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博物館外景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后，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師生輾轉來到昆明組建西南聯大（1938——1946年），以不屈的意志保存教育火種、延續中華文脈。2020年1月，在考察西南聯大舊址時，習近平總書記深有感觸地說：“教育要同國家之命運、民族之前途緊密聯系起來”，“艱苦簡陋的環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圖書館是一座大學的“心臟”，在烽火歲月中，西南聯大圖書館不僅見證著中華民族弦歌不輟的光榮歷史，更培育出一批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矢志奉獻的優秀人才。

陋室藏馨的求知樂土

1938年4月，西南聯大在昆明恢復辦學。初來乍到之時，校方只能在昆明城內四處租賃空置房屋作為臨時校舍，再擇機自主籌建校園。圖書館自然也沒有專門的建筑作為館舍，只能依各學院所在地暫設5處閱覽室，零星分布于城中。直到1939年，由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參與設計的新校舍竣工交付，這一局面才被打破。

西南聯大圖書館總館的新址坐落于新校舍北區中央。在多數校舍只能以土墻堆砌、蓋以茅草屋頂、門窗設施簡陋的情況下，圖書館是一座“丁”字形磚木結構、以瓦為頂、配有一排窗戶的平房，是全校占地面積最大、外觀也最“豪華”的建筑，足見圖書館之于學校的重要地位?？傪^分為兩部分，前設可容納800人的閱覽室，后設可藏書10萬冊的書庫，時任西南聯大圖書館主任嚴文郁曾謂之“雖屬簡樸，而宏敞可喜”。以主要存放一般性質書籍、通用參考書的總館為中心，輔以主要存放特藏特需類書籍的各學院分館、各研究所特種圖書室，西南聯大構建了一套呈放射狀分布的圖書館體系，分工明確、系統配合，最大程度地提高圖書利用率，有效服務師生的教學科研需求。

盡管地處西南后方，戰火卻并不遙遠，侵華日軍曾多次空襲昆明。1941年8月，20余架日軍轟炸機在西南聯大上空投下數十枚炸彈，圖書館總館書庫北側中彈倒塌，閱覽室門窗震壞，圖書設備多有損失。工作人員在暑假全日辦公，僅用1個月便完成了圖書館的重建整理工作。秋季新學期開學時，圖書館總館如期開放，“華美雖不如前，而壯肅過之”。

西南聯大的教師們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圖書資源。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潛心治學，常常一整天“泡”在圖書館里，幾乎不下樓走動休息，被同事戲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外文系教授錢鐘書給學生上英文課時，總是攜帶一大堆不重樣的書籍，卻鮮少在講課中使用，好奇的學生下課后跟隨他行至圖書館，才知他每周都要利用來校上課的機會從圖書館借走一批新書。外文系教授吳宓聽聞有學生長期借閱圖書館的書遲遲不還，還開展過一次別樣的“家訪”，“怒氣沖沖”地趕到學生家中搜書。

求知若渴的學生們則把圖書館變成了“戰場”。戰時條件有限，桌椅書本燈光都是稀缺資源，圖書館成了學生的必爭之地。每天清晨圖書館開館前，學生黑壓壓排起長隊、嚴陣以待。大門打開，人群蜂擁而入，鞋被擠掉是家常便飯，有時甚至連門框都被擠壞。沒搶到座位的學生來不及懊惱，轉而倚墻借光苦讀?！皳屪?、搶燈光、搶參考書”成為西南聯大學子共同的記憶，但只要有機會徜徉于知識的海洋，學生們便樂此不疲。擠圖書館太難，許多學生便另辟蹊徑、開拓新陣地，昆明街頭大大小小的茶館，一度成為西南聯大的“圖書館分館”。

群策群力的藏書建設

西南聯大圖書館的藏書建設堪稱抗戰時期文化搶救的奇跡。許多受到戰火沖擊被迫滯留淪陷區或內遷大后方的圖書館都遭到了極大破壞，西南聯大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克服重重困難，努力恢復擴充館藏，雖無法重現戰前的豐富程度，但也有力支撐了西南聯大師生的教學科研需求。

西南聯大圖書館的藏書基礎源自三校南遷時搶救出的館藏。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北平、天津形勢告急。清華、北大兩校校舍被日軍侵占，南開校舍遭敵機轟炸幾成廢墟。所幸幾所高校早有準備，提前將部分書籍轉運至重慶、上海等地，但仍有大量的書籍來不及搶運遷移，內遷沿途更是不免有所損耗。最終，3萬余冊中西文圖書輾轉運抵昆明，成為西南聯大圖書館最珍貴的文獻根基。

書籍購置工作在極端困難中持續推進。戰時經費有限，學校仍全力保障圖書館的采購經費，并成立圖書設計委員會，由各學院的學術帶頭人擔任委員，科學、民主地決定買什么書、經費怎么分的問題，保障各學科藏書均衡發展。采購工作也歷經艱辛。采買海外書籍時，由于遇到法幣迅速貶值、外匯統制等問題，往往購書還未達計劃半數，經費便迅速告罄。隨著戰事加劇，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相繼切斷，西文書籍的采購渠道也就此中斷。內地郵路壓力陡增，也不再收寄書籍，西南聯大圖書館員只得跑遍昆明的舊書店搜購舊書，有時也有意外之喜，能以低廉的價格淘得珍本善本書籍。

館際合作、開放辦館成為拓展館藏的重要途徑。西南聯大先后與國立北平圖書館、云南大學等院校機構建立合作機制，實現圖書館資源互通、文獻資料館際互借，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借閱壓力。圖書館還動員師生共建館藏。教授們忍痛割愛，將自己歷經周折運至云南的藏書或捐贈或出售給圖書館，留下不少佳話：吳宓、錢穆馳援文法學院圖書館；聞一多對賣給圖書館的寶貝線裝書念念不忘，盼著有朝一日能將其贖回等。許多有留學經歷的教師幫助圖書館聯絡接洽海外文化團體和兄弟院校的捐贈，其中尤以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贈書最為豐富。圖書館還創新設立了圖書寄存制度，當課程必要的參考書緊缺時，便臨時征集師生手中的存本供學生借閱，待課程結束后再物歸原主。

資源匱乏的艱難歲月里，西南聯大圖書館這顆“心臟”仍在頑強跳動，它從社會各界不斷收獲寶貴給養，又以精神食糧持續回饋社會。曾在西南聯大就讀的楊振寧回憶說：“學校圖書館存書不多，雜志往往過了一兩年才收到；但就在那座圖書館里，我學到了許多許多知識?！?/p>

愛國斗爭的第二“戰場”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圖書館不僅是學習科學技術的知識殿堂，更是凝聚愛國力量的精神圣地。圖書館的大閱覽室既是借閱室又是活動室，承接各類演講、典禮、晚會活動，圖書館前的草坪廣場也是許多進步師生開展愛國民主運動、傳播進步思想的集會陣地。

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精神史詩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中延續。1939年起，西南聯大圖書館和國立北平圖書館合辦中日戰事史料征輯會，向海內外征集中華民族抗戰的英勇事跡。面對日軍的頻繁空襲挑釁，圖書館處之泰然，形成了一套井然有序的工作流程。警報一響，工作人員便帶著書箱到附近山區躲避；警報結束，圖書館總是第一時間恢復運轉，平靜如初。西南聯大師生也在烽火聲中磨煉心智，將課堂帶到田間地頭、山溝溪澗。國學大師錢穆以筆為刀、以史為劍，輾轉多地圖書館寫就《國史大綱》一書，借由“中國通史”課堂喚醒西南聯大學子對民族文化的自信。誠如西南聯大培養的翻譯家楊苡所言，“轟炸只能把‘抗戰必勝’的信念燃燒得更旺！”

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光榮奮斗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中傳承。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圖書館成為引領西南聯大師生投身革命的重要戰斗陣地，《列寧選集》《新民主主義論》《辯證唯物主義》等進步書籍在圖書館內悄然流傳開來，進步思想也借由在圖書館舉辦的各類紀念活動融入校園風尚。例如，1944年5月8日晚，主題為“五四與新文藝運動”的晚會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草坪召開，朱自清、沈從文、聞一多等相繼發言。晚會不僅大受聯大師生歡迎，還吸引到了中法大學、云南大學乃至昆明部分中學的學生參加。在抗戰救國的時代語境下，與會者暢談對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方向的反思，激起廣泛共鳴，引得聞一多感慨：“五四當初的情緒，今日已在聯大同學里再現?！?/p>

如今，西南聯大圖書館舊址上建起了一座博物館，靜靜地守望那段延續文明火種的如歌歲月。昆明的上空不再響起空襲警報，但新建筑里的老故事卻歷久彌新。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精神，將永遠激勵后來者續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