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傳》作者：他晚年親手卸載自己的影響力

　　10年前的夏天，歷史學者傅國涌推出了48萬字的《金庸傳》，當時有評論稱傅版《金庸傳》一改“以往的《金庸傳》作者們無一例外的仰視之姿”， 讓“金庸從神壇上走了下來”，但卻惹“傳主”金庸的“不高興”，對于書中將其描繪成“斤斤計較”、“摳門”、“依附權勢”、“口才遲鈍”等，金庸認為那是 “謊話連篇”；2013年夏天，傅國涌再出修訂版《金庸傳》，在原版上增加了10萬字以上的新材料。用他的話說是，“為的不是還原一個更真實的金庸，去得 到金庸的認可，而是在思考，金庸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大時代的回應，和大時代帶給他的獨特機遇�！倍�目前，還未見金庸對于修訂版《金庸傳》的回應，但關于 金庸的話題卻不停歇，比如金庸北大博士學位能否順利拿到？本報記者近日郵件專訪了修訂版《金庸傳》作者傅國涌。

　　博國涌，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當代中國知名知識分子。學術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國近代史，善于以客觀全面的視角解讀歷史。出版過《金庸傳》《葉公超傳》《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等著作，2003年第一版《金庸傳》因金庸本人不認可而飽受爭議。

　　談金庸研究

　　在他心中，寫武俠不是最重要的，辦報紙才是

　　記者：《金庸傳》全書著墨重點集中在金庸的報人身份上，而非武俠小說大師�？煞襁@樣理解，相比他武俠小說作者的身份，你更欣賞的是報人查良鏞？

　　傅國涌：我寫的是傳記，重視傳主生平和他經歷的這個時代，而不是作文學評論，何況武俠小說對他來說，只是娛樂讀者的一個手段，在漫長的時光中， 逐日連載的武俠小說始終只是他辦報的副產品，無論是作為副刊編輯的查良鏞，還是《明報》創始人的查良鏞，都比寫武俠的金庸更重要。在他生命的晚年，香港環 境改變，《明報》易手，報人查良鏞年華老去，大眾看到的才往往是他的武俠作品。但在1993年前，也就是他人生的黃金時代，報人角色始終是決定性。我怎么 寫，其實不取決于我怎么看，而是取決于他真實的人生是怎么樣展開的。畢竟是傳記，不能虛構，也不能按照時過境遷之后的看法，而是要重視于事實本身，客觀地 呈現他曾經的人生。在傳記寫作中，主觀的看法永遠要從屬于客觀的事實。

　　記者：書中有一段論述，意在說明，金庸本人也更喜歡當一個針砭時弊的報人。在你看來，報人和寫武俠小說在金庸心里分別占據了怎樣的地位？

　　傅國涌：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從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規模修訂完成于1980年，一共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正是他人生最寶貴的青 壯年期，似乎看起來他在武俠小說上花費了很大的心思，其實，在1959年之前，他的主業是副刊編輯、是電影編劇，武俠連載不過是副業，并沒有花太多時間、 心血，可謂妙手偶得，或者無心插柳。自1959年起他創立《明報》，白手起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為了報紙的生存發展傾注了全部時間、心血，寫武俠連 載，招徠讀者也是其中的一個手段，從“神雕”到“天龍”都是如此，等到“笑傲江湖”和“鹿鼎記”連載時，報紙發行量已經穩定，他無需為生存考慮，也因 此，1972年連載完了“鹿鼎記”，他就封筆了，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沒有這方面的動力也是重要因素。在他心目中，至少在1989年之前，武俠小說并沒有 特別重要的分量，報紙始終在他心目中居于首位。他曾一再說《明報》是他畢生的事業和夢想。

　　記者：你在本書的后記中說，對于武俠小說家金庸，你的興趣并不大，但時評終究是一時之評，金庸傳世的以及被津津樂道的還是他的武俠小說，從這個角度看，解讀金庸是否更應從他的武俠小說入手？

　　傅國涌：我看重作為報人和政論家的查良鏞，是因為他真實的人生原來就是如此，不是我刻意要厚此薄彼，而是他自己厚此薄彼。對于他報紙的看重也不 是看重他的時評那么簡單化，他的報紙彰顯了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他處于兩岸三地之間，以他的筆見證了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同時他靠他的筆融入那個時代的跌 宕風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華彩。沒有《明報》，僅僅憑武俠小說，他不會被海峽兩岸看重，不會成為那個時代香港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所以，解讀金庸人生， 不能只從武俠小說入手，盡管那也是一種參考，畢竟其中有他真實人生的投影，有他生命經驗的融匯。

　　話金庸形象

　　他有三張面孔：文人的、商人的、大中國主義的

　　記者：《金庸傳》頗為詳盡地介紹了金庸的一生，復雜且具有傳奇性，概括地講，在你心里金庸是怎樣一個人？

　　傅國涌：金庸有多重的面相，他至少有三張面孔。一張是文人的。無論寫通俗的武俠，還是紙上論政，他都是拿筆桿子的文人；第二張是商人的。他深受 香港商業社會的影響，深諳香港市民的心理，洞察市場的需要。他辦報，每一分都計算得很清楚，他心中有一個算盤，遠勝于他不會經營的父親，即使在其他方面他 也常常在不經意中露出商人的精明；第三張臉是大中國主義的。他渴望大一統的、民族融合的中國，他在香港遙望北方，心系大陸，他熱切關注臺灣島上一舉一動， 他在武俠小說中如此流露，在報紙論政時同樣如此，他后期許多重大的選擇都與此有關。

　　記者：本書2013年再版，據出版社說，是在2003年初版的基礎上增加了近10萬字，并做了一些刪減。你在后記中說，這么做的原因并非是為了盡量展現金庸的一生，而是更多地反映他和那個時代的交互，以此探討一個時代的命題�？煞襁@樣理解？

　　傅國涌：是，可以這樣理解。其實，我之所以愿意寫金庸這樣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也只是想透過這個人物的命運看到20世紀大起大落的時代變遷，從而 窺見一個民族命運的糾結曲折，在一個讀書人身上折射出1923年以來中國的滄桑命運，文明與野蠻的消長，戰爭與和平的交替，動蕩與安定的轉換，繁榮與貧困 的反差。所以，我可以不吝筆墨去寫他早年接受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民國教育賦予他的知識根底、精神滋養，也許都是值得今天驚嘆的。他于抗戰勝利之后初入 報業，從《東南日報》的電訊翻譯兼編副刊幽默專欄，接受了最初的媒體訓練，打開了國際新聞視野，進入《時與潮》半月刊，特別是考入文人論政典范的《大公 報》，有幸近距離接觸胡政之、王蕓生、許君遠等一代報人，在他們身上聞見民國報業自由的最后氣息。

　　作為報人，他完成了自己的華美演出。他是復雜的，如同他親歷的那個時代一樣。1993年他賣掉《明報》之后，他與時代的關系才漸漸淡去，他的人生也在慢慢的落幕當中。

　　說金庸影響力

　　他在晚年親手把自己的影響力卸載了

　　記者：你寫作《金庸傳》最遭人詬病之處，莫過于沒有實際采訪過金庸，雖然這些都可以從資料補足，但是否始終缺乏一個更為直面的資料？

　　傅國涌：我曾說，沒有采訪過金庸既是失，也是得。其實，采訪是記者的事，我只是史家，用史家筆法來寫人物傳記，中國史學一直有深厚的紀傳體傳 統，我完全可以通過掌握史料來完成，讀者該問的不是我有沒有采訪傳主，而是我使用的材料是否可靠，我的態度是否客觀、平衡、嚴謹，我有沒有寫出傳主真實的 人生和他的時代。傳記的第一標準是可靠，只要靠得住，沒有與傳主面對反而是得，而不是失。尤其是像金庸這樣一個性格復雜、名聲巨大的人。一個小小的例子， 所有的出版物包括金庸自己都說他是1924年生的，我卻可以找出確鑿的證據證明他其實是1923年生的。在許多問題上，老實說采訪如此聰明、如此有地位的 傳主，很容易會為他誤導、為他所欺。當然，我這樣說，不是表示沒有采訪就一定好于采訪過，凡事沒有定例，每個個案都要按具體情況處理。

　　記者：金庸針對本書2003初版曾發表言論，“不推薦讀，連篇謊話……”這讓初版飽受爭議，2013年修訂版，雖然你說過，不需要得到金庸的認同，但能否避免一些爭議？

　　傅國涌：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爭議，這不是一個作者要考慮的。重要的是任何批評、質疑都需要證據，只要有人拿充分的證據證明我哪一點不對，我會十分感激，并樂于修改。如果是觀點不同，那就只能各自表述了。我恪守一個原則，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一切都要從事實出發。

　　記者：金庸已經隱退很多年，但他的武俠小說始終不斷地被翻拍，金庸本人也因北大讀博以及其他事件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這些都是他影響力的象征。你如何看待金庸的影響力？

　　傅國涌：金庸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還不時出現在我們的視野，往往是娛樂版，他的新聞往往是有爭議，愛之恨之不屑之都有。要說影響力，鑒于他晚年的許 多表現，其實他已經沒有什么真實的影響力了。要有，也只是在他的鐵桿粉絲中仍保留著揮之不去的那種影響。必須說，他的時代已經無可挽回地過去了，每個人都 免不了這一天，他也不例外，這是不可抗拒的。當然他的小說將繼續擁有讀者，那里埋藏著很多讀者少年的夢。

　　也可以說，他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一步步親手把自己的影響力卸載了。我尊重金庸的人格，雖然我不認同他晚年的許多判斷和選擇，但就我掌握的材料而 言，他在生平親歷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作出的選擇還是站得住的，他是復雜的人，性格，經歷，心態皆是�？偠�言之，他太聰明了。而我始終認為對太聰明的人要 時刻保持警惕。 （文/記者李卿 圖/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