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張楚的長篇力作《云落》中，力的混亂與重建作為一條隱秘而又貫穿全文的敘事線索，巧妙地潛伏于文本的縫隙之中，構成了一幅令人深思的縣城生態圖景。這種力不僅是人與人之間行動的連接點，更是推動人物命運發展的潛在動力，以其獨特的方式勾勒出小城鎮生活的復雜面貌。小說中，力以多重面孔呈現：常云澤與天青因斗毆結識，繼而因一次推搡而結下深仇，最終以常云澤身亡而戛然而止。這一系列暴力事件猶如一條隱形的線，將人物命運緊密相連。與此同時，暴力也成為人物命運的潛在催化劑，在每個轉折性事件中悄然發力。從債主對萬永勝和羅小軍的粗暴討債，到繼母的虐待間接導致云澤的出走，暴力在云落這個縣城的人文生態中，已然成為一種普遍、持續且常態化的存在。

然而，本文所探討的“力”并非僅限于表面的、肉體性的沖突。通過對《云落》的細致剖析，我們得以窺見以云落為代表的縣城，以及生活其中的“活著的人”的獨特性格?；诹Φ男问讲町?，本文將其劃分為三個層面：“秩序”“權力”和“身體暴力”。這種分類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小說中力的多維性，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縣城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新視角。

首先是秩序?！对坡洹防锩嬷饕腥龡l線，一條是以萬櫻的活動串聯起的家庭、工作和回憶，一條是羅小軍的商業活動線索，一條是天青以“靈修團”為名義回云落尋父的線索，這三條線索將所有的人物關系、行為串聯起來，每個人都以一種“回歸”的狀態存在于云落，即使唯一看上去是“外來者”身份的天青，也是“回歸”而非“來到”云落，也就是說，書中人物完整的生命狀態實際都是與云落密切相連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體現就是，每個人對過去的回憶都能夠找到交集，這也就構成了一種緊密的，能夠互相凝視（甚至說監視）、互相掣肘的身份關系，由此形成一種“緊密的團體”。當蔣明芳因意外事件被扣留在警局時，萬櫻四處奔走托關系，而她找到的每個人幾乎“拐彎抹角”都能夠聯系到可以幫忙的人。這種“奔走”對于很多生長在縣城的人來說應該是格外熟悉的，他們以“常記驢肉館”為地標的相聚正是一種默認的“團體”，在縣城中，“人情社會”的特征格外明顯，這樣的“團體”間實質上存在一種波爾茲所說的“強制的信任”。也就是說，在緊密團結的團體中，人們一方面會把團體的、默認的規則暫時置于個人的眼前利益之上，另一方面也會將團體的利益和需要置于社會，甚至是政府與法律的規則之上。這種性質決定了《云落》中的“團體”實質上是強力的，其產生的負面效應正在于它并不穩固，很容易走向失序與打散重組的反面。此外，人與人之間這樣的連接在某種程度上雖然可以形成“監督”，但更多的是產生暴力性的壓抑與束縛，反而更易滋生隱秘的欲望。文本中寫到在和常云澤偷情時，萬櫻隱隱覺得每個窗戶后面都有一雙眼睛，眼睛下面的嘴巴又直通婆婆的耳朵，恰如蔣明芳的眼中的陽光，流言般“被風吹得四處流淌”，并且“用不多久，整個云落縣的人便會知曉這樁桃色丑聞”（第142頁）①，縣城獨特的“秩序”對人的影響可見一斑。

其次是權力。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在云落中有一個隱藏的權力核心，就是萬永勝，書里面有兩次近乎重復的描寫，寫到萬永勝騎著“鳳凰牌二八自行車”在路上，其他“開著寶馬奔馳路虎”的人打開車窗，“親親熱熱喊上聲‘萬爺’”，如果萬永勝給他們一根價格低廉的“阿詩瑪”煙，對他們來說就是莫大的榮耀（第47頁）。能看出這里面其實就存在一種權力結構，這種權力與金錢相關，但又并非僅由金錢構成，其中還涉及到城鎮之中的政治關系、生意關系。萬永勝的人際關系網是四通八達，以至“覆蓋”整座城市的，他涉足縣城房地產、水泥廠、煤炭公司、醫院等領域（第49頁），并且與縣里的領導集團關聯密切?？梢哉f，以萬為代表的人物正是靠在“縣城”這個空間內同時擁有金錢和政治關系而頗有名望，他們大多人至中年。高祎博在其博士論文《70后作家小城鎮敘事》中提到，這些人“已多半在事實上成為縣域政治經濟文化各生態系統內的‘話事人’，是權力的毛細血管，亦是各種潛規則與隱秘秩序的制定者，諳熟不同的話語體系”。這一類人在民間說法中被稱為“地頭蛇”，是縣城這一空間結構下的“特色”。張楚在另一部短篇小說《七根孔雀羽毛》中也寫到了“縣城的人可能不知道縣委書記是誰，但是沒有人不知道丁盛”這一類的“萬永勝式”人物，可見有著近四十年縣城經歷的他諳熟這類人物在當地的位置，他們有著平行或高于政治權力的號召力，又在某種意義上“非法”操控著縣城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身體暴力?！对坡洹分写蚣?、斗毆、互相報復的情況似乎很常見，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常云澤由于參與所謂“混混”之間的爭斗在新婚頭一天被當街故意傷害致死，而殺死他的人最后的結局也是被人用“私刑”的方式處死，可以說是典型的以暴制暴。從“美團外賣”“王者榮耀”等時代性的提示詞可以推斷，這本書設定的背景大概在2012年前后，彼時這樣無序、頻繁的暴力事件仍是較為常見并值得關注的，因為它是潛伏在文明社會下的“野蠻”。這種野蠻產生的原因或許無形中與前兩者相連，也就是說，權力的、身份的集體性的暴力落到每個人身上，以一種肉身性的方式轉化為個人暴力的擴張。而常云澤正是處于幾種暴力漩渦中心的人物，他近距離甚至切身地參與了偷情、茍合、商業競爭、街頭斗毆等行動，所以從表面上看，常云澤死亡的原因是他自小頑劣、暴躁的性格，實際上，這種死亡是縣城文化生態下發展的必然，寓意著權力、經濟、人際關系的失序在個人身上的集中。

張楚書寫的暴力不同于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直達人存在困境的荒誕性暴力，也不同于陳應松《馬嘶嶺血案》里底層由于“不平等”而爆發出的直接赤裸的暴力，《云落》中的暴力是豐富的、多層次的，但同時又集中地存在于縣城這一社會空間中。倘若引入社會學的視角對張楚筆下的縣城展開分析，更能夠透視文本中的人物以及人物背后的行為邏輯，理解“暴力”產生的動因。

費孝通對于小城鎮有這樣的定義：“新式的正從農村的社區變為多種家產并存的向著現代化城市社區轉變中的過渡性社區，它基本上已離開了農村社區的性質，但還沒有完成城市化的過程?！保ㄒ姟缎行兄匦行小罚┛梢?，縣城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它的過渡性。首先從地理位置上看，縣城往往處于城市和鄉村的接合處，處于幾種不同“層級”、各有中心的地域的交界，這樣的位置決定了其秩序的不穩定性——既非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又不完全歸屬于現代都市依賴的“法治秩序”，而“交界”本身就意味著混亂、不明和變動，一般來說越是處于交界的地帶，越易產生超越常理的事。就形成過程來看，縣城產生于“通過工業部門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要，以工業為主的生產模式成為（尤其是早期）城鎮的中心。由此，在傳統農村中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的關系逐漸向以業緣和親緣為核心的人際關系轉變，在《云落》中，幾乎所有人都可以通過親屬、同學、同事三者之一產生聯系，縣城處于熟人社會（農村）與陌生人社會（城市）的中間地帶，隨之而來的是人與人之間處于密切的親緣和疏離的契約之間，這樣“混合性”的關系帶來了規范的模糊化，當傳統道德約束開始失效，新的規范還未完全建立，“半熟人社會”間存在的一部分緊密的交往就會帶來“秩序的暴力”，反言之，暴力正是產生于混亂中。

就權力結構而言，縣城通常是一個縣域內政治經濟的中心，經濟產業往往和政治權力密不可分，如項飚在《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所說：“非經濟關系為經濟運作提供了很大便利，特別是形成了對經濟關系潛在的監督場景?！笔治湛h城經濟大權的人物往往與體制內的政治群體有著利益緊密的合作關系，而縣城的資源分配便在無形中形成利益集團，《云落》中萬永勝與歐陽書記之間的關系正是處于“利益集團”核心層人物的寫照。由此，以萬永勝為代表的權力支配者成為縣城中利益分配的中心，決定著全部“有產者”和部分底層的命運。這一類人近似于梁曉聲對“黑社會”的描述，雖然并非見諸于直接的血腥暴力，但是作為“文明的黑社會”，其“商業經營也仍帶有顯然的權錢交易的特征”。在這樣明顯與社會期望相悖的“反面”權力模式下，“黑社會”“地頭蛇”式的人物會由于各種偶發的或是必然性的原因發生位置的坍塌，萬永勝商業帝國的崩潰看似是出于一個極其荒謬的原因——一名叫蘇福進的副科長貪杯，忘了將貸款本息收回而使萬永勝資金鏈斷裂（第230頁），實質卻是其反常規運作模式失敗的必然，是權力高度集中以至成為暴力性的統治力量帶來的走向反面的必然。

此外，雖然《云落》中人口的流動并不算頻繁，文本的最后以萬櫻為核心的人物兜兜轉轉之后似乎都生活在“原地”（只有蔣明芳前往日本），但卻也存在身份認同這一問題?？h城中生活的人如果追根溯源，無外乎來源于農村或是城市，它既是農村人口進城的“第一站”，又是城市精英階層返鄉時的“落腳點”，而那些以所謂“縣二代”之名自小生長在這里的人又可以根據后來去留的選擇分為“在地者”與“異鄉人”，對于從鄉村或城市來到這里的人來講，他們的出現無疑帶來了觀念的分野與沖突，而對始終生活在這里的人來說，他們也并非“全然了解”腳下的土地，因為他們處于與縣城同樣的“中間狀態”，與鄉村人相比，他們對城市的向往并非完全出于對“現代化”的向往，而是出于對“更現代化”的想象，而與都市人相比，他們大多也不是生活在“田園式”的凈土，所以只能稱其為處于中間的人。文本中一個有意思的設計在于天青與云澤的身份謎團，被公認的云澤實際是來自橋洞下的無身份者，而堅定自己縣城身份的天青在即將確認答案的最后卻通過萬櫻之口發現原本屬于自己的身份實際也是“未知”——外來者誠然明確是外來者，“本地人”是否真的屬于本地卻十分可疑，在這幾重反轉的身份確認中包含著縣城人對自身所處位置的疑惑。

誠然，對暴力的書寫與展示背后正是重建秩序的渴望。如張楚所說：“在鄉鎮城市化進程中，痛苦、探索和希望并存?！保ㄒ姀埑稙槭裁词强h城，為什么是萬櫻——關于〈云落〉的若干閑話》）縣城在建立與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經歷著內孕和外生性的陣痛、改變，作為一個有著長期縣城生活經驗的作家，面對“縣城將走向何處”的疑問，他的答案或許就在長篇《云落》、中篇《剎那記》及短篇《櫻桃記》共同刻畫的女性角色“萬櫻”身上。根據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格巴的觀點，萬櫻的性格中兼具“地母性”與“妖女性”兩種看似相反的特質，這也正是這一人物的豐富矛盾之處。一方面，她與傳統鄉村社會期望和規訓的女性形象一樣具有善良、隱忍、包容等特征，像水一般將云落中的各類人物匯聚在一起，她無怨言地照顧還未來得及離婚便成為植物人的丈夫，以近乎母性的情感接納羅小軍和常云澤，又用巧妙的方式調和萊素蕓與蔣明芳間的敵意，她面對苦難時呈現出的令人訝異的平和態度正是黑暗慈厚地母接納一切的核心精神。另一方面，萬櫻與常云澤從年齡、身份、場景多種情況疊加下進行的反倫常偷情，正與妖女“反叛性的反理性，反傳統的情感沖動”的特點相契合，萬櫻在無意識的丈夫面前接納“小一輩”的青年常云澤，這一行為無疑是對傳統價值體系的反叛，是對“地母式”女性貞潔規范的解構，從而使得萬櫻這一形象存在讓人困惑的矛盾感。事實上，如果將萬櫻作為縣城“肉身化”的縮影，就可以輕易理解她身上傳統與反傳統的分裂感。就發展面向而言，具有現代化景象的縣城正在逐漸增加，縣城的經濟運作方式、生活方式、空間設計越來越向現代都市靠攏，但就個人生存狀況來看，縣城中的人仍帶有傳統鄉土社會的“記憶”，并在“類熟人社會”中固守著曾經的價值體系與思維方式。從萬櫻身上，可以看到張楚面對縣城發展現實的抉擇——在接受現代進程的同時，堅信人性本真與道德倫理的彌合作用，呼喚理想的、純粹的生命力，并從中尋找可能存在的“融合點”?！对坡洹返慕Y尾，萬櫻留下了既非丈夫也非“真正常云澤”的孩子，這個孩子成為縣城與未知的結合，成為舊的、混亂的秩序暫時平息，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時的誕生者，由此以身體的方式進行著與暴力路徑相對峙的“反映照”，寓意著新的，但同時也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重建的可能。

“云落”這一縣城凝聚著中國多數縣城在地理位置、政治政策、功能意義等因素下形成的復雜和獨特性，而暴力成為理解和進入縣城的路徑，被賦予一定空間內的獨特意義?？梢哉f，以張楚為代表的70后作家筆下的縣城包含著他們自身真真切切的成長經驗，他所感受到的“悲涼中的暖”，正是以悲憫的姿態達到與其所敘述人物的平等的共鳴。這也啟示著我們，唯有真正“走進”縣城，走近縣城中“活著的人”，盡可能理解他們歡樂與痛苦背后的真實動因，才能更清晰地看見縣城的面目。

注釋：

①張楚：《云落》，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所引皆據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