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一切為了繁榮創作

——憶50年代的創委會

　　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簡稱創委會)成立于1953年3月，這已經是60年前的事了。

　　創委會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呢？那是1952年全國文藝整風之后，中央為了改進和加強全國文協的工作，使之真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領導全國文學創作的統一的戰斗的團體，認真地擔負起領導作家的創作、批評、學習等活動以及指導普及工作的任務，決定改組全國文協為中國作協。在1953年3月24日全國文協第六次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的《關于改組全國文協和加強領導文學創作的工作方案》中明確提出：“常務委員會下設立一個創作委員會，作為具體指導文學創作活動的機構�！�

　　全國文協是在1953年9月文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改組為中國作協的。這就是說，創委會在文協改組為作協前半年就應運而生了。1953年至1954年作協先后設立了創委會、國際聯絡部(后改為外國文學委員會，簡稱外委會)、普及工作部(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古典文學部等。在這些職能部門中，創委會是開展活動最為活躍、聯系會員最為密切的一個機構。如今七老八十的那批會員，說起50年代的創委會，依然記憶猶新，懷有一種親切感。

　　我是1952年11月由中宣部干訓班調入全國文協的。在嚴文井、沙汀的麾下，經歷了改組全國文協、籌建中國作協的全過程。創委會剛成立時，下面就設有一個秘書室，負責掌管資料研究和調查、聯絡工作，并編輯內部刊物《作家通訊》。當時我是創委會的一個秘書，也是《作家通訊》的編輯。1957年反右整風后，作協調整工作機構，于1958年初撤銷創委會。同時我也下放河北涿鹿勞動鍛煉。從1953年3月到1958年1月，創委會的壽命總共也就是四年零九個月。在這段時間里，創委會的負責人、工作人員屢有調動、變遷，而我是惟一自始至終沒離開創委會的，可說是與它同命運、共存亡，是創委會整個歷史的一個見證人。

　　創委會剛成立時，主任由黨組書記邵荃麟擔任，副主任是沙汀。1953年9月全國文協改組為中國作協后，同年11月作協主席團會議決定周揚擔任創委會主任，邵荃麟、沙汀為副主任，創委會委員有：陳荒煤、曹禺、陳白塵、艾青、袁水拍、張天翼、老舍、王亞平。從1953年春到1958年初，先后擔任過創委會主任的有：邵荃麟、周揚、劉白羽、康濯，擔任過副主任的有沙汀、邵荃麟、李季、菡子等。

　　創 委 會 的 任 務

　　為了加強對文學創作活動的組織和指導，在四年多時間里，創委會擔負了哪些任務，做了哪些工作呢？根據我的回憶和手邊留存的資料記載，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組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學習。

　　這是創委會成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從1953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創委會組織在京的一部分作家、批評家和各文學部門的領導干部40多人，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學習。創委會為此制訂了學習計劃，規定了必讀文件，開列了供討論時參考的若干文學作品。按照學習大綱，就“從馬、恩、列、斯關于意識形態的學說及對文藝的指示來認識現實主義的發展”、“關于典型和創造人物的問題”、“關于文學的黨性、人民性問題”、“關于目前文學創作上的問題”四個專題進行討論。邵荃麟因病未能參加，討論會由馮雪峰代為主持。每次討論會都指定了首先發言人，上述前三個專題分別由陳涌、林默涵、陳企霞、王朝聞、嚴文井、鐘惦棐先發言；第四個專題則先由馬烽、袁水拍、陳荒煤、光未然等分別匯報了近年來小說、詩歌、電影劇本、劇本的創作情況及存在的問題。討論比較充分、深入，也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交鋒，比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過去的現實主義的關系和區別、寫英雄能否寫缺點等，就是爭論較多的問題。每個專題討論告一段落后，都由主持人馮雪峰作初步總結。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學習討論的全過程，會后根據記錄寫出《全國文協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情況報道》，約9,000字，分兩期刊登在《作家通訊》上。這次學習收獲很大，為開好全國文協第二次代表大會作了思想準備，明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文學創作、批評的最高準則。

　　二是開展創作組的活動。

　　創委會成立后根據需要設立了小說散文組、詩歌組、兒童文學組、戲劇組、電影文學組、通俗文學組。一年之后，于1954年6月又成立了文學批評組。創委會根據在京會員從事的主要文學樣式和他們的志愿分別編入各創作組。創作組是作家開展創作活動和學習活動的群眾性組織，是作家加強聯系和相互幫助的有益方式。創作組的任務是幫助作家訂立和實現其創作計劃，開展作品和創作問題的討論，進行政治理論與藝術業務的學習。這是學習、借鑒前蘇聯作家協會長期積累的經驗而采取的一種社會活動方式。在1953年、1954年，小說散文組先后討論過楊朔的《三千里江山》、安東諾夫、波列伏依的小說、周立波的小說原稿《鐵水奔流》、艾蕪的小說原稿《百煉成鋼》等。詩歌組討論過李季的長詩《菊花石》、詩歌的形式問題等。兒童文學組、戲劇組、電影文學組、通俗文學組分別討論過《鹿走的路》、童話、民間故事問題、《四十年的愿望》、《春風吹到諾敏河》、《翠崗紅旗》、《宋景詩》、《張羽煮�！返�。有的創作組還舉辦深入生活和創作心得交流會、詩歌朗誦會、以青年作者為對象的文學講座、與讀者見面座談等。實踐證明：凡是會前作了充分準備、又能發揚原則性的、實事求是的批評精神和風氣，從實際出發，對作品進行具體分析，收獲就比較好，作家就會在思想上、藝術上有收獲�！度�千里江山》、《菊花石》的討論會分別召開了三次，討論相當認真、深入，具體、中肯地分析了作品的成敗得失，并將各種不同的意見摘要發表在《作家通訊》上，使作者、與會者和廣大會員都從中得到啟迪。各創作組的活動，開頭自愿參加的會員較為踴躍，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會員的熱情、興趣似乎有所減弱。這時各創作組干事會組織活動就特別注意貫徹“少而精”的原則，盡量選擇會員共同關注、感興趣的問題進行研討。1955 年春，反胡風斗爭展開后，各創作組的談笑風生戛然而止。待到1956年貫徹“雙百”方針，強調開展創作競賽，自由討論，各創作組又起死回生，更加注意活動內容、方式的豐富多樣，一度又稍顯活躍。但好景不長，反右派斗爭一展開，紅火一時的創作組就悄然收場了。屈指算來，創作組的歷史也就是短短三、四年光景。

　　三是閱讀作品，調查了解創作現狀。

　　為了了解、掌握全國文學創作、批評的情況和問題，加強對文學思想和創作活動的指導，文協常委會要求“創作委員會應對一定時期內的小說、戲劇、詩歌、電影文學、兒童文學、通俗文學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分別作出有系統的研究，提出報告�！边�要求創委會幫助各創作組訂立工作計劃，開好作品討論會，做好討論以前的準備工作和研究工作。因此，創委會秘書室自建立之日起，就把閱讀新發表、出版的作品當做一項重要的日常工作。工作人員按照文學體裁、樣式，分工閱讀中央一級和大區(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及人民文學、新文藝、解放軍文藝等幾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品。每隔一段時間(一個月左右)，秘書室開一次碰頭會，匯報、交流閱讀情況，提出好的、比較好的或有爭議的作品篇目。經過交叉閱讀、集體討論，達成共識，作出小結。從1954年起， 按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的決定，創委會每個季度向主席團作一次創作情況匯報。我記得，每次秘書室寫出創作情況匯報初稿后，負責創委會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沙汀總要字斟句酌，反復推敲，幾經修改，然后才提交主席團會議。如對路翎的小說《洼地上的“戰役”》，秘書室不少同事原本是贊賞的，但也聽到了批評意見，在寫創作情況匯報時還是把它作為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作品和問題提出來了。主席團會議討論后，《文藝報》立即發表文章尖銳批判了這篇作品的有害傾向。又如，對《旅大文藝》發表的《一個女報務員的日記》所遭到的簡單化的批評，在向主席團會議匯報后，則及時得到糾正和克服。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創委會的創作情況匯報，對主席團指導當前的創作和批評，曾產生不可小覷的作用。

　　四是編選各種體裁的優秀短篇作品選集。

　　為了集中地介紹文學短篇創作的新成果，以便更好地把它們推廣到廣大讀者群眾中去，并便于文藝工作者的研究，中國作協于1956年1月決定編輯出版各種體裁的創作選集。這項任務的具體編選工作也是由創委會及其秘書室承擔的。秘書室在平時閱讀的基礎上，參照各有關部門、單位送來的推薦目錄，提出擬入選的初選篇目，經時任創委會副主任的菡子過目、審定后，提交撰寫各選集序言的作家或批評家終審定稿。第一次編選的是從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會至1955年底的作品，包括《兒童文學選》、《詩選》、《短篇小說選》、《散文特寫選》、《獨幕劇選》五種，分別由嚴文井、袁水拍、林默涵、魏巍、曹禺(與陳白塵、趙尋、賀敬之合作)作序。第二次編選的是1956年度選，由于將散文特寫體裁分編為《散文小品選》、《特寫選》兩種，這次編輯出版的共六種，分別由冰心、臧克家、侯金鏡、林淡秋、徐遲、趙尋作序。這兩套選集，鼓勵了短篇佳作，扶持了文學新人，在文學界和廣大讀者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寫創作情況匯報，編年度創作選集，參加創作組的作品討論會，這些工作提高了秘書室工作人員的文學鑒賞力和評析作品的能力。創委會負責人沙汀、菡子等也鼓勵干部多思考、多練筆。何路的《1955年文學創作一瞥》、《評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我最早的兩篇兒童文學評論《幻想也要以真實為基礎——評歐陽山的童話<慧眼>》、《情趣從何而來——談談柯巖的兒童詩》，以及讀評何為的散文、張有德的小說等文章，都是在創委會秘書室根據自己閱讀的印象和感受而寫出的。我發表在《文藝學習》上的《不能簡單地了解人的生活和感情》一文，則是參照創作情況匯報會議對《一個女報務員的日記》及其批評的意見而作出的一個概略評述。

　　五是加強與各地作家的聯系，了解會員的創作情況，有計劃地組織創作和深入生活。

　　為了調查、了解會員在一定時期的創作計劃和深入生活的安排，并為其實現創作計劃在思想上、生活上、物質上提供各種必要的幫助，創委會于1953年12月間向全體會員發出《1954年度作家工作計劃調查表》，兩個月內陸續收回250多份。1956年初又作了一次調查，收到532位作家的創作計劃。秘書室從中挑選出一部分比較具體的創作計劃，登在《作家通訊》上，以便會員相互了解、交流。對其中部分需要補充生活、寫作素材或請創作假的會員，創委會都盡力給予具體幫助。

　　在組織創作方面，1955年9月，在《人民日報》題為《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社論的推動下，作協主席團通過了近期發展少年兒童文學創作的計劃，由創委會組織在北京和華北各省、區的193名會員作家為孩子們寫作品，要求他們在1956年底以前，每人至少寫作或翻譯一篇(部)兒童文學作品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嚴文井的《小溪流的歌》、柯巖的《“小兵”的故事》、楊朔的《雪花飄飄》、任大霖的《童年時代的朋友》等，就是這段時間涌現出的優秀之作。黨對少年兒童的關懷，“雙百”方針的提出，廣大作家的積極響應，從而迎來20世紀50年代我國兒童文學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為了運用特寫這種短小輕便、富有戰斗性的文學體裁，迅速反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面貌和各族人民豐富多采的生活，在1956年3月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結束后，作協創委會與《人民日報》編輯部共同組織了一批作家到全國各地旅行訪問。艾蕪、白朗、方紀、徐遲、華山、李若冰、楊朔、聞捷等20多人分別到鋼廠、煤礦、汽車廠工地、長江大橋、三門峽水電站、森林、國營農場、海防前線參觀訪問，為時三、四個月，寫出一批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特寫。

　　同年5月召開的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有6，000多人出席，是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群英盛會。為了廣泛宣傳先進人物的動人事跡和優秀品質，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國作家協會共同組織了在北京的100多位作家訪問大會代表，寫作特寫和其他形式的作品。郭沫若、葉圣陶、冰心、臧克家、劉白羽、郭小川、賀敬之、秦兆陽等都應邀參加了訪問。這是創委會多年來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創作活動。

　　六是編輯《作家通訊》。

　　作協會員內部刊物《作家通訊》創刊于1953年6月。邵荃麟在發刊詞《關于<作家通訊>》中明確提出：“出版這個刊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作家之間的聯系，交流作家創作工作上的經驗�！�

　　這本內部刊物，從1953年6月到1954年7月出版的1—11期，是由創委會秘書室負責編輯的，先后參與編輯工作的有陳淼、我和劉傳坤。每期刊物編好后都由創委會副主任沙汀終審。秘書室所有工作人員實際上都是這本內刊的記者或通訊員，很多消息、通訊報道、資料都是大家采寫或整理的。

　　刊物的內容，主要是報道作家們學習、深入生活的情況和經驗，反映創委會和各創作組的經�；顒�；同時也及時報道全國文協的重要決定和有關文學的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計劃和執行情況。從會員的反映來看，他們最為關注內刊上發表的關于作品和創作問題的討論。領導同志關于文藝問題的講話、報告和作家之間的通信，也深受會員的歡迎。

　　從1954年秋起，《作家通訊》的編輯工作從創委會劃歸辦公室，由作協秘書長終審了。我也就結束了短短一年的內刊編輯生涯。

　　50年代的創委會除了承擔上述六個方面的任務外，也還擔負著與發展創作等文學業務相關的文件、報告起草和大型會議、活動的組織工作、秘書工作。在政治運動、文藝批評中，則往往會抽調秘書室人員參與調研、整理材料、編寫簡報等工作。當年創委會的職責范圍相當于目前作協創作聯絡部、創作研究部兩個部門管轄的工作。只是發展會員的工作，當時歸辦公室組聯科辦理。

　　創 委 會 的 同 事 們

　　作家協會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繁榮文學創作。創委會作為作協的一個重要部門，它所做的一切組織工作，開展的所有創作活動，都是為了動員、團結創作隊伍，挖掘、發揮創作潛力，把作家的積極性、創造性充分調動起來，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因為如此，創委會負責人一直都由作協主要負責同志或卓有成就的作家來擔任。創委會下設的秘書室擔負著具體的文學組織工作，也注意挑選熱愛文學、熟悉文藝政策和文學業務的干部來做。從秘書室的人員結構來看，主要是由以下三部分人組成的：一是來自延安魯藝、中央黨校、陜北公學的“三八”式老干部，如何路、羅立韻、韋嫈、胡海珠等；二是來自華北聯大、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如陳淼、楊犁、王景山、古鑒茲等；三是來自建國以后最早幾批大學畢業生，包括復旦、北大、輔仁(北師大)、山大、武大等校，如束沛德、白婉凊、王鴻謨、邸金俊、劉傳坤、周勃、李寶靖等。此外，也有少數來自其他地區、部門的，如杲向真、嚴望、吳灌、華開基等。秘書室的人員配備，一般在十一、二人至十三、四人之間。先后擔任過秘書室主任、副主任的有陳淼、何路、楊犁。1953年創委會成立之初，韋嫈、杲向真、嚴望、束沛德定職為創委會秘書，另外還有六、七個干事。1956年創委會下設置研究室，嚴文井兼任主任、楊犁任副主任，王景山、古鑒茲為研究員。在年齡結構上，創委會干部基本上都是二十二、三到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我跨進作協門檻時才21歲，來自延安魯藝的也才三十一、二歲。這是一個朝氣蓬勃、團結戰斗的群體，也是一個鐘愛文學事業、熱心為繁榮文學服務的團隊。

　　奮發向上的風氣

　　上世紀50年代初，政治空氣很濃，人們的革命熱情很高。創委會的干部大多是黨團員，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負和人生追求，思想上、政治上都積極向上，嚴格要求自己。無論是有多年文學工作經驗、也有創作能力的老同事，還是新上崗的大學生，都自覺服從組織分配，甘為人梯，滿懷激情、全心全意地投身文學組織工作。比如，開作品討論會或學習座談會，都要做記錄，那時沒有錄音機，創委會雖有一個擅長速記的華開基，但忙不過來，主要還得靠筆記。至今我的眼前還清晰地浮現著當年在東總部胡同22號院(全國文協舊址)，兩三個工作人員同時伏在會議室的長方桌上，凝神屏息地做記錄的情景。會后認真地、一絲不茍地相互核對筆記，很快把發言整理出來，供相關領導、報刊記者參閱，或在《作家通訊》上發表。從大家任勞任怨，不怕麻煩，不拒絕做小事，爭先承擔具體事務上，也可以窺見當年干部精神面貌之一斑。

　　在創委會秘書室，讀書的風氣也很濃。除了按照工作需要，分工閱讀作品外，在業余時間大家都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理論、文藝理論，閱讀中外古典名著。1954年，《文藝學習》雜志上刊登過一份《文藝工作者學習政治理論和古典文學的參考書目》。我的同事各自參照這個書目，本著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訂立自己的學習計劃。那時，讀前蘇聯文學作品風靡一時，《收獲》、《幸�！�、《旅伴》、《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茹爾賓一家》、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奧維奇金的特寫，都是大家爭相傳閱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人物、情節、語言，成了人們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話題。議論、交流中，也逐步養成各抒己見、自由討論的習慣。對創作組熱烈討論的《三千里江山》、《菊花石》以及路翎的小說《初雪》、《戰士的心》、《洼地上的“戰役”》，往往存有不同的看法，有時爭論起來，還挺較真。由于創委會領導鼓勵多閱讀、勤練筆，一些同事利用業余時間辛勤筆耕，也寫出了一些好的、有影響的作品或評論，如杲向真的兒童小說《小胖與小松》、王景山的雜文、我的兒童文學評論等，就是在那段時間寫作并發表的。

　　同事之間在思想上、生活上相互關心和幫助。上、下級之間，新、老同志之間，都相處得親切、和諧，平等相待，真誠相處，沒什么隔閡。沙汀是個資深的老作家，年齡比我大27歲，但同我可說是忘年交。他有什么苦惱，比如，一心想回四川，想搞創作，想老婆孩子，都直率地向我傾訴。又如，我和陳淼是最早同時調進創委會的，我倆更是經常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包括各自的婚戀情況也都直抒胸臆，沒什么遮掩。創委會好似一個大家庭，同事間親如兄弟姐妹，老大姐何路就把我當作小老弟。開會時她常和我坐到一條板凳上，拍著我的肩膀，說些悄悄話。每到上午10點工間操的時間，創委會秘書室的同事相聚在辦公樓的回廊上，談天說地，有時樂不可支。那時蘇聯有本小說《三個穿灰大衣的人》，由于我年輕逞強，數九寒天連棉毛褲也不穿，因而被同事們戲稱為“穿單褲過冬的人”。當年，邵荃麟、艾青、沙汀等就住在22號院里，我們天天都能看見他們系著紅領巾的孩子上學、放學的身影；有時還能看到他們的沒上學的小男孩，穿著海軍衫，端著沖鋒槍，穿梭于院子回廊間做打仗的游戲。這些孩子也和我們說笑打鬧，一點也不生疏、拘束。

　　風風雨雨中的遭際

　　創委會成立、發展、消亡的歷史，是與50年代文壇的風風雨雨緊緊聯結、密不可分的。從1953年到1958年初，先后經歷了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文藝報》、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和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肅反、反右派等一系列文藝批判和政治運動。創委會負責人、工作人員的遭際、命運也隨著這些批判斗爭而動蕩、升遷和沉浮。這里不說邵荃麟、沙汀、劉白羽、康濯等負責人當年的處境和表現，只舉部分工作人員在反胡風、反右派中的遭遇為例，來看看普通知識分子在“左”傾路線、思潮下身心受到怎樣的摧殘。

　　隨著反胡風斗爭的展開，《人民日報》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的公布，創委會秘書室很快挖出一個胡風集團的骨干分子嚴望(本名閻有太)。嚴望與我是同事，也是創委會的一個秘書，但他比我大十歲八歲，資歷比我深，是個16級干部。他不搞創作、評論，在文學界可說是沒一點名氣。只是在50年代初調來全國文協后，做組織聯絡工作，與胡風才有了交往。他因為給胡風通風報信，定為胡風集團打入作家協會的“坐探”，骨干分子。被關押了十年后，免于刑事起訴，送進勞改隊。直到“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后，嚴望也才得以平反，于1980年春回到中國作協。他的一生可說是命運多舛。我也因為嚴望的交代而受到牽連，經過一年多的審查，才作出我與胡風集團沒有組織上的聯系，所犯泄密錯誤屬于嚴重自由主義的結論。毛澤東在給《人民日報》發表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加的按語中有一句話：“有些自由主義分子則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因此對我的錯誤的批判，上綱上線很高，最后給予我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直到胡風集團一案平反，撤銷對我的處分，我才卸掉背了二十五年、六年思想包袱。原擔任創委會秘書室主任的陳淼，本來已調離作協去鞍鋼工作，深入生活，也因為涉及向胡風集團“坐探”嚴望“泄密”，當即被召回北京，受到審查和批評。

　　在反右派斗爭中，創委會秘書室、研究室也不是風平浪靜，同樣受到急風驟雨的侵襲。先后受到批判的工作人員有我、楊犁、王景山三人。在整風會上，我是首先被批判的。由于赴東北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地調查了解鳴放情況時，我曾在小范圍向當地宣傳部、作協負責人傳達過周揚在刊物編輯座談會上鼓勵鳴放的講話精神，因而被指責為“煽風點火于基層”；又由于寫了兩篇反映作家對文藝領導批評意見的通訊報道，而被批評為“替右派分子鳴鑼開道”。在作協內部排隊中，據說定我為中右，最后確認我的問題性質是嚴重右傾錯誤，隨即下放勞動。第二個受到批判的是時任創委會研究室副主任的楊犁�！段乃噲蟆�1949年創刊后，他就在丁玲、陳企霞麾下工作。由于所謂的“為丁、陳反黨集團翻案”而受到批判，最后被劃為右派分子，下放農村改造。另一個被批判的是研究室研究員王景山。本來他已調離創委會，在北京師范學院(即現今的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書。由于1957年春在創委會工作期間寫了《談“禁忌”》、《老八路和老爺》、《“比”的種種》等幾篇雜文在《文藝報》等報刊上發表。反右后，檢舉揭發材料由作協轉到學校，最后雖未劃為右派，但被開除了黨籍。還有一個周勃，1956年自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分配到作協創委會。不久，調回湖北《長江文藝》編輯部工作。他也因為在創委會秘書室期間寫的《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和其他論文在武漢受到批判，并被定為右派。一個小小的、十三、四人的單位——創委會秘書室、研究室，竟有三、四人受到錯誤的批判處理。由此可以看出，反右派斗爭對廣大知識分子的打擊和傷害又是多么深廣和嚴重！

　　默默耕耘的收獲

　　50年代在創委會及其秘書室、研究室工作過的前后共計有30多人。從“文革”到現在，擔負過創委會領導職務的作家、批評家都已與世長辭。秘書室、研究室的工作人員陳淼、何路、羅立韻、楊犁、胡海珠、嚴望、杲向真、黃玉頎、邸金俊、李寶靖等也已先后謝世。如今健在的十二、三人多半是耄耋老人了。當年的同事偶爾相聚在一起，說起在創委會的那段經歷，依然是情深意濃、百感交集，既有一試身手、如魚得水的喜悅，也有歷盡風雨、不堪回首的酸楚。1958年初創委會撤消后，我的同事們各奔東西，有的下放勞動，有的支援邊疆，有的走上新的崗位。半個世紀過去，回望同事們走過的路，大多數都沒離開文學崗位，一直還在文學園地上默默耕耘，在文學創作、評論、編輯、教學、組織工作等方面奉獻了自己的心血、精力，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可喜的成績。

　　專業從事文學創作的有：陳淼、韋嫈、杲向真等。陳淼以話劇劇本《紅旗歌》(合作)而一舉成名。離開創委會后，長期在鞍鋼體驗生活，后成為遼寧作協專業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煉鋼工人》、《紅榜的故事》、散文集《春雨集》等。他英年早逝，54歲就撒手人間。韋嫈“文革”前是天津作協專業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母與子》、長篇小說《從前有個姑娘》、《流淚的花》等。杲向真在創委會期間寫的《小胖與小松》，曾獲第二次全國少兒文藝創作評獎一等獎。后為北京作協專業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災星》、《��！不是幻影》、《耗子精歪傳》等。

　　從事文學評論、研究、教學、組織工作的有：楊犁、王景山、古鑒茲、周勃、束沛德等。楊犁曾任《新觀察》副主編，后擔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主編文集《胡適文萃》等。王景山系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有《王景山文集》(三卷)、《魯迅書信考釋》、《魯迅五書心讀》、《旅人隨筆》等。古鑒茲曾擔任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教研室主任、魯迅文學院副院長，著有長篇小說《窮棒子王國》等。周勃系湖北大學教授、系主任。他在創委會期間發表的《略論形象思維》、《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曾在文壇引起很大反響；他著有《永恒的困擾——文藝與倫理關系論綱》、《文學思存集》等。束沛德長期從事文學組織工作和評論工作，擔任作協書記處書記、兒童文學委員會負責人多年，著有評論集《束沛德談兒童文學》、散文集《龍套情緣》、《歲月風鈴》等。

　　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有：何路、羅立韻、胡海珠、王鴻謨、劉傳坤、李寶靖等。何路、羅立韻、胡海珠都曾在《人民文學》任編輯，后何路長期擔任《中國文學》編輯部主任、副主編、社長；羅立韻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室主任，胡海珠任北京電影制片廠編導室主任，她們都是資深的文學編輯。王鴻謨先后在《新觀察》雜志、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組長、主任。劉傳坤一直在《紅旗手》、《甘肅文藝》、《飛天》任編輯。李寶靖在《廣西文學》任編輯、主編，并擔任廣西作協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桂海游蹤》等。王、劉、李三位都獲得編審職稱，是富有經驗的老編輯。

　　50年代的創委會在聯系、團結作家，發展、繁榮創作方面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也為培訓一批具有良好素質和服務精神的文學組織工作者做了夯實基礎的工作。我從事文學組織工作是從創委會起步的，它對我的成長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在創委會，我有過成功也有過挫折，有過喜悅也有過憂傷，在心靈深處烙下了深刻的印記。創委會的領導和同事，是我文學路上的良師益友。至今我還與六、七位在北京或外地的創委會同事保持著電話或通訊聯系。期待著五、六十年前的老同事有朝一日能有一次聚會，暢敘離情別緒，追憶作協往事，那將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的事��！

　　2012年9月

　　(原載2013.年第一期《作家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