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錢不是國家的追求 價值觀才是

馮驥才

　　2013年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在接受對話時指出，莫言已經被娛樂化，莫言文學是嚴肅的文化，不可能是大眾的，如果讓老百姓都知道，需要有一個長時間過程。馮驥才同時表示，錢是國家的需求，而不是國家的追求，價值觀是一個國家的終極追求，如果社會把錢放在第一位，各種問題都會出來。

　　馮驥才，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中國小說學會會長。

　　問：你今年的提案是關于哪方面的？

　　馮驥才：我的提案是關于民間文化保護，這個問題2002年就提出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沖擊固有傳統文化，尤其最近三十年來，中國600多個城市，基本上是“千城一面”，城市個性沒有了。

　　而中國幾千年來民間創造大量的文化，包括戲劇、音樂、美術、曲藝、雜技、民間口頭文學等都大量消失，必須要進行全面盤點、整理，把好東西記錄下來。關鍵要讓人們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因為其中包含了民族的精神、道德準則、價值觀、審美等等。

　　文化保護現在面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官員的政績觀有問題，官員做事要與自己政績聯系起來，能夠表現他政績的時候，才做，不能表現政績，他不關心。

　　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城鎮化已經開始，從2000年到2010年間的十年，中國失去了90萬個村莊，到2010年的時候是271萬個，也就是說每天幾乎消失100個村莊，我們在這兒開一天會，100個村莊就沒了，就這么快的速度。

　　新一屆政府恐怕會把城鎮化作為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杠桿，對于文化恐怕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如果將來村落丟失，中國文化的根就徹底毀掉了。

　　我們把傳統東西拆掉以后，現在開始造假，造假廟，造假城市，在大地上造出一些粗鄙化的垃圾，但是我們又很難阻擋。

　　城鎮化過程在轉型期間本來是正常的�？墒浅擎偦�在政府力推下，因為政府強勢，又與官員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官員是有本事的，想要保護什么東西，他能絕對保護住，官員要想拆的話，調動100個推土機，一個村莊幾天就消失，這沒有辦法。

　　問：你近期一直提倡文化保護，有哪些阻力？

　　馮驥才：我曾經發過一次牢騷，說自己是一個失敗者，我在很多城市呼吁，提出很多意見，最終也沒有解決，很多遺產被破壞。

　　失敗的原因有，第一，文化保護與官員政績沖突，這是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學者太少。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是有使命的，任何時代如果沒有一批知識分子，心懷使命，努力作為，這個時代是沒有希望的。知識分子要主動站在時代前沿，看到時代痛點，振聾發聵把它提出來。

　　在兩會記者招待會曾有人問我，國家價值觀是什么？我說，國家價值觀不應該我說，應該由國家說，但是我知道什么不能寫到國家價值觀，第一個字就是“錢”。

　　國家不富裕當然需要錢，但錢是國家的需求，而不是國家的追求，價值觀是一個國家的終極追求，如果社會把錢放在第一位，各種問題都會出來。

　　問：你已經當了30年的政協委員，像你這樣的老委員應該不多吧？

　　馮驥才：我從1983年開始當政協委員，當時才三十多歲，到現在已經是第七屆，我知道文藝界的唯一七屆委員只有韓美林。當時我們和張賢亮等一起，吃飯比現在儉樸得多，一大盆米飯，十個人圍著，四大臉盆菜，韭菜炒雞蛋、白菜粉條燉五花肉等，那是最好吃的。

　　問：這三十年，你感覺政協在發言氛圍等方面有怎么樣變化？

　　馮驥才：政協有一句話，就是“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戴帽子，而且可以暢所欲言。在我剛進政協時就有“三不”，當時正好開始改革開放， 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從“牛棚”里被放出來，什么批評意見都有，很激烈。今年兩會前我還說了一句話，政協是可以提出尖銳批評的地方。我從來沒有因為提出 尖銳批評而遇到什么麻煩。

　　問：你印象中領導人和政協委員之間的互動多嗎？

　　馮驥才：我舉個例子，有一次與原政協主席李瑞環，李主席是我們的老市長，非常直率，我對城市改造中的“舊村改造”一詞不滿意，在會上即興講，之所以很多歷史文化都沒了，與舊村改造分不開，“舊”首先是不好，過去講“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都是不好的，“改造”更不好，知識分子改造什么的，不好才改造。

　　李瑞環當時就說了一句話，這詞是我出的。我說冒犯了李主席，全場大笑。李瑞環跟著講了一段，他說馮驥才的觀點是對的，我們那時沒有你們現在的覺悟，中國太窮了，希望把城市建設好，所以有了這一提法。那時政協委員與領導人的關系很舒服，意見提出來他能很自然的接受。

　　還有一次，江澤民同志到會上來，曾慶紅、李瑞環等同志也跟我們政協委員見面。我當時說，江主席，希望中央領導能夠理解，知識分子與領導人在終極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可能要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可能對現實有意見，要提出來。江澤民當時很認真聽我的意見。

　　問：現在社會上有一些議論，認為政協中的一些明星委員，不來開會，提案質量也可能不是那么高，你怎么看？

　　馮驥才：也不可能都那么高，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有的人可能更關注他的本職工作，不像我們知識分子比較關注社會，可能對形而上的國家宏觀層面問題思考比較多。

　　政協應該是一個共謀國事的地方，討論國家怎么走是對的，尋找哪條路是對的。這一過程中肯定要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不同時期問題都不一樣，委員們最應該把關注的問題和觀點提出來。

　　政協委員必須建言獻策，但也必須要提出解決辦法，不能光在那批評一下就完了。早期的政協，比如80年代，大家更多是意見和牢騷，因為剛過文革， 很多人受了委屈，要發泄一下，意見往往很激烈，情緒化很強。雖然他們也不知道國家應該怎么辦，至少給領導者提供了明白民意的機會，了解老百姓是怎么想。

　　問：最近中央重提改革會風，是否80年代的會風又回來了，有哪些變化？

　　馮驥才：不是80年代的政協會風回來了。從現在開會的前幾天看，比較注重簡樸。社會越來越富裕，從政協委員的招待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原來政 協委員是三個人住一間屋，比現在條件差多了，九屆政協才開始有單人間，可是九屆以后，社會逐漸好起來，政協委員的招待感覺也不一樣了，屋子里都放上鮮花， 顯得富麗堂皇�，F在減少一些開支，我覺得挺好。

　　最關鍵還是要讓政協委員明白職責，能夠真正關心國家的一些大事和前途，真正讓政協委員暢所欲言，這可能還是最重要的事情。

　　節約方面還不單是兩會，比如從今年春節開始就不許大吃大喝，國家應該把公務開支節省資金做一個專項結算，比如全國各地共節省100個億，我建議 國家把這100個億放在教育或群眾醫療衛生方面，能夠對社會實際有用，這樣才能夠真正鼓舞人心，別到時候把節省下的錢花哪都不知道。

　　問：也有人擔心提倡作風可能會流于形式。

　　馮驥才：大家那么想也很正常，因為過去提過“四菜一湯”，對于公車也有限制。大家擔心過一段時間這種提倡就會過去。

　　談莫言：已被娛樂化 吵吵鬧鬧無法理解莫言小說

　　問：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你怎么看現在的“莫言熱”？

　　馮驥才：“莫言熱”很正常，因為中國過去有諾貝爾獎情結，一直沒有人獲諾貝爾獎，大家自然會特別關注。

　　在這次兩會我也有一個提案，在媒體上，比如報紙、網絡，要把文化版面和娛樂版面分開，因為一個國家的嚴肅文化或者精英文化才是民族文化的主體。

　　問：你認為莫言已經被娛樂化？

　　馮驥才：對。這兩種文化是兩碼事。比如代表俄羅斯文化的一定是托爾斯泰的東西，絕對不是俄羅斯明星的八卦，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緋聞啊。

　　這些文化都是娛樂文化，與商業文化混在一起，一定要奪人眼球，一定要炒作，一定要故弄玄虛，這是商業文化必須要有的運作手段�？扇绻�把兩種文化放在一塊，群眾化，就沒有了表達信息的空間。

　　嚴肅的東西只有被八卦化，或者娛樂化，才會被報道，這是不正常的。

　　莫言應該放到文化版，是嚴肅的文化，莫言的文學不可能是大眾的，如果讓老百姓都知道，需要有一個長時間過程，他應該是中華文化的財富，逐漸被人理解，不是“熱”過就完，應該是中國文化的歷史收獲。

　　現在打開網絡的文化版，又是郭德綱、李天一，又是什么“吊絲”，純文化的藝術家就沒人知道。聽說一個女鋼琴家好多年了，很有名，比朗朗都不差，可國內基本沒人知道。

　　問：會不會擔心“莫言熱”之后，影響到他的創作？

　　馮驥才：我認為對好的作家是不會有影響的。我很欣賞莫言現在的態度，表現出一個作家的理性和氣質，不高調。像莫言的小說應該靜下來看，吵吵鬧鬧是沒法理解莫言的。我們作家一般來講是比較潔身自好，很少往鏡頭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