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鄉村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鄉土中國農耕文化傳統密切相關。持續8年的脫貧攻堅解決了7000多萬農民的貧困問題，打通了“一個民族也不能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堵點，奠定了以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共同富裕的鄉村全面現代化的基石。這一系列重塑鄉土中國的重大國家戰略中，少數民族鄉村因特有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經濟水平、文化傳統，成為脫貧攻堅和鄉村現代化的重點和難點。正因如此，少數民族脫貧攻堅成為新時代鄉村敘事的重要主題之一。范穩的《太陽轉身》、季棟梁的《西海固筆記》、羅偉章的《涼山敘事》等小說，都聚焦這一堪稱世界壯舉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同樣，這一主題也是少數民族作家關注的焦點，紅日的《駐村筆記》、李傳鋒的《白虎寨》、王華的《大婁山》等，都曾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

然而，從長遠看，脫貧攻堅僅僅是少數民族鄉村現代化進程的起點，接力脫貧攻堅的鄉村振興、美麗鄉村建設的復雜性與艱巨性，絲毫不遜于脫貧攻堅。所以，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的設計和實踐，作為重要的文學資源，持續受到重視和開掘，這一點在近期的少數民族鄉村題材小說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異常復雜艱難的少數民族鄉村現代化進程的文學書寫中，打破血緣、家族、宗法維系的傳統鄉村共同體的權力秩序，建構協商、對話、共治的現代鄉村共同體治理結構；調適、破解鄉土情結、民族習俗、傳統文化、歷史記憶與鄉村空間現代化轉型之間的齟齬與沖突；揭示鄉村新生代對于愛情、個體價值、社會價值的認知范式的革命性轉變，及其回歸鄉村的集體“逆行”選擇之于鄉村現代化的意義，是當前少數民族鄉村敘事的三個新面向、新維度。這三個維度確認了少數民族鄉村何以現代化的路向，并為時代儲存了珍貴的民族志影像。

一、從對立到協商：鄉村共同體現代轉型的征候

中國農耕文明塑造了中國鄉土社會獨特的組織結構。在“皇權不下縣”的國家治理模式和以土地為核心利益的封閉空間中，鄉村治理主要通過村規民約和宗族倫理道德維系相對穩定的“傳統鄉村共同體”。社會分層與此紐結形成了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土地多寡、貧富差異、血緣遠近、輩分高低的權力等級層序，在由高向低、由中心向邊緣遞減中形成的上層與底層的二元對立層級結構。在馬克思看來，這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和沖突的根源。吊詭的是，鄉村“差序格局”之所以具有超穩定性，是因為這一對立結構中的層級躍升和改變的可能，在層級認同的加持下，轉化為對二元對立結構的維系。這種被魯迅解析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分立與共謀的盤根錯節的“差序格局”，也造就了中國百年鄉土小說的母題。趙樹理的《鍛煉鍛煉》中楊小四對“小腿疼”“吃不飽”的整治，柳青的《創業史》中梁三老漢對梁生寶的抵制，都反映了鄉村權力與底層農民利益的對立。直到1980年代，這種對立仍是高曉聲、賈平凹、張煒等鄉土小說家的敘事主題之一，盡管他們的敘事主體已經開始積蓄抵抗中國鄉土文化歷史慣性，終結傳統鄉村權力等級對立的勢能。

這一情形的轉變，始于20世紀末的“新問題小說”或稱“新現實主義小說”的出現。通過劉醒龍的《分享艱難》、關仁山的《大雪無鄉》、何申的《年前年后》可以看出，鄉村治理權力在國家意識形態規約下，開始向底層農民傾斜。例如，在《分享艱難》中，鎮黨委書記孔太平用抓賭的罰款給底層教師發放拖欠工資，等等。但這種“分享艱難”的方式，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在社會分層理論看來，分層是社會正?，F象，但各層級間的差異一旦超越閾值引發對立和沖突，就意味著層級內部結構出現了問題。對鄉土中國而言，傳統鄉村共同體向現代鄉村共同體的轉型之所以艱難，是因為既要割斷傳統鄉村共同體血緣、地緣、情感紐帶的羈絆，打破政權與宗法權力相互嵌套的傳統治理秩序，通過共同富裕的制度設計、法治建設，重構以共同利益為核心的對話、協調、共治的新型等級結構，又不能無視傳統鄉村共同體治理中血緣、地緣、情感紐帶的韌性和合理性。這種艱難和復雜的轉型，在壯族作家趙先平的《望?！?、土家族作家陳剛的《橋坪的橋》、回族作家郭喬的《春回大地》、瑤族作家瑤鷹的《雙?！?、瑤族作家李長保的《讓地》中，都有民族志式的深描。

《望?！分?，鎮紀委“老炮”與光棍兒黃東因“防返貧”建構的幫扶與被幫扶關系本應是協作關系，卻形成了對抗性沖突。表面上，望福村的村民集體搬遷到了“道路硬化，綠化美化，環境已經和城里差不多”的“扶貧小區”，但集體搬遷后出現的戶口、宅基地、土地、山林歸屬權等新問題，成為鄉村權力與底層農民對立關系的新變量。例如，黃東是“輸血”式扶貧模式形成的“等靠要”觀念的標志性符號。他認為幫扶是“老炮”的義務，被幫扶是自己的權利。盡管他獲得了所有的幫扶利益，既有“扶貧小區”分配的住房，又與父親住在舊村舊房，但傳統鄉村權力等級二元對立的集體無意識，使他根本不相信“老炮”對搬遷后解決新問題的政策解讀，所以一次次去上訪。

代表村里最高權力符號的“老炮”與黃東不同，他不僅把幫扶黃東作為自己的責任，還試圖構建權力職責、鄉親之情、法律權力之間的協作關系，編織“法理情”交織的權力符號網絡，化解黃東的對立對抗情緒。所以，盡管黃東凍死幫扶的雞苗讓“老炮”怒火沖天，一次次上訪讓“老炮”無可奈何，但“老炮”深知黃東對立對抗的思想根源，是不相信“干部”（權力）能真正為他（底層）解決貧困、光棍兒問題。因此，找到讓黃東徹底擺脫貧困的長久辦法，是“老炮”最頭疼的問題。黃東因無證伐樹被抓為“老炮”提供了契機。一方面，“老炮”利用黃東法律意識的初步覺醒，讓黃東認識到無證伐樹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他又用無證伐樹情節輕微在法律判定上的彈性空間，與派出所所長上演了一出“雙簧”，給黃東戴上緩期執刑的“緊箍咒”。同時，他又找到導致黃東無證伐樹的山林承包者劉老板，利用他尋求鄉村權力保護山林的需求，讓黃東合法承擔了山林看護工作，擁有了相對穩定的工作和經濟來源。

有意味的是，在“法理情”的符號體系中，小說對情感符號功能進行了有意強調?！袄吓凇辈粎捚錈┑貛椭S東，甚至冒雨送黃東急病發作的父親去鎮醫院，而他卻在返回的路上葬身于塌方的山體中。

在格爾茨看來，人的社會關系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符號互動系統。如果說“老炮”的耐心幫扶是出于理（權力責任），那么，送黃東父親去醫院并付出生命代價，就是權力對情感符號功能的征用，其用意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使之達成對話和協商。所以，正如小說呈現的那樣，“老炮”以意外死亡換來了黃東對“老炮”是個“好人”的情感認同和道德評價。黃東的淚水和全體村民的情感和靈魂受到的震撼，作為不同等級權力關系互動的正反饋符號，標志著傳統鄉村權力二元對立結構的瓦解，以及協商、對話、共治的新型鄉村共同體治理體系的建立。這樣，“老炮”的死就具有犧牲獻祭的符號意義，一方面指涉傳統鄉村共同體情感功能在現代鄉村治理“法理情”符號網絡中仍占據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不同層級關系的良性互動，是傳統鄉村共同體向現代鄉村共同體艱難轉型所必須重視的有效途徑。

所以，《望?！返纳顚与[喻在于：現代鄉村共同體協商、對話、共治的權力等級結構，以及“法理情”互動符號體系的重新編織，既需要打破血緣地緣的情感聯結以實現現代性轉型，又必須借助傳統情感和倫理資源完成治理過渡；既要消解“支配—服從”的二元對立等級結構，又不得不暫時利用權力勢差，保持法律彈性以容納文化慣性，在制度轉型、關系重構與文化根性的張力間，實現中國鄉村傳統治理模式和秩序邏輯的現代化重構。

與《望?！分械耐４逡粯?，《春回大地》中“一筆寫不出兩個‘哈’來”“誰和誰都是親戚”的以宗族血緣和共同文化認同建構的哈家村，也是集體搬遷的新鄉村。人與人、家庭與家族、家族與宗族的關系盤根錯節卻又無比清晰。在這一點上，哈家村比福望村更能體現血緣、地緣、情感融匯的傳統鄉村共同體特征。

村支書哈明禮既要面對比“老炮”更為艱難的“無地可種、無工可打、無業可成”的地理空間、社會空間困境，又要面對宗族血親關系的文化空間張力的挑戰。所以，哈明禮就不能像“老炮”那樣將“情”置于“法理情”網絡的突出位置，而必須用“法”與“理”為公權力護法，突破家族、宗族的血緣、情感、倫理交織的韌性網絡，維護和主張鄉村公平正義，縮小貧富等級差距，重構協商、對話、共治的現代鄉村共同體。

小說以哈學義、哈自立、哈自強、哈國花、哈建平五個“哈”家“老大難低保戶”爭取一個“低?！泵~的沖突拉開序幕。哈自強、哈自立是兄弟關系，也是哈明禮的表兄弟，哈建平是哈明禮出了“五服”的兄弟。而哈國花“家里的”找扶貧干部求情，表達了對血緣關系影響低保名額分配的擔憂。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編織的權力符號體系呈現出歷史慣性的巨大推力，但這也剛好給了哈明禮機會。他果斷地把“低?！泵~給了哈建平，理由是哈建平一家情況最嚴重：“那個家，人沒一個是健康的，屋里的家什也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要不是政府給蓋了三間房，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保?）在現代鄉村共同體中，平衡血緣共同體內部不同等級之間利益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公權力。只有公開、公正、公平，才有可能打破傳統鄉村血緣共同體建構起來的利益分配規則。正因為哈明禮打破血緣共同體的“六親不認”，才將底層農民的觀念擺脫血親血緣關系的糾纏，確證鄉村權力對公平正義的維護。哈自強主動退出競爭，既是一種印證，也從另一個側面提示，當下的農民既不是阿Q，也不是陳奐生；當代鄉村既不是未莊，也不是三里灣，甚至也不同于洼貍鎮。當代鄉村共同體的底層，蘊含著更多可以激活的思想資源。

當然，僅靠公權力高高在上地“主持公道”遠遠不夠?，F代鄉村共同體必須在傳統血緣、地緣、情感共同體的基礎上，以共同富裕的明確目標和具體實踐，重新發掘鄉村資源，縮小貧富和權力等級間的差距，以共同利益為核心重建鄉村共同體新型等級結構。所以，哈明禮在解決貧困戶實際問題的同時，把療救《望?！分信c黃東同樣的“除了吃國家的救濟，我還有什么想法”的“等靠要”的新“農民性”的途徑，聚焦在“造血”機器的建造上。哈明禮在扶貧干部的幫助下，在村里建起紙制品加工廠。盡管其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再加工形式，暴露了當前鄉村產業單一化、低效益等問題，但建造“造血”機器的方向，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望?！贰洞夯卮蟮亍匪槍Φ氖堑讓愚r民與鄉村權力的等級對立，而現代鄉村共同體轉型中，鄉村權力體系內部傳統權力觀念的寄生性存在和權力話語的有效運行，對協商、對話、共治的新型權力等級關系建構的巨大阻力和消解力，是少數民族鄉土敘事關注的另一焦點。

例如，《橋坪的橋》中老村支書李章樹“很少串門”“坐在辦公室研究政策”的背后，是對如何通過爭取李家在村委會中的權力席位，牢固掌控鄉村權力話語的殫精竭慮。為此，李章樹一方面把駐村干部付洪當作“送錢的搖錢樹”利用，延伸自己的權力獲得更多資源，用扶貧的顯性成果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叮囑下屬管住“愛嚼舌根”的嘴，將付洪隔離在自己編織的宗族化的鄉村權力網絡之外。傳統鄉村共同體宗族權力的體系性移植和寄生，對現代鄉村共同體建設的消解力，在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現代鄉村共同體對話、協商、共治關系建構的關鍵，是現代鄉村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生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觀念意識的重構。其中，政治共同體以公開、公正、公平強化公權力對每個人平等權益的保障，這是鄉村現代化要破解的難題，也是底層農民的共同訴求；經濟共同體是用共同富裕和縮小貧富差距，重組鄉村資源，確保每個村民的經濟利益；生態共同體是對傳統地緣共同體的升級，鄉村空間的公共性、共享性平均了每一個人的責任；命運共同體則是情感共同體的升級，情感成為基石而不僅是紐帶和手段。

從這一維度觀之，少數民族鄉村敘事對現代鄉村共同體對話、協商、共治新型權力等級關系建構的聚焦，在空間廣度上，呈現了現代鄉村共同體轉型途徑的多樣性和可行性，其思想深度在于呈現了現代鄉村共同體轉型的復雜性和需要突破的新阻力。

二、“堅守”的復雜性與現代化路向的唯一性

鄉土情結體現了農民對土地、家族和文化傳統的深厚情感。雷蒙·威廉斯在《鄉村與城市》中認為，鄉土情結不僅是情感紐帶，更是社會結構和文化認同的體現。當前少數民族鄉村敘事中，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對故土的依戀，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堅守，對生命鑄就的紅色文化有無法磨滅的記憶。鄉村集體搬遷后面臨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困惑及身份認同的焦慮、建構，比威廉斯看到的還要復雜，這從另一個維度呈現了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的艱難。

在脫貧攻堅進程中，少數民族村莊集體搬遷數量眾多，隨之而來的問題，除了《望?！分刑岬降膽艨?、宅基地、土地、山林所有權等現實困擾，還有生存空間遷移導致的生活習慣改變、身份認同困惑等集體性焦慮，以及重建家園意識、重構鄉村社會關系等諸多問題。因此，《望?！分悬S東的老父親堅決不搬去“扶貧小區”?！洞夯卮蟮亍分械姆鲐毟刹慷≡Ｃ竦闹饕ぷ鞲静皇欠鲐?，而是說服那些不愿意搬遷的鄉親，早日搬出“犄角旮旯的窮山溝溝”。讓他不解的是，為何“居住在大山深處、世世代代靠天吃飯的窮鄉鎮”的“老家伙”死活都不愿意搬遷到川區，“感覺離開了大山就跟斷了命根一樣”。其實，他們不只是對故土的情感依戀，還有對新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的適應，在生活和心理兩個層面調適城鎮文化與鄉土文化的沖突，以及面臨無地可種、無業可就、無工可打的新現實問題造成的身份認同的困惑、焦慮。對廣大農民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復雜的心理調適和認同重建的過程。就像向本貴在《盛世家園》所呈現的那樣，伍祖煌在兒子的勸說下終于搬到鎮里的小區。無事可干的身體寂寞與故土難忘的內心情感交織在一起，困頓于其中的他直到在小區找到種菜和堤壩修葺的營生，才慢慢重建了新的家園意識和身份認同，融入了現代化生活空間。

事實上，許多少數民族鄉村都是集“老少邊窮”于一體的。當年紅軍長征的足跡，大多數印在了如今這些少數民族貧困鄉村的土地上。對這些地理空間中的鄉村而言，集體搬遷是實現鄉村現代化的唯一選擇。因此，集體搬遷后的故土難離就具有了復雜內涵。

李傳鋒的《山巔之村》中坐落于湘西山巔之上的香獐隘就是這樣一個村莊。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香獐隘，是古代茶道必經之隘口，也是當年紅軍三次反圍剿時湘鄂西蘇區的天然屏障，紅軍醫院就建在這里。大自然造就的險關讓這里注定偏遠封閉，貧困落后，而歷史積淀的輝煌紅色文化記憶，又讓香獐隘人的情感世界充滿榮耀和富足。二者的張力和沖突在香獐隘集體搬遷中充分釋放。

燈籠爺是香獐隘最后的守村人，也是歷史記憶、故土之情和紅色歷史的傳承者、見證者和參與者。他知道政府為什么讓易地搬遷，但他就是不搬。燈籠爺并不排斥現代化，他對香獐隘新村城鎮化和物質生活贊嘆不已：“這電燈是個好東西，這商店是個好東西，這汽車是個好東西，好東西很多?！笨伤氲膮s是這些“要是能搬到香獐隘去多好哇”。然而，“我覃章理生是香獐隘的人，死是香獐隘的鬼”的信條，除了故土難離之外，還有“我走了，他們怎么辦”的無法顛覆的情感和歷史邏輯。那么，他們是誰？

直到后來，我才弄明白“他們”是指誰。香獐隘是他和老伴兒的家，是他兒子出生的地方，是孫女長大的地方。再說遠點，這里設立過紅軍醫院，這里埋有紅軍烈士，埋有采藥人，埋有死去的冬梅，還有土地、莊稼、房子、崖蜜、老黃狗、芍藥花。烈士鮮血的腥味久久不肯散去，愛情的溫馨無法忘記，為了擺脫貧困，鄉親們一代一代向貧困發起過無數次沖鋒，他也是一個時期的領頭人，勞作的嘶吼至今還在山間回響，總之，這一切如血肉一樣難以剝離。（2）

復數的“他們”本來是主體與對象的區分符號，但燈籠爺的主體意識已經與對象化的客體環境、歷史化的事件融為一體。正如小說中“我”的頓悟：燈籠爺的問題不單是物質問題，更多的是精神問題。老人的一生已和大自然融為一體，已同那些犧牲在這里的紅軍戰士與埋葬在這里的親人們融為一體，香獐隘不僅是他生存的物質空間，也是他的精神家園，在他人生最后的旅途，將他與香獐隘強行剝離未必是最佳的選擇。

燈籠爺對土地、對親人、對紅色歷史的感情是真實而可貴的。在情感價值取向上，他站在了當下價值觀的制高點，而年齡也轉換為他堅守的權利，但他的選擇朝向卻是霍金所說的指向過去的心理時間，而不是歷史成長的現代性方向。進一步說，當對原有空間的堅守成為香獐隘現代化的阻力，堅守的正當性和其中的全部意義將被現代性消解。

因此，燈籠爺的堅守展現了復雜的鄉土/歷史情感結構的“合理的不合理”——它既是對鄉土的深情、紅色記憶的忠誠，也是對現代化歷史趨勢的抵抗。小說的深刻性恰恰在此：當反現代性的力量以情感的正當、歷史的正義面孔出現，鄉村的現代化將異常艱難。所以，小說通過燈籠爺最終死在香獐隘這一情節，預告了這種鄉土/歷史情感結構的坍塌。

值得指出的是，當前少數民族鄉村敘事揭示的另一個復雜的現實性問題，是鄉村現代化進程中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堅守，以及未來如何堅守。

瑤族作家馮昱的《報年》中，75歲的鄧付銀認為鄧貴仔“丟瑤人的臉”，是因為他不知道什么是“毛蟲”，更不知瑤族人認為所有動物都能聽懂人的話，才將“殺豬”稱為“弄毛蟲”。鄧付銀不明白瑤族人世世代代相傳的禁忌怎么能說忘就忘：“年年都要做的事，怎么說不做就不做了呢？”他給在城里工作的兒子打電話，希望兒子回來和他一起“弄毛蟲”，卻被兒子拒絕。無奈之下，留守在村里的5位老人決定一起完成祖輩傳下來的“弄毛蟲”的報年儀式。然而，5位老人因為身體原因并沒有實現他們的愿望。作為“地方性知識”，“殺毛蟲”習俗是瑤族世代相傳的報年儀式。儀式是民俗文化意義載體，也是民俗意義符號，5位老人對傳統儀式的堅守，無疑是對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文化傳承人身份的雙重堅守。這種民俗儀式的價值和情感象限，與《山巔之村》中燈籠爺異曲同工。燈籠爺將香獐隘視為“活著的烈士紀念碑”，他將每日擦拭紀念碑的行為視為一種神圣儀式，其功能是維系和傳承集體記憶。

總之，上述小說中，無論是集體搬遷后新的社會問題導致的集體焦慮，還是如燈籠爺般復雜的堅守，抑或對民族傳統習俗傳承的維系，其內涵都超越了傳統鄉土情結，指向鄉村現代化進程的艱難和復雜，并涉及對當下中國農民情感精神的再認識，涉及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甄別，涉及歷史文化資源在現代化進程中傳承與保護等諸多問題。

可喜的是，《山巔之村》中香獐隘村民在整體易地搬遷后，反過來對香獐隘自然資源、歷史遺產、紅色文化進行了整合和開發；《報年》中的報年“弄毛蟲”儀式，被一個外地年輕人通過直播在短視頻平臺展示，實現了傳統文化符號傳承的再語境化。這就啟示我們，鄉村現代化必然會經歷陣痛，甚至付出代價；不是所有的堅守都具有現代性，不是所有的傳統習俗或文化事項都可以在“非遺”的框架內進行價值主張。只有當有價值的堅守與鄉村現代化設計的現代性產生同頻共振，才會使鄉村現代化成為物質與精神共生的真正的現代化。

三、回歸與留下：鄉村新生代價值觀念的重新定義

中國的城鄉差異使城市成為文明、財富、幸福的象征。鄉村青年對城市的奔赴，也成為百年中國鄉土敘事的主題。但這種情形在當下少數民族鄉村敘事中卻發生了質變。無論是走出鄉村的大學生，還是留在鄉村的青年人，他們的城鄉觀念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城市不再是他們實現人生價值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唯一坐標，家鄉的貧窮落后也不再是他們逃離的原因。相反，他們開始正視家鄉的貧困，開始探尋家鄉貧困的原因，并從資源的角度對家鄉自然環境、歷史傳統、文化習俗進行綜合評估與價值發現，進而在鄉村空間中重新定義愛情和個體價值，在個體價值與家鄉富裕的交匯點上尋求人生價值，這是鄉村新生代的特質。這種鄉村新生代價值認知范式的革命性轉變，與城市生存環境、中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以及共同富裕所表征的鄉村現代化的時代語境有直接關系，從而呈現出鄉村現代化進程的另一維度，這一新變化在侗族作家石慶慧的《等待山花爛漫》、滿族作家王野的《滿鄉花信風》、藏族作家尼瑪潘多的《提親》、壯族作家梁志玲的《翅影無痕》等作品中都有體現。

《等待山花爛漫》中的清蓮是從湘西侗寨云嶺村走出的第一個女大學生。她以為家鄉“像電視報道的新農村一樣正在邁向欣欣向榮的大道”，沒想到畢業前回家過年時，卻驚訝地發現，“村莊還是老樣子”，鄉親們“習慣了貧窮，習慣了苦難”。雖然“物質生活相比以前好了一些”，可是，“村莊空了，只剩老人和小孩”。家鄉的現實“觸到了隱藏在肌理深處感知疼痛的神經”，她決定畢業后回鄉改變這種現狀，但又陷入不知道做什么才能改變家鄉貧困的焦慮中。

與清蓮青梅竹馬的戀人楊山雖然對家鄉貧窮現狀有同樣的感受，但他沒有清蓮的焦慮，而是發現了家鄉的美好前景：“我們的家鄉現在看上去還是很貧窮、很落后也很閉塞，可你放眼我們的山坡，哪一片不是青郁郁的樹林？……要不了多久，這座小小的山城就會騰飛起來，而旅游、木材、房地產將會成為最熱門的產業，就看誰是那個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保?）這種發現與他土木工程專業的知識背景有關，也與鄉村振興的時代語境的影響有關。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規劃與鄉村發展前景高度統一起來，甚至，他對建設家鄉的堅定超越了對愛情的堅定，他對清蓮明確表示：“不管你回來不回來，我都想過回到我們這座小縣城來，甚至回到我們這個小村莊來?！彼霸谏巾斏?、百花深處修建一處美麗的侗族樓閣群”（4）。楊山的表述頗有意味，其一，愛情阻擋不了他回鄉的選擇，這與當年高加林的選擇相同卻方向相反；其二，楊山的規劃實則是對城鄉差異新變化的利用——當城市陷入消費主義與效率崇拜的困境時，鄉村恰恰能以其自然生態和時間節奏，為疏解城市焦慮提供療養空間；其三，他的規劃本質上是通過文化符號的再生產，激活家鄉的自然和歷史資源，完成從傳統村落到新城鄉共同體的躍遷，進而在改變家鄉貧困面貌中將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高度統一并且最大化。正如楊山所說：“我想的是如何順應時代的潮流，如何以個人的發展帶動鄉村的發展?！保?）

楊山的決定與中國鄉村現代化轉型期對人才的需求高度吻合。正如清蓮哥哥所說：“以后我們村的發展，就靠你們這些大學生來帶動了?！保?）這句話值得人們深思?？v觀中國近現代文明進程，雖然貧困鄉村養育了一批又一批現代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但鮮有對家鄉的直接反哺。因此，楊山和清蓮的選擇就具有反傳統的現代性意義。于是，當清蓮坐在返校的車上時，“那個關于家鄉建設的朦朧的夢一點點清晰起來，像一枚陽光，越過楊山，越過兒女私情”（7），她似乎看到破敗的花橋變成了古色古香而又宏偉的風雨橋，似乎看到起鳳山上冒出了高高的古樓塔頂，似乎看到起伏的群山間百花盛開、游人如織，似乎看到一排排整齊的吊腳樓，似乎聽到踩歌堂里飛躍的歌聲和清脆的銀鈴聲……

進一步說，清蓮和楊山堅定的選擇，與高加林、孫少安及那些仍在奔赴城市的農民工呈現了“逆行”姿態，這種代際差異的文學敘事，再一次證明了中國鄉土小說作為中國農民心靈史的認知價值。

有意味的是，《滿鄉花信風》仿佛就是《等待山花爛漫》的姊妹篇，清蓮和楊山的規劃在《滿鄉花信風》中佟曉格們的手中變成了現實。

《滿鄉花信風》中的渝陽灣是西遼河支流大凌河北岸的滿族古老村落。佟曉格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環境藝術設計方面的專業知識讓她對渝陽灣的歷史演變、滿族民居、傳統習俗、古老渡口等文化遺產有著特別的親近和深刻的解讀。當鄉情、個體價值、社會價值、專業知識、城市競爭、鄉村發展潛力與國家相關政策交匯時，她清楚地意識到家鄉才是她實現個人理想和人生價值的廣闊空間。所以，在畢業實習時，她毅然返鄉，帶著情同手足的“發小”索晚濟、?？飘厴I回鄉搞大棚蔬菜的蔡小蘭，開啟了她們美麗鄉村建設的理想之門。

在佟曉格和索晚濟看來，把全村家家戶戶的墻刷白，不是美麗鄉村；蓋一個現代三層小樓，或者把自家小院修繕復原，也不是美麗鄉村。對歷史悠久的渝陽灣而言，必須從整體規劃入手，將歷史傳統、民俗文化、建筑遺跡等文化遺產進行全要素整合，把家家戶戶都納入規劃中，才能在共同富裕中讓家鄉變成美麗鄉村。當《渝陽灣傳統滿族古村落生態宜居、觀光農業、民俗旅游、度假康養規劃設計方案》呈現在鄉親們面前，當村里每一戶、每一個人都能在“凌河古渡歷史文化廣場”“鄉愁記憶滿族風情博物館”“花信風滿族民間工藝展示傳習基地”“八碗席禮儀城”“轉起來古戲臺”“此情可待音樂吧”“納蘭書院”“滿族風情街”等規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看到美好前景時，我們看到了鄉村新生代的知識生產力和現代鄉村共同體理念巨大的凝聚力。

而在此之前，佟曉格的戀人唐酉準備留在大學任教，在準備好結婚的新房里，佟曉格毅然返鄉的決定讓唐酉頗為震驚。佟曉格和《等待山花爛漫》中的清蓮、楊山一樣，在愛情與人生價值選擇面前，表現出同樣的新生代特質。生長在江南水鄉的唐酉，之所以做出與佟曉格一起回到渝陽灣的選擇，并非因為愛情，而是他在佟曉格的規劃中看到更加廣闊的人生前景。他優化了佟曉格的規劃方案，還帶來了投資商和資金，成為渝陽灣滿族傳統古村落文旅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

在這些小說中，有接受高等教育后返鄉的佟曉格、清蓮、楊山、蔡小蘭，有來鄉的大學生村干部劉小娟和唐酉，還有留鄉的索晚濟和經歷了奔赴城市失敗后回歸家鄉的張祖武。鄉村新生代們對價值觀、愛情觀的重新定義和選擇，讓我們看到了鄉土中國正在發生的歷史性轉型。

因此，對這一鄉村新生代群體，僅僅認為他們“具備現代獨立意識、主體意識的成熟個體，能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和管理鄉村生活，承擔起鄉村振興的歷史重任”（8）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將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融合，將鄉土情結轉化為改變家鄉貧困落后面貌的具體實踐，才是新生代最突出的特征。鄉村現代化缺少的正是這種共同奔赴的現代意識。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小說中，新生代們并非高歌猛進，一路坦途?！稘M鄉花信風》中蔡小蘭、佟曉格參加村干部競選時，村民對其“黃嘴丫兒還沒褪干凈呢”“陰盛陽衰”的議論，折射出對年齡和性別歧視；蔡小蘭結婚提出不要彩禮時遭到的強烈反對，折射出傳統習俗對現代觀念的抵抗?！豆怅庨T》中父親對潤聲唱歌的反對與抵觸，折射出舊式農民保守和愚昧的存在。這些都多層次揭示了鄉土中國固有的文化根性對鄉村現代化進程的阻礙。

從更深層次透視，當城市青年在“996”體制下面臨主體性消解時，鄉村新生代們正通過鄉村新創業史將馬斯洛需求層次進行倒置——他們首先追求自我實現（修建風雨橋、渝陽灣規劃改造、種植業產業化、發展文旅產業），繼而通過共同富裕獲得安全需求（經濟收入）與歸屬需求（社區認同）。這種選擇同時也顛覆了傳統城鄉敘事中“物質先行”的邏輯，證明精神富足可以成為物質財富創造的先導力量。

而且，上述小說中新生代對“價值”“成功”“愛情”的全方位重新定義的范式革命，無疑推動了城鄉關系的重組。當唐酉攜帶資本入鄉時，傳統“城—鄉”的等級關系被解構為平等互惠的伙伴關系。這種轉變打破了農民工進城導致的“農村空心化”困境，通過人才回鄉、資本下沉、技術滲透等要素雙向流動，構建起城鄉融合的“雙螺旋結構”。如果將農民工吸引回鄉村，那么，這或許是鄉村現代化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至少，新生代們的實踐正在建構著中國鄉村新的文明形態：當楊山、清蓮將吊腳樓轉化為文化地標，當張祖武建構了藥材種植全產業鏈，當佟曉格、蔡小蘭的文旅產業在地化與品牌產品云端化，他們實質上創造了第三種現代性——既非城市中心主義的機械復制，也非鄉土懷舊式的農業文明或民俗博物館化，而是通過對自然資源的發掘和對歷史文化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在城鄉差異中培育另一種城鄉共需，又兼具市場邏輯與倫理關懷的新范式。這種探索如果成功應對同質化、可持續性的挑戰，將為打開何以實現鄉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大門，提供破解密鑰。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發現，愛情的取舍不再是《人生》式的階層跨越的條件，而是價值共同體的情感紐帶——他們的愛情和婚約建立在“把家鄉建設成水鄉姑蘇”和“風雨橋文化地標”的共同愿景上，個體情感、人生價值與現代鄉村共同體，通過價值重新定義后的空間生產達成終極握手。

如此說來，當前少數民族鄉土小說的三個維度，在中國鄉村現代化的層面上，就具有了多重值得思考的價值。

注釋：

（1）郭喬：《春回大地》，《民族文學》2021年第9期。

（2）李傳鋒：《山巔之村》，《民族文學》2023年第9期。

（3）（4）（5）（6）（7）石慶慧：《等待山花爛漫》，《民族文學》2020年第3期。

（8）周新民、方越：《關仁山小說中農村“新人”形象流變論》,《民族文學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