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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早年以先鋒小說家的姿態而聞名，在極具革命性的敘事形式實驗中不斷表達歷史與記憶、自我與時間等經典母題，與馬原、洪峰、扎西達娃、蘇童、余華、孫甘露等人一起，共同推動了1980年代“先鋒文學”的崛起。但是，格非進入新世紀之后奉獻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和《春盡江南》，卻風格陡變，由先鋒而寫實，由虛幻而真實，以優雅而詩意的文字，通過一個家族幾代人的命運故事，書寫了百年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以及知識分子烏托邦理想的追求與幻滅。到了《望春風》，格非更是深入中國社會的鄉村民間，描摹江南鄉村的歷史巨變，深情回望逝去的故鄉，探尋故鄉大地上個體生命的價值與意義。2024年格非的長篇新作《登春臺》，可以視作這種現實與歷史取向的延續。小說講述的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在改革浪潮中應運而生，其中的參與者各有來路，命運迥異。小說聚焦其中四位人物，敘寫他們的身世起落，從而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側影。這家科技公司主營網絡物聯，網絡物聯的功能本來應該是聯通世界，打通壁障，但格非似乎有意制造反諷，采取《史記》式的列傳敘事，以個人為中心，不斷強化人我的隔絕和自我的孤立。世事變動，時代奔涌，都隱然牽動著個體的情緒，影響著命運的走向?！兜谴号_》中四位主人公的命運遭際和悲苦歡欣當然是一個時代的表征，也不妨視為一個時代的“存在詩學”。

我們往往愿意將個人命運的遭際置于宏大的時間節點中來打量，時代巨變之下，自然免不了倫理秩序的變動、情感結構的位移和個人命運的轉折。1990年代，市場經濟迅猛發展，全民經商蔚為大觀，社會風貌為之丕變，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復雜的時代，同時也是可以大肆書寫的時代。作為過來人和親歷者，格非不愿因襲舊章，只是書寫時代轉折的宏大敘事，相反，經過30年的時間淬煉，他有心想為一個時代轉折中的個體代言發聲。無論是沈辛夷、陳克明，還是竇寶慶、周振遐，在時代裹挾塵埃落定之后，回首過往所泄露出來的種種不為人知的苦楚和隱憂才是格非最有興趣表達的內容。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但仍脫不了青春和童年的羈絆，資本積累的背后是無數次的掙扎和拼搏，無論是什么人，最終都不得不回歸根本的生死問題。生死大限之間處處有故事，但歸根到底，這些人物的故事哪能與生死相提并論。人生的根本問題只能是生死，所以小說開篇的第一句便是：“每個人降生的那一瞬間，都是極其相似的，但離場的方式各有不同?！盵1]

《登春臺》寫改革，寫個人成長，也寫風光背后潛伏的幽暗和惘惘的威脅。有人蒔弄花草，拿起放下；有人意亂情迷，束手就擒；有人赴湯蹈火，甘之如飴。眾生百態，熙熙攘攘。格非由四個人物出發，輻射出一個時代的喧囂和躁動，回望他們所來的路徑，也叩問其人未來的走向。繁華落盡之后，是最樸素的生死，也是最玄妙的哲學。

書名“登春臺”自有出典，語出《老子》：“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蓖ㄐ械慕忉屖钦f此句寫和樂之象，描寫如織的游人如何登上高臺飽覽春色。如此說來，“登春臺”似乎暗示作者有意勾勒改革盛況，敘寫一個時代的風華。不過，“如春登臺”還有后半句：“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傫傫兮，若無所歸?！痹诒娙粟呏酊F登高賞春的時候，“我”居然懵懵懂懂地生出了落落寡合、無所歸附的感受。在浩蕩的春風里，“我”卻有著個人的意難平和情難訴。眾人與“我”的對立，雖不必解釋成屈原式的道德自詡，但在“昭昭”“察察”“昏昏”“悶悶”之間，老子相信這些不成形、不入流的感受，是近乎道，“貴食母”的表現。由此可見，“登春臺”應該是“我”的故事，而非時代的史詩。

近20年前，王德威傾注心力梳理中國現代文學的抒情傳統，以此對話“五四”以來的啟蒙與救亡話語，呼應沈從文1952年提出的“事功”與“有情”[2]的人間分野。大時代的波濤翻涌營造出史詩般雄渾的敘事基調，建功立業、改天換地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但革命的志士或史詩時代中的個體，是否也有一言難盡的愛恨意緒？王德威以為，“抒情”正是史詩時代情感的微妙出口，“抒情”不是個人的小情小感，而是在小我和大我之間建立起橋梁和可能，是“感情”和“事情”的遇合[3]。如此看來，面對“如春登臺”式的歷史時刻，“我”講出“我”個人的故事和感受，也是一種“抒情”的方式。

應該說，王德威的“抒情傳統”其實預設了一種“不兼容”的情感模式。每個人的情感世界幽微復雜，總有難以歸類的部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得以見證時代與個體以及人我之間的拉鋸，理解人間情緒的復雜多樣。更進一步，這些復雜幽微的情感之所以難以融入主流，接軌時代，很有可能與情感主體的創傷記憶有關。情感主體被時代傷害或排擠，以至于生出格格不入的感覺。那種進不去怕落伍，進去了又怕受傷的“圍城”感受，正是抒情發生的動力所在。那些完全沉入或者超離時代的人，也許不會有身心上的撕裂?；乜础兜谴号_》里的四位主角，沈辛夷少年時被侵害，陳克明經商時遇背叛，竇寶慶目睹至親的受辱自盡，周振遐一生被周遭的喧嘩所擾而不得清凈，每個人都有自己難以撫平的創傷，自然而然地成為抒情書寫的對象。相比起那些描摹改革陣痛的作品，格非筆下的這些人物并不為改革本身的艱難困苦所傷，而是在此過程中相伴而生的不確定性帶來了重重危機或生機。

《登春臺》以“春”字入題，其實完全沒有寫時代的春光明媚，而是敘說一路走來的艱辛困苦，背后似乎也有玉汝于成的寓意。當然，以如此積極正向的世俗教訓看待《登春臺》，未免小瞧了格非的用心。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重心雖然指向過程的艱巨性，但也暗含了事業的完成或價值的實現等內容?！兜谴号_》所揭示的四則故事，是否傳遞了一種成功感，其實一目了然。尤其是竇寶慶身負命案，情到濃時向鄭元春吐露心跡。他本有心懺悔，但無奈鄭元春理性勝于情感，最終讓他鋃鐺入獄。法理昭彰的時刻，不是他的玉成，玉成往往暗含了脫胎換骨的寄托，對他而言，這是玉碎。這些人物的過去固然成就了今天，但是，過去最終是要被升華超越的，所以過去原本不應該成為敘述的重心?？墒?，《登春臺》所展示的恰恰是過去的如影隨形。沈辛夷的人生漸入佳境，但她母親卻不斷帶來麻煩，這個在時代變革中摸爬滾打的女性，一生經歷無數失敗，但是越挫越勇，矢志不改。她甚至利用女兒的傷痛牟利發財，對金錢的癡迷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格非的品彈于此可見，父親的愛孱弱短暫，一擊即碎，而母親的欲望則入木三分，百折不撓。這些所謂的成功者背后始終有著種種無從擺脫的過去，登高所見，未必是當下花團錦簇的春光，可能更多的是過去肅殺冷冽的寒冬。

對于熟悉全球化理論的讀者，或許容易想到“帶著歷史記憶進入全球”的提法[4]。全球化許諾了一個光明的未來，人人都可以參與世界進程的運轉，從而創造出一個標準統一、人人平等的新世界。顯然，這樣的許諾其實遮蔽了全球參與的背后權力強弱和資源不均的問題。全球一體化的標準是西方的標準，這個標準抹平了地方差異與文化鴻溝。如果我們要想保持獨立的自我，那么牢記歷史（過去）與捍衛記憶是最關鍵的一環?！兜谴号_》是否承接這樣的教義與思考，我們不得而知。但小說的故事明確提醒讀者，改革的故事與全球化一樣，歷史記憶（過去）須臾不可忘卻?！拔摇睆膩聿皇菓{空而來，借助那些光彩或不光彩的記憶，我們得以演繹個人的故事，塑造鮮活的“我”。特別是在卷入全球一體化的浪潮，成為世界人之際，回首來時路，將有助于我們辨明身份，看清未來。

講述過去的故事是一方面，怎么講述過去的故事則是另一方面。講述本身并非清晰明了、自然而然的行為，總是牽涉誰在怎樣的語境里、用何種語言、取哪種立場等復雜的話語政治?！兜谴号_》里的人物都是半路出家，尤其是對于講求高精尖的IT行業來說，他們的出身或者掌握的本領似乎很難在此行業風生水起，但格非偏偏寫這些門外漢的“華麗轉身”。他是有意寫改革的魚龍混雜，還是這些雜牌軍不得不然的時代轉變？無論如何，格非都不建議用行業精英的職場邏輯來理解歷史的展開。格非小說的處理提醒讀者歷史所具有的復雜性遠遠超過想象，某種層面上，甚至接近于無序和混亂。正因為這樣的無序和混亂，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一個被動卷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塑造同質單一世界的進程。相反，它為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這些人提供了華麗轉身的可能，借著打破職業的疆界、階層的固化，從而贏取一次脫胎換骨的機會。就此而言，格非的改革敘事，當然與那些要將中國故事并軌到西方敘事的“全球化”敘事格格不入，更揭示了來路艱辛的中國改革的復雜性，也許改革的意義并非只是實現行業內部的迭代升級，而是整個社會的再結構化。這些人物的創傷記憶與幽微情感也是在社會的再結構化過程中不斷顯現與抒發的?；蛟S這就是《登春臺》的“獨泊”，格非所見的“未兆”！

《登春臺》里的人物來路不同，但目標一致地都想尋求歸宿安穩度日。大家摸爬滾打，表面看來是為金錢牽引，但落到實處只為心安，希望能有一個溫暖的家。無奈天不遂人愿，沈辛夷的母親一心想發家致富，病入膏肓之際仍視女兒為無物；陳克明功成名就，居然遙念糟糠之妻，回味吃苦歲月；竇寶慶將心事和盤托出，本以為會得來包容與慰藉，結果卻鋃鐺入獄；周振遐急流勇退，養花養草，都是因為家庭的分崩，兒子的叛逆。大浪潮里大家苦心經營，希望家庭富足生活美滿，可往往事與愿違，貌似成功的時候，那個最初的理想反而分崩離析，一片狼藉。由此，我們想到西方社會有關“荒原”的文化論述。在論者看來，“荒原”（wasteland）和“荒野”（wilderness）雖一字之差，但內涵已千差萬別?！盎囊爸傅氖俏撮_發的自然，荒原指的是被荒廢或被污染的自然?！被脑惑w兩面，“既是文明的對立面，又是文明的產物”?！凹扔脕碇复黄哪@樣的地區，它還沒有經過文明的洗禮；也用來指代一座廢棄化工廠廠址這樣的地區，它已經由于工業開發過度而被消耗殆盡?！盵5]《登春臺》里的“家”，是人人期盼回歸的地方，也是暴力和創傷滋生的溫床。他們從一個家逃到另一個家——一個似家非家的所在。在新的“家庭”里，充滿道德的曖昧性，彼此是家人，還是伴侶，或是上下級，都難以一言以蔽之。家庭的組成方式變得多元，是更在意感情的重要性，還是依靠金錢的牽引，誰也說不清楚。周振遐的伴侶姚岑，不是其他人，正是他舊友蔣承澤的情人。周振遐的兒子另有其人，但對陳克明另眼相看，視如己出。如此復雜錯亂的關系，見證了“家”如同“荒原”一般的二重性。

在比喻的意義上，不妨把市場經濟對倫理關系的破壞和重組，也視作荒原生成的過程?；脑某霈F往往是因為技術的介入而發生，廢棄的工廠、污染的土地，無不關乎人們對技術的推崇以及對自然規則的無視，荒原是人與自然關系破裂的直接表現?，F代經濟生活則變相破壞了既定的人與社會的關系，其中家庭的解體最為直觀。神州聯合科技公司所代表的技術力量，以及旗下老板、員工支離破碎的生活，恰恰可視為“城市荒原”的縮影。維多利亞·迪·帕爾瑪說：“荒原固有的抽象性使其適用于各種各樣的景觀——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它代表了任何不利于人類生存的地方?！盵6]盡管“荒原”會引發種種不快的聯想，但她分析說：“與荒野概念不同，荒原提供了一種更負責任地理解我們在環境中所處位置的可能性?；脑拍畈]有將‘自然’局限在無人存在的區域，而是將人類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它假定我們的行為只是一系列活動，以及一系列反應和回應，與環繞在我們周圍并與我們互動的巖石、植物、動物和大氣層的活動、反應和回應相互關聯?！盵7]

如此說來，“荒原”可以引導我們正視人際、人物的關系，以及他們如何受到外部的影響而產生或消失。在此意義上，《登春臺》似乎讓讀者看到了這樣的景象：“家園作為一個地方，是開放的、可滲透的，也是社會關系和各種情感交織而成的產物”，它“既不是完全私人化的，也不是完全公共化的，而是兼而有之”[8]。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家園的荒蕪。小說里這些北漂族們，離開故土在都市謀生立足。他們為家奔波，得到的是“似家（homely）的家”和“無家（unhomely）的家”。雖然北京是他們家的所在，可是周振遐的別墅空無一人，似家非家，妻離子散是無家之家。吊詭的是，這空蕩的所在卻讓他安心，讓他躲避喧囂，又儼然是另一意義上的無家之家。有家與無家可以隨時轉換，在家卻有非家的感覺，這正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暗恐”（uncanny）的寓意所在?！霸谀承└兄膶用嫔?，一種怪怖的經驗可能產生于一個人對家園變得陌生起來的時候。人都可能具有這樣的經驗，那就是感覺到自己既安適其位（in place），又不得其所（out of place）?！盵9]

格非耗費大量筆墨寫周振遐癡迷養花，鐘情生命力極強的月季，花團錦簇的花草和門可羅雀的景況形成對照，似有反諷意味。周振遐有心修復“荒原”，賦予家以勃勃生機。小說里寫到，本來是抗病性比較強的大型藤本月季，對水、土、肥都沒有什么特別的要求比較容易養護的海格瑞，竟然萎靡不振，行將枯萎。一番折騰過后，周振遐才搞清楚海格瑞的病源是陰涼潮濕的土壤中，藏著一個巨大的蝸牛巢穴。一株花容不得一只蝸牛，一個家也容不得小小的傷害。家很容易就可以建立起來，但是經營好一個家是一門大學問。那些外來的物，看似無關痛癢，卻能帶來毀滅性的傷害。周振遐有心借蒔花弄草躲避世俗生活，將韭菜、萵筍、蔥蒜、茴香隔絕在外，但反諷的是，有時候荒原的表現形態不是匱乏和缺少，而是滿溢和豐沛，譬如荒草萋萋、蠅蚊不絕。周振遐在月季無聲的開落中，體味到了寂寞和疏離。格非已在他處說明，現代社會高速運轉，便利的通信使得人與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繁復，但是，這種高密度的社會網絡，非但沒有減緩人間的隔閡，反而使得個人的孤絕感更加深厚[10]。至于原因，誠如韓炳哲所說：“人們踏遍千山萬水，卻未總結任何經驗。人們縱覽萬物，卻未形成任何洞見?！盵11]

改革讓城市越來越現代，越來越便捷，也讓個體有機會脫離固有的人地關系，在隨機、流動、先進的狀況里不斷營造與提升家的品格，但與此同時也可能帶來非家、無家的感受。大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在格非這里并未成就一種改革文學，相反卻促成一種新的傷痕書寫——一種物質、技術的過度發展所帶來的廢棄的荒原之感。

《登春臺》所描寫的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和周振遐四個人，相互之間本來并無瓜葛，在時代的變動中卻上演了一出出生活的悲喜劇。他們的性別、年紀、階層、背景各異，卻因為對財富的共同追求而有了緊密的聯系，甚至可以視為某些社會類型的縮影或表征。但是，所謂縮影或表征主要是說明這些人所具有的類的特質與群的特性，不見得是說明類與類、群與群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在荒原的表述中，重要的問題不是土地本身的狀況，而是人與土地的關系。換句話說，小說固然采用人物列傳的方式呈現，但不同的人物風景背后，其實有一條隱秘的絲線牽連，或稱之為時代，或呼之以命運，抑或視為意外或偶然。無論如何，它們都表明宇宙中存在著一股躁動糾纏的力量。

“糾纏”（entanglement）本來是一個物理學的專業術語，而非一般的浮泛用詞，更精準的表述是“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這個術語指向經典物理學之外某種不可思議、無可名狀的情形。兩個或多個粒子在相互作用之后，都帶上了彼此的特質。它們各自的特性被改造或綜合之后成為一種群體特征。更為神奇的是，即便日后它們相距遙遠，彼此之間也沒有任何介質，一個粒子的行為仍能影響另一顆粒子。這種神秘的互緣共生現象，正是所謂的“量子糾纏”。撇開物理學的專業概念，不妨放大這種彼此牽引的關系，把它看成一種對人間情境的隱喻：“各種各樣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系就是這樣千絲萬縷地糾結在一起，你以為理清了很多的關系和秩序，你以為清理了各種各樣的立場、不同的眼光或者是知識的范疇，但事實上也許仍然有許許多多的‘糾纏’不斷在你我所感觸的、所認知的、所理會的狀態之下繼續進行著?！盵12]

在量子糾纏的視域里，所謂“蝴蝶效應”“牽一發而動全身”，不過小巫見大巫，它所代表的無形的幽暗力量已近乎運勢風水等玄學。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無論蘇浙皖交界的山坳，還是北京郊區、甘肅農村，抑或長江北岸的村莊，都隱然進入糾纏的狀態?！兜谴号_》開篇便說：“宇宙中充滿著各種基本粒子，像什么夸克啦，輕子啦，規范玻色子啦，希格斯玻色子啦，還有什么引力子啦，不一而足。它們一刻不停的微弱振動，賦予天地萬物以能量?！盵13]天體轉動、四季交替，我們因此產生秩序恒定的幻覺，這種秩序如此堅固，永恒復歸，甚至“可以認為時間根本不存在”[14]。但是，不可解釋的糾纏，卻時時帶來事件的發生與人間變化。每一個普通個體身后都有那么多不可思議的經歷，彼此經歷交疊相錯而成為萬花筒式的故事。小說中嘴拙的竇寶慶在鄭元春的慫恿下鬼使神差地用第二人稱講出了一個第一人稱的故事。在真假虛實之間，竇寶慶意亂情迷。而所有故事的起點，是馬家河石窟遺址的一樁強奸案。某個雨天，落單的少女，黑色的大傘，20出頭、臉色煞白、身體單薄、穿深黑色舊西裝的青年，一切似曾相識。若干年前，在蘇州木瀆靈巖山風景區，沈辛夷也有過一模一樣的經歷。顯然命運已經在人與人之間發生糾纏，只是時間過去，那個強暴者依舊20出頭。這不是連環案，而是暴力的永恒復歸。時間似乎已經暫停，或者時間根本不存在。

我們熱衷于談論人世無常，可偏偏傷害和苦難總不缺席，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鄭元春用少女的受辱來刺激性欲，而竇寶慶則借此步步走向內心。情與欲的糾纏，苦與樂的交織，是人間最真實的寫照。故事中最神秘的糾纏，當推出身廈門茯西村的姚芩，她是神州聯合科技公司兩位老總的情人。20年前兩位老總曾因臺風緊急避險于廈門，他們遙望對面山坳中的漁村，激辯洛倫茲的名言“世界上那些看似沒有瓜葛的事物，實際上總是存在著這樣那樣的關聯”是否可信。周振遐務實謹慎，認為偶然不過是偶然，路過離開，從此關系杳然，而蔣承澤則浪漫天真，愿意“將一件平常之事極力渲染為神奇命運的微妙暗示”[15]。20年后茯西村的少女現身，他不問緣由直接錄用。命運齒輪的轉動，肇始于這樣細微的姻緣。而讀者知道，正是在這風雨之夜，周振遐的發妻快要臨盆，他們未出生的孩子取名為周南。南地的淳樸，寄寓給了一個北地的嬰孩。日后他惡習難除，賭博嫖娼，完全與名字的美好寓意背道而馳?，F實的殘酷和浪漫的奇想、溫婉可人的少女和劣跡斑斑的少年也有了最不可思議的糾纏。

格非以這樣的糾纏提醒讀者注意，人世間的交纏多數引而不發，但可一旦落到實處，則可能妨害一生，這就是所謂的“提婆達多”——“在你的一生中始終會妨害你的那個人”[16]。沈辛夷父女在寂照寺舊事重提，父親說：“或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提婆達多’吧?！盵17]對于某個人而言，“提婆達多”可以是人生的業障，是創傷，也可以是心結，是內心的幽暗意識。母親之于沈辛夷、妻子之于陳克朋、姐姐之于竇寶慶、鄰居之于周振遐，都是“提婆達多”。但是，指認傷害是一方面，以行動響應傷害又是另一回事。格非的用心當然不止于寫實揭露“提婆達多”，如何面對和化解“提婆達多”才是他更有興趣的方面。有學者指出：“響應苦難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悲傷。悲傷是要我們省思，傷悼，并體認生命的脆弱與軟弱。正因為如此，我們有必要思考非暴力的倫理，同時認知到‘我們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密切牽連’。巴特勒更進一步指出，悲傷所展現的，是我們與他者的關系，我們既為這些關系所役，也未必能夠清楚重述或解釋這些關系，我們是否能夠全然自主或主宰自我因此不無疑慮?！盵18]

由此可見，正是因為我們必須不斷面對和化解“提婆達多”，才有悲傷，才有抒情，也正是因為糾纏，才更需要我們思考作為自我個體如何在與世界、與他者的相處中“全然自主”。借用陳嘉映的話說：“自我認識不是像所謂的科學認識、外在的認識，自我認識不能只是把‘自我’當作一個賓語，當作認識對象，‘自我’還是個副詞，是以‘自我’的方式，在‘自我’的層面上的一種認識。這樣的一種認識并不是把‘自我’限制起來，在‘認識自我’的過程中，你也在認識他人、認識世界?！盵19]套用這樣的思路，我們不妨理解圍繞春臺路67號所發生的故事，是格非用作為副詞的改革重新認識改革，認識改革就是用改革的方式重新認識過去和現在，重新理解自我和他者。實際上，改革本身也是一種巨大的糾纏，原本涇渭分明的規則和禁忌被打破，人與人、人與物有了各種各樣可能或不可能的集合，也才有了《登春臺》中林林總總的故事。

格非五年磨一劍，在《登春臺》中寫情感、寫欲望、寫危機、寫人與人的糾纏。這個春天的故事，從秋天開始一路往回看，有人看盡繁華，有人樂此不疲，有人見證傷痕，但無論如何，格非以高超的敘事技巧處理過去與現在、時代與個體、情感與欲望、在家與非家、時空與糾纏等諸多面向，春臺之上，目力所及，每個人的風景都各各不同，沌沌兮，傫傫兮，不必千篇一律，正如書的封面所示：“人的一生，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時空中的夢的萬花筒?！?/p>

注釋

[1][13][14][15][16][17]格非：《登春臺》，譯林出版社，2024，第1、1、2、286、62、62頁。

[2]沈從文：《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載《沈從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第318-319頁。

[3]參閱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麥田出版，2017。

[4]參閱王斑：《全球化陰影下的歷史與記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5][6][7]維多利亞·迪·帕爾瑪：《荒原：一部文化史》，梅雪芹、劉黛軍、顏蕾譯，譯林出版社，2024，第3、5、310頁。

[8][9]艾莉森·布倫特、蘿賓·道林：《家園》，劉蘇、王立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第32、31-32頁。

[10]格非：《沒有什么時代會真正過去》，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43948。

[11]韓炳哲：《他者的消失》，吳瓊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第4頁。

[12]參閱王德威：《在“遭遇”與“糾纏”中拓展文學空間——王德威在陜西師范大學的演講》，載《大西北文學與文化》第7輯，作家出版社，2023。

[18]李有成：《他者》，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第96頁。

[19]陳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認知》，北京日報出版社，2022，第2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