前后，由京頒發藏香，令巡撫望祭于紅山。如此，不為主峰，還有誰個敢拋頭露面取而代之？再說說天堂寨，一九七三年夏天那次“送高程”，目的地是天堂寨山腳的張家嘴鎮，為后來在此地修建大型水庫做前期準備?！八透叱獭钡男袆颖砻?，人口眾多的小鎮都沒有符合科學的海拔高程，高高在上、人空手都難以爬上去的山頂，人們口中的海拔高度，分明只是八九不離十。這樣的天堂寨能夠標記成國家地理中的主峰之一，靠的是知名度，畢竟此山出過一位替大明王朝打下堅實基礎的“天完”徐皇帝，還有一位口稱“統掌山河，普安社極”，幾乎搖動“乾隆盛世”的馬大王。有這樣轟轟烈烈的人物，若問主峰，舍我其誰？

一個“主”字，在山所指，是這道山脈是山上山下世世代代人們心中的主旨要義。

一個“主”字，在水所指，是這條江河為在水一方千千萬萬民眾仰仗的主要航道。

一個“主”字，在人所指，是繁雜紛紜社會中默默引領一代人前行的主流文化。

高峰出于自然科學，主峰重在人文情懷。

自然環境里的高峰，不宜于在人文領域喧賓奪主。

人文領域中的主峰，也不要與自然環境論低爭高。

一種茶要想成為好茶，也得有著地理與人文這兩種關鍵元素。

二〇〇五年夏天，與一幫同仁去到云南昭通下轄的一個地方。那地方因為太過僻遠而在舊縣志里被記載為“彝良縣牛街分縣”。實話實說，那一帶是我這輩子見過的將貧窮日子與自然險惡連接得最緊密的去處。離開牛街分縣（即牛街鎮）返回昆明的當晚，被朋友拉去一家茶葉公司品嘗普洱。去的人莫不是又累又困，可以泡到二十泡的茶葉，只泡到十幾泡時，一行人便決定告辭?；氐骄频?，正待刷牙，同房間的李師東忽然發問，為何自己覺得滿口津香？經他一說，自己立刻有了同感。想起來這就是那普洱的妙處，我們決定不刷牙了，將那津香留在夢中。果然，一覺醒來，津香依舊未散，讓人好不驚喜。

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后不久，與一群來自北京的作家來到湖北蒲圻的羊樓洞鎮上。那天在有著百年歷史的磚茶廠，一位女作家見到該廠出產的“川”字牌磚茶，突然失色地驚叫，毫不顧及自己的體面大聲地問當地人，這磚茶是你們這里產的嗎？再三再四地問，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女作家再也控制不住，一時間淚流滿面。平靜之后她才說，自己在藏北阿里地區當兵十幾年，年年冬天，前后有好幾個月與外界斷絕聯系，部隊上就給每人發兩斤“川”字牌磚茶。一個人孤孤單單地煮著喝，那樣的十幾個冬天，全靠這“川”字牌磚茶做伴才熬到春天。一個“川”字讓她以為這茶是四川出產的，離開部隊回到北京，特別是這些年，她一直苦于尋找這磚茶而不得，沒想到竟然在湖北。

武漢封城戰疫前兩個月，久不坐飛機的自己，接受中國作家協會的安排，以團長身份帶隊去俄羅斯。在世界名城圣彼得堡，得知當地近兩年流行一個專治婦科病的中國藥方：第一味藥是穿褲子，第二味藥是喝溫水。這種在中國早已不叫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確實治好了俄羅斯一大批女人的病。這也讓人想起了茶，當年茶葉剛剛進入到歐洲時，達官貴人有疾在身求醫問診時，越是有名氣的醫生，越是喜歡在藥方中寫上飲茶的意思。大名鼎鼎的《茶經》中寫有新安王劉子鸞與豫章王劉子尚去八公山訪道，道人設茶款待，二人品過后說，這是甘露，怎么說是茶呢？漢朝的二位王爵既然是訪道，事事處處都要往長生不老方面聯想。歐洲人將茶當成治病良藥，也是由于他們心里在遙想，這神神秘秘的東方物什，一定有著神奇的功效。

分水嶺上，不管東邊西邊，人們純樸得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早些年，趕路的人口渴了，干活的人疲倦了，看見哪家門口有女子身影，就會走上前去，稱一聲大姐，討要碗茶喝。女子從來不會推辭，轉身進屋，端出一碗熱乎乎的茶。如有一點油花漂在碗里，定是在做飯的鍋里燒水泡的茶。如那茶水喝著時聞到一股草木灰的氣味，定是從灶膛里煨著的瓦壺里倒出來的。說奇也不奇，喝著人家大姐泡的茶，趕路做事就會多一份氣力。有時候，人既不渴，也不累，只因有那么一星半點曖昧之心，放著自己家里的茶不喝，有意去到別人家門前。那樣的女子，似明白又不明白，一個在門里，一個在門外，若再親近些，一個坐在堂屋中間方桌左側，一個坐在方桌右側，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閑話，討要的茶喝完了，道一聲“勞煩”，兩道目光碰幾碰，彼此心里暖融融的。至于羞羞答答不會喝茶的少男少女，那些關于采茶的民歌，人人都會唱，一邊唱一邊害起小小的相思。他們放心唱著情歌“小小茶樹矮墩墩”。那種小，那種矮，是恨茶樹太小遮擋不住兩個人的小，是嫌茶樹太矮掩蓋不住兩個人的矮，不似如今大片茶園里，連狗尾巴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小與矮。

在云南喝留有津香伴夜眠的普洱，在羊樓洞女作家老友重逢似的見到“川”字牌磚茶，歐洲貴族男女以茶來治百病，南朝王爵將茶喝成了甘露，更多的飲食男女用各式各樣的理由討些茶來喝，看上去茶背后的彎彎繞繞很要緊，回頭來看，還是茶最關鍵，沒有茶就沒有這一切。南宋一位名叫任瞻的才子，少年時就很有名氣，南渡之后人變頹廢了，國家大事再難入耳，專事究問各種雕蟲小技，喝茶時好指著問，這是茶，還是茗？大約是前人有文字指早采為茶，晚采為茗。西湖龍井、安吉白茶、武夷山大紅袍、恩施玉露和利川紅，天下之茶，人間道理，被岳西葆有大別山風情的翠蘭的女主人說中了，凡是記得住的都是好茶，那些記憶中無法長久存放的茶，名頭叫得再兇、再狠，還是不行。

與酒不同，各處的酒滋味不算少，還不及茶葉味道的一個零頭。與湯不同，各地的湯品有很多，一樣地抵不過茶葉的萬千妙處。各種各樣的飲品就更多了，能與茶說一說故事的只有奶茶。也不是由于其中有一個“茶”字，大部分品牌的奶茶，配料中連一小片茶葉尖尖也沒有，所擁有的是年輕人如癡如醉的追捧，還有與茶有得一拼的潤物細無聲精神。

所以說，茶葉是植物，制成了茶就不是植物，而是一種文化。

前人所言，飲茶有九大困難：一難在制造，二難在鑒別，三難在器皿，四難在火候，五難在水，六難在炙，七難在碾磨，八難在煮湯，九難在品飲。其中有些難已過時了，只第九難無論如何都是改不掉，也改善不了的。一杯茶慢慢喝到嘴里，并非漫浪散淡，其人須得與茶品相得。品茶要求為高流隱逸，涼臺靜室，明窗凈幾，僧寮道院，竹月松風，晏坐行吟，清談把卷。一人獨啜為上，二人次之，三人又次之，四五六人是施茶。施茶得少放一只茶碗，五人用四只，六人用五只……前人對此也有一種說法：其雋永補所闕人。在岳西遇見翠蘭的那天晚上，人人都不曾少放一只茶杯。因為大別山中茶在某地已經“闕人”，這“雋永”也就無所謂妨不妨礙了。

叫天堂寨的大別山主峰，是江淮之間許多山山水水的記憶所在，失憶不得，更篡改不得。沒有記憶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就沒有精神，沒有精神就沒有靈魂，沒有靈魂也就等于沒有文化。天地通透，山水往復，生死去來，說是這么說，誰見過真的輪回與再生？一種東西失而復得，要比這種東西的丟失艱難無數倍。分水嶺另一側曾經改種過的茶，即便現今又想改回來，天曉得何時才能重現其文化魅力？幸虧還有翠蘭，讓山水養育的文華，存續于大別山中，讓我們的憶念得以像山前山后的彩虹云霧那樣無邊無際地彌漫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