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一直都是業余作家 邊緣有邊緣的快感

http://www.rjjlock.com 2012年12月03日09:51 來源：南方網

　　徐星，作家，紀錄片導演。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當兵，開始寫作。1981年，復員后到全聚德烤鴨店工作。1985年，處女作小說《無主題變奏》由《人民文學》雜志刊發，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由傳統轉入現代的標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講學。1992年，赴德國海德堡大學讀書。1994年回國。2005年發表長篇小說《剩下 的 都 屬 于 你》。2000年后從事獨立紀錄片拍攝制作。

　　八十年代是文學的盛世，中國內地文壇涌現出眾多閃亮的名字，這些名字構成了當代漢語寫作的景觀和骨架。三十年過去，這些當初以“作家”之名出現的人，被社會脈動、經濟流變裹挾，他們成了這個時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們變成了商人、電影人、音樂人……有的人還是作家。

　　“作家訪談錄”著眼于這些身份發生裂變的作家，試圖從他們身上，梳理和展現曾經的時代書寫者的個體命運和時代痕跡，而這無疑也是文學的命運。我們該如何看待剛過去的幾十年中的文學和中國？他們與文學并肩同行或漸行漸遠的三十年，會給今天以怎樣的啟示？

　　2011年，徐星的一位朋友想做一個小說《無主題變奏》的文獻展，徐星拿出了當年的很多讀者來信。當年，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來信以公斤論地涌向徐星，向他傾吐小說《無主題變奏》中那個晃晃悠悠的主人公給他們的震撼。

　　1985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時，徐星正在和平門的全聚德烤鴨店當清潔工。這篇小說后來與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一起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派”小說的代表，徐星以“先鋒作家”的身份一鳴驚人。

　　1991年，徐星受海因里�！げ疇柣�金會邀請，在德國寫作，上一位受邀的作家是索爾仁尼琴。1996年，徐星完成長篇小說《剩下的都屬于你》。墻里開花墻外香，法語版先于中文版出版外，德語版一年內再印了第二版，這在中文小說中是罕見的。

　　但再往后，像是岔開的小路，徐星開始拍起了紀錄片�！拔膶W現在其實離我很遠�！毙煨歉嬖V南都記者。

　　采訪徐星的那天，他剛從美國回來不久，倒時差加重感冒讓他顯得有些疲憊，不過他說更重要的原因是手頭正在剪輯中的紀錄片《罪行摘要》。徐星說，片子雛形已經出來了，但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兩年前，徐星在宋莊一個畫家朋友手中發現了22張四十多年前的“現行反革命”犯人登記表。過去的一年里，帶著這22張發黃變脆的表格，徐星幾乎走遍了浙江的農村。徐星希望這個紀錄片能多提供一個研究角度———“文革”中的農民。

　　但不管是寫小說還是拍紀錄片，徐星說都沒有給他帶來更多的東西，一直都還是無房、無車、無工作、無收入、無保險狀態的他，偶爾還需要“啃老”。2010年他在微博上玩“給自己擬墓志銘”的游戲，徐星他擬的是：“這個人從此穩定了�！毖哉Z中不乏一絲嘲弄。

　　80年代：“一直都沒覺得我有多高的文學成就”

　　南都：80年代《無主題變奏》出來你最有名的時候，先鋒作家的光環籠罩的時候，那時候有想過把作家當成一個職業來做嗎？

　　徐星：沒有，我從來就不是一個職業的作家，我從出道到現在，一直就不是，我也不是什么作協會員之類的。我覺得有職業作家，挺多的，但是我不是。其實我一直都是一個業余作家，現在我覺得我也是一個業余的紀錄片制作者，都是業余的，挺好的，我覺得在邊緣有邊緣的快感。

　　南都：你現在對文學是一個什么樣的態度？

　　徐星：從形式上說其實我現在離文學挺遠的，文學界的事我都不太知道，也沒太關注。但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文學它就在我血液里面流，因為我愛它，從文學小孩，文學青年，到寫小說�，F在從形式上看起來離得比較遠，但是其實也不遠。但是寫作也是一個技巧性的事情，我不太知道將來我要不要繼續當作家，我不知道。文學確實離我比較遠，但我偶爾也會關注一下，比如說昨天的微博嘣一下把我拉回到文學里來了，比較好玩。一個朋友轉給我看，上�！妒斋@》雜志的一個主編還是什么人，在跟別人談文學，那人就給他列了好多名字，這個那個，他說除了徐星以外都好。這一下挺激怒我的，他這樣的話是很不負責任的，這不是典型的不教而誅嗎？你可以評論我的文學，比如說徐星的東西很幼稚，很假，很那什么，我都可以接受。怎么叫“這批作家里面除了徐星以外都好”。我看了之后就發了一個帖子罵了他一下。比如生活里面發生這樣事，我突然發現我又回到文學里來了。

　　南都：比如類似像這樣一個文壇排排座的東西，80年代的時候在你身邊存在嗎？

　　徐星：不存在。這個“壇”對我來說是這樣的，它不跟我發生關系，我就不會跟它發生關系。但是呢，當然會有私人朋友，但除了私人的關系，我跟這個組織一點關系都沒有，我至今不是作家會員，無所謂嘛，所以他們也不承認我。如果真有那個壇，他們也確實沒承認過我。

　　南都：作協有試圖吸納你嗎？

　　徐星：有過，但我謝絕了，那是很早了。當年他們拿著那個表，中國作協的表，我沒有填，表我今天還有。

　　南都：你當時為什么沒有填？

　　徐星：當時就覺得這個事沒什么意思。

　　南都：但當時你的小說發表之后影響還是很大的，很多讀者來信？

　　徐星：我這兒有好多讀者來信，一捆一捆的。特別有意思，特別的社會百態，有精神病人，有文學青年，有老師，有農民，有軍人，還有警察，各行各業的都有。當時的粉絲我覺得和現在的粉絲也能有一拼，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全靠寫信，他們知道我在北京的全聚德烤鴨店，所以信都往那兒寄。當時收發室的人都傻了，我最多一天收到一公斤多，收發室的人把我的信捆起來一堆，然后我從烤鴨店大門口走，“徐星給你！”，一捆給我，我一看是全國各地來的。當然這不是文學成就，這只能說明中國當時比較畸形，才會有這樣的事情。我一直都沒覺得我有多高的文學成就，真的，這我非常坦誠地說，我一點不是裝孫子。只是我比較僥幸的在那個畸形的年代里發出了很獨特的聲音，被大家聽到了，挺偶然。沒有徐星發出的聲音，可能有張星、李星。再說文學，從我出道以來直到今天沒給我帶來任何實惠，真的，沒有讓我致富，我也一點沒利用這個名聲，我也不知道怎么來利用，沒有任何實惠。這些名聲早就看得很清楚，這都是虛幻的。

　　南都：什么時候看清楚的？出名之后還是會有些變化吧？

　　徐星：會有啊，最大的變化就是給我帶來很多麻煩，我烤鴨店的領導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對他來說太麻煩了，他需要的是一個本本分分把地掃得干干凈凈的工人。但這個工人天天坐在烤鴨店大門口臺階上，抱著一把大笤帚，背著一個大垃圾箱，接受各種記者采訪，這個對他來說太麻煩了。因為當時是計劃經濟，不像今天，發生這樣的事這個老板可能覺得是一個商業契機。在那個壓力下，烤鴨店基本上把我給開除了，從此以后我就再沒有好日子過了。因為當時跟現在情況差別特別大，也沒有所謂書商，后來寫小說發財，比如像郭敬明、安妮寶貝，那都是后來的事，他們生逢其時，我生不逢其時。

　　南都：但是你如果不用郭敬明他們那樣的方式寫，不是那樣量產，估計也掙不到錢。

　　徐星：你說的對，我是特別懶的人，我寫的東西特少。常常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那個沖動過去我不寫就放下了。

　　南都：假如沒有那篇小說，你設想過你的生活會是怎么樣嗎？

　　徐星：這挺有意思的，我沒設想過，第一次有人提這樣的問題。假如沒有那篇小說，我想當然也不太可能會在烤鴨店做一生的清潔工，也不太可能，大概也還會是搞藝術吧，畢竟是文學青年，熱愛文藝，肯定也會做一些別的事。因為在那個年代，舒婷在干嗎你知道嗎？在燈泡廠，在流水線上裝燈泡，然后北島是在一個鑄件廠做工人，詩人芒克是在醫院看大門，陳建功在房山煤礦當礦工，都是一樣的情況。那一個烤鴨店的清潔工人寫小說，一點都不足為奇。本身你們這個年齡的人很難想象那個年代，也比較好玩。

　　紀錄片：“拍人，讓我跟小說更接近”

　　南都：目前手頭的紀錄片到哪一步了？

　　徐星：一個雛形出來了，現在正在剪輯。這是一個很繁瑣的工作，但是非常有挑戰性，非常有意思，其實拍片子里面最有挑戰的是這一部分。

　　南都：為什么是這一部分最有挑戰性？

　　徐星：要考慮它的結構、敘述、故事、組織，怎么讓看電影的人在視覺上能接受它，所以技術含量挺高的。

　　南都：整個素材積累也有挺長時間了吧？

　　徐星：素材我拍了100多個小時吧，我去年一直在浙江那邊跟那些農民轉，花了很大的工夫。拍攝的過程也挺苦的，經常沒有公共交通，各種交通工具全都坐過。

　　南都：通過幾張犯人登記表要找到這些人，整個過程很不容易吧？

　　徐星：很難。最困難的是我也沒有一個官方的背景，這就比較難。如果我拿著中央電視臺或者什么部門的介紹信，我就可以通過官方的渠道來找，就非常簡單，非�？�。我沒有這個辦法，只能是自己想盡一切辦法去找，找當地的朋友幫我打聽。因為很多地名都變了，以前叫什么紅旗站、革命街之類的，現在都恢復最初的名字，變化很大。反正就是問吧，問得比較多。我有把找人的情況也記錄下來了，比如到一個地方不知道到哪里去，不知道地方在哪里，我就在路上打聽、找人，坐什么樣的車進什么地方，都記錄下來了，都拍下來了，也是這個片子的一部分，就很真實。

　　南都：你很早就開始關注“文革”，而且對文革的視角好像挺獨特的，這當中的動力來自哪里？

　　徐星：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構成這個動力，第一我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看到這類事之后馬上就特別好奇，覺得這里面埋藏很多故事，雖然是簡簡單單的一張紙，也那么單薄，那么滄桑，這個紙已經很老很老了，破了，油印的，內容也不是特別多。但看到第一眼的時候，我就想把我手頭的工作做完以后，第一時間找這些人，去看這些人，而且還要快，因為他們都很老了。拍完宋莊的那個電影，剪完了，我真是第一時間拿著機器自己就去了。還有一點，這些表格的當事人都是農民，這也讓我非常吃驚。因為“文革”中所謂干部、知識分子、大藝術家受迫害我們都知道，已經成為耳熟能詳的了，老舍啊，劉少奇啊，彭德懷啊，都是大人物。但是農民他們在最底層，好像也沒什么人關注過“文革”中的底層農民。之后我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空白，既然是空白，就應該有人去說，有人去做。簡單說，確實有點歷史責任感吧。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是我一直對底層生活感興趣，不管是城市還是在農村，底層的日子是豐富多彩的，是變化多樣的，他們不會是那種很單一的，高爾夫、游泳池、騎馬啊，他們不是那樣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通常是特別豐富多彩，當然上層的生活我也不了解，我也沒過過，可能他們也特別棒，但是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底層肯定是色彩斑斕的，再說我自己本人也是生活在底層。

　　南都：你覺得你自己也是生活在底層？

　　徐星：是啊，當然，幾乎是最底層。我經常跟朋友開玩笑，什么“三無人員”，我是“七無人員”———無房、無車、無工作，沒職業、沒保險、沒收入，死無葬身之地，七無。

　　南都：在現在這個時代，大家都怕失業，怕沒保障，生活不穩定會很焦慮吧，你不會有那種焦慮嗎？

　　徐星：沒有，我一點都沒有，這個確實離我很遠，我體會不到那種焦慮，也體會不到那種壓力。對我來說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低的，真的，我是一個只要有溫飽就沒有什么更大的夢的人。要真有很多錢，我確實不知道我干嗎，很遙遠、很疏離，沒意思吧！人活著要有那種壓力，那種焦慮，會把很多事情都變得非常復雜，會別人更早的愁白頭吧，中國人說的。

　　南都：但是做紀錄片也會有沒有錢的困難吧？

　　徐星：是啊，像這種情況要看怎么說，比如我要有錢我可能到農村去就租一個車，我可能會有攝像助理等等。當然我也從來沒有過過奢侈的生活，可能也會挺好的。但是從我個人的立場來講，我拍這個東西肯定不是這樣，我自己扛著一個攝像機翻山越嶺，風餐露宿的，我覺得這種樂趣不是那種豪華派的方式能給我帶來的樂趣。

　　南都：你拍的那些人中有拒絕、不愿意接受拍攝的嗎？

　　徐星：有過，他們也有不愿意談的。當然我在底層，我有一個跟他們打交道的經驗，這是我自己的一個交流方式，我能很快讓他們對我放下戒心。

　　南都：怎么做到呢？

　　徐星：這個比較簡單，通常跟他們聊天啊，先跟他們談談生活，談談日子，談談老婆孩子，談談喝酒，談談村干部的腐敗。交流之后他們就基本不太注意我的鏡頭了，很放松的、很自然的跟我交流了。

　　南都：你希望片子呈現一種什么樣的面貌？

　　徐星：基本是這樣的一個片子，比較散文化，有沉重，有悲哀，有凄楚，也會有些小歡樂，基本就是這樣。

　　南都：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從最早開始拍《崖畔上畫下你眉眼》到現在有十幾年了？

　　徐星：嗯，2000年。那是我的處女作，第一次拿起機器做這樣的事。

　　南都：始終覺得拍紀錄片很有樂趣？

　　徐星：嗯，很享受，也是一種創作，有創作的快感。

　　南都：這種享受和寫小說的創作感觸有什么不一樣？

　　徐星：有相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你進到一個東西，建造的過程很累，也有挑戰性，這樣做，那樣做，翻來覆去的弄，做完以后覺得它是我自己做出的一個東西，快感非常強烈。當然甭管是小說，還是拍電影，其實我更多享受的是一個過程，至于出來好不好那是別人的事情。我覺得這個可能都一樣吧，畫家、音樂家，都是同樣的，一個真正熱愛藝術的人我覺得那種創作的快感是同樣的。那我干嗎不寫小說呢，因為(攝像機)它快，它能非�？斓乇磉_出我的好多東西，寫小說需要沉淀下來，比較慢，需要時間。中國這么豐富多彩的變化，目不暇給，一切都在變化中，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還有人際關系，包括整個中國的外觀都在發生特別大的變化。我覺得一個攝像機能特別快地把這些變化真實地記錄下來，差別就在這兒。小說是一個長久的事，等我老了，比如說扛不動機器了，跑不動路了，那時候我再寫也可以，包括我甚至都可以用我現在記錄下來的素材來寫，就是這樣的一個關系。

　　南都：所以拍紀錄片和寫作的經驗是互通了？

　　徐星：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紀錄片就是文學，表達手段不同吧。你看我的《文革編年史》就是一個很私人化的故事，要是寫下來不就是一篇小說嗎，一個悲劇故事，一個少年人，為了一封情書，這一生就毀了，也是一篇小說。我現在拍的這個要是把它記錄下來，它也是一個“文革”時候農村全景式的小說。其實差別就是用筆來寫，還是用攝像機來表達。

　　南都：有一種說法是中國電影不成器但是這個時代紀錄片是大有可為的。

　　徐星：嗯，我是很著迷這個事，當然它也不給我帶來任何利益，只是讓我特別享受這個創作過程，我常常會沾沾自喜，我覺得拍得真他媽牛逼，真好，怎么能做出這么牛逼的想法？但是再過幾天又把自己否定了———真差！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跟寫小說是同樣的，寫著寫著會自己覺得，我能想出這樣的特別棒，過幾天變成“是我寫的嗎，這么差”。這個磨煉挺有意思的。這就是藝術創作的挑戰，很累，很疲憊，也很美好。我就覺得在我的生活里有了這樣的美好，我還要什么，對吧？沒有什么，無所羨慕，無所嫉妒。

　　南都：你會想拍什么樣的紀錄片，會有野心嗎？

　　徐星：我就對人文歷史的題材感興趣，但我對大場面、大事件沒有興趣。比如說他們關注的王兵拍《鐵西區》，他把這個區整個拍了那么多年，把整個的變化都拍下來了，十年工人的下崗，從國有工廠怎么變化的，這樣的東西我不是很感興趣，它不在我的關注范圍之內。我關注的是人，我就拍人物，拍人。這個角度就讓我跟小說更接近。

　　目前的生活

　　南都：你很早的時候就自己騎車，大半個中國的轉，之前你也提到過《在路上》這樣的書，包括這樣的狀態讓你特別著迷，慢慢年齡也大了，這種狀態還會持續嗎？

　　徐星：會持續，我現在還經常在想要出門之類的。我想訓練兩只大狗做狗拉的車，然后就步行這樣走。狗的承重挺強的，像愛斯基摩人不都是狗拉雪橇。當然我腦子里各種設計，這個車怎么輕便，怎么把狗套著，怎么把帳篷、衣物、隨身帶的東西、攝像機都放在這個車上，當然可能得找專業的人設計這個車，走到哪兒拍到哪兒，不是挺好玩的嗎。但我完成不了這個夢想，因為事太多，離不開。

　　南都：拍紀錄片每天會花多少精力？

　　徐星：把我全部的精力全都占用了，我除了睡覺、吃飯、去買點菜就是在做這個事了，因為這個我已經拖了很長時間了。之前家里面出事，亂七八糟的事，陪我媽媽看病，在病床上熬了很長時間，后來我媽媽去世了，之后又出國，就耽誤了很長時間。所以最近我想既然一個基本的雛形出來了，就加快速度，拍完之后明年還要返回浙江再拍一個老太太的愛情故事。拍那個老人拍完了，再加上剪，又是一年，半年吧，所以都覺得時間不太夠用。

　　南都：現在的生活方式你覺得還滿意？

　　徐星：是，其實我對生活要求不是特別高，只要能活著，做自己高興的事，或者做能讓自己高興的事，要是生活有真諦的話，這不就是生活的真諦嗎，除了這個還有什么，真的我不知道。當然我不確切是不是真的就有生活的真諦，但我覺得對我來說可能就是。

　　南都：你會始終生活在這個國家嗎？

　　徐星：會，國外我已經很熟悉了，在國外沒有歸屬感，也沒有人跟你說中文，生活可能會挺好的，但還是一種文化茫然。

　　南都：你現在所看到的和你原來年輕時看到的世界本質上有什么變化嗎？

　　徐星：本質上沒有，變化都是外在的。比如說經濟發達了，技術水平提高了，高科技可能會帶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變化，人跟人之間的交流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本質上沒有什么變化。我覺得沒有什么變化，都是喜怒哀樂，生生死死。

　　南都：你覺得自己這些年有沒有什么變化？

　　徐星：有，很大，越來越老。我覺得我心態沒有什么變化，一直是這樣，就是這樣活，一直這么過來。而且不太打算變，怎么變，我挺為我生活方式自豪的，真的。我不知道別人，我生活歡樂也挺多的。歡樂多在哪個意義上說呢，就是我不要的很多，我沒有必要為那些去憂慮。

　　南都：越來越老了，你會怕老這回事嗎？

　　徐星：不怕老，老有什么可怕的，連死都不怕，還怕老嗎。

　　徐星寫給未來的一條微博：

　　抗爭一下，會比屈服讓自己的生活樂趣多多，豐富多彩，至少可以試試對自己抗爭一下。

　　(南都記者 李昶偉 題字：歐陽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