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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科學”的話語史上，1915年是一個有意義的年份。經過兩大現代傳媒《科學》和《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的同時調用，“科學”十分醒目地亮相登場，從此在中國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當年的人們可能還沒有意識到未來這兩大傳媒在社會思想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科學”的出場又是何等的重要。

1915年1月任鴻雋在美國創辦《科學》雜志，“科學”第一次成了現代傳媒的醒目之題；大半年之后的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科學”的意義被理直氣壯地寫入了刊首公告，雖然它并不是第一次成為近現代中國的關鍵詞，但“科學”成為知識分子思想文化討論的核心概念應該與這樣隆重而密集的出現有關，它此后的命運也來自于這兩大雜志的傳播方式。

現代意義的“科學”理念為中國所接受并日益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已經有了較長的歷史，一般認為，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明徐光啟、李之藻通過傳教士所接受到的西方自然科學的概念。中國語言中雖有“科學”一詞，指的卻是科舉之學。1607年，徐光啟翻譯利瑪竇《幾何原本》前六卷序言，取法《禮記·大學》中“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以“格致”這樣簡約的詞匯譯表Philosophy。Philosophy、Science在西歐屬于同義詞。以后，清代來華西人編著的語言辭典和科學知識讀物都將“格致”對譯Philosophy、Science或Natural science，1866年，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為學生編譯《格致入門》，相當于今天“科學入門”之謂。1874年，麥華佗、徐壽、傅蘭雅(John Fryer)等籌辦上海格致書院，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中西合辦、傳授自然科學新知的新型學堂。1876年，傅蘭雅主編的《格致匯編》月刊創辦，后改為季刊，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以傳播科學知識為宗旨的科學雜志。數年之后的1882年傅蘭雅開始編譯《格致須知》，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套由專設教科書機構專為學堂學生教學而編撰的新式教科書。1886年艾約瑟（Joseph Edkins）翻譯赫胥黎《科學導論》作《格致總學啟蒙》。到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格致也成了中國學人對自然科學的稱名，在《皇朝經世文三編》中，“學術”綱下“格致”已經單獨成目。1886年京師同文館設“格物館”，1898年改稱“格致館”。1902年《欽定學堂章程》規定“格致科”為分科大學的八科之一，以下再細分為天文學、地質學、高等算學、化學、物理學、動植物學六目，“格致”之學就此規范化?！案裰隆边€差點成了晚清最重要的考試制度的科目，王韜、鄭觀應還曾建議科舉考試增加“格致”。

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科技史家本杰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考證，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學者就已經把德語的Wissenschaft一詞稱作“科學”[1]。就在上海格致書院成立的1874年，英文的Science也在日本被譯為“科學”，意思是“分科之學”。此后，中國學者也陸續使用，至少康有為1897年編寫出版的《日本書目志》一書中就出現了《科學入門》與《科學之原理》。不過，據金觀濤統計，直到1906年，“格致”和“科學”還是混同使用，嚴復1897年開始翻譯《原富》，“格致”與“科學”并用。1905 年，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無論是海外革命派、改良派，還是國內從事新政和推動立憲的紳士，紛紛采用‘科學’指涉 science”[2]。

到1915年，有機會接受現代教育特別是域外教育的知識分子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認可了“科學”理念的意義，《科學》雜志的創辦人和《青年雜志》的創辦人都是如此。任鴻雋先是于1908年東渡日本，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又在1913年考進了美國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主修化學和物理學專業。1914年6月10日，他和留學康乃爾大學的楊杏佛、胡明復、趙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等多名中國學子相聚商討成立中國科學社，并決定募集資金，以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及其《科學》雜志為模式，創辦“專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幟志”的《科學》雜志。1915年1月1日，《科學》創刊號經留學生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編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在國內正式印刷發行。當年夏天，中國科學社宣告成立，這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團體，任鴻雋被推舉為董事會會長。由任鴻雋參與撰寫的《科學》發刊詞滿懷時代的憂慮，以追趕歐美的文明之盛為指歸：“憤時之士，進不得志于時，退則搖筆鼓舌，以言論為天下倡?！薄笆澜鐝妵?，其民權國力之發展，必與其學術思想之進步為平行線，而學術荒蕪之國，無倖焉?！薄耙謿W人學術之門類亦眾矣，而吾人獨有取于科學?？茖W者，縷析以見理，會歸以立例，有?理可尋，可應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百年以來，歐美兩洲聲明文物之盛，震鑠前古，翔厥來原，受科學之賜為多”[3]。這里的感時憂國的情感和愿望與大半年之后的《青年雜志》如出一轍，標示著 “科學”之年的到來，其背后的語境自然是一代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強盛的迫切愿望。

與任鴻雋類似的是，陳獨秀走出舊式科舉，已經接受了新式學堂的教育，還幾番東渡日本，先后在東京弘文學院（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成城學校陸軍科、東京正則英語學校等求學，浸潤于現代科學教育的體制中，他與朋友創辦《安徽俗話報》，依托汪孟鄒的科學圖書社發行，可見“科學”當時已經是出版傳媒業的一個基本用詞。創辦《青年雜志》之前的1902年，陳獨秀為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了《小學萬國地理新編》，在兩年后創刊的《安徽俗話報》上，發表了多篇《地理略》，介紹中國和世界的地理狀況，站在現代科學的立場上，抨擊風水迷信及其他陳腐的陋習。他還開辟“地理”“博物”“衛生”“教育”等欄目介紹天文、地理、生理等多方面的科學知識，從第8期開始，連續設立“格致”專欄，以“益智啟蒙問答”的形式普及一些天文、氣象知識。這都表明，作為編輯和文化人的陳獨秀，科學知識和科學思維已經成為了他的基本素養和追求。

二

不過，與康奈爾大學具有嚴格的自然科學專業背景的留學生比較，陳獨秀對“科學”的興趣主要還是混同在其他廣泛的國家情懷和時代關切之中，這決定了《新青年》創辦之初他對科學的傳播方式，也決定了他的理解方式，而我們更關心的則是這樣的理解方式對新青年一代的“科學觀念”產生了哪些重要的影響，或者說在當時和更遙遠的未來可能會留下什么余緒。

1915年，以中國科學社同人為依托的《科學》表現出了很強的學科專業性?！犊茖W》雜志一誕生，當年12期大部分內容都致力于對當時自然科學各門類的介紹，知識普及的意圖十分明顯，例如平面數學、生物學概論、森林學大要、電學略史、近世純粹幾何學、近世宇宙觀、質射性元質概論、分子內擦力、倫得根射線與結晶體之構造、化學元素命名說、光之速率、演繹法糾謬、軍事醫學、天演新義等，也有一些具體學說和工藝技術的介紹，如永動機、照相術、三合土的制作和用法、海底水雷、街道工程、防御水患工程、化學于工業上之價值、分子重之測定法、菌類鑒別法、愛迪生蓄電池等。

1915年的第1卷第1號《青年雜志》從《社告》到陳獨秀置于刊首的《敬告青年》都十分清晰地宣示了它對“科學”的高度推崇?！渡绺妗仿暶鳎骸氨局疽云揭字?，說高尚之理，凡學術事情足以發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冀青年諸君于研習科學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4]。這個表述很有意思，它至少表明在《青年雜志》的主持者眼中，當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已經就是“研習科學”了，或者說“科學”成了當代青年生活的基本共識，而這一共識才是“本志”與讀者開展對話，進而傳遞思想的前提和基礎。接著，在開篇那氣壯山河的《敬告青年》中，陳獨秀以宏大視野從中國和世界格局說起，而其中給人最大的啟示也來自“科學”，科學的視野和科學的比較。 “敬告青年”就是對如何承擔這一國家進步的歷史使命的要求，他提出的六大要求，最后又落實到了一個重要的結論：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在陳獨秀看來，“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云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5]。

1915年《青年雜志》的創刊號從總體上看主要是討論政治文化的大問題，但幾乎每一篇論述的字里行間都包含著科學思想依據?！毒锤媲嗄辍分?，是陳獨秀對法國文明的盛贊，他總結出的文明進步之因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自英之達爾文，持生物進化之說，謂人類非由神造，其后遞相推演，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格言，昭垂於人類。人類爭吁智靈，以人勝天，以學理構成原則，自造其禍福，自導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風，任命聽天之惰性，吐棄無遺，而歐羅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進?！薄胺虻乱庵局茖W，雖為吾人所尊崇，仍屬近代文明之產物”[6]。另外一篇重磅文章是高一涵論共和國時代青年人的理想，其核心是個性與自由，他的依憑也是進化論：“自由之界，隨文化之演進而彌寬，文化愈高，斯自由愈廣”[7]。在后續的論述中，他也不時援引科學為證：“見木葉金石之浮沉，即理解其從比重之法則而然，此乃謂之科學。非依據律令，不得以臆擅斷之，學之真乃于是見。夫求科學之道，不外于萬殊物理之中，歸籀其統一會通之則”[8]。包括陳獨秀所譯薛紐伯的《現代文明史》也從科學、理性的立場批判世俗的宗教偏見：“世人唯習慣與宗教之是從，哲學者謂為偏見與迷信耳?，F存之社會，無不有害而且可笑。又曰‘萬般事物未有能維持現狀者也’，光明之世，來日可俟。理性之光，照耀人類。社會基礎應建設于理性之上”[9]。

如此推崇“科學”的分量后來一直貫穿了整個《新青年》的辦刊歷程。據金觀濤、劉青峰統計，《新青年》雜志中論及“科學”一詞共1913次，甚至超過了五四時代的另外一個熱詞“民主”，后者只有513次[10]。但是這種統計分析的方法也遭到了另外的質疑：詞語出現的頻率是不是就能說明重視程度的多寡？《新青年》專門對“科學”的深入介紹和討論其實并不多，自始至終論述之作也就五六篇，是無法和《科學》相提并論的[11]。在我看來，其實統計和對統計的質疑都各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缎虑嗄辍氛w對“科學”的深入介紹和討論確實不多，在1915年創刊伊始更不多，一時無法與《科學》比較，但是，這種比較本身未必合理。因為《科學》是一份自然科學同人經營的專業刊物，而《新青年》卻是一份思想文化雜志，它們的追求和功能本來就存在差異。在《科學》的編者和作者看來，全方位傳播和普及各種科學知識是他們作為科學工作者的分內之事。而對于以人文學者為主的《新青年》作者，他們主要的興趣是對當前國家民族的一切思想文化問題開展討論，而“科學”卻可以當作理所當然的立場和方法，也就是說，科學對于他們來說是內在的理論視野和思維方法，是可以貫穿到所有問題當中的態度。有學者早就敏銳地意識到，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就是“態度的同一性”[12]。我理解這種“態度的同一性”也包括這樣的效果：就是說具體的理論、學說甚至某些判斷的結論并不是最要緊的，關鍵就在于他們都在竭力改變國家制度的現狀，沖破文化傳統的長久的束縛，釋放文明的創造能力，具體而言就是，當時的一些公開的概念主張（包括科學、民主等等）的具體內涵和表達形式是一回事，或者說對傳統文化的看似激烈的評價是一回事，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利用新的思想資源實現新的文化創造。對于“科學”的介紹和表達方式就是如此，具體的知識傳播和普及是一種選擇（如《科學》），而以自己所理解的“科學”態度為基礎展開對社會文化的全面討論也是一種選擇，而在后一種情形下，雖然專門的科學論述有所減少，但卻可能到處充滿論說者自認的“科學思想”，從而達到無所不在的“科學判斷”的狀態。拉開歷史的距離，我們的確看到，是《新青年》之群的全方位的思想文化傳播鞏固和提升了現代中國的“科學”地位，最終達到了胡適1923年所概括的歷史效應：“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名詞就是‘科學’”[13]。

在這個意義上說，《新青年》與《科學》的論述和傳播，處于不同層面之上，而傳播者對它的功能的釋放和利用也有各自的側重。

三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看到，《科學》與《新青年》的知識者群體在本質上還是一致的，他們都屬于五四新文化大群的一部分。所謂“同一”的“態度”也就是在如何掂量“科學”的價值上有差不多一致的邏輯，那就是將科學上升為一種近似信仰的價值指向，可以憑此反對和批判一切，也最終可以憑此建構一切?？茖W不僅僅是具體的學科知識，而是一種已經被西方先進文明所證實了的正確有效的歷史方向，科學不只是對物質世界的認知，也包括精神世界的建設?！缎虑嗄辍饭倘皇抢硭斎坏貙⒖茖W的視野貫徹到所有的社會文化領域，而主要介紹具體科學知識的《科學》雜志其實也有對于“科學”作為思想文化價值的探討。

1915年中國科學社成員藍兆乾投稿《科學》，論述“科學救國”，因為出版周期所限，任鴻雋特意將文章先期轉發于《留美學生季報》:“吾國貧弱之癥結者何?科學是也。其為學博大精深, 一切富強之法, 所自而出也?！薄笆枪士茖W者, 救國之本計。凡政治、軍備、交通、實業、財政、教育, 皆賴之以發達者也?！比硒欕h還特地寫下了轉發的原委:“此文為藍君寄登《科學》之作, 以科學第八期，方在編輯中, 出版需時。藍君此文，不可不早以公世也, 因攫以實吾季報, 藍君當不以為意也”[14]。

《科學》也重視對“科學”思想的探討，雖然比重不大，每期最多不超過1-2篇，但是作為一種思想的表達依然內容厚重，它和《新青年》的科學思想一起代表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新知識界的一種共同的選擇，這就是借用科學的力量，完成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一次強有力的推動。任鴻雋后來的《吾國學術思想之未來》認為：“今之科學，不當但作物質主義觀而已，其發達既久，影響于人生者亦不可勝數，不舉以為為學之鵠，則不足盡人之性”[15]。另一篇《科學精神論》和《新青年》一樣抨擊中世紀神學：“昔者歐洲中世，教宗馭世，凡宗教家說，人莫得而非難之也。且以教宗勢力之盛，凡教之所謂是者，學者亦從而為之說焉。其有毅然不顧，搉神教荒唐之讆言以開人道真理之曙光者，則晚近數十哲人科學精神之所旁薄而郁積也。宗教家言，神造世界，人始亞當。天之生人，以事神也。神造世界，以為人也。而達爾文沃力斯之徒曰否。人與世界同為天演界中之一物。世界始于星云，人始于猨猱，舉為天演大力所陶鑄，而非有真神為之主宰也”[16]。他也在《新青年》上撰文解釋 “科學是個什么東西”: “第一，我們要曉得科學是學問”，“科學的本體，還是和那形上的學，同出一源的?！薄袄硇耘傻闹鲝?，就成了現今的玄學，或形上學，（玄學也是哲學的一部分），實驗派的主張，就成了現今的科學?！薄暗诙?，我們要曉得科學的本質，是事實不是文字”，是一種“事實之學”[17]?！犊茖W》雜志的“雜俎”中也曾經辨明科學萬能的可能性：“謂科學萬能固非，謂科學必不能何事，亦非也”[18]。其實，這還是道出了一種略有限制的“萬能”說。

回頭審視Philosophy、Science或Natural science從“格致”到“科學”的歷史，我們還可以洞察到更多的微妙細節：“格致”本是《禮記·大學》里面最先提出的士人功課，含義較為廣泛，按照對今人影響最大的朱熹的解讀，“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19].也就是說，“格致”就是“通過研究事物的原理從而獲得知識”，既包括物質現象也包括精神的倫理的現象，這里的含義本身就是籠統而廣泛的。所以到傳教士普遍使用“格致”之說時，嚴格的中國士大夫并不完全認同，他們依舊認為格致有中外之別，中國的“格致”包含著思想道德的內涵。如鐘天緯所言：“格致之學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余蘊;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窮。蓋中國重道而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20]。

相對而言，日本譯介的“科學”一詞就不似“格致”那么指意廣泛，更接近西方知識界這一概念的原初含義：“科學”主要指的是作為知識“分科”的自然科學?！斑@一字眼在英語中已被限制在自然科學的范圍之內，因而暗示著一種在自然科學才有的方法上和權利上的競爭”[21]。此后，經過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等知識分子的持續努力，“科學”終于逐漸取代“格致”成為對現代知識追求的一種權威性表述。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里取代的只是用詞本身，“格致”所包含的兼及物質與精神的多重內涵卻在模模糊糊中被“科學”所繼承，科學至此開始成為一個相當中國化的概念。

在“科學”的中國發展史上，《敬告青年》意義何在？我以為就在于它第一次從建設新文化的目標出發，比較清晰地確立了“科學”之于現代中國人的認知方式的整體價值，不僅僅是作為自然科學學科的意義，而是整個世界觀人生觀的思維方法。這就是陳獨秀1915年的開宗明義：“科學者何？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盵22]這里的“事物”已經超出了客觀自然，應該是包羅萬象的一切。所以，“科學”的對立面便是傳統中國解釋世界與人的一切學說：“士不知科學，故襲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惑世誣民，地氣風水之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貨棄于地，戰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于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識罔取近利，未來之勝算，無容心焉；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弭，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于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23]

來自自然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和來自人文科學界的知識分子在這里達成了一個共識：將對一個學科知識的力量上升為一種具有全盤社會文化功能的價值——不僅在學科內部，而且可以超出這個學科，甚至到達全部社會文明發展的高度加以肯定和信賴，這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出現雙重效果：一是以現實學科發展的真切說服力完成對舊傳統束縛的摧枯拉朽般的打擊，起到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這一成果，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但是第二個方面，我們也有必要指出，既然當年許多知識分子已經將“科學的人生觀”視作“人類人生觀的最低限度”[24]，那么，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因為夸大一種學科的局部的功能而掩蓋了人類思想文化發展中可能存在的自我矛盾和糾纏，讓問題在簡捷明快的解決之后埋伏下未來的深刻的隱憂。例如《新青年》和《科學》上對“科學”思想資源的闡發，例舉或引述得最多的就是達爾文、赫胥黎。在眾多科學理論中，《新青年》尤為青睞達爾文的進化學說 ，其一至九卷中共有 16 篇與之相關的文章，包括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德國生物學家?？藸柕膶W說，他們的生物進化論中包含著有爭議的種族論思想，赫胥黎被稱作“達爾文的斗牛犬”，?？藸枌ψ诮虇栴}的觀點曾經引起過西方學界的異議，不過，在“五四”當時的激情引述中，卻看不到其他不同的意見。

總之，1915年的中國知識分子正面臨沖破舊傳統巨大壓力的困擾，他們來不及仔細辨析“科學”的內涵，來不及掂量在他們看來作為科學主潮的進化論的正負價值，區分其可能存在的問題，“科學”就這樣以各自看來十分恰當和合理的姿態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推廣，而無暇辨析其他的質疑。曾經存在的其他聲音（如魯迅1908年的個人化質疑與提醒——“偽士當去，迷信可存”[25]）也逐漸淹沒在了眾生喧嘩的掃蕩浪潮之中，幾年之后的“辟靈學”和科玄之爭也未能充分展開各自的問題，促成新的反思。只有先行者陳獨秀后來坦率承認: “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么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26]。

注釋：

[1] [美]本杰明·艾爾曼：《科學在中國(1550—1900)》，原祖杰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00頁。

[2] 金觀濤、劉青峰: 《觀念史研究: 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42 頁。

[3] 任鴻雋：《發刊詞》，《科學》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4] 《社告》，《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

[5] [22] [23]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

[6] 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

[7] 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

[8] 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志》第1卷第3號，1915年11月15日。

[9] [法]薛紐伯：《現代文明史》，陳獨秀譯，《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薛紐伯（Charles Seignobos），今譯作夏爾·塞紐博斯。

[10] 金觀濤、劉青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12月號。

[11]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2] 汪暉：《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論》1989年第3-4期。

[13] [24]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11頁。

[14] 藍兆乾：《科學救國論》，《留美學生季報》第 2卷第2號，1915年6月。

[15] 任鴻雋：《吾國學術思想之未來》，《科學》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

[16] 任鴻雋：《科學精神論》，《科學》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

[17] 任鴻雋：《何為科學家?》，《新青年》第6卷第3號，1919年3月15日。

[18] 《非科學萬能》，《科學》第5卷第8期，1919年8月。

[19] 朱熹集注：《四書集注》，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8-9頁。

[20] 見鄭大華、俞祖華編：《晚清思想史資料選編1840-1911》第三卷，岳麓書社2023年版，第178頁。

[21] [美]韋勒克（Welleck, R.）：《批評的諸種概念》，丁泓、余徵譯，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25]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26] 陳獨秀: 《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