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少時多牢騷，一些小河溝，往往也被視為心中天塹。少年本就是一具盛放酵母菌的容器，極易把些許孤寂、困惑、不如意，發酵為昏天暗地，發酵為徹骨之寒，發酵為走投無路。二十三歲之前，我不止一次抱怨命運的不公，用矯情的句子訴說自己的委屈。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說得真是透徹啊。那時候，我尚混跡于一座稍大的城市，愁的是工作的無所依附和生活的顛沛流離。后來發現自己并不具備深扎混凝土的能力，便決定沿著自己的來路，退守到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縣城。這樣一待就是十多年，坎坷與牢騷早已煙消云散，新的困頓卻又找上門來，盡管有所變異，但好像依然未脫離矯情—我覺得自己就是身負無期徒刑的囚徒，而縣城則是沒有圍墻的監獄。

說來很牽強，我是在一次偶然事件中發現自己的處境的—那只誤入居室的鳥雀為了重返天空，一次次展翼撞向透明玻璃，撞向堅硬的虛空，卻又一次次毫無防備地遭受攔截，遭受讓它疼痛的厄運，直至它終于屈服，不再理會天空里的事。與那只鳥雀略有不同，我是被命運驅回這座縣城的，在小城易安，但“安”這個詞往往意味著固定、一成不變，這座縣城雖給了我生活的安全感，但也平息了我內心的洶涌波濤?？h城雖無圍墻，但心里卻有防線，這些無形的玻璃，以覆壓之勢告誡我不要總是想著逾矩，那是個危險的火苗，很容易引火自焚。于是我遵從教誨規規矩矩地活著，每日無非是從縣城的這個監室，走到縣城的那個監室。說好聽點這叫規律，其實只是重復性的消耗動作而已—我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洗刷完畢后下樓去農貿市場買菜，在路邊喝一碗糝或回家喝一碗昨晚剩下的稀飯，便騎著電瓶車去上班。上午處理信息、材料，中午在單位食堂就餐，下午再去應付各類報表。晚上回到家，做飯、洗衣、看娃，忙忙碌碌，等孩子睡去，已是深夜十一點。日子不斷重復著，便會對時間的刻度產生錯覺，一直覺得它停滯于某處，直到某一日，被一個人、一句話、一件事晃了一下，才驚覺自己早已從二十啷當奔過了而立之年，眼看就要觸摸到不惑的面門了。

有時候也會想，只要過得舒坦，即便是監獄，我也愿意將牢底坐穿。然而我發現，這樣看似簡單的期冀，可能是一種奢望—這些年，我一直嘗試用縣城自有的方式進入縣城，可每次都會被某種力量推出融合區域。譬如，那段熱衷于接觸各種圈子的經歷。

我曾嘗試混跡于酒場飯局。鄙地產的酒，那位被譽為“詩仙”的酒徒用絕句夸贊過，酒借詩運，長盛不衰。雖說縣城是酒場的溫床，但純粹為酒赴宴者少，大多醉翁之意不在酒。這個局長、那個主任，這個親兄、那個老弟，你提我讓，你來我擋，推杯換盞間，一些名利就有了由頭和眉目。作為陪襯角色，我這個小職員一會兒被他們稱為科長，一會兒又被他們喚作主任，起先我還連連否認，經歷稍多，發現他們對誰都這樣稱呼之后，便也不做否認了。我對酒精過敏，即便喝一點兒，也會皮膚瘙癢難耐，燒得腸胃整宿難受，因此便不多飲，但這又往往被視為對其他人的不恭，從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們總是以那位著名酒徒為例，說詩仙“斗酒詩百篇”，你一個碼字的后輩，怎么能違背圣賢的規矩？更有甚者，以如簧巧舌相逼，仿佛不飲盡杯中酒，便罪大惡極?？h城酒場的規矩甚多，若不深諳此道，難免出糗，有一次我給座上客倒酒，酒水沿著微傾的杯壁下滑，其中一人便不高興了，訓斥我說這是“杯壁（卑鄙）下流”。

都說文藝不分家，因為喜歡寫東西的緣故，我僥幸認識了幾位書畫家。小縣城“臥虎藏龍”，你永遠都弄不清那些看似平淡無奇的角角落落，會藏著多么“卓越”的藝術“大師”。這些“大師”名片上寫滿了以“國際”“華夏”“中華”等字眼打頭的名銜，我在古玩市場閑逛時，就遇見一個，他在盲道上擺了張桌子，桌子左面擺著名片及證書，右面則陳著筆墨紙硯。那日他當場作書，一平尺要賣五十元，盡管這與他宣傳冊上標的三千的價格懸殊，卻依然無人問津，看來縣城居民的藝術修養還有待提高。巧的是，我居然從顯示他榮譽的證書上發現了兩個國字號的藝術組織，它們都曾位列于前不久剛被民政部門曝光的非法協會名錄。

經歷這些后，我對所謂的圈子死了心，退回到自己單調的生活中。無聲地退出，并非不告而別那么簡單，對曾經的同伙而言，它意味著割袍，意味著背叛。背叛之人不可恕，于是，我再一次被縣城排斥在了縣城之外，被人群排斥在了人群之外；乏味之人不可交，于是，我再一次被縣城遺棄在了縣城之中，被人群遺棄在了人群之中。

（二）

與大中型城市相比，因為地理上的窄小，縣城人際關系更為集中且復雜，家族姻親、同學同僚，關系盤根錯節，對多數人而言，就算是與大街上任意一人攀談，順著他的關系鏈條往下捋，不出三個節點，總會蹦出一個與你產生交集的熟人。但我顯然不屬于“多數人”，在縣城，只有同事和幾個高中同學，我幾乎舉目無親。有時候，我會想起一些不在身邊的人，并期盼他們在路過這座縣城時，給我打個招呼。他們之中，定居或漂泊在外的同學居多。

這座縣城最大的變化是在年關。年關，縣城處處張燈結彩，各色店鋪一改往日風情，紛紛播放著烘托節日氣氛的歌曲，平時安靜的小城，一下子喧囂了起來。街道上的車輛也多了起來，車一多路就容易堵，往常從城西到城東只有十多分鐘的路程，這時候往往要半個小時。多出來的車輛，一半來自鄉村，大多是趁著年節舉家來縣城游玩的；另一半則主要來自江浙滬的一、二線城市。本縣號稱蔬菜大縣，支撐這副門面的，是每年產出的五百多萬噸蔬菜，全縣有五六十萬人從事與蔬菜相關的種植、運輸、售賣等工作，其中又有二三十萬人常年散布于南方各地。這些人靠蔬菜發了家，便在異鄉買了車、購了房，平時很少回來。但春節卻是個例外—每年隨著春節的來臨，他們的故土情結便會聚涌，如他們兜售的反季節蔬菜一般，他們似反季節飛行的候鳥，紛紛捋著故鄉以團圓之名拋出的絲線返回。

那些駕車還鄉的人中，隱藏著我零星的同學。準確地說，是我的高中同學—高中之前，我一直在偏遠的北部鄉村就讀，直到十六歲才踏足縣城，與那些來自南部蔬菜大鎮的同齡人同班就讀，直至畢業之后飄零四方。時至今日，“子承父業”這個詞依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如我那些來自蔬菜大鎮的同學，畢業之后，他們大多選擇隨父母或其他長輩去了南方發展。

畢業時，我們就曾商定以后要借著春節一年一聚，前些年也一直遵守著這個約定。徐永華是促成聚會的靈魂人物，幾乎每年都是他提前在班級QQ群或微信群里張羅。他高中畢業后便在舅舅開的運輸公司里做事，將本地蔬菜源源不斷地運到上海，在底層歷練了幾年后，便常駐上海，幫著自己的表哥打理與幾個農貿市場的業務，據說干得很不錯。

我們的聚會地點始終固定于同一家KTV。它曾經是全縣最繁華的娛樂場所，十多年前我們畢業的那個夏天，全班人曾在那里作別。十多年過去了，縣城里更為高檔的KTV已經開了數家，它居然還茍延殘喘地存活于新興力量的輪番圍剿中。在提前訂好的KTV大包間里，二十多人雖說是一個集體，但總是會被各種主觀或客觀的因素分割為幾個小團伙，與上學時一樣；大家互留號碼，互訴衷腸，競相飆歌，與上一次聚會一樣。當年為了同一個女生互毆的情敵早已和好，共唱《兄弟抱一下》；當年因愛生恨以分手告終的情侶早已釋然，互相開起了玩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一切又似乎顯得太過美好。這往往是上半場的場景，到了下半場，或許只是因為一句話、一個動作，整場的氣氛就變了。有一年聚會，一位創業的同學與一位從政的同學聊著聊著就動起了手，我們分成兩撥，一撥拉這個，一撥勸那個，這才沒出大事，自然聚會也就變得索然無味了，只得草草收場。與那些久居異地的同學一起聊天，我偶爾會冒出自己已與社會脫節的想法。他們聊到北上廣深房價的差別，聊到青島與廈門海濱浴場的不同，聊到我從未聽說過的奢侈品牌新出的衣飾，這讓我無從插嘴。雖然一直坐在他們中間，但我卻覺得，我其實是個局外人。當然，有時候他們也會主動與我攀談，向我打聽縣城里的某件傳聞或某個與我關系稍近的同學的秘事，看能否從我口中掏出更為勁爆的猛料來，而我卻總是讓他們失望。

偶爾也會聊起早逝的同學。我們不過三十多歲，單純從年齡上看，似乎“死亡”這個詞并不能對我們產生威脅，然而，生老病死從來都不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概念上的終點有時會選擇任意一個不屬于它的節點貿然出場，直截了當地掐斷你原本該從容前行的漫長旅途，而你卻連辯駁的機會都沒有。事實上，我們同學中已有多位英年早逝了。有一位女同學一直在做北漂，去年聽說死在了北京的出租屋里，而在前年聚會時，她還與大家有說有笑，此刻大家聊起她，不免一陣唏噓。還有我的室友常樂，數年前他騎著摩托車往家里趕時，被經過的車輛撞飛了，肇事車逃逸，把他遺棄在道路之上。常樂常樂，常安常樂，常常安樂，他父母給他取的好名字，終未給他帶來好命運。

任何聚會到最后，無非一片狼藉。到第七八年的時候吧，心照不宣地，大家開始以各種理由推托，初時徐永華還極力勸說大家盡量排除困難，后來請假的人越來越多，他也就不再勉強了。然而作為為數不多的常駐縣城的人之一，無論還剩下幾人團聚，在同學們看來我都沒有理由缺席，地主的身份讓我拿不到任何豁免權。直到2019年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開始流行，我們延續十余年的聚會傳統就勢取消了。自此之后，班級群里再無一人重提聚會之事。

我騎著電瓶車從那家日漸潦倒的KTV門前經過時，偶爾會想起聚會的場景，想起那些清晰或模糊、生動或呆板的面孔。這么長時間不見了，還真有些想念他們呢。

（三）

老家的親朋偶爾也會聯系我。

我所在的縣城，距離父母生活的地方不過六七十里，因此我算不上漂泊在異鄉，但在心理上，我的確又感受到了遠—我已經從那座村落走了出去，在另一個地方娶妻生子，用自己的軀體承受著生活的輕與重。因為一直在外求學和生活，村里的許多長輩都已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那些小輩，要不是看到我與父母同行而猜到我的身份，他們便會始終對我報以警惕的目光。稀里糊涂地，我就這樣淪為老家的外人，老家已經沒有我的位置，我的名字以及我這個人，已經被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有意或無意地刪除了。

我讀過一些作家書寫故鄉的文章，他們更多的是贊美，是懷念。不能說情感不真摯，但是我總覺得許多文章在著力于美化事業的同時，也掩蓋了這片土地上真實的人和事。同為寫作者，我這么說并不代表自己就是清白的，事實上我懷揣著另一種惡—我越來越像一個客人了，每次都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在滯留期，我無意或者有意地從父母和親友那里收集著發生于這片土地的故事，并帶著它們逃離這里，將它們添油加醋地搬到了紙上。然而，故事里人的命運，我永遠搬不走，他們留在那片土地上，經歷著該經歷的，忍受著該忍受的，實在忍受不了，就哭喊，就咒罵，就自戕，用最簡單也最愚笨的方式，面對最難解的困境。

網絡上有人調侃敝地對于官的推崇，說月俸三四千的公職人員，其社會地位往往是月入上萬的自由職業者所無法企及的，說丈母娘選女婿首先要看是不是公務員……這些調侃雖刻薄了些，但也并非無稽之談?；蛟S正因如此，當老家的一些親朋知道我在某個機關單位上班時，對我表現出了過分的熱情。在他們看來，我這是當官了。

有一年，親戚A帶著自己高中畢業的兒子小飛找到我，說小飛想到某個單位當臨時工，拿出一萬塊錢，托我疏通疏通。他真是高看我了，我自覺沒有那個能力，擺手拒絕了。我沒有那個能力，不代表別人沒有。春節回老家，大年初一見到了小飛，他穿著一身帶有那個單位標志的制服，挨家給本族長輩磕頭拜年，見到我，便提前繞道而去。

小學同學B也來找過我幾次。他在老家建了一家養殖場，但因為占地和污染問題，與鄉鄰多有摩擦，互不相讓。一位鄉鄰氣不過，向職能部門投訴了他，職能部門對他進行了相應的懲戒，但他認為是因為自己上面沒有熟人，才被人欺負了，便找到我，希望通過我結識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我的確認識那個部門的工作人員，但只有工作上的聯系，況且整個事件的過錯方的確是我的這位同學，便未答應。同學B因此與我結了仇，通過我們共同的同學遞話，從此恩斷義絕。

這些年一旦有遠親和近鄰住進了縣城的各家醫院，父母都會讓我代為探望。2018年的某個夏日，接到父母的電話，他們命我去縣里的某家醫院看望一位住院的親戚，這位親戚得了我們老家稱為“孬病”的癌癥，剛做完手術不久。輸入父母給的電話號碼打過去，我自報家門，說是某某的兒子，他們才知道我是誰。在病房里，親戚的兒子熱情地招呼我坐下，不提病人的病情，卻向我提起了醫療費，想讓我找醫院管事的說說，能不能在報銷的基礎上再減免一些。對此，我自然又無能為力。表明態度之后，氣氛便尷尬了起來，我只能找個借口，留下二百塊錢就開溜了。

我不知道是社會問題還是個人原因，這些年里，一些鄉親似乎正借助老家的招牌和幫忙的名義，有意或無意地驅使我去反哺，涉學、涉工、涉醫、涉法……他們的需求五花八門。那些生活于故土之上的親友啊，他們總是對我寄予厚望，當他們最終發現我其實是那么無能時，便漸漸失望。

說到底，他們不該將那些合理和不合理的訴求拋給自己的同類啊—我只是一個為稻粱謀的小職員，與他們并無二致。我們本就生活于同一片天空之下、同一方大地之上，忙忙碌碌如蟻，慌慌張張似犬，此身微眇。

（四）

單獨說說顧云志。我與顧云志是初中和高中同學，之間還存在拐彎抹角的親戚關系。倘若我們不是同學，這種血緣關系便是纖弱的，近于無，或許我們連彼此認識的機會都沒有，只是在一些共同參與的紅白喜事上打個照面，各盡著自己的本分而已。然而作為同學，因為朝夕相處，便加固了親戚的鏈條。按照輩分，他該喊我叔，但事實上，這種稱呼只是其他親戚在場時不得不掩人耳目的叫法，平日里，我們哥們兒相稱。我們并不覺得這有失體統，體統這玩意兒，是死規矩，專為禁錮人性而設。

雖說是初中同學，但并不同班，所以初中階段我們是一對互不干擾的平行線。真正的友誼發軔于高一—不約而同地，我們考進了同一所高中；一千多個新生，被隨機分配到二十多個班級，我們居然被分到了一班；一個班里有四十多個學生，班主任又偏偏將我們安排在了一張課桌上。這一個接著一個的巧合就這樣把我們倆捆綁在了一起?，F在回想，其實那些巧合并不足以持續支撐我們多年的友誼，支撐我們友誼的是我們共同的愛好：文學。他是書癡，是校門口書攤的?？?，盜版的《復活》《巴黎圣母院》《白鹿原》《老人與?！返?，以及過期的《十月》《當代》《人民文學》《散文》等均被他斷斷續續地購了回來，我則是近水樓臺，沒花一分錢就飽覽了諸多文學書籍。他喜歡海子和布羅茨基，立志當詩人，寫下許多在我看來特別漂亮的句子，但在高二分流時，他卻進了美術速成班。他對我說，這叫曲線救國，只有考入大學，才有更多時間閱讀和創作。

那時候，《摩托日記》風靡一時，催生了一大批穿著印有切·格瓦拉戴貝雷帽的頭像的T恤衫的文藝青年。那時候“文藝青年”還是個褒義詞，是不羈的象征，與矯情和做作幾乎沒有瓜葛。與現在世界同步的5G時代不同，那時候，許多風潮從大都市興起，刮來刮去很久之后，才刮到小縣城。盡管《摩托日記》早已上映，但當我們從縣城音像店里看到新進的盜版碟片時，已是一年多以后了，在此之前，我們是從過期的刊物上讀到關于這部影片的推介性評論的。云志買了盜版碟片，等到放假的時候喊我一起去他家里看，一上午，我們看了兩遍。南美旅程如何影響了切·格瓦拉的世界觀，切·格瓦拉就如何開拓了我們的視野；革命熱情怎樣在切·格瓦拉的心中沸騰，切·格瓦拉的形象就如何在我們的心中閃耀。那時的我們真是淺薄而真誠啊—在澎湃心潮的遮蔽下，我們的目光掠過苦難，視線只發現了美。崎嶇的山路是美的，黃昏的大野是美的，民族的風情是美的。美讓我們于無言中戰栗，我們需要經歷類似的一次對美的追尋，俘虜美并揭開美的奧秘，以消解內心的震撼。在云志的提議下，我們決定像切·格瓦拉和他的同伴一樣，投身于一次偉大的歷練。

這次偉大的歷練是在高考結束后實施的。我們沒有廣袤的南美腹地，只能借助目光將胸中丘壑聚焦于一條河流的軀體；我們沒有突突排著尾氣的摩托車，只能將信任交付兩輛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車?，F在通過衛星地圖，便能清晰地看到，自我們村沿著河岸溯源而上，我們最終會到達位于鄰縣的一處山谷。然而那時候，對于這條河上游的軌跡，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它自我們村向東匯入一條寬闊一些的河流，流經鎮子，再接納一些細流的匯入，以護城河的名義攬著縣城華麗的身子揩一下油，便繼續向前，直至匯入沂河，匯入黃海。

在計劃尚未實施以及實施的初始階段，一股莫名的熱血始終支撐著我們，尤其是云志，如開光般，他將新買的記事本端放于河岸的臺階上，又將新買的圓珠筆端放于記事本上，后退一步站定，帶著我于莊嚴肅穆中向著它們鞠了一躬。如今當我回想這些細節的時候，不免感到臉紅耳熱，但那時候，我們倆誰會懷疑對方的真誠呢？

我們騎行于河岸外側的鄉間道路上，時不時將脖子扭向內側的河流，觀察著河流表面以及周邊的一舉一動。每當遇到垂釣者、浣衣人以及記載著村莊由來的石碑，我們就會停下來，向有生命的人與無生命的物打探關于河流的秘事。在距離我們的出發地十余里的地方，因為要去對岸的泉眼處飲水，我們在牧羊老者的指引下，穿過了一座小石橋，并于腳下幾塊巨大的橋石上發現了一些繁體文字。因為風吹日曬，因為人畜磨礪，許多字已經被打磨光滑，看不清了，但依然保留著一些勉強可以辨識的文字。牧羊老者告訴我們，這些承載文字的橋石，原本是一位舉人及其族人的墓碑，在特殊時代被推倒后，做了修橋的材料，筑橋者希望能用這種方式世世代代將他們踩在腳下。沿途所遇，均被云志記錄了下來。他那么興奮，甚至告訴我，這必將是一次意義非凡的考察，它將催生出一部劃時代的經典作品，催生出一位卓越的文學大家。他說許多年后，這本日記會是不朽的見證，文學界將會奉為圭臬。他記得那樣認真，字體那么工整，仿佛一旦潦草，便是對河流、文學以及我們自己的褻瀆。

然而我們終未完成這次考察?！赌ν腥沼洝防?，切·格瓦拉的摩托車中途報廢，他們只能靠搭便車完成剩下的旅程。我們的自行車雖未出故障，但其他的因素卻逼迫我們選擇了放棄。在距離出發地五十多里的地方，越來越纖細的阡陌，終于被蘆葦叢截斷了，想要繼續前行，我們必須穿過它們或繞道而行。那時候，夕陽已經墜入前山背后，淡淡夜色正在聚攏，我們站在大片的蘆葦叢前沉默不語，只有風吹拂蘆葦的聲音塞滿了虛空。云志彎腰撿起一枚石子，賭氣般朝著蘆葦叢擲去，無數只鳥雀就如被大地賭氣般投出的石子，紛紛向著天空攀爬繼而散落，我們倆因此受了驚，拽著車把，慌慌張張地向后奔去，累得氣喘吁吁才停下。我們一人靠在一棵柳樹上，繼續沉默，只有喘息如風吹般呼哧作響。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向云志提議，這次就算了，我們下次再來。是我選擇了放棄，而不是云志?；蛟S云志也需要這樣一個臺階，短暫沉默之后，他應允了我的提議，并對我的放棄口頭諷刺了幾句。雖是原路返回，夜幕之下的小路走起來卻并不輕松，在夜色的驅趕下，我們狼狽而逃，一路上摔了好幾個跟頭，回到家，已經是晚上九點多了。幸好，我們的家人都誤以為我們在對方家玩耍，并未多問什么。這次失敗的經歷告訴我，并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當偉人，萬不可妄議歷史上的那些失敗者。我不知道顧云志得到了什么啟示，但我知道，他一定比我收獲更多。

那年的夏天真是安逸啊，除了那次半途而廢的考察，我與云志還一起去釣魚，一起窩在他家里看碟片，一起騎車到鎮子上的網吧上網，直至他拿著美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車，直至我揣著職業技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坐上了去往鄰市的客車。高中畢業后的許多年里，趁著春節假期，我們那一屆畢業生組織了很多場聚會，云志卻從不參加，但總會抽時間與我單獨會面。我剛在縣城買房但未結婚的那幾年，漂在京城的他每次回來，我的房子就成了他的中轉站，他從縣城汽車站直奔我家，與我通宵暢聊后，第二日才坐客車回老家。如果時間充裕，回京之前，他也總是在我這里住一晚。我們各自經歷著生活中該經歷的和不該經歷的，卻很少用通信工具隔空交流，因此，相聚成了我們倆寬慰彼此的最佳方式。也只有在相聚時，我們才能真正毫無顧忌地傾吐一段時期里的所遇所感。

這些年，他干過推銷員、快遞員和房產中介，也曾短暫陷入傳銷組織。為了生計，他甚至還一直在當槍手—自己辛苦撰寫的劇本，在電視上播放時卻署著別人的名字。我對此憤憤不平，他卻并不怎么在意，且告訴我，他的名字只屬于詩，即便有機會，他也不會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蹩腳的電視劇上?！爸皇菫榱艘粔K面包?！彼悯磕_的普通話說完，愣了一下，想起是在與我交談，才用方言重復：“只是為了一張煎餅?！蔽覀儽愣夹α?。我后來專門找來那幾部電視劇看，故事情節都不怎么復雜，場景的氣氛渲染卻始終存在，讓人想起侯孝賢。而侯孝賢，正是云志最為認同的華語影視導演。他依然那么愛讀書，愛跟我談論俄羅斯的白銀時代、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以及美國的“垮掉的一代”。每次他翻開亂糟糟的背包，里面必躺著一本帶有折頁的書，有些甚至有數十處折痕，顯然不知已被他讀過多少遍，是與他朝夕相處的寶貝。但他對我又總是那么慷慨，經常把這些書交到我手上。我的書架上，《樹上的男爵》《看不見的城市》《小徑分岔的花園》《哈扎爾辭典》這些書籍，皆是他饋贈的。與他談論文學，總讓我戰戰兢兢—他總是嘲笑我在報刊上發表的那些東西空有矯情卻無才氣，我雖難堪卻無法反駁，因為他的看法總是一針見血。

2019年秋天，云志的祖母過世了。云志的父母屬于我們這一帶最早出去打工的那批人，他小時候跟著祖母過，與祖母的感情甚于與父母的。這位老人正是連接著我們微乎其微的親緣關系的人，如今她雖已走遠，我和云志的感情卻以非親緣但更為牢固的關系延續了下來。云志處理完祖母喪事的第四日，我開車送他去汽車站，在此之前的一天，他父母便匆匆回到了南方的某座城市。云志告訴我，他父母讓他過年去往南方的那座城市團聚，他們已經用積蓄在那座城市買下了一套房子，正準備遷戶口。他說以后再回老家，便只是想回來見見我了。背倚車站圍欄，我們各自于沉默中抽完了一支煙，便揮手告別了。這兩年，云志一直說想回來，卻一直未成行。而我也一直期待著，無論他是衣錦還鄉，還是落魄歸來。

寫完以上這些文字，蹦出的第一個念頭竟是：若是云志看到了，會不會又嘲笑我矯情。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心一橫，竟真的將這些文字發給了他。不多時，他給我打來了電話，卻并未臧否這些文字。他只是提到了那年夏天那次失敗的游歷。真是遺憾啊，他說。

（五）

有些詞是不能具象化和確指的，譬如“遠方”。寧夏、廣東、湖北、四川……從地理上看，這些詞所囊括的區域，都可謂是我的遠方，然而當“遠方”這個詞與它們中的任意一個構成對等關系后，便顯得干癟且沉重了。遠方，它只適合朦朧似紗，只適合溫潤如玉，只適合擱在心里，唯有這樣，“遠方”才是個撩人的詞。

在縣城生活的這十多年里，我不止一次萌生了離開的想法，然而冷靜下來后，我發現這純粹是少年情懷后遺癥在作祟。事實上，我發現自己已經走不動了—我并非獨屬于自己的完整個體，而是多個擔負不同職責的碎片的聚合物，身為兒子的碎片、身為丈夫的碎片、身為父親的碎片……雖然它們數目多，但都是我的唯一，對我來說同等重要。時日漸長，牽絆我的人物和事物便越來越多，他們如繩索將我越捆越緊。他們將我捆綁于我應該待著的地方，誓要榨盡我所有的剩余價值。

最近一次萌生離開的想法，是兒子出生后不久，但起因卻與以往不同。那段時間，我更為深刻地明白了金錢的重要性。同學春明在杭州的一家大型貨運公司上班，老板是他親戚，我給他打電話，說明了自己的窘境，問他那邊能不能收留我。沒想到之前一直有意或無意吹噓自己薪酬的他，卻勸起我來，并大倒苦水，最后，反而是我勸慰起他來。這番交談讓我畏懼了，我打了退堂鼓，從此不再提“遠方”。勵志書上說，一個人要始終擁有隨時離開的能力和說走就走的灑脫，很遺憾，我發現這兩種我都不具備。就這樣，我一直滯留于這座縣城，如懸在低空的風箏，既不能凌空而去，也不能安穩落地。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際遇早就給我們分配好了該度過的時間和該跋涉的軌跡，更多的時候，生活中是沒有意外發生的。

有一次與顧云志閑聊，他竟也破天荒地矯情了一次。他說對他們這些漂泊之人而言，縣城既是一座去往昨日的中轉站，也是一顆藏于心頭的啟明星，而駐守于縣城的人，便是車站里的守護者和暗夜里的點燈人；他說，只要想到有座縣城還可以回去，有個交心的人還住在縣城，心就有了落腳點。盡管這可能只是他的寬慰之詞，我心里還是不免有些感動。某一刻，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其實早已與這座縣城密不可分了，只是自己一直沒有發現。

……

選自《百花洲》2023年第5期

【劉星元，男，1987年生，山東臨沂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作品散見于《十月》《天涯》《花城》《鐘山》《清明》《百花洲》《作品》《紅巖》《雨花》《散文》等，散文集《塵與光》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獲滇池文學獎、齊魯散文獎、萬松浦文學獎等?！?/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