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導論

20世紀40年代是沈從文和汪曾祺師生交往最頻繁、最密切的十年[1]。西南聯大期間，汪曾祺選修了沈從文的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課堂外，汪曾祺向沈從文借還書、陪他逛街，親身感受他的性格、生活習慣、家風等。即使在1946年7月沈從文離開昆明至1948年3月汪曾祺抵達北平與沈從文會合這段時間，兩人也一直通過書信保持聯系。當前研究談及40年代這一對師生關系時，以比較研究和影響研究為主，多集中于沈從文的作品和課堂教學對汪曾祺文學創作的影響、二者文學創作的相似性。但除此之外，汪曾祺如何反思前輩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如何在擺脫“影響的焦慮”后做出獨立思考的選擇，也值得注意。例如，在對國家時局和個人命運關系的認識、在1946—1949年的易代之際的職業選擇上，二者截然相反：沈從文放棄寫作而轉業至文物研究領域，汪曾祺則堅持文學創作至1962年[2]。段美喬曾在《投巖麝退香——論1946—1948年間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一書的“尾聲”部分簡要分析了以沈從文為代表的前輩作家和以汪曾祺為代表的“新生代”作者“在面對外來壓力時的完全不同的選擇”源于二者對文學與人生的關系、寫作與日常生活的關系認識的迥異[3]，但囿于該書論題限制，作者未能結合二者彼時留下的具體文字記錄對該問題展開論述。

如延續已有研究的思路，將沈從文和汪曾祺的職業選擇對象化，平行比較二者擇業的原因，結合二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命運遭際、地位起伏的“后見之明”來分析，則難免落入對二人選擇正確與否、境界高低的價值評判的窠臼。但如將其中一方視為主體，分析沈從文如何看待汪曾祺對寫作的堅守，或汪曾祺如何看待沈從文的“轉業”，則對任一作家研究都大有裨益。例如論述后一話題有助于梳理“作家汪曾祺”生成路徑的更多細節：沈從文是汪曾祺崇敬仰慕的恩師，但后者并沒有效仿前者放棄寫作，如何理解師承關系的多重向度？汪曾祺對沈從文的擱筆決定抱有怎樣復雜的情感？汪曾祺如何反思沈從文的決定，是什么因素導致前者做出和后者不一樣的、堅守本業的選擇？汪曾祺如何看待沈從文后來所選擇的博物館研究員這一職業？為何會有這樣的看法？這一系列解讀如何影響汪曾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49—1962年）的創作？

與20世紀80—90年代汪曾祺對沈從文的系統性解讀[4]不同的是，40年代前者對后者的解讀較為零散，部分并未見諸文學創作。檢閱《汪曾祺全集》中40年代后期提及“沈從文”的篇目，僅有1947年致沈從文的一封書信。1948年《大公報·星期文藝》所刊《今日文學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談會記錄》中，汪曾祺對沈從文的觀點有過一段回應。此外，在90年代楊鼎川與汪曾祺的訪談中，后者承認1947年《綠貓》中的“張先生”形象以沈從文為原型，主人公“栢”對張先生的看法可直接理解為汪曾祺對沈從文的看法[5]。另外，沈從文在40年代后期曾多次為汪曾祺謀職，并最終為他謀得北平歷史博物館館員的差事；汪曾祺的職業體驗，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視作對沈從文熱心幫助的回應。上述材料大多與汪曾祺對沈從文“轉業”問題的解讀有或多或少的關聯，并有助于解答上文提出的若干問題。

一、“難過”和“凄惻”：對擱筆預言的共情

早在1947年，沈從文已對自己的擱筆有所預感，并在該年7月左右致信汪曾祺時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汪曾祺回信說道：“信上說，‘我的筆還可以用二三年’，（雖然底下補了一句，也許又可稍久些，一直可支持十年八年）為甚么這樣說呢？這叫我很難過。我是希望您可以用更長更長的時候的，您有許多事要作，一想到您的《長河》現在那個樣子，心里就凄惻起來?！盵6]“《長河》現在那個樣子”一方面指該小說歷經國民黨書報檢查制度的多次刪削和扣押后才得以于1945年出版單行本，且該單行本只是整部小說的第1卷，直至1947年仍尚未續寫；另一方面指小說發表、出版后應者寥寥，貶大于褒。

沈從文的擱筆預言于汪曾祺而言首先是一大打擊，“難過”和“凄惻”的共情狀態是后者最直接的反應；而在同樣寫于7月的《綠貓》中，汪曾祺則通過塑造“張先生”形象將這一情緒具象化：張先生是一位已堅持寫作二十年、著作等身卻屢遭外界批評和誤解的作家，篤信“大凡作者用心深致處讀者即恰恰容易忽略”[7]的文學觀。

“難過”和“凄惻”的情緒主要體現為汪曾祺對沈從文寫作事業未竟的惋惜和對后者知音寥寥的寂寞處境的切身體驗，而這又建立在40年代后期汪曾祺的藝術風格、創作意圖與沈從文趨近，前者從而重新發現后者創作的“深致”的前提下。在《長河 ·題記》中，沈從文將其創作主題概括為“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青人的血里或夢里，相宜環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盵8]40年代后期的汪曾祺同樣善于挖掘農民、小販、手藝人等底層小生產者身上的職業倫理和美好品性。但當前研究在談及40年代沈從文和汪曾祺創作的相似性時，多將后者視為一個整體，而忽視了十年內后者創作風格從空靈走向平實的嬗變；楊早、凌云嵐則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化，并將1946年作為汪曾祺小說“平實”的主體風格的起點[9]。按理說，汪曾祺于1939—1944年就讀西南聯大期間便耳濡目染沈從文的文學教育，但此時期他受以意識流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派創作手法的影響更為深刻。直至1945年，汪曾祺離開西南聯大前往中國建設中學教書，這成為他介入社會的開端，他也因此得以近距離體察底層平民的困窘與艱辛。1946年，他從昆明來到上海，并接連遭遇失業、師生星散、伴侶及好友分離等一系列沖擊。因此，當其所要書寫的情境由單純的大學校園轉為復雜的社會現實時，其所受文學教育的另一面便由此凸顯并發揮作用。從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聆聽過的沈從文演講《小說作者和讀者》和沈從文“各體文習作”課程的三篇講義來看[10]，沈從文在課堂上反復強調寫作要“貼住‘人’”[11]“貼近人情”“以‘人性’作為準則”，能夠深切理解人的情感反應的共性和差異性，準確刻畫人的特殊與類型[12]。沈從文離開昆明之際，鄭重地對汪曾祺說“千萬不要冷嘲”，對后者為人和為文都是“一個非常有分量的警告”[13]。

40年代前期汪曾祺的小說未曾專注于寫人，但到了后期卻能在部分小說中將敘事筆觸對準一個或幾個小人物，通過描寫他們高度藝術化、身心合一的勞動場景，展現他們誠實、耿直、勤勞的品德，寄托對于優美健康人性的審美理想。從1941年受沈從文指導的《燈下》到1946年修改為《異秉》，汪曾祺從描寫群像到將敘事筆觸對準王二一個小人物，態度由對眾人以他人甘苦作為談資消磨時光的嘲諷轉為對王二的同情和悲憫。雖此時閱歷尚淺的汪曾祺還未能理解沈從文“民族品德重造”的宏大關懷，但他隱約覺得這便是沈從文“要作”的“許多事”，且在上海經歷了機器大工業生產的裹挾后，其筆下對于象征其童年生活和整個鄉土社會的一系列小生產者及其勞動過程的刻畫，寄托了浪漫派的家園想象及對現代文明的反思，多了一層在未來社會保存、搶救手工藝和手工生產方式的意味。因此他深知沈從文還需把筆“用更長更長的時候”，如續寫《長河》，方能培養全國讀者“抽象健康觀念和有傳染性的高尚情感”[14]，使《邊城》《長河》中人物的正直熱情品性于現代再生。

事與愿違的是，在整個40年代，沈從文所創作的包括《長河》在內的一系列寄寓民族與國家重造思想的作品一直未獲理解和重視。1943年，桂林開明書店擬重印沈從文修訂過的作品，原計劃出版包括《長河》在內的30余種作品，但最終僅出版13種，《長河》書稿在運輸途中丟失。對此，巴金在80年代回憶，沈從文曾告訴他“丟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寫社會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幾冊卻都是關于男女事情的?！@樣別人更不了解我了’”[15]。書稿丟失本屬“天災”，但如此驚人的巧合卻又難免讓人懷疑有人為的痕跡[16]。此外，《長河》發表、出版后幾無反響，雖在汪曾祺致信沈從文的后一年即1948年，蕭金發表《長河》的書評，肯定沈從文的創作態度和作品的藝術性，但卻直指作品思想的局限性：“但作者卻沒有告訴我們一條路，如何使農村健全起來，繁榮起來?！盵17]無獨有偶，40年代汪曾祺的影響力僅大致局限于后期京派和西南聯大作家群，其“用心深致處”僅有完成于1948年、但遲至1990年才面世的唐湜《虔誠的納蕤思——談汪曾祺的小說》等極少數評論才能體會。

1947年前后，沈從文所發表的《從現實學習》《一種新希望》等若干政論雜文相繼遭到左翼文學界批判。李健吾和巴金見狀，想勸沈從文“不要寫這樣的雜論，還是寫他的小說”[18]，并由汪曾祺將這一建議寫成書信。需注意的是，彼時汪曾祺對于批判背后復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話語的斗爭尚未能充分理解，但他在上海也直覺感知到文壇熱鬧表象下創作風氣浮躁、派系斗爭等問題，并在1947年致沈從文的書信中借上海木刻界對黃永玉的嫉妒和打壓一事，隱含表達他對自己和沈從文的藝術趣味和文學命運的憂慮：“因為他聰明，這是大家都可見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慚形穢，于是都不給他幫忙，且盡力壓撓其發展……有人批評說這是個不好的方向，太藝術了。（我相信他們真會用“太藝術了”作為一種罪名的。）”[19]在汪曾祺看來，此般排擠不僅有人事上的糾紛，更有上升至對這些作品在藝術性背后“有罪的”“反動的”思想傾向的批判，而這將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一個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生涯，使沈從文在“二三年內”做出擱筆決定。隨后一兩年內更頻繁、殺傷力更大的批判驗證了汪曾祺的預感：1948年3月郭沫若《斥反動文藝》為沈從文定性“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20]；1948年4月，公孫龍子率先發起對黃永玉木刻的批判，并與沈從文小說相聯系，認為二者是在“有目的地灌輸或散播某種思想或毒素”[21]；而汪曾祺作為沈從文的追隨者，其《雞鴨名家》也于1949年被樓適夷直指存在“幻美的迷力”背后“把人引離現實世界”[22]的“惡意”企圖。

二、為何寫作:“事業”與“職業”之辨

相較1947年，到了1948年底，中國革命形勢已發生決定性的變化：繼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取得勝利后，解放軍又于1948年11月29日發起平津戰役，北平隨即處于被包圍狀態。毛澤東在1948年12月30日所寫的新年獻詞里，以樂觀、自豪而堅定的口吻寫道：“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在我們的敵人方面也不懷疑了?！盵23]此時全國人民，尤其是包括沈從文、汪曾祺在內的北平人民都鮮明地意識到，中國即將發生巨變。

面對此般巨變，沈從文卻對現實的政治斗爭感到遲疑和憂慮，并如此表達他對時局的理解和對自己前途命運的分析：“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盵24]再聞沈從文的擱筆預言，汪曾祺再次聯想到自己，并認真回顧了過往的創作及接受情況。他深知自己如想要延續寫作生涯，必須接受易代之際從“思”到“信”的寫作觀念的變化，改變原有的創作題材和寫作方法。因此，沈從文的擱筆預言于他而言又是一種希望。1948年11月，“方向社”舉行的“今日文學的方向”座談會上，汪曾祺更是勇于挑戰“權威”，對沈從文的觀點提出異議：

沈[從文]：駕車者須受警察指導，他能不顧紅綠燈嗎？

馮[至]：紅綠燈是好東西，不顧紅綠燈是不對的。

沈[從文]：如有人要操縱紅綠燈，又如何？

馮[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

沈[從文]：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這個比喻是不恰當的。（因為承認他有操縱紅綠燈的權利[力]即是承認他是合法的，是對的。那自然得看著紅綠燈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諸位前輩能告訴我們自己的經驗[25]。

從上述對話可知，“紅綠燈”即“信”，即新社會的創作對象、創作方法和文學批評標準，而汪曾祺承認“紅綠燈”的存在即合理，作家必須按照其指示來寫作。然而，“但如果并不如此呢？”及向前輩虛心請教的態度，又似乎表明他對不按“紅綠燈”走路、也即文學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對將來是否要遵從“信”的寫作觀念存在猶疑。

座談會結束后，沈從文于1948年最后一天寫下“三十七年除日封筆試紙”[26]，做出擱筆決定，并于次年8月將人事關系轉至北平歷史博物館，正式轉業至文物研究領域。汪曾祺則在1949年3月加入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希望借此為將來的寫作積累生活體驗和創作素材。那么，汪曾祺為何并未效仿沈從文的選擇？首先要追問的是，沈從文已“凝固”的情緒是什么？在40年代雜文中，沈從文將銀行職員和寫作分別定義為“職業”和“事業”，前者的特征是單調而沉悶、安定有保障，工作目的是“為衣食謀”[27]的養家糊口；后者的特征是沉重艱苦、神圣莊嚴，從事者不能有絲毫“功利思想和投機打算”“必需把整個生命放上去”[28]，工作目的是反對保守腐敗勢力、重造國家。在1946—1948年平津文壇“打開一條生路”的建國構想討論中，相較其他參與者，沈從文尤為強調文學革新與思想革新、社會革新的關聯，并進一步闡發寫作這項“事業”的嚴肅性、獨立性。若與1947—1948年沈從文多次撰文紀念“五四”、呼吁“懷疑否認”“天真和勇敢”[29]的“五四”精神回歸相聯系，不難看出其所受“五四”新文學的“志業”理念的深刻影響：根據文學研究會的宣言“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30]，姜濤進一步分析，“‘終身的事業’即是一種‘志業’，它不同一般的職業、工作，而是包含著一種內在召喚，在持續不斷以至‘終身’的承諾中，具有強烈的價值投入感”[31]。20年代的“志業”理念要求寫作者將文學視為不以謀生為目的、超功利的審美行為，并為他們提供身心安頓之感，正是沈從文寫作“事業”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為新文學傳統下成長起來的“最后一個文學青年”[32]，汪曾祺在《綠貓》中將隱含作者“栢”的寫作源泉視為“快樂”，將“栢”的寫作過程稱為“沉酣”[33]，意味著“一種對內在生命的極致狀態的感知，一種對藝術的極致之道的體念”[34]，不難看出其所受沈從文文學觀的影響。在《短篇小說的本質》一文中，汪曾祺提出了對待文學應秉持的“業余”態度。他反對文學沾染上“職業氣”，寫作者一方面不能被場所、權威、批評家等拘束而致無法暢所欲言，另一方面不能有“玩兒票的派頭”，失之嚴肅。汪曾祺試圖通過短篇小說克服文學的職業化，只因理想的短篇小說家不在乎毀譽和銷量，而把寫作看作內在的生活態度，與讀者保持“并排著起坐行走”的姿態[35]。由此可見，與沈從文的“事業”觀相似，汪曾祺的“業余”觀同樣強調寫作的嚴肅性、去功利化，這便使得后者在前述座談會對寫作者可能在“紅綠燈”的指示甚至是操縱下，遭受過多限制心存憂慮。

1946—1949年，汪曾祺居留時間最久的城市是上海。當審美化的文學理想與汪曾祺的都市體驗相遇、碰撞時，便不免產生裂隙甚至變形，“業余”觀顯現其內在危機。沈從文《長河》的故事背景是抗戰初期的湘西，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外來洋布煤油”[36]為代表的所謂“現代文明”充斥其間；但到了40年代后期的上海，其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和城市化進程已不可和前者同日而語。汪曾祺及其筆下人物面臨的首要挑戰是機械文明的進逼。例如，文學創作不再是作家和一二知己之間的事情，作品的完成還需與編輯、排字工的通力合作；在《短篇小說的本質》中，汪曾祺即表達了對將他的作品“拆得東一塊西一塊的”、隨便分欄、加花邊等的排字工人的不信任，而要“為了他的文章命運而爭”[37]。汪曾祺幻想著作家、作品和讀者之間保持直接穩定的關系，但在上海的都市環境中，其作品的最終呈現效果卻每每與其自身意愿相背離。又如《戴車匠》中的戴車匠能將木匠活做到庖丁解牛般的狀態，呈現出人與勞作相交融的境界，但在目睹戴車匠看著兒子和別人比射，“又沒有甚么意義的搖搖頭”后，隱含作者卻有所顧慮：“或者戴車匠是最后的車匠了。那么他的兒子干甚么呢？也許可以到鐵工廠里當一名練習生吧?！盵38]“鐵工廠”與現代社會的機器生產相勾連，是對小生產者的無情驅逐，戴車匠的手藝活即將因再無后人傳承而成為絕學。由此可見，與沈從文呈“凝固”形態的“事業”觀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業余”觀在與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磨合、協商的過程中，并不能得到自始至終的貫徹；相反，“業余”觀內部的矛盾不時顯現。

另一挑戰則是戰爭對普通人生活秩序的全面破壞?？箲饎倮?，大批抗戰期間內遷的青年學子回到收復區城市尋求就學與就業機會，但卻面臨“僧多粥少”的困境。不久后內戰爆發，國內政治局勢日趨動蕩、經濟形勢日趨惡化，青年的失學、失業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當時便有讀者致信《中國青年》控訴青年的出路問題：“畢業即失業，知識青年苦悶彷徨，難道讓他們全去墮落，全去自殺嗎？”[39]另一方面，與20年代進入文壇的沈從文等京派師長不同的是，僅擁有豐沛的文學藝術才華已不能為汪曾祺這一代文學青年提供相應的職業準入和晉升渠道，大學文憑才是求職的必要條件。汪曾祺本應于1943年大學畢業，但因英文和體育不及格需補考而留級至1944屆，后又因該屆學生全部被征調為隨軍譯員，且校方有不服從征調不予畢業的規定，并未應征的汪曾祺未能取得大學畢業證書。在戰時“畢業即失業”的社會環境中，肄業生更是難尋出路。從1944年大學肄業、1946年奔赴上海到1948年抵達北平，汪曾祺先后三次體嘗失業和經濟困頓之苦。在這些煎熬的日子里，由寫作投稿賺取的稿費成為其重要的經濟來源，雖無法完全維持生活，但至少不必再因身無分文而落入忍饑挨餓之窘境[40]；而當汪曾祺接連求職無門及頻繁更換工作時，沒有準入門檻的寫作反而成為他較為穩定的生活狀態。由此可見，于多次失業的汪曾祺而言，其所堅持的寫作，反而與沈從文所定義的以謀生為目的、安定有保障的“職業”概念相吻合。

而40年代后期的沈從文并不以賣文為生，其除了寫作外還擔任大學教授和平津地區若干文學副刊的主編，收入來源多樣。雖內戰時期國民生活普遍拮據，但沈從文一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尚能維持較高的生活質量。在1947—1948年的家書中，沈從文多次和妻子提及食物、煤、爐子等生活必需品的購置問題：“我們有了火鍋，菜易準備。有面粉一大袋，六十多斤。下月又還可買二袋，這問題不用擔心?！盵41]即使是在“照我想物價還要上去，比銀價快”“菜錢只夠一天用了”的艱難時刻，沈從文也能及時通知妻子“帶點款來”，維持正常生活秩序的運轉[42]。因此，此時期基本沒有后顧之憂的沈從文便能心無旁騖地寫作與思索；相較柴米油鹽、物價飛漲等眼前瑣事，他更愿意發揚羅素“‘遠慮’是人類的特點”[43]的觀點，更傾向于與民族、國家的未來密切相連的寫作“事業”觀。

汪曾祺在理論建構和審美趣味上自然更傾向于沈從文的“事業”觀，但在40年代后期的都市體驗中，在工業文明的崛起和戰爭環境下失學失業潮的雙重夾擊下，寫作在汪曾祺眼中得以祛魅，而成為一名失業青年的普通的生活方式。作為“日常生活”的寫作既能為汪曾祺提供生存所需，又能使其獲得“快樂”與“沉酣”。對于沈從文來說，將寫作視為“事業”是其不可動搖的創作信念和底線，此可謂“情緒凝固”。但對汪曾祺來說，相較不愉快的中學教員和博物館館員經歷，寫作更像是一份理想的工作，“紅綠燈”的設置意味著工作要求的改變，如果遵從要求便能繼續工作下去，“人格觀念又尚未凝定成型”[44]的他非常樂意學習新的創作方法和文學批評標準。因此，在對于個人之“思”與群體之“信”的關系、寫作是“事業”還是“職業”的看法上，師生必然產生分歧。

三、博物館辦公:“消耗生命”

當汪曾祺在上海教書不愉快及其初抵北平再度失業時，沈從文曾先后嘗試向南京中央博物院和北平歷史博物館介紹汪曾祺，推薦理由是“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對畫有興趣”[45]。1948年5月，經沈從文與楊振聲介紹，汪曾祺進入北平歷史博物館擔任辦事員，主要工作內容是保管倉庫、為藏品寫說明卡片、充當講解員等。從其任職期間的書信來看，其體驗并不愉快。在1948年10月致某兄的書信中，汪曾祺痛陳其對在博物館辦公的厭倦：“所謂‘辦公’即消耗生命，一天莫名其妙就混過去了。身體被限制在偉大而空洞的建筑之中，也毫無‘內心生活’可言?！X得此身如一只擱在沙灘的廢船似的，轉覺得上海的亂烘烘的生活也自有一種意義，至少看得出人怎么來搶奪生命也?！盵46]“身體被限制”而“無內心生活”“消耗生命”，意味著“身”與“心”的分離，其雙手每日麻木地從事機械性的、重復的工作，雖身為美術愛好者，但從未感受過內心的波瀾與悅樂，從未感受到生存的價值和意義，而另有所向往。在致黃永玉的書信（全文已散佚）及同年11月致黃裳的書信中，汪曾祺都表達了他住在空曠的午門時慌亂不安的內心感受：“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我這里一點是熱的?！盵47]“你知道這個大院子里，晚上怪靜的，真是靜得‘慌’?！盵48]黃裳曾勸他回上海，黃永玉曾邀他到香港鄉下住一段時間，但他都未成行，而只是“以寫作限制自己耳”[49]，聊以自慰。1949年3月，他離開博物館隨軍南下，也是希望借此學習新社會的創作規范，寫出為即將建立的新政權所認可的格調剛勁的作品。

有趣的是，當汪曾祺離開博物館，沈從文也于同年轉業，于1949年8月進入同一博物館的陳列組，與舊日的汪曾祺承擔相同的工作。因此，汪曾祺的上述感想既可看作他對沈從文介紹的新工作的回應，又可視為他對沈從文的新職業的看法。

可與汪曾祺感到“消耗生命”相對照的是，沈從文在轉業前的幾個月曾寫下《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回顧四十余年來美術與自身創作、生活之間的關系，指出其對美術的興趣實際上是以“物”見“人”，是對美術作品背后作者的勤勞、愿望、熱情和素樸的心的熱愛，這些情感都“復輪流浸潤于生命中”[50]。而在此前的1948年10月，延續“打開一條生路”討論中“專家政治”和“美育重造政治”的思路，沈從文相繼發表兩篇討論北平“文物保衛”和“藝術革命”問題的雜文，呼吁專家學人通過編印美術史文化史參考圖錄等瑣碎的工作，整理中國文化美術史，帶頭挖掘工藝美術文物的教學價值、學術研究價值、生產價值和文化普及價值，繼而在全社會培養“愛”以“豐饒民族歷史情感”，進而將這種情感“廣泛浸潤于政治哲學或實際生活”，使民族命運出現新的轉機[51]。由此可見，沈從文將個人的生命體驗和看似“無意義”的基礎工作與“研究考訂”“民族文化整理、普及與傳承”等抽象的概念和活動聯系在一起，試圖提出一種代替武力與黨爭、以美育為中心的政治理想和社會規劃，更傾向于從“過去”推測“未來”，從抽象、宏觀、整體的角度談論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對于沈從文這種其在50年代家書稱為“事功”[52]的取向，汪曾祺并不理解，而更著眼于“當下”，更習慣于遵從個人的意愿和現實感受。他對于寫作的“業余”態度并不完全等同于沈從文的“事業”觀，前者剝離了后者與“經國之大業”[53]相勾連的部分，更強調寫作是出于個人的興趣，純粹地為己。相較抽象概念和不可知的未來，汪曾祺更感興趣的是現實生活具體可感的一個個新鮮的“活動”“事件”：前文已述他在上海曾切身體驗當地的文壇斗爭，雖覺“烏煙瘴氣”[54]和“亂烘烘”，但這種生命的消磨畢竟最后以可視化的效果呈現（批判多為報刊文章形式）；汪曾祺在上海并未直接參與過中共革命，但卻罕見地在1947年《年紅燈（二）》中塑造了一位革命女性形象；至于1949年隨軍南下，汪曾祺并不完全理解背后的政治意義[55]，但新奇的部隊生活以及推進歷史進程的參與感，無疑令其年輕的心躍動不已。

師生間的這種代際差異在西南聯大期間便初露端倪?？梢宰穯柕氖?，沈從文覺得什么事情才“消耗生命”？沈從文在40年代發表了大量批評青年人沉迷于衣、食與打牌而致生命無意義消耗的文字。如在《燭虛》中，沈從文以兩個女大學生用梨骨打鬧卻無意砸到“我”身上和某女大學生將大部分金錢用于吃食且衣著時新二事為例，批評現代教育培養的所謂“新女性”對衣食的過分關注，而這將影響她們用“頭腦”去思索，影響新社會中新人格的建立。沈從文關心的是國家的抽象性問題，而衣、食都屬物質需求，與個體的日常生活相勾連。反觀汪曾祺，具有正面意義的飲食意象在其40年代創作時有出現。如在《老魯》中，大量本不具備食用價值的動植物意象如小米菜、灰藋菜、豆殼蟲等相繼入文，但“我們”卻覺得“味道實在極好”，豆殼蟲“這東西是頗高雅的”“味道略如清水河條米蝦”[56]。這些于從外省內遷至昆明的“我們”而言十分罕見的救荒“食物”不但解決了饑餓問題，還為備受經濟壓力、漂泊感和死亡威脅困擾的“我們”帶來了無限樂趣。因此，對于沈從文《燭虛》對青年學生的批評，汪曾祺大概不會接受，因他更傾向于從能夠調動各種感官的日常生活求索生存的意義。

此外，前述汪曾祺書信提到的“身體被限制在偉大而空洞的建筑之中”一語也值得注意。對于當年的住宿情況，汪曾祺在1987年《午門》回憶，“我住的房間在右掖門一邊，據說是錦衣衛值宿的地方”，而夜晚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會上鎖，“我獨自站在午門下面的廣大的石坪上，萬籟俱靜，滿天繁星”[57]。無論是“博物館”這一室內空間，還是多重門禁之下帶來的寂寞、森嚴感，都指向了與外界缺乏交流的封閉性。而這卻是40年代沈從文的常態，其一方面沉溺于寫作的形式試驗，試圖在小說這一文體塞入過于復雜的思想和情感，但并不成功，反而“因用筆構思過久，已形成一種病態”[58]；一方面沉湎于文物世界，在昆明用三年收集到大小百十件漆器，“幾幾乎把陳列市上能買的全買到了”[59]。沈從文雖也寫作了大量政論雜文，但對內戰的任何一方都不看好，認為政黨之爭只可能使中國走向毀滅。40年代“向內轉”的沈從文仿佛生活在一個非實體的“隔音空間”[60]中。沈從文的學生蕭鳳在1947年《初見沈從文先生》一文便指出，彼時的沈從文只顧沉醉于自我的“小天地”，而和以外的現實脫節，“再也不愿聽外面那些凄厲，辛酸，壓人心頭的聲音”[61]。這些聲音大概指的是國共內戰形勢的變化、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的學潮等。相反，汪曾祺向往的無疑是開放、流動、自由的生活狀態，博物館沉睡的文物于其而言無疑是過時的，外界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牽動著他的心，即便他并不歸屬任何一個黨派；他對內戰最終將帶領這個國家及其人民走向新生保持樂觀態度，而無過多的疑慮和執念。蕭鳳和汪曾祺也有類似的感受，批評沈從文面對外界現實時的“冷淡”態度，認為沈從文應擔當起“一個青年靈魂的建造者”、扶植新生代青年的“導師”的責任，去“撫慰和鼓勵”“這千萬顆跳動的心”[62]，因而他們都對沈從文對于日新月異的政治形勢的遲鈍，甚至有些“落伍”心生了些許不滿。

師生的這一分歧或與沈從文的“中年心態”相關。經歷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后，沈從文等生理年齡已至中年的知識者普遍生發存在主義感傷，懷疑自身建構國家的能力：“個人生命即或業已由悲劇性的半生掙扎，轉入行將退休的暮境，將依舊心無凝滯，湛然虛明，深信進步理想，可望由下一代年輕少壯證實?！盵63]在“向左轉”的時代氛圍中，知識者普遍感到喪失左右局勢的力量，缺乏應對日趨熱烈的革命潮流的能力。因此，他們毫不掩飾“歷史中間物”的退場姿態，而將重造國家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作家新的課題，將必然是在這一個新原則下，對更年青一代，給以種種新的鼓勵，使之各在分定工作上，充滿熱情和信心，來各自克服面前困難?！盵64]從這個角度來看，汪曾祺不滿沈從文為其安排的博物館工作而隨軍南下，恰是對后者對青年作家利用手中之筆建設新中國的期冀的踐行。沈從文在1949年7月致黃永玉的書信中，即以汪曾祺參軍一事，鼓勵黃永玉北上或隨軍下工廠，邁出建設新時代的第一步路[65]。

上述40年代后期汪曾祺對沈從文“轉業”問題的解讀可見前者對后者文學傳統的繼承、反思和超越，而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作家汪曾祺”的生成有著重要影響，并集中體現于其1956—1957年散文和1963年小說集《羊舍的夜晚》的創作。延續沈從文“貼近人情”的平實的美學風格，結合隨軍南下、下放勞動等更廣闊的生活經驗，汪曾祺的對話、敘述和描寫語言與筆下人物更加協調。不同于沈從文的是，由于有意學習新社會的創作規范并取得實績，汪曾祺在京派傳統之外塑造出一系列具備社會主義性質的“新勞動者”形象，這被嚴家炎視為“京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種發展”[66]。在京派抒情傳統的一脈相承之外，汪曾祺還為自身創作注入“通俗”的因素，遂形成“通俗抒情詩人”[67]風格。在其小說中，飲食意象成為筆下人物安置煩憂、聊以自慰的“逋逃藪”，并一直延續至其新時期創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與國計民生關聯甚少的寫作的“業余”態度使汪曾祺在西南聯大期間并未效仿沈從文發表大量政論雜文，其隨軍南下也并非出于政治覺悟的覺醒，這便使其從40年代、“十七年”到新時期的創作都不如沈從文創作般具備一定的思辨性和哲學層面的抽象思考。

結語

將汪曾祺作為主體，探究其對師長沈從文“轉業”問題的解讀，可以打撈其從“文學青年”到“文學家”的生成路徑的更多細節。初聞沈從文的擱筆預言，結合自身向沈從文趨近的創作風格、創作理想及相似的文學接受的窘境，汪曾祺表現出“難過”與“凄惻”的共情心理。于北平解放前再聞沈從文的擱筆預言，汪曾祺一方面認可沈從文對寫作嚴肅性的堅守，另一方面又對后者的選擇做出反思：他結合自身在都市對工業文明的席卷和失業潮的感知，綜合了寫作的“業余”性帶給他的生命的沉酣和作為“職業”帶給他的溫飽所需，把寫作轉變為一種可以靈活變動調整的生活方式。對于博物館辦事員這一沈從文介紹的工作及沈從文后半生樂此不疲的新職業，汪曾祺只覺厭倦，這是因為相較前者對生活生命的抽象感知和相對封閉的工作狀態，汪曾祺更傾向于以開放、自由的姿態，調動各種感官感受鮮活的、“正在進行時”的生活。由上述解讀可見，自40年代后期起，汪曾祺便開始展開對沈從文文學傳統的繼承和超越，并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創作的人物形象、意象、語言等方面有了初步體現。

可以與之對照的是，80年代的汪曾祺再次對沈從文的“轉業”問題進行解讀，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89年《沈從文轉業之謎》。彼時汪曾祺的文壇位置已由40年代末的“邊緣”走向80年代末的“中心”，圍繞“沈從文為何放棄寫作”，其言說姿態有了較大變化；并且，目睹近四十年來沈從文在文物研究領域取得的眾多開拓性成果，汪曾祺對于沈從文“從古”的看法，與40年代后期相比也迥然不同。

注釋：

[1] 雖1948年后二人的常住地都是北京（平），但至少在1980年前，汪曾祺對于接觸、評說沈從文稍有忌憚，沒有40年代那么自如。鄧友梅回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祺雖已出過小說集，是沈從文先生入室弟子，但這沒給他戴上光環，倒還掛點陰影，被認為曾是另一條道上跑的車”。參見鄧友梅：《漫憶汪曾祺》，《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5期。

[2] 1962年，汪曾祺完成小說集《羊舍的夜晚》的撰寫，正式進入以改編戲劇、與人合作“樣板戲”為主的另一寫作和人生階段。

[3] 段美喬：《投巖麝退香——論1946—1948年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48頁。

[4] 參見凌云嵐：《“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沈從文解讀》，《南方文壇》2019年第6期。

[5] 汪曾祺、楊鼎川：《關于汪曾祺40年代創作的對話——汪曾祺訪談錄》，《汪曾祺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31—438頁。

[6] 汪曾祺：《470715/16致沈從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頁。

[7] 汪曾祺：《綠貓》，《文藝春秋》1947年8月15日第5卷第2期。

[8] 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戰線》（重慶）1943年4月21日。

[9] 楊早、凌云嵐：《1946年：汪曾祺小說主體風格的起點——以〈老魯〉為例》，《文藝爭鳴》2020年第12期。

[10] 當前部分研究以“要貼到人物來寫”作為1940年代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寫作指導的論據并不嚴謹。汪曾祺最早提到這句話是在1980年；且據郜元寶考證，這句話有可能是在1960年代初，沈從文對前來拜訪他的汪曾祺和林斤瀾才第一次提出。參見郜元寶：《“要貼著人物寫”——“這是小說學的精髓”》，《南方文壇》2019年第4期。

[11] 沈從文：《由冰心到廢名》，《國文月刊》1940年10月16日第1卷第3期。

[12] 沈從文：《小說作者和讀者》，《戰國策》1940年8月15日第10期。

[13] 汪曾祺：《與友人談沈從文——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頁。

[14] 沈從文：《編者言》，《益世報·文學周刊》1946年10月20日。

[15] 巴金：《懷念從文》，《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頁。

[16] 李端生：《報刊情緣—沈從文投稿與編輯活動探跡》，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頁。

[17] 蕭金：《長河沈從文著》，《蘭州和平日報周刊》1948年7月28日第4期。

[18] 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真善美》1989年1、2期合刊號。

[19] 汪曾祺：《470715/16致沈從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頁。

[20] 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1948年3月1日第1期。

[21] 公孫龍子：《談黃永玉的木刻傾向》，《同代人文藝叢刊》1948年4月20日第1卷第1期。

[22] 適夷：《一九四八年小說創作鳥瞰》，《小說》（香港）1949年2月1日第2卷第2期。

[23] 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新華社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頁。

[24] 沈從文：《致吉六——給一個寫文章的青年》，《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9年版，第519頁。

[25] 《今日文學的方——“方向社”第一次座談會紀錄》，《大公報·星期文藝》1948年11月14日。

[26] 沈從文：《題〈出師頌〉條幅》，《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頁。

[27] 沈從文：《找出路—新燭虛二》，《民族文學》1943年7月7日第1卷第1期。

[28] 沈從文：《事業和職業》，《大公報》（香港）1942年7月7日。

[29] 沈從文：《紀念五四》，《益世報·文學周刊》1948年5月4日。

[30] 《文學研究會宣言》，《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12月17日。

[31] 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5頁。

[32] 張千可：《“舊上?！迸c“新時期”——在“小生產者”視角下重讀汪曾祺》，《文藝爭鳴》2017年第12期。

[33] 汪曾祺：《綠貓》，《文藝春秋》1947年8月15日第5卷第2期。

[34] 裴春芳：《雅致的恣肆與生命的沉酣——汪曾祺早期佚文校讀札記》，《上海文學》2014年第8期。

[35] 汪曾祺：《短篇小說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益世報·文學周刊》1947年5月31日。

[36] 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戰線》（重慶）1943年4月21日。

[37] 汪曾祺：《短篇小說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益世報·文學周刊》1947年5月31日

[38] 汪曾祺：《戴車匠》，《文學雜志》1947年10月第2卷第5期。

[39] 江厚桂：《智識青年往何處去》，《中國青年》（重慶）1947年7月25日第5期。

[40] 1944年5月7日，汪曾祺因身無分文，已經十二個小時沒有吃飯。參見楊早、徐強、李建新：《汪曾祺1000事》，河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95頁。

[41] 沈從文：《致張兆和》（19470123），《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頁。

[42] 沈從文：《致張兆和》（19480729），《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頁。

[43] 上官碧（沈從文）：《燭虛》，《戰國策》1940年7月25日第8期。

[44] 沈從文：《致吉六——給一個寫文章的青年》（19481207），《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頁。

[45] 沈從文：《復李霖燦、李晨嵐》（194702月初），《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頁。

[46] 汪曾祺：《481018致某兄》，《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1頁。

[47] 汪曾祺：《午門》，《大公報》（香港）1987年5月12日。

[48] 汪曾祺：《481130/1201致黃裳》，《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頁。

[49] 汪曾祺：《481130/1201致黃裳》，《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頁。

[50] 沈從文：《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頁。

[51] 沈從文：《關于北平特種手工藝展覽會一點意見》，《大公報》（天津）1948年10月9日。

[52] “人人都說愛國家人民，但是如何愛，以及如何去證，實在大有不同。從歷史看，管仲、晏嬰、張良、蕭何、衛青、霍去病對國家當時為有功，屈原、賈誼……則為有情?！眳⒁娚驈奈模骸吨聫堈缀汀罚?9520129），《沈從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頁。

[53] 曹丕：《典論·論文》，《曹丕全集：匯校匯注匯評》，崇文書局2021年版，第230頁。

[54] 汪曾祺：《470715/16致沈從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頁。

[55] 汪曾祺的子女回憶，“爸爸參加南下工作團，并不是思想覺悟有多高，想要為解放全中國出一份力。他的‘動機’可以說相當‘不純’：一是改變小職員的生活，二是走南闖北，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當一個作家?！眳⒁娡衾?、汪明、汪朝：《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頁。

[56] 汪曾祺：《老魯》，《文藝復興》1947年4月1日第3卷第2期。

[57] 汪曾祺：《午門》，《大公報》（香港）1987年5月12日。

[58] 沈從文：《四月六日》，《沈從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

[59] 沈從文：《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

[60] 袁一丹將“隔音空間”定義為戲院、電影院、茶館、公園這類市民娛樂場所，這些生活空間在戰爭期間能起到一定的隔音功能，可以降低炮火聲的侵擾，給普通人提供暫時的心理庇護。參見袁一丹：《戲繼續演：淪陷北平的“隔音空間”》，《文藝研究》2024年第3期。

[61] 蕭鳳：《初見沈從文先生》，《平明日報》1947年3月19日。

[62] 蕭鳳：《初見沈從文先生》，《平明日報》1947年3月19日。

[63] 沈從文：《一種新希望》，《益世報》（上海）1947年10月21日。

[64] 沈從文：《致吉六——給一個寫文章的青年》（19481207），《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頁。

[65] 沈從文：《我們這里的人只想做事》，《大公報》（香港）1949年8月11日。

[66] “無論是《羊舍一夕》中的四個孩子，或者是《大淖記事》中的巧云與十一子之間堅貞的愛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沐浴著新的思想陽光的新的形象。這也許可以看作京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種發展?！眳⒁妵兰已祝骸吨袊F代小說流派史（修訂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頁。

[67] 汪曾祺：《門前流水尚能西》，《天津文學》198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