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好奇心”悅我一生，也“誤”我一生。

我對科學未知有股執拗的好奇心。凡是世界上最新、最重大的科學發現，每一次都強烈地吸引著我，并且我也一直跟蹤這些足可載入史冊的偉大發現。大多情況下，我都是在它們尚未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已熟悉了它們，并盡可能地弄懂它們的核心要點。如宇宙膨脹理論、穆斯波爾效應、DNA遺傳分子的雙螺旋結構、分子軌道對稱守恒原理、耗散結構理論、C60分子的發現……

剛接觸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時，我是持懷疑態度的。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體系都是自發走向無序的（熵增加原理），無數事實也證明這是一條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顛撲不破的“鐵律”！怎么耗散結構理論卻表明體系可以自動走向有序呢，況且，樹木長高、人體發育等也確實證明存在著這種“自發有序”進程。但我堅信熱力學第二定律不容違背，于是就對這個耗散結構理論刨根問底，從最初的公式推導出發，一步一步推導，直到出現“局域平衡”這一步，原來在一個局部的小范圍里，往里面注入能量（“耗散能量”）確實可以使熵減小，自動實現有序化，這并不違背熱力學第二定律。

有一次出差北京，偶然得到一張“核素圖”，圖中“質子數Z—質量數A”按直角坐標排列。發現“Z—A”圖中出現幾處明顯的“階梯”現象，對此我深感興趣，直覺上認定它一定與核結構有關。后來看到兩次諾貝爾獎獲得者鮑林教授在居里夫人誕生100周年紀念學術會議上發表的“核結構晶體模型”的論文。我立刻聯想到核結構“晶體”的完滿結構與核素圖上的階梯現象應該有某種對應關系。正好課題間隙有段空閑時間，我就考慮起這個問題。

搭建“核晶體模型”首先要解決模型中分別代表質子與中子的球形材料問題。當時原子核所運動器材都是由工會提供的，但領新乒乓球時需要用舊乒乓球來調換。想到這里，我立刻去工會討要了全部調換下來的破乒乓球，用紅墨水與藍墨水染色，分別代表質子與中子，然后用細鐵絲將這些乒乓球穿在一起試著搭建核結構模型。果然發現，每當結構達到完美對稱時，此種核素“豐度”最高。

這段時間無論白天和夜晚，我每天都在辦公室搭建這些乒乓球，搭了拆、拆了又搭，樂此不疲。一天晚上，所黨委書記萬鈞突然推門而入，當時辦公室里還有幾個人都各干各的，他一眼就看到我在擺弄這些乒乓球，微笑而好奇地問我這是什么？我回答這是鈰（Ce）-140核素的晶體模型。我在試圖尋找核穩定性與核晶體結構完滿性之間的關聯。這是諾貝爾獎得主鮑林首創的課題。萬鈞覺得這倒很有意思，又仔細查看了另外幾個模型，隨后關切地問：“我有什么需要幫助的嗎？”我回答說：“沒有什么需要幫助的，就是上次看到南京東路上海兒童玩具商店正在廉價處理一批木頭球，我想買200個?！比f鈞和藹地說：“不就是200個木頭球嗎？給你200個木頭球！”于是，我到上海親自挑選了200個木球，請實驗工廠油漆師傅將球的半數漆成紅色（代表質子），另一半漆成白色（代表中子），又將3毫米粗的銅焊條截成4厘米長一段，作為“核力聯接鍵”，終于解決了搭建材料問題。沒想到這件事鬧大了，事后萬鈞書記在所中層干部會上講：“我有一次晚上回107大樓寢室，路過研究室大樓，我想看看這些研究人員業余時間都在做什么。我挨門挨戶地看，有看書的，有下棋的，有打撲克的。唯獨看到一個人坐在墻角里，擺弄用破乒乓球搭的‘核模型’，這讓我特別感興趣?！?/p>

事后雖然搭出了幾個完美結構，但無法進一步深入計算。正巧在上海召開《全國第二屆低能核物理會議》，我帶著模型向北京來參加會議的著名教授當場請教。雖然受到鼓勵，但我清楚地知道這個“謎”最終并沒有真正解開。只可惜，這個專題耗費了我很多精力，花了幾年時間，最后無疾而終。

化學界元老蔣明謙院士的“同系線性規律”也同樣吸引我沉浸其中幾年時間。所有的化學計算居然都能夠納入同一類型公式來表達（只是改換參數），真是太神奇了，它們之間一定含有某種本質上的共同聯系。我決定從理論上尋找這個共同點。我還曾到北京面見過蔣明謙先生，他告訴我，有一位院士也曾經用三角函數來推導過同系線性規律，最后竟然算作他本人推導出的公式，不再叫同系線性規律了。我的公式推導很是艱苦，當時計算器很是稀少，我借用設計室一位同事的計算器也只能是趁他下班后使用，第二天早上上班時再還給他。按照我設計模型得出的推導公式，后來在福州召開的《全國物質結構會議》上做了分組報告，但我直覺上，這只能算是初步結果，同樣是難以再進一步深入下去，又是一次不了了之。

愛因斯坦有句名言：“科學研究好像鉆木板，有人喜歡鉆薄的，而我喜歡鉆厚的?！憋@然，“厚木板”更吸引我，只怪我沒本事，一個也沒有鉆透。探求未知恰似憑江垂釣。此等“大釣無鉤”地叩問天機，到頭來又豈不是“十竿九空”？但這種完全沒有實利的探究秘境才最能引人入勝。愛因斯坦也曾說過：“我們所經歷的最美麗的事業就是神秘，它是真正的藝術與科學的起源?！?/p>

隨后又遇到“巴基球”的轟動性發現。C60分子（又稱巴基球）真是神奇，60個碳原子都處于同一狀態，不分彼此，結成完美球形。正好我手里有做“核模型”時用過的木球，就動手搭建起來。不僅搭出了C60，還搭出了C70、C80。對此還曾在所里作過專題學術報告。只不過我搭出的C70與國外文獻報道的不一樣，國外說C70是“橄欖球”形的，兩邊小中間大。我得出的模型卻是“啞鈴形”的，兩邊大，中間有個“細腰”。這個發現很有獨到之處，于是我和好友李盤林合作，寫了篇學術論文，發表在英文版的《中國物理快報》（《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上，李盤林負責“鍵長”計算。接著我又發現C80分子竟然是“手征性”分子，即這種分子有著同樣分子結構，卻分為“左手型”與“右手型”成對出現（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我隨即把它寫成一篇短文《A New Chiral Allotrope C80》（《一個新的手征性同素異形體C80》），發表在英文版《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s》（《核科學與技術》）1994年第4期上。最后，我又成功搭建了一個C100模型，100個球十分完美對稱，實在美極了。當時正值北大100周年校慶，本打算代表上海校友分會送給北大，成為金屬地標建筑。為此我還專門去了次蘇州，找到相關的廠，最終因為時間太緊，沒有實現。

在原子核所工作一生，除了個人興趣所引發的探究外，當然還會有一些上面指派的任務與列入計劃的研究課題，也都圓滿完成，對此不做一一贅述。

值得慶幸的是，多年來苦心積慮地追逐自然科學最新成果終究沒有白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使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觀”！按說從事科學工作幾十年，也該形成自己的“科學自然觀”了。為了尋覓我到底信奉什么樣的自然觀，我曾要求自己，“清空頭腦”，不帶任何框框來歸納自己的自然觀。想出一條，就在紙上寫上一條，至于最后能得到什么結論我自己事先也無法預料。沒想到，最后得出的居然是“系統觀”！我將其綜述成為一本六萬字的《系統觀研究》文稿。

一天，科研處汪勇先處長找到我，手里捏著一張“物理哲學”會議的邀請函，對我說：“這次會在中央黨校召開，論文限一萬字，要求挺高的，看來原子核所只有你能參加了?！庇谑俏野言缫褜懞玫摹断到y觀研究》壓縮到一萬字，題為《自然系統觀研究論綱》寄出去參會。到北京后，我想到錢學森先生是系統科學的權威，想先行請教一下。因臨時起意，故只知道錢老住在七機部大院，沒有地址、沒有電話、沒有介紹信，僅憑一張身份證，我就坐公交來到七機部大院。一進門，西面是生活區，東面才是“工作區”，門口立著一位肩上背著步槍的解放軍戰士站崗。我問七機部員工：“怎么進去？”他說：“你直接往里走就是了，不用問站崗的士兵?！边M去以后，我又問一位女員工：“錢老住哪一棟樓？”她順手一指說：“那個三層小樓就是?！蔽疫M去敲一樓的門，是警衛員開的門，說錢老散步去了。我就請他轉交一本《自然系統觀研究論綱》。說來也巧，我在回去的路上正好遇見已經結束散步，正在往家走的錢老與夫人蔣英，他們互相攙扶著。我告知錢老，我留下一份物理哲學會上準備宣讀的關于系統論的論文，請您指教。錢老回答說：“我會看的?！焙唵蔚慕徽労笏旄孓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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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天津文學》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