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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地方，是描述同一地理空間的不同視角。城市與鄉村相對應，體現基于不同生產方式形成的生活邏輯、人際關系與價值取向；地方則與整體相關聯，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呈現的“地方性”，突出的是這一地理空間的獨特性。從根本上說，城市或地方，都是在具體參照系中對某一地理空間特征的指認：對城市的考察需置于圍繞生產與消費的網絡中，對地方的描述則明顯帶有地理邊界的限定。由于關注點不同，兩者雖能相互疊加卻難以彼此化約，相關研究也往往獨立展開。然而，《說揚州：明清商業之都的沉浮》（以下簡稱《說揚州》）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歷史研究的單一視角，既描述揚州的城市歷史，又聚焦其地理空間的內部肌理，在時間與空間的交匯、城市與地方的疊加中，呈現出揚州城的復雜面向。

對城市而言，商品與貨幣奠定了其核心本質，而圍繞商品生產、流通與消費建立的管理機制和契約精神，決定了它的基本品相，并影響著城中人處理人與自然、與他人及與自身的關系方式?？梢哉f，正是商品交易和消費行為讓形形色色的人聚集于城市空間，建立起與鄉土社會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標準，重新定義了人際關系與交往模式。作為一部城市史，《說揚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展開論述的。安東籬將全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作為導言或概述，介紹此項研究的史學基礎，以及揚州城的地理沿革；其余三部分則分別從貿易增長與城市地位確立、市政工程與城市管理、城市擴張與城鄉關系變化，以及社會圈層與日常生活等方面，為這座在明清時期積累了巨額財富的城市畫像。

大運河曾使揚州成為連接中國南北水運的重要稅關口岸。盡管唐朝以后的人口遷移和明清時期南方經濟的快速發展，讓揚州在水運中的位置不再那般重要，但鹽政和漕糧仍是其城市經濟的基礎，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充分條件。在《說揚州》中可見，商人勢力崛起、財富聚集、流寓人口增長、消費與文化休閑興盛等城市化景觀，為揚州帶來了深刻變化。至今，我們仍能從“揚州園林”“揚州八怪”“揚州學派”等概念承載的城市想象中，感受到明清時期這座城市的繁華與喧鬧——這些特點，顯然是基于城市的商品性發展而來的。

從城市研究的角度考察揚州歷史，的確能勾勒出這座城市從繁盛到衰敗的軌跡。然而，一旦深入城市細部，單純的城市視角便很難解釋這一地理空間中出現的矛盾。比如：商人和士紳是揚州具有主導性的社會力量，可商人為何多為徽籍而非本地人？徽州女性與揚州女性的符號意義是如何建構的？當流寓人口與本地人口比例達到20:1時，這座“移民城市”是如何運轉的，地方意識又怎樣形成？顯然，只有在城市研究中融入“地方性”視角，才能對這些問題給出合理闡釋。

“地方性”視角本質上是一種比較或參照的視角。當《說揚州》將揚州與同為水運港口的漢口、鎮江相對照，將流寓人口與本地人的社會生活相對應，揚州城市的復雜性便清晰顯現。揚州依托大運河與食鹽專賣發展起來，是“一個人為結構的獲益者，其存在取決于國家政策”，因此它的盛衰自有其內在邏輯。揚州繁盛時期，長期居于此地的多為徽州人而非本地人?！墩f揚州》第四部分以《徽城，揚城》為名，既突出了徽商在揚州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城市人口中“勞動的文化區分”：客居的徽商建園林、設雅集、結交文人、賑災行善、參與地方管理，成為城市精英；本地人則靠地租或提供服務維生。而當米價暴漲、鹽業凋敝，徽商便返回原籍，僅委派經紀人留揚經營納稅，本地人生活自然難以為繼。至于飲食起居、婚喪祭祀等日常生活，流寓人口與本地人在相互模仿習俗的同時，也多少保留著“原籍”的某些傳統?；杖伺c揚人構成一組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的對立項，在互為鏡像中揭開了城市的褶皺，照見了生活的復雜肌理，也塑造了揚州“一方水土”的獨特性。

李斗的《揚州畫舫錄》是安東籬研究揚州的重要參考文獻。安東籬提到，李斗本可以按地方志體例，分沿革、地理、名勝、藝文、人物等部分撰寫，卻因感知到這座城市的“有機性質”，最終寫成了“一種充滿戲劇性互動的城市社會敘事”。在《說揚州》中，官方文獻里市政民生、治水賑災的記載，與詩詞歌賦中聲色犬馬的“揚州夢”相互融合，疊加出地方志與城市史兩個層面的揚州城?？梢哉f，安東籬也以這種“戲劇性互動”的方式，串聯起不同視角下的各類線索，回應了她在篇首提出的問題：“這座城市如何被想象？”

（作者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