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出版作家書信不存在道德問題

　　出版《小團圓》、出版《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都是好心辦好事，因為這大有利于還原一個真實而又完整的張愛玲，是張愛玲作品（包含書信）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不存在所謂的道德問題。

　　張愛玲作為作家，用文字作品與讀者交流。誰都無法否認書信是文字作品之一種，那么，她當年寫的信只與收信人一個人（如夏志清先生）或二個人（如宋淇先生夫婦）交流，而今通過出版與更多人交流，有什么不好！

　　張愛玲何來“丑”？更談不上“曝丑”。她跟朋友通信就是談自己“隱私”？她在美國的生活和創作，不管她自己是否滿意（有哪幾位作家對自己的創作完全滿意的？），不管如何評價，都應加以研究。不獨張愛玲，幾乎所有作家都要“面子”，如何分析有沒“面子”，還是要看她或他留下的包括書信在內的所有文字。

　　一位作家生前或身后，其書信、日記（如果有的話）整理發表，本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中外皆然。魯迅、胡適、郁達夫、梁實秋、沈從文、老舍……，許許多多中國現代作家都是這樣做的，為什么他們可以，張愛玲反而不可以？對《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以及其他張愛玲書信集持如此批評態度，實在莫名其妙！

　　張愛玲選擇了文字生涯，以她的聰明，不可能不知道她留下的所有文字，包括片紙只字，都將成為研究對象，古今中外皆然，男女作家皆然。

　　對研究者而言，“不窺”是不對的，“偷窺”是不好的。什么時候可以“窺”，大可斟酌；“窺”些什么，也大有講究。歸根結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窺”只有一個目的，更客觀、更全面地認識和評價研究對象。

   （何晶 李欣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