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有篇文章講：一位權威學者指出，東方人不講邏輯，只講修辭。舉的論據是“‘梅花香自苦寒來’就完全不合邏輯?！?/p>

我對這位學者完全無知，無法確定他是否說過這樣的話。其出何典，該文語焉不詳。

這個論述的漏洞是明顯的，“邏輯”與“修辭”并不構成對應關系：“梅花香自苦寒來”是文學的比喻，并不是邏輯的結果。西方人類似的文學比喻同樣多如牛毛。強調講邏輯是不錯的，但是用“梅花香自苦寒來”證明東方人只講修辭不講邏輯，用一種思維概念來否定一種文學比喻，卻是校偏了準星，達不到論證的目的。

生活中不合邏輯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下鄉”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墻上的口號是“大河無水小河干”，但鄉村真正富裕，是在“萬元戶”大量出現之后。

前面那位權威學者的錯誤，證明權威也會錯。

事實上，邏輯并不萬能。它本身也會陷入悖論的泥潭，東西方并沒有差別。

蘇格拉底說：“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薄爸酪患隆本筒皇恰耙粺o所知”；莊子說“言盡?！保ā洱R物論》），后期墨家反問：如果“言盡?！?，莊子的這個“言”“?！眴?？世人講“有”，老子講“無”，老子之后的莊子講“無無”，根本否定一切觀念。其實“無無”也是觀念，“莊子”就是觀念；禪宗說“不立文字”?！安涣⑽淖帧本褪俏淖?；經典理論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這句話本身是不是“絕對真理”？

所有這些，讓我有點懂了：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要盡最大的可能擺脫各種迷妄。

二

邏輯是一定范疇的必然性，換一個范疇就不成立。

生活中好女人一定是有德行的女人，文藝作品中就未必。托爾斯泰寫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樓拜寫的艾瑪、梅里美寫的卡門、肖洛霍夫寫的阿克西妮婭，還有吉爾吉斯作家艾特瑪托夫寫的讓我印象特別深的查密莉雅……以及中國小說詩歌中的西施、貂蟬、楊貴妃、武則天、潘金蓮……都不是道德楷模，然而是成功的文學形象。

三

邏輯之所以是邏輯就因為它不受情感、意氣、政見之類左右。

宋人筆記《高齋漫錄》中記載了蘇軾和章惇的軼事——

章惇有殺氣，在寺廟住下，怪物不敢出來。與蘇軾游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潭上有橋，蘇軾畏縮，章惇神色不動，平步而過，用索掛著樹，躡之上下，在石壁大書：“章惇、蘇軾來游?！碧K軾說章惇一定能殺人。文中說：“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p>

還有一次，在山寺喝酒。聽報有虎，二人酒狂，勒馬同往觀看。離老虎還有數十步，馬受驚不前。蘇軾趕緊轉頭。章惇獨自鞭馬前去，取銅沙鑼，在石頭上攧響，老虎受驚逃跑。章惇回去笑蘇軾：你不如我。

這兩件事，確能證明章惇膽大。后來就有人根據“點滴毫末，總有端倪可現”的道理，得到章惇心狠的結論。因為心狠，當了宰相，大權在握，整治政敵毫不手軟，殺人不眨眼，把蘇軾一貶再貶，最后貶到海南。

蘇軾被貶，是不是章惇一個人的決定，沒有證據，但他為蘇軾說話卻有明確記載。

“烏臺詩案”，蘇軾被捕下獄，宰相王珪說蘇軾的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里的“龍”是詛咒陛下，“有不臣之意”。章惇挺身為蘇軾辯護：龍并非專指人君，大臣也可以被稱為龍。宋神宗說：對啊，諸葛孔明被稱作“臥龍”，東漢潁川有“荀氏八龍”，難道他們都是人君嗎？蘇軾詠嘆檜樹，與我有什么相關呢？退朝后，章惇質問王珪：想夷滅蘇氏一族嗎？王珪推到別人頭上：這是舒亶說的。章惇譏諷說：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嗎？

章惇也敢直接犯上。宋神宗用兵失利，下令處死一個漕官。宰相蔡確說：自從祖宗以來，從來沒有殺過文官，我們不愿意從陛下開始。神宗想想說：那就將他刺面發配。時任門下侍郎的章惇說：與其這么做，不如殺了他。神宗說：為什么？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鄙褡诤苌鷼猓何揖筒荒茏鲆患煲獾氖聠?？章惇毫不躲閃：這樣的快意，不做也好。

一一○二年九月，在大宋朝廷的端禮門外，豎起了巨大的黨人碑，刻上了司馬光為首、包括蘇軾在內的一百二十個名字。一一○四年，黨人名單擴大到了三百零九人，其中又有了司馬光、蘇軾政見上的對立面章惇的名字，主要罪證是“紹圣而后，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所謂“秕政”，是對王安石新法的蔑稱。

這兩個名單讓我如墜五里霧中。學者說，北宋變法與反變法的政見之爭，被《宋史》描述成了忠奸對立的道德之爭，但政見對立的人都列為了奸臣，怎么解釋呢？

我于歷史是絕對外行，無法臧否《宋史》，但就是從當時官方的史料看，有關章惇的罪行，讓人得到的是直臣印象：獨相七年，“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同時把所有憑借私人關系而任官的，全部解除了官職；執掌朝政，主張收復失地，反對賣國媾和；終生信奉王安石變法，卻反對王安石偶像崇拜，從不把王安石看作“真人、至人、圣人”；死后家貧難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個；除了說他“有才無行”，沒有說他貪污受賄的。

這些如果都是真的，那章惇起碼算是一個不徇私、不賣國、不諂媚、不貪污的人。

至于一個人的心眼，跟他的為人處事更不一定是一碼事。心壞的人一定心狠，心狠的人卻不一定心壞。蘇軾自己就在《留侯論》里寫過“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他老子蘇洵在《心術》里也寫過：“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边@類人的心不可謂不狠，但蘇家父子并沒有說他們心壞，歷史上也沒有聽說他們壞到哪里。

儒家講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老莊講遺世獨立，超然物外；佛家講看破紅塵，凈身出家，心都夠硬夠狠的，但絕對不等于他們個個都不是東西。生活中我們倒是常?？吹叫锊氐兜娜?，軟刀子殺人的人，畏縮怯懦膽小如鼠卻害人不淺的人。

比較起來，我更愿意相信歷來正派文人的話。被明代正統視作異類的李贄說過：“惇性剛狠，膽麄才贍，以眾人攻擊不得伸其氣，輒爾乘時報復，使有圣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邢恕、蔡確比也”。晚明影響極大的王夫之明確為章惇叫屈：說他是個小人，那么功也是罪，是也是非……他的功多，品行正直，仁愛不是一般的大。這洞察是極深刻的：勇敢無畏從來是公認的美德，到了心術不正的人嘴里卻成了狠毒的證明。梁啟超更是具體指出：《宋史·章惇傳》中所講……足可以認定他是奸臣嗎？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給自己的親友一件事來說，他潔身自好的品格已經可以影響世俗了。如果按私德來論，章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間的那些賢人比起來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見來論，我沒有聽說有用政見來判別君子和小人的。攻擊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認作小人，那么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責攻擊新法的人為小人，他們之間能差多少呢？

可悲的是，無論生前死后，章惇在道德上始終處于下風。近代以后，王安石變法得到了較為公正的評價，但變法人物之一的章惇卻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在歷史的迷霧中，徹底模糊了身影。歷來許多人大約為了讓人把自己歸于蘇軾一流人物，人云亦云地把章惇的“心狠”與蘇軾的“曠達”對立，卻不知道被指為受章惇迫害的蘇軾對章惇的評價是：“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p>

膽大一定心狠，心狠一定無情，無情一定兇惡，以至成為奸臣，這是一串典型的非邏輯鏈條。

四

非邏輯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許多年前，巴黎歌劇院劇場坐滿了觀眾，等待一位著名男高音的演出，卻見劇場經理出現在舞臺上。他抱歉宣布，那位名家因故不能到場，請觀眾允許一位本地男高音為大家演唱。臺下一下亂了，有些觀眾起身要求退票，好在大部分觀眾留下了，因為他們已經訂好了聽完歌劇后吃晚餐的餐位。

本地的男高音用心完成了演唱。謝幕時，全場一片沉寂。

忽然觀眾席中一個孩子起來鼓掌，大聲喊：“爸爸，你太棒了！”

全場觀眾紛紛起立，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

一個親情的表達改變了一切。

我相信這個故事，并且由衷感動，但認為“改變了一切”的主要是演唱者的水準，這水準因為演唱者的沒有名氣，矜持的觀眾一時沒有反應過來，而藝術的良知是可以被喚醒的。否則，一個蹩腳的演唱者只要有一個會叫好的兒子就可以成功了。畢竟，親情歸親情，藝術歸藝術。

同理，一部作品——書或影視劇，所以成功并持久，是因為藝術本身的美學價值，而不是因為非藝術甚至非理性的鼓噪和起哄。

當然，這樣的認識，也許有一點迂腐。不記得是哪位有深邃洞察力的大師說過：我想我們正進入另一個無法判斷的時代——人類延續了數千年的知識、理性的傳統，也許就這樣結束了，剩下的只有娛樂和成功。像我這樣的人，一心要維護書本和閱讀的價值，在這個時代只會顯得越來越奇怪——不是錯誤，只是不合時宜，但我仍會不斷嘗試。

五

讀中國畫史，接觸到清初四畫僧。八大山人與石濤有太多的共同點：都是明宗室后裔；都經受過家國之變，有過逃禪而后還俗的曲折；都最終鬻畫為生；都是當時畫壇鼎新革故的人物。

但他們之間的不同更多。

石濤自號“瞎尊者”，選擇了對傷痛的無視，成名后上朝帝王，下交權貴，名滿天下，一生相對順遂。

八大山人囿于一隅，孑然一身跌宕沉浮，一直流落民間，形同乞丐，生不如死，所交多為下層僧侶文士，或有地方官員善待，亦無深交。

石濤拜訪錢謙益，后者不如妓女；八大山人親近的朋友，好幾位死于非命。

石濤感激引薦，兩次躋身帝王召見班列；八大山人被地方武人抓去作畫，他在人家公堂拉屎。

石濤行走天下，“搜盡奇峰打草稿”；八大山人一輩子足不出百里，我手寫我心。

石濤畫造型完整，墨色氤氳，細筆清朗，精致唯美，極力盡奇秀，格調至為高雅。

八大山人畫簡約冷峻，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多是枯枝、殘葉、丑石、孤鳥、怪魚、瓜豆、萊菔、芭蕉、花兜之類，冷漠倔強，觸目驚心，孤傲自守、高標獨立。

石濤畫雍容華麗，刻意尋求面目，讓人嘆為觀止。八大山人畫沒有浮華世態，一切只屬于他的心靈詩境。

同樣特殊的身世、特殊的經歷和特殊的時代背景，同樣的出世與入世，失意與避世，石濤與八大山人，或主動或被動，各自走上似乎完全不可能相交的人生路徑：在八大山人，苦難是沃土；在石濤，優渥是溫床。然而他們的藝術都煥發出奇異的光彩。人格性情及藝術各自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卻同歸于爛漫之境。雙峰并峙，令人仰觀，又二水分流，各領風騷。在清初畫壇革新與保守的對峙中，八大山人和石濤都是革新派的領軍人物。他們天才獨運地突破前人窠臼，使陷于僵局的文人畫煥然鮮活，以其卓越的實踐才能、獨特的藝術風格，開中國畫史一代宗風，把中國書畫藝術推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這似乎不合邏輯，但這恰恰是藝術的邏輯：成功的最重要前提是才華。日子過得好賴，只要能寫能畫，都能出大作、大家。而不具備最重要的前提，只能接受事實。

認識到這一點我特別受益，不至于好高騖遠。

六

其實，在說“東方人不講邏輯”的先生沒有出生的時候，“東方人”就講邏輯了。春秋諸子百家中有“名家”，做的就是邏輯與思辨的學問，按今人的理解，應該是邏輯家。只是因為當時燒了諸子書，他們的著作以及具體的爭辯過程大多沒有留下來。好在還有惠施的“子非魚”“山與澤平”“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薄盎鸩粺帷薄熬夭环健薄鞍坠泛凇薄肮埋x未嘗有母”，以及公孫龍“白馬非馬”一類奇怪命題的碎屑，在中國文化的偏隅一角，閃著智慧的幽微之光。其極強的理性思維和邏輯能力，沒有形成思想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就佚失殆盡。

惠施和公孫龍，是兩個難得的、有趣的靈魂。不過那種聽著蠻有趣的舌辯之術，不如莊子思辨的詩意。

“子非魚”的故事里，莊子在本已無路可走的時候靈光一閃，在惠施的邏輯上，再套上一個邏輯，給出一個讓惠施無法繼續反駁的答案，論證完美，邏輯自洽，勝利反轉，十分高明。

惠施和莊子，在中國文化史上，成就了彼此。區別在于：惠施的“知”是邏輯的，莊子的“知”還是審美的；惠施有邏輯，莊子還有境界。而只用邏輯看世界，世界會少了很多情趣。推崇惠施的辯論邏輯，還要能夠向往莊子的語言詩意，二者并不對立，而可以相輔相成。名家的能力基于個人思維的敏捷，不是人人都學得了的，而莊子的學說易于接受，能傳諸后世，發揚光大。

比較起來，我更喜歡莊子。

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

大和小，是可以轉化的。

《逍遙游》是《莊子》第一篇，描繪了一個極為壯觀的景象：北海里有條名鯤的魚，非常巨大，不知道有幾千里。鯤變為鳥，名鵬。鵬的脊背，也不知道有幾千里長。大風吹動海水，鵬乘著六月的風離開北海，飛往南方的大海，翅膀就好像掛在天邊的云彩，拍打水面，激起三千里浪濤，環繞著旋風飛上了九萬里的高空，憑借身下的風力，背負著青天毫無阻擋地南飛。蟬和小鳥譏笑鵬說：我們一跳就飛起來，碰到樹枝就停止，不過數丈高就落下來，有時飛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在蓬蒿叢中盤旋，也是快樂飛行。何必要飛那么高那么遠呢？

類似的故事在《莊子》中還有好多則。莊子通過這些故事，提出了“小大之辯”。

關于這種“小大之辯”，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蟲雀譏笑鯤鵬，鯤鵬則可以認為蟲雀受活動范圍的局限，無法理解鯤鵬在廣大空間的活動。就像無法向井中之蛙說明海，因為它看不到海；也無法向夏蟲說明冰，因為它活不到冬天。

《逍遙游》給了我們一個提示：人必須從狹小的個體生存環境中擺脫出來，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認知的限制，才能達到精神的超越，進入高遠的境界。

無疑，上述看法是十分積極的，有利于人生乃至社會的奮斗與進取。

然而，也有另一種解讀。

《逍遙游》中的“有所待”三個字值得特別注意：絕對的精神自由是無所待的。鵬鳥的神通夠廣大了，卻仍然稱不上“逍遙”，因為無論其起飛的場面怎樣驚心動魄，前提卻是必須有大風，也就是受到了外界條件的制約，即“有所待”。真正的“逍遙”是順應天地萬物的本性，駕馭六氣的變化，遨游于無窮的天地，從而達到“無己”的境界，即“無所待”，什么也不用依靠，什么也束縛不了，割裂形體和本心的存在，這樣才有精神領域的絕對自由。

顯然，莊子的目的，不在評判魚鳥之類的孰高孰低，而在于人的精神活動。他反復強調世間萬物皆有所待，其實是在闡發追求無己、無功、無名的絕對自由的思想：修養最高的人能進入忘我之境，能夠順應自然的人無意求人，看透了人世真相的人不會熱衷于功名。由此表達了對高官厚祿的鄙視，對以功名利祿籠絡賢能的偽善，給予了深刻的揭露。

《莊子》的“小大之辯”，打開了人們精神的視野。以莊子的邏輯觀照世間，其實都是可以做到“逍遙”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莊子》對后世文學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給我的寫作態度帶來了啟發。為此寫了一則座右銘——

無事靜坐，有福讀書；偶得所感，作文遣興；舊雨新知，淡酒薄茶；到水窮處，看云起時；鯤鵬扶搖，恭賀新禧；蓬間雀戲，不亦樂乎！

七

一個甲子前，我從省城到揚子江上的一個沙洲務農，江對面是石鐘山和廬山，縣治在唐時稱江州。我在那里盤桓了將近二十年，有幸接觸到白居易、蘇東坡兩位唐宋大家的蹤跡，知道他們都是在人生的最低谷寫出了最好的作品。

白居易出生時，李白已離世十年，杜甫也在兩年前死去。唐朝詩歌天空的兩顆巨星，都在愁苦中隕落。似乎是懷著使命，白居易幾乎還在少年時便驚動了長安。因為他的出現，唐朝的詩壇依舊光芒萬丈。

生于亂世，抱負光復大唐盛世的志向，讀書讀到“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終究登科，任縣尉，慨嘆農民“家田輸稅盡”（《觀刈麥》）。任言官，為賣炭翁“苦宮市也”鳴不平（《賣炭翁》）?！爸睍涫?，而其意自見，更不用著一斷語”（《唐宋詩醇》），最終落得貶謫江州的下場?！笆嫉妹谖恼?，終得罪于文章”“流落江湖，幾淪蠻瘴”。

江州司馬官邸北臨大江，一場山雨過后，枯葉凋零、樹枝稀疏。房屋低矮的人家，都被雨水浸泡，籠罩在一片煙雨之中。宅邊環繞著黃蘆苦竹，早晚聽著杜鵑啼血猿哀鳴。用菰蔣喂馬，饑馬無力奔跑。將蘆荻編房，睡覺時漏進寒風。白居易在病中整理行李和詩稿?！敖L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余事”（《與元九書》）。

那個深秋的夜晚，江水在琵琶上流淌，悲愴在琴弦上定音?！杜眯小穼懕M了淪落天涯、同病相憐的悲哀。一出即風靡宮廷閭巷，千百年傳頌不衰，“一曲琵琶說到今”（清·張維屏）。

大詩人與琵琶女也許一樣柔弱，一樣被命運蹂躪而不免呻吟，一樣的遭際，一樣的不幸，卻是不一樣的內心?？梢员粭?，不會自棄；可以被貶，不會自貶；可以淪落，不會墮落；可以沉淪，不會沉沒；可以壓抑，不會壓倒。對這樣的人，不幸不啻是一種財富。

文學是廣闊的港灣，可以容納所有的傷害；文學是深厚的沃土，思想和激情會蓬勃生長?；鹬心偷镍P凰，因為重生更加雍容，而文學世界因此更加精彩。

謫居潯陽，是白居易仕途極為特殊的經歷，也是他人生的轉折期、藝術的分水嶺。他敞開心胸，審視人生際遇、官宦得失，放寬視野，盤點文章千古、進退去留。檢點書箱，編撰文集，深刻剖析自己的過往履歷、生平取舍、文學傾向，凝成文論《與元九書》，論詩道之“理”，首在“美刺比興”“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言為心聲：諷諭則表兼濟之志，閑適則現獨善之義?！拔恼潞蠟闀r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乃為后世圭臬。他本來就是個多產的詩人，蘇軾言“樂天長短三千首”。唐朝三大詩人，存詩者，李白九百余首、杜甫一千四百余首，白居易近兩千八百首，是唐朝存詩最多的詩人，僅在貶謫江州這五年，即有詩文三百七十余篇。

登臨廬山，他在《大林寺桃花》中寫道——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人們重又看到一個立于高峰意氣昂揚的白樂天。

俊杰之所以是俊杰，就因為他能在人生的春天似乎已經消失的時候依然會發現并擁有春天。

二百六十五年后，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九死一生的詩人由仕宦而成流人，由繁華京都跌落偏僻小城，由高第府宅寄居荒涼小寺，開墾“東坡”維持一大家子二十幾口的生計。

歷史的悖論決定了：落寞者成圣。

真正的天才不會耿耿于冤屈、戚戚于困境。固然是朝廷放逐了詩人，又何嘗不是詩人放逐了朝廷。遺世獨立，憑虛御風，詩人回歸于自心。

“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詩人蓋世的才氣，將一段絢爛的文學史凝固成赤色的堅巖?！赌钆珛伞こ啾趹压拧贰逗蟪啾谫x》橫空出世，一掃晚唐五代的綺麗柔靡之風，成為中國詞史豪放派的始祖，震古爍今。五年后由黃州改遷汝州，經廬山、石鐘山途中，又寫了傳誦至今的《題西林壁》和《石鐘山記》。

“烏臺詩案”是政治迫害，卻成就了文化奇觀。東坡“以才學為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自由、超然、灑脫，江山風月的主人跌宕出獨一無二的高度和光芒。

十年后，蘇軾以“譏訕先朝”的罪名再次被貶，抵惠州，已年近六旬。

在惠州，他捐獻財物，籌集資金，建橋筑堤，推廣中原農具，糾正米賤傷農，解決藥物短缺，寫下了諸多經典詩作，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至今是惠州人的驕傲。期間，始終如一與他相伴的錢塘歌女感染瘟疫去世，年僅三十四歲。

年過六旬，蘇軾第三次被貶，孤身攜幼子，踏上瓊海的萬頃波濤。

仕途的華彩永遠留在了身后，一葉扁舟顛簸于波峰浪谷。相去京城幾千里的蠻荒海島，是中原人眼中的天之涯，海之角，去者罕有生還。俗諺：“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碧扑瘟魅诉w謫蠻荒，經此而死者迭相踵接。

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吾滴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未之》）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在儋耳書》）

見不到之前的流人那樣的落寞惆悵，人們聽到的只有曠達的高歌：告訴親人他準備好了“生還無期”，告訴友人“某垂老投荒，無復生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

秋多雨，閩粵商船不再南行?！氨贝坏矫兹缰??！彼浭觥瓣柟獬漯嚪ā保郝淙肷羁拥穆尻柸四７驴觾韧?、蛇，吞食陽光，不僅因此獲得生機，而且從此不知饑餓?！拔岱接薪^糧之憂，欲與過行此法，故書以授?！?/p>

他是美食家，很快就喜歡上了海鮮，煞有介事地叮囑兒子保密：“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

自己采藥，自己制墨，自己采茶，自己找水，有滋有味?！盎钏€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p>

活著卻沒有樂趣，在他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薄袄Ф蛑?，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為一笑而已?！?/p>

他與黎人“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杯同”；在檳榔樹下聽農夫講鬼怪故事；被逐出官舍就去當地學生家借宿；“偃息于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桄榔庵銘》），自賀“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農婦笑他“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他開心地援以入詩：“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唯逢春夢婆?！彼傅罔従?，讓遠近鄉民一改飲用咸灘積水致病的陋習；他說服黎人改變“不麥不稷”“朝射夜逐”的單純狩獵，重視農耕，以使“其福永久”（《勸和農六首》）；他在這片文化的荒野上開疆拓土，辦學堂，介學風，“瓊州人文之勝實自公啟之”。東坡話、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表達出人們對文化開拓者的緬懷。

沒有誰能擊垮蘇東坡的驕傲。樂天的、嗜酒的、灑脫俊逸的大文豪、大書法家、大畫家，視死如歸，把海南當作了展示冠蓋群倫的天才的舞臺。

三年。一百四十多首詩詞，一百多篇文、賦、頌、記，四十多封書信，撰《書傳》，編《志林集》，修訂《易經》和《論語說》，完成《五經》注釋。見識了明月鳥和狗仔花，衷心嘆服政治對頭王安石的淵博。訓練兒子成為出色的詩人和畫家。他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對陶淵明的人品、作品推崇備至的人。一百多首詩中，有一百二十四首是“和陶詩”。詩歌經歷唐代瑰麗、工整的發展，陶淵明那種天然去雕飾的樸素美學風格重新得到他的創造性闡發?！疤諟Y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后發明?！保ㄋ巍埥洌凹氖緰|坡嶺外文字……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保S庭堅致友人書）“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魯直亦瞠乎其后矣！”（朱弁《風月堂詩話》）

生存下降到唯求茍活的程度，藝術上升到登峰造極的境界。儋州謫居，是蘇東坡創作的又一次飛躍。

“東坡自嶺海歸，鬢發盡脫?！保ā渡焦仍娂ⅰ罚坝嘣诤Ｄ?，逢東坡北歸……視面，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保ㄖ鞆ぁ镀贾菘烧劇罚?/p>

這是物質生命的蘇東坡。

精神生命的蘇東坡堅不可摧。

接近人生盡頭的這段海南流放，讓蘇東坡的文學成就遠遠地走到了同時代人的前面。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保ㄌK軾《自題金山畫像》）

曾先后擔任過的翰林學士知制誥、當時攝政的皇太后的秘書以及兵部和禮部尚書之類，皆不值一提。

一個完全獨立的人格。一個難以攻破的精神堡壘。一個在地獄里也能活出天堂滋味的精靈。

黃州——惠州——儋州，三次貶謫是三次巨大的創痛，且一次比一次艱難。以此作為“平生功業”，幾近黑色幽默。

戴竹笠，踏木屐，平平仄仄，且行且吟，不在乎急雨穿林打葉，只一味悠然自得地吟詠。就算受盡了所有的迫害與折磨，也不輕生自絕，就算失去了所有的擁有，也不忘記仰望天際。信步人生，也無風雨也無晴。

站在文化的角度，被流放者是勝利者。

人走了，詩沒有走，酒香書香如故。曠達的歌者永遠不會消失，他把自己的桂冠留在了世上，給在滾滾紅塵中掙扎的后人指出奔向無憂無慮的路徑。

什么是苦難？什么是貶謫？一切取決于內心是否豐富，抑或空虛。

這是生活的邏輯：內心充實的人是打不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