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構

　

　　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構

　　余三定：您這些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似乎包括了三個層次(三個維度)：第一個層次關于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研究，如關于中國現代文學重要作家、重 要作品、重要文學現象等方面的繼續深入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和建構；第三個層次是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研究。您在 第一個層次的研究中雖然也取得了不凡的研究成就，但我個人認為，您在第二、第三層次的研究更具探索性和開創性。所以，我想請您先談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 建構的有關問題，比如您曾提出要找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魂”的命題，希望您做一個簡要論述。

　　溫儒敏：首先就是怎樣做到既回歸學術，又不脫離現實關懷，能積極回應社會的需求，參與當代文化建設。作為一種尚未完成的歷史，現代文學研究天然 地和現實保持著血肉的關聯。在政治化的年代里，這種研究所以能成為“顯學”，它的動力來自現實的召喚。社會思潮或政治運動每一波浪潮的掀起，都總是拍打現 代文學的堤岸，催迫現代文學史家不斷去追溯歷史原點，梳理解析百年來的“革命傳統”，為共和國的“修史”做注腳。這是歷史的設定，自然是有得有失的。而現 今的情況大變，人們告別以往過分意識形態化的治史方式，竭力要回歸學術“正途”。在上個世紀最后十多年，這種躲避現實風云回歸學問的渴求是那樣普遍。無論 是“重寫文學史”、命名“20世紀中國文學”，還是呼喚“學術規范”，其實都是這種焦躁渴望的結果。

　　現在我們又遭遇另一種“結果”：呼喚“回歸學術”的回聲尚未消歇，學者們又陷入另一尷尬。市場化這個“幽靈”在中國游蕩，毫無疑問已經給我們這 個古老的國度帶來新機，給學術界包括人文學界帶來某些新動力，但原先想象不到的巨大壓力也結伴而來。拜金主義的流行、學術生產體制的僵硬制約，以及浮躁的 學風，這些年學界中人都感同身受了。和前輩學者相比，當代學者的物質條件已大有改善，所處的學術生態卻失衡了，從以往“過分意識形態化”到如今的“項目化 生存”，剛解開一種束縛卻又被綁上另一道繩索。還沒等喘過氣來，許多學人就再次感受到無奈：學問的尊嚴、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漸抽空�，F代文學研究很難說 真的已經“回歸學術”，可是對社會反應的敏感度弱了，發出的聲音少了。

　　更讓人憂慮的，還有學科碰到一些必須解決而又難于解決的難題。近幾年社會上和文化學術界許多大的“潮動”，都在向現代文學研究者大聲質詢，包 括：如何評價中國近百年來曲折多難的歷史，如何看待這期間形成的“新傳統”，數次革命的利弊如何衡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割裂了傳統”，新文化運動 是否成為“激進主義”的淵藪，新文學到底有多大的文學價值，魯迅的思想是否過于“褊狹”，等等。所有這些質疑都由來已久，而這幾年因社會歷史觀的解構、松 動與“平面化”，而重新點燃了激烈的爭議。對“新傳統”是蔑視抑或維護，其異見日趨對立。雖然很多偏激、片面的看法尚未完全進入學術領域，而只以社會言論 的方式存在于媒體、網絡等空間，但由此形成的流行價值觀也影響著研究者、特別是青年學者的好惡和判斷。文化與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價值危機、信仰危機以及歷史 虛無主義，直接造成了現代文學定位、“邊界”及評價系統等方面的困擾。

　　面對這種情勢，重新強調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責任”，思考如何通過歷史研究參與價值重建，是必要而緊迫的�！盎貧w學術”不等于規避現實，這個學 科本來就是很“現實”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斷回應或參與社會現實�！艾F在”和“歷史”總是構成不斷的“對話”關系，如果說古典文學研究在這方面表現不那么 明顯(其實也應當是有的)，現代文學則是“本性”要求。正是這種“對話”使傳統能夠持續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學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續的發展動力。面對 近些年許多關于文化轉型與困擾的討論，包括那些試圖顛覆“五四”與新文學的挑戰，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以及這個研究領域如何保持活力的 問題。就是說，現代文學學科自身發展離不開對當下的“發言”，也離不開通過對傳統資源的發掘、認識與闡釋。

　　學者們越來越強烈希望能找回現代文學研究的“魂”，和現實對話，參與當代價值重建。也許，在研究越來越“學院化”、“學科化”，越來越價值中立，思維越來越細碎化、平面化的狀況下，重新審視現代文學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可能會有助于找回現代文學研究的“魂”。

　　余三定：您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特點的研究和學科體系的建構中，提出并論述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界”問題，請問如何理解這一問題。

　　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界”問題，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即時間性的“邊界”的拓展和“內容性”的“邊界”的拓展。

　　其一，關于時間性的“邊界”的拓展�！斑吔纭钡难由焓紫仁窃跁r間上，其“起點”與“下限”這些年一直在討論，而每一種設想背后都包含有對現代文 學內涵的重新認識。部分學者已試圖把晚清、十七年、“文革”以致“新時期”統歸為現代文學，隨之便產生“打通式”研究以及專門關注“邊界”地帶的研究。在 古代文學中，晚清這一段屬于邊緣，尚未充分開發，而晚清的文學“新變”，確實又與“五四”及其后的文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是新文學運動的前奏或序幕，所以 連成一氣做整體考察是必要而合理的。將晚清的文學“新變”納入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對這一學科的建設必定大有好處。不過仔細想來，這是以現代文學為本位的 晚清研究。從現代文學立場看，晚清的“新變”還只是“量變”，離“五四”前后的“質變”還有一個過程，“五四”作為重大歷史標志的地位，是晚清“新變”所 不能取代的�，F代文學史可以從晚清寫起，但分水嶺還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料想幾百年后人們談起19世紀、20世紀的中國文學，很多作家作品都必然“過 濾”掉了，留下印象最突出的恐怕還是“五四”文學。

　　研究“邊界”往晚清“前移”的學理根據不難找到，不過容易引起爭議的還是評價標準問題。前些年有海外學者王德威提出“壓抑的現代性”概念，認為 現代性特征早在晚清就出現了，并非“五四”前后才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位研究者的論述不無道理。在晚清小說和文學翻譯中，的確已可見到某些可解 釋為“現代性”的因素。大概這位華裔漢學家是看到“五四”傳統太強大、被神圣化了，產生質疑，就試圖顛覆以往過于強調的“五四”傳統，辦法是盡量模糊從晚 清到“五四”的歷史界線。王德威的研究還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調查，他的設問也豐富了對文學史的理解，但也不免有“過度闡釋”之嫌，這些年學界也 有人批評王德威的論述“過猶不及”。但問題不在于“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提法，而在于這提法引來許多蜂擁跟進的模仿者。多數“仿作”的路子大同小異，就 是抓住晚清文學某些“個案分析”，并不顧及“個案”的代表性，便從中“提拔”所謂“現代性”因子，證說預設的命題，有點類似“穿鞋戴帽”�！皼]有晚清，何 來五四”提出的初始含義及其學理背景被忽略了，大家很少注意這種“前移”也有其特定的價值標準，對“五四”歷史價值的“降解”是“前移”的潛在意圖。盡管 如此，研究邊界往晚清“前移”似乎已成態勢，構成對既有文學史觀的挑戰。如果“前移”不滿足于版圖擴張，也不存心“降解”“五四”，如果“前移”帶來的是 文學史觀的適當調整而不是顛覆，這種研究就比較實事求是，有可能持續生長。

　　往晚清是“前移”，往當代則是“后挪”。上世紀70年代末從現代文學學科專門獨立出一個“當代文學”，本是研究范圍的拓展，卻帶來兩者“分家” 之后的某些隔閡，以至在學科設定上只好使用“現當代文學”這個別扭的稱謂�，F在兩者的重新融合，打通現代與當代，已大致形成共識，雖然在學科名稱上可能還 有待商榷。有的主張統稱“20世紀中國文學”，不過這種時間性稱謂會有限制，新世紀文學就包容不了，還不如仍叫“中國現代文學”。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打 通”帶來許多新的學術發現。其中對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所謂現當代“轉折期”，就已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有可能產生許多新的題目。以往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 的劃分主要是政治性的、人為的，給學科發展帶來許多麻煩，現在將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彼此“打通”，不應當有什么大的障礙了。

　　其二，關于“內容性”的“邊界”的拓展�！皟热菪浴钡摹斑吔纭�，是往“內里”的延伸，即將鴛鴦蝴蝶派、武俠、言情、偵探、科幻以及舊體詩詞等， 全都一網打盡，納入囊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范伯群提出的，他試圖用“兩翼說”支持通俗文學堂而皇之進入文學史，甚至與雅文學平起平坐。這引起不小的 爭論。范伯群不是坐而論道，他拿出了大部頭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該書所描繪的現代通俗文學紛繁的歷史圖景果然令人耳目一新：他以《海上花 列傳》為現代通俗小說起點，以張愛玲、徐訏、無名氏收尾，勾勒另一條現代文學的“主線”。在方法上，該書對印刷文化有大幅描述，報刊梳理與潮流分析交錯進 行，在純文學背景中評說通俗文學，論述知識精英文學與大眾通俗文學的“互補”，努力將通俗文學整合到現代文學史的整體中。盡管范伯群對通俗文學“情有獨 鐘”，他的工作具有墾拓性，但支持這種工作的“兩翼說” 其實并未能形成完整有效的價值評判框架，只是提升通俗文學地位的一種策略。但這終究是一種可喜的推進。事實上，隨著通俗文學研究的深入，如何突破原有新文 學與通俗文學對立的框架，考察彼此之間滲透、影響的關系，一直是很多研究者矚目的問題，也看得到逐步推進的實績。

　　我還要指出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邊界”問題和“價值尺度”問題緊密相關。無可否認，在現代文學近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始終存在多層次的價值觀、 世界觀的差異與沖突。在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交鋒的現象中，也不難看到這種矛盾沖突。有差異與沖突，這是基本的事實，也是文學史推進的動力。把文學史寫成思想 斗爭史是太過分了，但文學史寫作也不必去淡化、回避差異與沖突，因為那樣反而可能喪失把握歷史的豐富性。這些年常見有學者提出文學史寫作中的“多元共 生”，人們格外看重歷史發展多方面構成的“合力”，這體現一種在苛嚴時代過去之后的比較寬容的態度。但“多元共生”如何在文學史研究的實踐中體現，仍然是 有相當難度的。難就難在把不同價值觀、世界觀或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創作匯集到一起時，需要首先考慮到在哪一個價值層面上去統合，在何種意義上以何種形態去處 理這種“匯集”。如果弄不好，可能就是面對諸多矛盾的一種拼湊與調和。說到底，現今非常要緊而又缺少的還是相對認可的價值評價標準問題。只有自己相信并確 立了某種價值評價標準，“多元共生”才不致流于相對主義，批判精神才不會墮落為虛無。這其實也牽涉到現代文學學科“安身立命”的問題。在嚴家炎這部文學史 中，我們多少看到了要“多元共生”又不流于相對主義的“掙扎”，這本身就別有一種值得關注的學術價值。

　　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研究

　　余三定：您近幾年來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研究方面(即我在前面說的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三個層次)，也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您的著作《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希望您能談談撰寫這本影響甚大的學科史著作的出發點和大致情況。

　　溫儒敏：《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是我多年來給研究生講課的產物，我帶著一些年輕學者共同完成了這本書。目的是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做一回 顧評說，后來發現有些吃力不討好，因為距離還不可能充分拉開，要品評學術，難免顧此失彼，甚至“得失人情”。但這個工作還是很有意思，對于學生的學術訓練 尤為必要。讓學生能盡快入門，獲得更專業、更有學術自覺的眼光，就要領略各個階段種種不同的方法理路，從學科評論的高度，了解現代文學研究發生發展的歷 史、現狀、熱點、難點以及前沿性課題。這等于在展示一張學術“地圖”，研究者可以從中了解和測定自己的方位，起碼可以從中獲取某種學科史評價的信息。該書 原是給研究生寫的，因為論涉整個學科的歷史與現狀，并引發諸多新鮮的話題，也引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學現在也開設學科史這類選修課 了。

　　余三定：從學術發展史(即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角度看，您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學者其不斷傳承和發展的大致軌跡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

　　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從建立到現在，有60多年，前后大致有四代學者。上世紀50年代之前，現代文學(或稱“新文學”)研究還只是“潛學 科”，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上世紀50到70年代，現代文學研究配合共和國修史，進入大學的教學體制，一度成為“顯 學”。一般認為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出版，是這門學科成立的標志。通常又把王瑤那一代學者，包括李何林、唐弢等宗師，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最初的墾 拓者與奠基人。他們是這個學科的第一代學者，一直到80年代，都還有力地引導和支持著學科的復蘇，對整個學科始終有覆蓋性影響。

　　現代文學研究走過坎坷曲折的路，“文革”期間這個學科研究停頓，幾乎遭受毀滅，直到80年代前期，受惠于思想解放的動力，才恢復元氣，并取得在 人文學界令人矚目的實績。第二代學者主要就活躍于這個時段，充當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科復蘇與發展的生力軍，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中許多人仍然擔 當許多大學與科研單位的學術領軍人物。他們是承上啟下的重要的一代。

　　接踵而來的是第三代學者，基本上是“文革”后上大學或研究生的，這代學人有曲折的求學經歷、豐富的人生閱歷，富于學術個性與銳利的研究實力，后來各自在相關領域開拓新生面，所獲也甚為突出。

　　近年來，第四代在學界嶄露頭角，有的已形成自己的格局，發揮著相當的影響力。他們很多是“60后”或“70后”，思想開闊，富于活力。目前第一 代學者大都離開了我們，第二代也年屆古稀，他們中一些人爐火純青，仍有堅實的著述出版。但活躍于學界的主要是第三和第四兩代學者，而且重心正逐漸轉向第四 代。代際轉移，學風流變，其變遷大勢如大江推浪，真有滄桑之感。

　　我這里要特別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第二代學者多說幾句，第二代學者大多出生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上大學則在50年代，少數學者60年代已經成 名，但多數都是在八九十年代才鴻圖大展，成為杰出的專家。這一代學人有些共同的特點，是其他世代所沒有的。他們求學的青春年代，經歷了頻繁的政治運動，生 活艱難而動蕩，命運把他們拋到嚴酷的時代大潮中，他們身上的“學院氣”和“貴族氣”少一些，使命感卻很強，是比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貼近現實關注社會的 一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從一開始就支撐著他們的治學，他們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較大氣，善于從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煉問題，把握文學的精神現象與 時代內涵，給予明快的論說。20世紀90年代之后他們紛紛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無變通，每個人形成不同的風格，但過去積淀下來的那種明快、大氣與貼近 現實的特點，還是保留與貫通在許多人的文章中。

　　關注我們的“文學生活”

　　余三定：您是特別有現實關懷的學者，您不久前提出了非常有現實針對性、引起廣泛影響的觀點：關注我們的“文學生活”。您先在《人民日報》 (2012年1月17日)發表專論《關注我們的“文學生活”》，呼吁文學研究要關注“文學生活”；不久后，您又發表長文《中國國民的“文學生活”》(載 《中華讀書報》2012年8月24日)。希望您能具體闡釋關于“文學生活”的含義。

　　溫儒敏：通常說“文學生活”，大家都會有自己的理解，但作為一個學術性的概念，“文學生活”主要是指普通國民的文學閱讀、文學消費、文學接受等 活動，也牽涉到文學生產、傳播、讀者群、閱讀風尚，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文學滲透的現象，等等。所謂“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是相對專業的文學創作、批評 等活動而言。我們的研究主要關注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或者與文學有關的社會生活。 “文學生活”這概念既是文學的，又是社會學的，二合一，就是文學社會學。

　　余三定：那么，您認為今天的文學研究者應該如何關注“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呢？

　　溫儒敏：2009年9月在武漢召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60年研討會”上，我就提出過研究“文學生活”，主張走向 “田野調查”，了解一般讀者的文學訴求。去年我到山東大學任教，和文學院同事黃萬華、鄭春、賀仲明等討論學科發展，大家都認為對當前社會“文學生活”的調 查研究，可能是一個學科生長點，也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山東大學的文科學科建設如何突破原來的格局，發揮新一代學者的潛力？那就要尋求新路，有 一部分課題可以和社會生活聯系更緊密一點。大家對現有的文學史及現當代文學研究有些不滿，主要是陳陳相因，只在作家作品——批評家(文學史家)這個圈子打 轉，很少關注社會上普通讀者的反應，我稱之為“內循環”式研究。其實普通讀者的接受最能反映作品的實際效應，構成了真實的社會文學生活，理所當然要進入文 學研究的視野。我們設想從“文學生活”的調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產、傳播，特別是普通讀者的反應納入研究視野，讓文學研究和教學更完整、全面，更有活 力，這既可以為文化政策實施提供參照，又為學科建設拓展了一個新生面。

　　余三定：據報道您在山東大學開創性地認真組織了有關“文學生活”的 “田野調查”，希望您能談談通過你們的“田野調查”發現了哪些引人注意的、有意思的情況和現象。

　　溫儒敏：上學期山東大學文學院組織過一次“文學生活”的調查，除了現當代文學研究所的10位教師，還動員全院數百名同學參加，利用寒假到十多個省市進行問卷調查。第一批調查報告包括《農民工當代文學閱讀情況調查》等9個選題。

　　其中頗有意思的是賀仲明教授主持的《農民工當代文學閱讀情況調查》，在大型企業、建筑業和城市攤販等行業的2000多農民工之中進行問卷，結果 “每年文學作品閱讀量”是：讀1-4本的占46.3%，讀5-10本的占19.5%。這明顯高于一般國民人均讀書4.53本的閱讀量。而且農民工的數據是 單指“文學閱讀”。黃萬華教授主持的另一項調查也表明：業余時間較多用于閱讀文學作品的農民工比例為14%，高于職員階層的12%和學生的10%。什么原 因？是農民工的業余文化生活比一般城市居民單調，缺少選擇性，閱讀便成了主要的選擇之一。但調查又表明，農民工讀的主要是網絡文學，居然占全部閱讀的 84%，純文學(特別是紙質作品)的比例是很少的。除了上網，農民工“讀過的文學期刊”范圍很小，《故事會》占68.8%，《讀者》占53.2%，其他也 是《知音》一類通俗刊物，當代文學在農民工的閱讀中只占極少量。調查之后的研究認為，農民工的文學閱讀大都停留在中學語文曾涉及的范圍，當代文學對農民讀 者是缺少吸引力的，他們與當代文學的關系相當疏遠。以往人們對農民工的文學閱讀可能有這樣那樣的想象，有了調查的數據材料，就有比較實在的看法了。對其他 階層的“文學生活”也是如此，只有先靠調查，摸清狀況，然后才談得上研究。

　　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

　　余三定：《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是您的一本重要著作，您還出版了《溫儒敏論語文教育》和《溫儒敏論語文教育二集》等著作，并且您較長時間兼任北 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召集人，還擔任過人教版新課標《高中語文》教材執行主編等職，您為何一直非常關心大學語文教 育特別是中學語文教育呢？

　　溫儒敏：我在大學教書，常常給本科生上課，看到大學生的讀寫能力每況愈下，更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讀書的習慣，即使讀，也就是一些流行讀物，所謂素 質教育只是空談。大學教學的很多問題，其實是和中小學連帶的，所以大學的老師也要多少關心一下基礎教育。再說，我所從事的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和語文教育有 密切的聯系，我們有責任考慮自己的研究對于中小學語文教育的影響。所有大學中文系，包括像北大這樣的綜合大學的中文系，都應當適當關注中小學語文課程改 革，這是我們學科的“題中應有之義”。事實上，過去的大學中文系許多著名的前輩學者，都曾涉足中小學語文，為中小學編教材，參與語文教學的討論，在這個領 域有過不可替代的貢獻。但是現在大學學科分工越來越細，每個學者都抱著一塊做文章，加上高校的學術管理體制鼓勵偏向所謂“研究型”，教授們哪里還有精力放 在中小學或者大學的語文上？即使在一些師范大學中文系，與中小學有關的學科(比如“教學論”)也被看作學術“含金量”低，是被邊緣化了的。這很不正常，是 我們的學術脫離實際的病象之一。有感于此，最近十多年我就用部分精力關注語文教育，鼓勵和帶動北大部分老師投入這方面工作，培養語文教育的博士生碩士生。

　　余三定：多年來，語文教育改革一直有人在大聲疾呼，可是至今效果甚微。您對未來的語文教育改革有怎樣的期待和想法？

　　溫儒敏：我對語文教育改革并沒有失去信心。課改10年，阻力巨大，成效不見得那么大，但很多新的教學理念開始為公眾所了解了。這一點還是要肯 定。用一句俗話來說，教育改革是個“系統工程”，得整個社會多方面入手來做，內外的工作都要有耐心，步步為營，穩步挺進。有時恐怕還要有些平衡，進兩步， 退一步。具體到個人，則盡量少抱怨，從我做起，能做一點就是一點。我曾經在《溫儒敏論語文教育》一書的底封寫過這樣一句話：“在中國喊喊口號或者寫些痛快 文章容易，要改革就比想象難得多，在教育領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光是批評抱怨不行，還要了解社會，多做建設性工作�！�

　　從關注“語文教育”到“文學生活”，我都是一個思路：希望自己從事的學術工作更貼近社會。

　　文學史是史學的分支之一

　　余三定：在您同時代的學者中，您是公認的成就卓著者，我想大家都很想了解您的治學經歷和經驗。據說您認為自己治學成功的重要一點是“雜覽”，請您具體談談。

　　溫儒敏：在同代人中，我的經歷沒有什么特別的，但回想一下，有兩點對我后來是有些影響。一是讀書比較雜。我1964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 二年級就碰上“文革”，停課鬧革命，但也有“逍遙派”的縫隙，加上曾有兩年我到天安門歷史博物館參加“毛主席去安源”展覽工作，閑來無事，便雜覽群書，古 今中外文史政經抓到就讀�！拔母铩睔�滅文化，但也并非完全沒有個人閱讀思考的空間。那時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同步翻譯許多西方流行的作品，說是內部發行， 可是都能找來看。像《麥田守望者》《多雪的冬天》《帶星星的火車票》《第三帝國的興亡》《拿破侖傳》《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政治經濟學》，等等， 都讀過了。馬恩四卷集、“別車杜”、以及《論語》《孟子》《左傳》《史記》《世說新語》《紅樓夢》，等等，也讀過不止一遍。這種閱讀目的性不強，不是為了 上課拿學分，是“漫羨而無所歸心”的“雜覽”。閱讀面廣，有利于了解人情物理，知人論世。這種習慣延續到后來上研究生，有了專業指向了，但讀書仍然很雜， 數量也大。我的很多題目與研究沖動都來自這些“雜覽”。

　　余三定：您的碩士、博士大都是師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最初的墾拓者與奠基人王瑤先生，希望您能談談王瑤先生對您的影響。

　　溫儒敏：我們上研究生時王瑤先生65歲，比我現在的年齡還小，但感覺他是“老先生”了，特別敬畏。1978年秋天一個夜晚，第一次在未名湖畔鏡 春園寓所見到王瑤先生，他不愛主動搭話，不客套，但很真實。有傳說學生見到王瑤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個椅子。我雖不致于如此，但也有被王瑤先生批評得下不 來臺的時候。記得有一回向王瑤先生請教關于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的問題，我正在侃侃陳述自己的觀點，他突然離開話題，“節外生枝”地問我《子夜》寫于 哪一年？我一時語塞，支支吾吾說是30年代初。王瑤先生非常嚴厲地說，像這樣的基本史實是不可模糊的，因為直接關系到對作品內容的理解。這令我很難堪，但 如同得了禪悟，懂得了文學史是史學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歷史感的獲得是至關重要的。

　　后來師生熟悉了，我每十天半個月總到鏡春園聆教。王瑤先生常常都是一個話題開始，接連轉向其他多個話題，引經據典，天馬行空，越說越投入，也越 興奮。他拿著煙斗不停地抽，連喘帶咳，說話就是停不下來。王瑤先生不迂闊，有歷經磨難的練達，談學論道瀟灑通脫，詼諧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時卻也能感 到一絲寂寞。我總看到先生在讀報，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輔導學生時也喜歡聯系現實，議論時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晉風度的，把學問做活了，可以 知人論世，連類許多社會現象，可貴的是他那種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其意是知識分子總要有獨立的人格。這 種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對我們做人做學問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王瑤先生的指導表面上很隨性自由，其實是講究因材施教的。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個切入點，就注意到郁達夫。那時這些領域研究剛剛起步，一切 都要從頭摸起，我查閱大量資料，把郁達夫所有作品都找來看，居然編寫了一本20多萬字的《郁達夫年譜》。這在當時是第一部郁達夫年譜。我的第一篇比較正式 的學術論文《論郁達夫的小說創作》，也發表于王瑤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二輯)。研究郁達夫這個作家，連帶也就熟悉了許多現代 文學的史實。王瑤先生對我這種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學史現象，以及以點帶面的治學方式是肯定的。當《郁達夫年譜》打算在香港出版時，王瑤先生還親自寫了 序言。(余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