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我寫下小說《劇院》的第一個字，所有的人間撲面而來。

1991年冬天，風吹起了我蓬亂的頭發，我從部隊退伍回到了家鄉諸暨。在江南這座普通的火車站廣場，我聽到了西施商場方向傳來的流行歌曲。在《瀟灑走一回》的歌聲中，我粗糙的人生來到1992年的春天。這年春天我正式落戶縣城，在一家國營企業做“三班倒”。我很像是一個小說中的人物，那么渺小卻又真實，那么貧困卻又健壯。

我在縣城度過了1992年至2005年這十三年。我的小城生活，像個搖晃的青年，穿著勞動皮鞋，大搖大擺地行走在太平橋、人民路、老鷹山、東湖菜市場、半爿街、采芹橋……這兒有一條穿城而過的江，浙江的很多縣城都有一條穿城而過的江，好像穿城而過是江的基本條件。我喜歡去桃花源吃那兒的包子，一元錢一個；我喜歡去小樂園吃冷飲，比如冰鎮綠豆湯；我還去過海浪歌舞廳，門票是三元錢。我最喜歡去人民電影院看電影，或者去諸暨劇院看越劇《西施斷纜》，看青島京劇團來演出的《沙家浜》。我記得演沙奶奶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那么年輕的“奶奶”。

我來到縣城，很像是高加林來到了縣城。我在縣城的工作是在一家化肥廠當一名經濟民警，同時我還去夜市擺小攤，同時我還做水電工，看上去日理萬機。四年以后我得罪人，被調去造氣車間拉煤；再過了兩年我去了一家制藥企業當企劃員；再過了一年半我去了一座民辦高中當文書；再過了大半年我去了《諸暨日報》當記者。我的工作變得有些令人眼花繚亂，很像是夢境的切換。2005年我離開了縣城，裝模作樣地在杭州飄蕩。我幫人編雜志、編書，自己也寫小說。那時候我知道，如果要養家糊口，可以依靠的只能是文字。文字就是我在人間叢林里的獵槍。

我生活在諸暨的十三年，見證過縣城許多人事，比如太平橋的建成剪彩，比如去圍觀公審公判，去船上的錄像廳看劉德華拿著槍胡亂地射人，和工友用搪瓷盆喝啤酒。我很像是賈樟柯電影里的一個人，迷惘而混沌。我們沒錢，但工資至少夠喝冷飲、看電影、溜冰、打臺球，像一條狗一樣忙碌，卻不知道忙了些什么。那時候我們沒有覺得工資少，我們很快樂。然后我成家，然后當爹，然后還配了一副眼鏡，讓自己更像一名記者。然后覺得工資確實有點少了，快樂也會少那么一點點。

這就是我的縣城生活。

時間來到了2024年，我在杭州安穩地生活了很多年了，安穩得很容易被人遺忘，安穩得像一個退休的老人。這些年我寫一些零星的小說和零星的劇本，因為父母移居上海，我很少再回縣城。有一天我出門，門口換鞋的時候，在一面穿衣鏡前看到了自己，同時鏡中看到的自己分明是站在縣城的一條街上，很年輕，茫然四顧，仿佛是在尋找人間的真相。于是鏡中的人間，在我面前鱗次櫛比地呈現。鏡頭移動，從濱江路移到諸暨劇院，那么嘈雜的人聲開始響起來了，影劇院的大戲就要開場，鼓點由輕至重，最后震耳欲聾。于是我想，我是愛著劇院的，我要寫寫縣城里的劇院，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置身在劇院中，卻從未看清劇情的走向……

《劇院》故事的發生地，是我虛構的“南風縣”，事實上它由諸暨縣、嵊縣和上虞縣構成，同屬于紹興地區。字里行間，多多少少可以看出這些縣城的印記。這個小說寫了1998年至2003年五年的故事，那時候《相約九八》很火，夏天的時候還發生過一場特大洪水。我看到抗洪堤上或沖鋒舟中的解放軍戰士，就會想起自己當兵的年歲。那時候我從部隊回到縣城已經六個年頭，但我覺得像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1998年我從化肥廠調到了制藥企業，接踵而至的2000年是千禧年，我去了中學當文書。2000年年尾至2003年尾，我在報社謀職，然后辭職在家寫作。我的這五年十分平淡，但是小說中的這五年，相對精彩。里面寫了縣城里的越劇演員、公務人員、警察、高中老師、理發師、醫生、照相師、賣假藥的、推拿師、開骨頭煲店的、開服裝店的、賣碟片的……最關鍵的是，寫了一家三口，母親帶著兩個女兒一起生活。這個完全由女性構成的家庭，經歷了疼痛與兇險，但是還在努力地掙扎著活下來。她們與一樁命案有關，是的，這是一個關于罪案與懸疑的小說。

也許是這個罪案小說中寫了許多的縣城世情，也許是這個縣城世情小說中寫到了懸疑，我忽略或者忘記了小說的類型，只記得我要把穿衣鏡中窺見的車水馬龍的縣城寫下來，主要是寫人間雜事。如果《劇院》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人生海洋里的一條魚，那么每條魚都有一些鱗片充滿著傷痛；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劇院中的演員，那么每個演員都至少有一場哭戲。所以，這個小說身份不明，這個創作談，也不像一個創作談，更像是對縣城生活的回望，更像是對似水流年的追憶。我會時常追憶縣城里度過的那些日子，覺得縣城是我年輕時候的一個朋友，所以我常常想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