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學者風范與學人本色

　

　　自覺保持“學者的人間情懷”

　　余三定：我對您的學術研究一直比較關注，十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題目是《博取雜用  守舊出新——陳平原教授治學述略》，拙文對您早期的文學研究(其中的重點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就做了初步的梳理。我注意到，此后您這十多年來的學術視野 和研究范圍已完全超越單純的文學領域而進入到多個重要領域，比如您對現代中國學術史、現代中國教育史、特別是現當代中國大學教育以及當代(當下)的重要學 術現象和文化現象等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影響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以為，如果簡單地稱您為文學學者或文藝理論家的話并不全面，準確地說應該稱您為 “人文學者”。而且我以為，稱您為“人文學者”，不僅是說您的研究視野開闊、研究范圍寬廣，更重要的是說您具有真誠的人文情懷。您曾提出過保持“學者的人 間情懷”的觀點，希望您能給予簡略解說。

　　陳平原：從政或議政的知識者的命運，并非我關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選擇“述學”的知識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間情懷，又發揮其專業特長。我的想法 說來很簡單，首先是為學術而學術，其次是保持人間情懷——前者是學者風范，后者是學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本色。兩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這里有 幾個假設：一、在實際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二、作為學者，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政治；三、學者之關心政治，主要體現一種人間情懷而 不是社會責任。不過，述學和議政，二者在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上有很大區別，這點還是分辨得清的。即如20世紀20年代初，魯迅在寫作《熱風》《吶喊》的同 時，撰寫《中國小說史略》。前兩者主要表現作者的政治傾向和人間情懷(當然還有藝術感覺)，后者則力圖保持學術研究的冷靜客觀。從《小說史大略》到《中國 小說史略》，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刪去其中情緒化的表述，如批判清代的諷刺小說“嬉皮笑罵之情多，而共同懺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摯，感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 那一階段魯迅的思想和創作的讀者，都明白“共同懺悔”是那時魯迅小說、雜文的一個關注點，可引入小說史著作則顯得不大妥當。因中國歷來缺少“懺悔錄”，那 么怎么能苛求清代諷刺小說，再說諷刺小說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本就很難表現“懺悔”。魯迅將初稿中此類貼近現實思考的議論刪去，表明他尊重“述學”與“議 政”的區別。 

　　余三定：您上面主要是以魯迅為例來客觀地、也是有力地闡述了作為真正學者保持“人間情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想進一步詢問的是，您個人在這方面的向往和追求是怎樣的？

　　陳平原：我個人更傾向于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保持一種人間情懷。我不談學者的“社會責任”或“政治意識”，而只談“人間情懷”，基于如下考 慮：首先，作為專門學者，對現實政治斗爭采取關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態度，并非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認政治運作的復雜性。說白了，不是去當“國師”，不 是“不出如蒼生何”，不是因為真有治國方略才議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開口。這點跟傳統士大夫不一樣，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并不 自居“中心位置”，不像《孟子》中公孫衍、張儀那樣，“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讀書人倘若過高估計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問政，否則開口 即露導師心態。那很容易流于為抗議而抗議，或者語不驚人死不休。其次，萬一我議政，那也只不過是保持古代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 要，而不是社會交給的“責任”。也許我沒有獨立的見解，為了這“責任”我得編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綱領；也許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動，為了這“責 任”我不能坐視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會責任”，實在誤人誤己。那種以“社會的良心”、“大眾的代言人”自居的讀書人，我以為近乎自作多情。帶著這種 信念談政治，老期待著登高一呼應者景從的社會效果，最終只能被群眾情緒所裹挾。再次，“明星學者”的專業特長在政治活動中往往毫無用處——這是兩種不同的 游戲，沒必要硬給自己戴高帽。因此，讀書人應學會在社會生活中作為普通人憑良知和道德“表態”，而不過分追求“發言”的姿態和效果。若如是，則幸甚。

　　魯迅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

　　余三定：我知道您對文學的研究很重視研究范式的創新。比如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就創造了一種新的小說史體例，它既不以具體的作家作 品為中心，也不以借小說構建社會史為目的，而是自始至終圍繞小說形式各個層面如文體、結構、風格、視角等的變化來展開論述；同時，抓住影響小說形式演變的 重要文學現象，在韋勒克所稱的“文學的內部研究”中引進文化和歷史的因素，用您自己在該書《卷后語》的話說就是：“注重進程，消解大家�！庇秩缒�的《小說 史：理論與實踐》更是一部別開生面的著作，如果把它作學術歸類的話，可以說在它之前還沒有過同類型的著作，它的研究對象、角度、重點、思路是全新的，它既 非小說學的理論陳述，也非實證色彩濃厚的小說史專著，而是介于二者之間——一部關于小說史研究的專著，即是一部關于小說史理論或曰小說史學的專著。與此同 時，您對所研究的文學現象則很重視其文體的創新，希望您能以魯迅為例談談對文體創新的看法。

　　陳平原：1933年3月，魯迅撰寫日后被學界經常征引的《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作家如此坦率地自報家門，且所論大都切中肯綮，難怪研究者大喜過 望。其中最受關注的，除了“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再就是關于“文體家” 的自述：“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適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 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Stylist�！弊钤鐚Ⅳ斞缸鳛槲捏w家 (Stylist)來表彰的，當屬黎錦明的《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衫枋洗宋膶�Stylist譯為體裁家，將“體裁的修養”與“描寫的能力”分開論 述，強調好的體裁必須配合好的描寫，并進而從描寫的角度批評傷感與溢惡、夸張與變形等 。后者所涉及的，本是文體學所要解決的難題，如今都劃歸了“描寫”，那么，所謂的“體裁”，已經不是Style，而是Gener——這從黎氏關于章回小說 《儒林外史》的辨析中，也不難看出。倒是魯迅關于Stylist的解讀，接近英文本身的含義 。黎氏對Stylist的誤讀，其實很有代表性，因古代中國作為文章體式的“文體”，與西學東漸后引進的探究語言表達力的“文體”(Style)，二者之 間名同實異，但又不無相通處。直到今天，中國學界談論文體，仍很少僅局限于語言表達，而往往兼及文類。如此半中不西——或者說中西兼顧——的批評術語，使 我們得以將“Stylis”的命名，與“新形式”的論述相鉤連。就在黎氏撰文的前幾年，沈雁冰發表《讀〈吶喊〉》，贊揚魯迅在小說形式方面的創新：在中國 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 上去試驗。 魯迅沒有直接回應茅盾關于其小說“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評述，但在《故事新編》的序言里，稱此書“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為‘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除 順手回敬成仿吾的批評，也隱約可見其挑戰常識、不以“文學概論”為寫作圭臬的一貫思路。

　　余三定：希望您能具體談談魯迅在文體創新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陳平原：魯迅本人的寫作，同樣以體式的特別著稱，比如作為小說的《故事新編》，以及散文詩《野草》�！兑安荨纷畛踹B載于《語絲》時，是被視為散 文的(雖然其中《我的失戀》標明“擬古的新打油詩”，《過客》則是劇本形式，可以直接轉化為舞臺演出)。等到魯迅自己說：“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夸大 點說，就是散文詩”，大家這才恍然大悟，異口同聲地談論起散文詩來。 魯迅曾自嘲《朝花夕拾》乃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文體大概很雜亂”。其實，該書首尾貫通，一氣呵成，無論體裁、語體還是風格，并不蕪雜。要說文體上 “很雜亂”的，應該是指此前此后出版的雜感集�！肚医橥るs文》中的《憶韋素園君》《憶劉半農君》《阿金》等，乃道地的散文， 可入《朝花夕拾》；《準風月談》中的《夜頌》《秋夜紀游》則是很好的散文詩，可入《野草》。至于《門外文談》，筆調是雜文的，結構上卻近乎著作。文章體式 不夠統一，或者說不太理會時人所設定的各種文類及文體邊界，此乃魯迅著述的一大特征。 輪到魯迅為自家文章做鑒定，你會發現，他在“命名”時頗為躊躇。翻閱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四卷的《魯迅著譯書目》、第七卷的《自 傳》、第八卷的《魯迅自傳》和《自傳》，其中提及短篇小說、散文詩、回憶記、纂輯以及譯作、著述等，態度都很堅決；但在如何區分“論文”和“短評”的問題 上，則始終拿不定主意。 稱《墳》為“論文集”，以便與《熱風》以降的“短評”相區別，其實有些勉強。原刊《河南》的《人之歷史》等四文，確系一般人想象中的“論文”；可《看鏡有 感》《春末閑談》《燈下漫筆》以及《雜憶》等，從題目到筆法，均類似日后聲名顯赫的“雜感”。將《墳》的前言后記對照閱讀，會覺得很有意思。后者稱，“在 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顯然當初魯迅是將此書作為“雜文”看待，而不像日后那樣將其斷為“論文集”；前者則干脆直面此書體例上的不統 一：“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合在一起，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文章結集，并沒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反過來，日后魯迅出版眾多“雜感集”，其中不難找到 “違規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魯迅稱：“此后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于是百無禁忌，在這回“雜文的結集” 里，連朋友間的通信“也擅自一并編進去了”。其實，不只是朋友間的通信，《二心集》里，除作為主體的雜感外，既有論文(如《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演講 (如《上海文藝之一瞥》)、傳記(如《柔石小傳》)，也有譯文(如《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答問(如《答北斗雜志問》)、序跋(如《(藝術論)譯本 序》)等，幾乎無所不包。 同樣以說理而不是敘事、抒情為主要目標，“論文”與“雜文”的邊界，其實并非不可逾越。魯迅不愿把這一可以約略感知但又很難準確描述的“邊界”絕對化，于 是采用“編年文集”的辦法，避免因過分清晰的分類而割裂思想或文章。對于像魯迅這樣因追求體式新穎而經�？缭轿念愡吔绲淖骷襾碚f，這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創 舉。在《〈且介亭雜文〉序言》里，魯迅進一步闡釋“分類”與“編年”兩種結集方式各自的利弊，強調“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爸话醋� 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 ——如此縱論“古已有之”的“雜文”，恰好與《〈墳〉題記》的立意相通。也就是說，魯迅談“雜文”，有時指的是“不管文體”的文章結集方式，有時講的又是 日漸“侵入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獨立文類 。

　　關于新時期三十余年文化之變

　　余三定：對于新時期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您認為從文化變遷的視角該怎么看？您不久前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何為/何謂“成功”的文化斷裂——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運動》，聽上去似乎有些矛盾�！皵嗔选焙汀俺晒Α�，是很難放在一起的。

　　陳平原：首先需要說明，我所理解的“文化斷裂”，并非善惡美丑的價值判斷，而只是一種歷史描述，即社會生活、思想道德、文學藝術等處在一種激烈 動蕩的狀態。這既不是一個褒義詞，也不是一個貶義詞。接下來，才有所謂“成功”或“失敗”的文化斷裂。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特別強調各種形式的“革命”；之后，我們改變了這種獨尊革命的思維方式，這些年則更多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晌艺J為，即便是“和 諧社會”，也并不像桃花塢年畫描述的那樣“一團和氣”，照樣有各種各樣的矛盾。 歷史本來就是由“演進”與“嬗變”、“延續”與“轉型”之互相纏繞構成的，有斷裂也有連續，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歷史。把歷史進程想象成“一路順風”，那是很 不現實的。而且，沒有任何跌宕起伏的歷史，實在太無趣。正是各種各樣的斷裂，造成某種意義上的間隔或躍進，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我說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成功”的文化斷裂。 其實，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有好多類似的“斷裂”。比如，1898年的戊戌變法、1905年的摒棄科舉，還有廢除帝制、全面抗戰等，在思想文化上都造成 某種斷裂。新中國建立后，文化大革命爆發等，也是如此。我們今天為何紀念改革開放？不也是承認那是對“文革”歷史的否定？今天這個“斷裂”獲得大家的認 可，承認它是對10年“文革”的終結，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余三定：怎樣理解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陳平原：毫無疑問，30余年前開始的那場變革，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現實以及精神狀態。比如說，如果你關注文學藝術，你會記 得，1985年是個關鍵的年份。那時候，“文革”以后培養的大學生開始獨立表現，走上歷史舞臺，如文學創作、電影藝術、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 1985年涌現出來的。經歷過對西方文學、學術的熱烈擁抱，到這個時候，逐漸找到一種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因此，1985年對于文學藝術、人文學術而言， 絕對是個重要年頭。至于經濟史或社會學家，你肯定關注1992年。因為，鄧小平南巡以后，我們重新確定了政治路線，強調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如果你關注的是 大學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們的口號是“建設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北京大學在百年校慶期間，起草文件時，建議去掉“社會主義”四個 字。因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了。這個建議被高層接納，江澤民總書記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報告里面，做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決策。這可不僅 僅是幾個字的差異，此后中國大學的發展方向與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選擇不同的“關鍵年份”，意味著你談論“三十年”時的觀察點，蘊含著某種特定的立場與思路。所以，所謂首尾完整的“三十年”，其實是一個假定的論述框架， 里面有很多縫隙，進入以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與闡釋方式，這才可能呈現千差萬別、五彩斑斕的“三十年”。

　　充分正視我國目前辦大學的“誤區”

　　余三定：我在前面提到，您近十多年來對現代中國教育史、特別是現當代中國大學教育一直在進行鍥而不舍的研究，發表了許多獨特的、深刻的見解和觀點。其中您關于辦大學的“誤區”的分析就非常尖銳而深刻，希望您能具體談談。

　　陳平原：我以為，大學的一大特點，在于需要“接地氣”，無法像工廠那樣，引進整套設備；即便順利引進，組裝起來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 感于此，對眼下鋪天蓋地、不容置疑的“國際化”論述，我頗為擔憂。比如，以下幾個口號，在我看來屬于認識上的“誤區”，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與國際接軌”�？蓢�外著名的大學并非只有一個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個“軌”，怎么“接”？認真學習當然可以，也很應該；但“接 軌說”誤盡蒼生。某大學校長主持漢學家大會，說“我們也要辦一流的漢學系”。初聽此言，啼笑皆非——本國語言文學研究和外國語言文學研究，豈能同日而語！ 不過，這位校長并不美麗的“誤會”，倒是說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今天的中國大學，正亦步亦趨地復制美國大學的模樣。第二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強強聯 手”。據說要建“世界一流大學”，最佳途徑就是強強聯手，因為各種數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虧還沒把北大、清華合起來。大學合并，有好有壞，但“強強”很難 “聯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遺癥。過多的內耗，導致合并后的“大大學”需要10年、20年的時間來調整、消化。需要的話，強弱合并還可行，因 為大學需要有主導風格，若強強合并，凡事都爭搶固然不好，凡事都謙讓也不行。 第三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取長補短”。辦大學，確實不能關起門來稱大王，要努力開拓視野，多方取經，既借鑒國外著名大學，也學習國內兄弟院校。只是因為 有各種評估及排名，這個“取長補短”的過程，不知不覺中演變成缺什么(專業)補什么(專業)，最終導致自家特色的泯滅。讓人擔憂的是，這個“整合”的大趨 勢還在繼續。 第四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努力“適應市場需要”。學生選擇專業，有其盲目性，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遠見。在我看來，無論請進來還是送出去，都應 該考慮國家需要——凡市場能解決的，不要再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學生拿中國政府的獎學金，進就業前景好的商學院或法學院。這實在不應該。歐美也是這樣，政 府或大學的獎學金，不是獎勵選擇熱門專業，而是用來調節社會需求的。你學古希臘的哲學或文學，就業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個人類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獎勵 你。同樣道理，用國家經費送出去的留學生，也應該有專業方面的要求。 第五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多跟國外名校簽合作協議。恕我直言，很多協議屬于空頭支票，簽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閣。所有的“合作”，必須落實到院系才比較可 靠；而其中最為實惠的是“互派學生”。但這有個前提，得有經濟實力支撐。

　　余三定：您作為中文系教授，面對浩浩蕩蕩的留學大潮，您有何感想和看法？

　　陳平原：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辯解：不同學科的“國際化”，其方向、途徑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語。自然科學全世界的評價標準接近，學者們都在追 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趨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 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系，很難截然割舍。而人文學里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應該是最難“接軌”的 了。 所以，文學研究者的“不接軌”、“有隔閡”，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問題。非要向美國大學看齊，用人家的語言及評價標準來規范自家行為，即便經過一番勵精圖治， 收獲若干掌聲，也得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倡導并積極探索文學討論課

　　余三定：5年多前，我在2007年1月16日的《人民日報》讀到過您的散文《“專任教授”的驕傲》，該文寫道：“2006年，我總共獲得了國 家、教育部、北京市、專業學會以及北京大學頒發的6個獎；其中，最讓我牽掛的，是級別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師’。因為，其他的獎都是肯定我的專業研究，只有 這個是表彰我的教書育人。作為大學教師，我更看重‘傳道授業解惑’�！本褪钦f您十分樂意當一位“專任教授”，您確實也是北大特別受歡迎的“專任教授”。我 記得1992-1993學年度我在北大哲學系做訪問學者的那一年，每周都去聽您的課，從未間斷，至今仍覺得是一種美好的享受。您特別提倡文學教學的討論 課，希望您具體談談討論課。

　　陳平原：討論課就是德、美兩國大學之“Seminar”。簡單地說，就是師生在一起坐而論道；而不是演講課，任憑教授一個人唱獨角戲。演講課 上，教授妙語連珠，揮汗如雨，博得滿堂掌聲；學生不必怎么動腦筋，只是一個旁觀者，閉著眼睛也能過關。討論課則不一樣，學生是課堂的主體，必須在教授的指 揮、引導下，圍繞相關論題，閱讀文獻，搜集資料，參與辯難，并最終完成研究報告。一個關注知識的傳播，一個注重研究能力的培養，后者無疑更適應于研究生教 學�？稍诤芏啻髮W里，教務部門擔心老師們偷懶，要求教師一定要站在講臺上，對著幾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碩士生，哇啦哇啦地講滿兩個小時。似乎只有這樣，才是 認真負責。如此規章制度，把博士生當中學生教，把大學教授當公司職員管，效果很不好。

　　余三定：請您談談北京大學的討論課。

　　陳平原：在北大，由于實行比較徹底的學分制，學生可以自由選課，加上好多慕名而來的其他大學的教師及研究生，著名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專題課，往 往變成了系列演講。對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國外大學講過課，沒像在北大這么風光的。教授是風光了，講到得意處，掌聲雷動�？晌抑�道，這對學生的培養很 不利。但想改變這個狀態很難。不說別的，教室就設計成這個樣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講臺上演講，無法坐下來跟學生一起討論。我不只一次說過， 北大要想成為一流大學，先從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徹底改變后勤部門決定教學方式的陳規。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諾，在新建的教學樓里，預留眾多 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最近十幾年，類似的討論課，我試驗過好多次，效果都很好——盡管因轉移教室，不太符合學校的要求�？紤]到北大的特殊情況，我只好妥協，一學期演講式的大 課，一學期討論班的小課。(余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