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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近照

葛兆光作品

前不久，《中國思想史》在出版25年首次修訂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平日極少出現在公眾面前的葛兆光難得地走到了“聚光燈”下。

雄心

“至今還記得2000年在比利時魯汶的寓所里，寫完第二卷最后一個字的情形。那是秋冬之際一個黃昏，關上電腦，站起來看看窗外，滿天颯颯而落的黃葉鋪滿了整個庭院?！?/p>

25年前，《中國思想史》的問世，被學界認為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即使有一點不同的意見，也都是從“破”的方向上提出的。但不破何來立。

多少也是時勢造英雄，葛兆光回憶，上世紀90年代的知識界好像突然掉入“無物之陣”，學經濟的強調商品市場，學法律的呼吁健全法制，學文學的引入后現代批判現代性，“原來繃得緊緊的那些‘硬道理’好像沒有用了”。1992年，葛兆光剛到清華任教?！澳悄?，復旦大學的朱維錚先生到北京開會，約我去毛家灣看望金沖及先生，一路上閑聊，記得他說，你既然寫了禪宗，又寫了道教，為什么不再寫儒家，有三教作基礎，不就可以寫一本中國思想史了嗎？”1994年初，在完成了北大陳平原策劃的“學術史叢書”《中國禪思想史》書稿后，葛兆光決定騰出精力準備中國思想史的講稿。對葛兆光而言，教學和學術始終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吨袊枷胧贰返钠鸲?，確乎是為1995年清華大學首次招收的文科本科生準備的課件。

早在1980年底還是1981年初，葛兆光就遵師命為大師兄包遵信做了很多“文革”后重版的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的讀書卡片，寫了五六頁評論，兩人也因此就“過去的思想史”“思想史與哲學史的分別”等話題很深入地聊了半天。

而直接推動了葛兆光動筆的朱維錚先生曾用“斷了線的珍珠”比喻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強調需通過系統梳理還原其整體脈絡。所有種種，都讓那時候正值壯年、精力旺盛、思想活躍的葛兆光對重寫中國思想史的新課題充滿了使命意識和學術熱忱：“正值小平南方談話，各種新知也漸漸冒頭，所以寫的時候和講的時候，不斷會有新想法涌現。寫好就講，講完再改，講稿上貼滿各色貼紙，無論在形式上、資料上以及觀念上，離當時各種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就越來越遠?！?/p>

“我做的是一個破的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夠有所立”，讓葛兆光欣慰的是，當年引起最大關注甚至爭議的“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是不是應該寫入思想史”“思想史是不是要關心思想的制度化、常識化和風俗化”“知識史怎樣和思想史對接”“沒有精彩思想的時代是不是也可以寫思想史”等等問題，在這25年里引起了國際和國內的討論，并已被很多學者接受，“25年，就像跑了一場馬拉松，雖然有一點精疲力盡的感覺，但很高興在終點看到了最好的風景”。

包容心

1994年，葛兆光靈光一閃地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段話：“思想史是否應該有‘一般思想史’，過去的思想史是懸浮在一般水準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數思想家的天才思想，未必與普遍社會思想水準相關，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斷裂有歧路，并不見得適于敘述?！?/p>

葛兆光出生在上海，但祖籍寫著福建。葛家老宅位于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之一的黃巷里，如今更以“葛家大院”之名出現在各種本地志及旅游手冊上。關于家族興盛的起源，版本很多，但對于葛兆光而言，切實貼近的一段是到了祖父葛滋承那一代，正逢亂世，祖父借了堂弟的文憑進了保定軍校，一路在國民黨海軍陸戰隊做到副旅長；父親葛耀昌出生在那段相對富庶的時期，在上海讀了大學、成了家，經歷了抗戰，又在時代變遷中，受到家庭背景復雜之累，輾轉多地。20世紀60年代初，10歲出頭的葛兆光隨父母下放到了貴州黔東南地區。初中畢業，便被“上山下鄉”的大潮裹挾去苗寨待了三年多，之后在磚瓦廠、農藥廠和供銷社當工人，甚至還挖過煤。葛家大院有著“七星八斗”的格局，當1979年葛兆光終于有機會去看時，大院已住進了“七十二家房客”，破舊雜亂。直到十幾年前當地開發旅游，它又被修繕一新，恢復了往日的氣派，讓白頭返鄉的葛兆光又差點認不出來了。葛家的故事恰如攀援在歲月墻垣的葛藤，每一片葉子都記錄著時代的風向。只是對于過往，葛兆光的態度很堅決，“盡可能不去想，苦難永遠都不應該是一枚勛章”，“除了戰爭，我們這代人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很多的波折和變化，讓我親歷跌宕起伏的歷史，從而才能夠穿透現實，體會到歷史的底色。我想這是一種人文學者難得的經驗和體驗”。

吾輩皆身處溝渠之中，然其中必有仰望星空者。1978年，葛兆光從貴州考入了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而那年，他已經28歲，已經輟學十幾年。很多年后，作為校友重回北大的葛兆光感慨地對當屆畢業生說：“跨進北大之門，不僅是我個人人生的改變，進了北大，跨入學術世界，也給我們身上壓了一份沉甸甸的學術責任?！边@或許也是在寫思想史時，能使他自覺地將研究目光下沉，展開前所未有廣泛的材料搜索，“到后臺看歷史卸妝”，使思想史從哲學家的書齋，回歸到街頭巷尾、鄉村田野，關注到那些塑造了絕大多數中國人行為邏輯和世界觀的普遍觀念?！埃ㄟ@樣的寫作）肯定是一種情懷，一個人沒有對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命運有一種深切同情的話，是很難推進的?！弊杂X受到葛兆光的研究方法影響，正在寫一本《中國文學傳統通講》的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說。

而這，或許正是普通讀者與一部皇皇學術巨制之間的橋梁。通過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我們能理解歷史中的普通人——包括我們的祖輩、父輩——何以如此思考、如此行動；也為當下面對又一次時代巨變的中國人提供了一面鏡子、一把鑰匙。

平常心

在很多場合，葛兆光的學生、同事都以“康德的鄰居用康德的步行來矯正他們的時鐘”來類比這位學者看上去高度規律的生活狀態?！叭绻鹄蠋煵怀鲈L，不講學，那么，有兩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可以在復旦校園見到他：一是早晨八點左右在復旦大學文科圖書館門口，二是中午11點一刻左右在旦院三樓教授餐廳?！彼麄冋J為正是這種嚴格的對時間的管理造就了葛兆光長期的高生產率的學術生活。

“這完全是努力把我描繪成了一個生活極其刻板、無聊甚至無趣的一個狀況??！”然而，在近期的一次直播中，葛兆光卻以輕松幽默的口吻，對這種描述提出了“抗議”。從5歲開始，葛兆光就學下棋，如今午休時，他有時依然會擺盤圍棋，自己和自己對弈；年輕時，他打乒乓是專業級的；他寫過詩和小說，也愛畫畫，這次商務印書館重訂版精裝本所附送的藏書票就是他畫的。小貓瞪著疑惑又好奇的眼睛，拿著一支長矛，從厚重的京味十足的紅色大門中探出身子來，帶著滿滿的無懼的天真與勇氣。葛兆光略帶無奈地說：“他們沒有考慮到我已經七十多歲了，但就像宋代將夷夏之爭的焦點從內部胡漢矛盾轉向外部夷夏對立一樣，我現在把外部的有趣的生活轉為內心的自娛自樂，比如我有時候也會去想一想007怎么樣，出差途中，我也會挑那些‘打’的電影看，看完就忘記，但覺得很紓解?！?/p>

想想也是，一個循規蹈矩，只知鉆故紙堆的葛兆光又怎么能寫出那樣一部敢于挑戰經典，創造新寫作范式，一度被視為先鋒和新銳的思想史呢？

由于用眼過度，早在2007年，葛兆光就因為視網膜剝落連續做了三次手術，至今，只能靠右眼的視力工作生活。在研討會現場，他還會戴上一個助聽器。學術之外，一切從簡，多少也有一些不得已。盡管如此，學生張佳提及有一年，正在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項目的葛兆光用了一個寒假的時間，研讀了一部排印本的韓國編的《海行總載》，一共8冊，字號比小5號還要小。后來，葛兆光把這本批注本送給了愛徒。想到老師是用有視力的那一只眼睛，那么認真地讀完，張佳感嘆：“由此可以看到文獻在葛老師心里的地位，扎實的史料基礎在葛老師學術大廈里的地位。這件事讓我理解到了‘什么是用生命做學術’，葛老師就是如此?！?/p>

獲得“長江讀書獎”后，葛兆光曾說：“新的范式形成以后，后人可以‘過河拆橋’……我想，我和我的這一代人就是這樣的過渡，而我關于思想史的種種想法和寫法，也可能很快就會融入歷史、成為歷史?！迸c其說這是葛兆光的自謙，不如說是大學者的一種平常心。此次出修訂本，葛兆光自己動手，毫不手軟地刪去了十幾萬字，“不僅要看到留下了什么，還要看到刪除了什么”。商務印書館的修訂版“七編”都有了一個標題，“這說明，我實際上想把‘思想變遷’的大勢作為一個標志這樣的寫法所帶來的‘弊病’去除，它不太能夠明晰地讓人去掌握到要點，背誦、形成固定的知識，如今，我希望給它一個‘脈絡’”。

商務印書館顧青是葛兆光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同門師弟，他說早年曾問過金開誠老師一個問題：什么是寫作學術著作的理想境界？金先生回答了兩個字“渾成”。顧青說：“當我讀了《中國思想史·修訂本》之后，我感覺師兄這本書應該說是接近了‘渾成’的境界，希望今后還能再修訂，讓這部書更加‘渾成’?！?/p>

而葛兆光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1978年2月底一個夜晚，他從貴州一個縣城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來到北京，“在北京站被校車糊里糊涂地拉到北大，住進32樓304”。當他完成六年半的學業要離開北大時，他已確信自己會成為一名學者。懷著這樣一份雄心、包容心和平常心，直到今日，葛兆光依然在這條悠遠而深邃的學術之路上潛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