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小說的邊界和故事的黃昏

　　 徐則臣，供職于人民文學雜志社。著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天上人間》《居延》《古斯特城堡》，散文隨筆集《把大師 掛在嘴上》《到世界去》等。曾獲春天文學獎、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7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莊重文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等。

　　小說需要故事，這誰都知道；但是在今天，小說里的故事應該是什么樣子，討論這問題的人似乎不多。故事還能是什么樣子？某日，在一大學做講座，中 文系的學生站起來反駁：故事就是故事，今天的故事和昨天的有區別嗎？我說，故事本身也許沒有區別，但小說里的故事有區別。在今天，如果你想讓小說有效地建 立與我們身處的當下時代的聯系，那你就得重新考慮小說中的故事的形態，乃至它的定義。

　　——我說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的故事。在那些小說中，故事有著起承轉合的完整結構，有著無懈可擊的強硬的邏輯鏈條，因果井然；在那些小說中，小 說家們用故事提供給我們的線性邏輯去解釋世界：世界就是這樣的，有必然的開始，有必然的過程，有必然的結束。一個完美的、閉合的、可以讓一切自圓其說的故 事與結構。

　　果真如此嗎？以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它的遼闊與復雜，它的堅硬的偶然性和我們無力追根溯源的變異，早已經兇悍地溢出我們既有的邏輯框架。當我們 以為一個光滑、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萬物真相的時候，被我們拒于小說之外的無數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東西，正從容地排列組合成一個更為廣大和真實的世 界，它們同時也在構成我們豐富復雜、不曾被邏輯照亮的那部分情感與內心。那么，這更為廣博的世界與內心，如何及物地進入小說？

　　——要借助故事。什么樣的故事？我也不清楚，但我以為，它必定要能容納更多的曖昧與偶然性，它必定有一個無法光滑、明亮的帶毛邊的外表；它要不 畏變形與非常態，它努力抵達的應該是世界的真相，并為此不惜冒犯我們常規的審美與接受習慣，而非只求一個精致、完美、“合闡釋”的“故事”外殼，將自己打 磨干凈削足以適履。它要盡力還原為一個接近世界真相的樣貌。

　　在這個意義上，我對傳統的故事整一性的小說心存懷疑。用顯見的、可知的邏輯呈現世界的同時，也是在簡化和遮蔽世界與人心的復雜性；應該有一種新 的“故事”，新的對故事的認知，并將這認知踐行于我們的小說創作——惟此，也許更能幫助小說家逼近和發現我們習焉不察和依然身處幽暗的那個世界。也正是在 這個意義上，傳統的故事的黃昏也許應該來臨：講述什么樣的故事，如何講述這些故事，小說家們當多思而慎行。

　　對故事的理解變了，對小說的理解肯定也將隨之改變，至少小說將不再只有我們習以為常的幾種款式。但人的接受和審美的心理如此頑固，任何與既定審 美模式不合的小說形態都可能讓我們不舒服：它們可能“不像”小說。而我們習慣于認定只有“像”小說的那些小說才是小說。事實如此：那些循規蹈矩地把故事講 完、看著心里踏實的小說，我們會慷慨地給它蓋一個質檢過關的戳，認定它“經典”、“現實主義”；那些從整一性故事中游離出去的小說，那些邏輯鏈條含含混 混、草蛇灰線的小說，我們往往顧左右而言他——傳統意義上的故事的形態及其完成度，成為我們判定小說及其完成度乃至優劣的至高標準。

　　但是現在，如果你認同“故事”在今天應該有一個新的定義，那你就得讓自己做好嘗試和接受陌生的“冒犯”的準備：小說的確可能有另外一些面孔，而這些面孔可能與我們躬逢其盛的時代有出人意料的契合。假如此推論成立，那小說的邊界或將得到新的拓展。

　　如果我的判斷不算太悲觀，也許可以如是說：小說的邊界在近年的中國當代文學中并未得到充分的拓展。把我們的文學與20年前做一比較，我們對世界 的認識、對故事的理解、對小說這一文體的藝術實踐，發生了多少根本性的變化？除了技術玩得更溜了(這也只局限在少數有追求的作家；大部分作家，包括名家， 其實是越寫越糙，越寫越懈怠)，在產量加速度膨脹的文學泡沫經濟下，很難看到多少質的精進，也很難看到小說這一文體在當代文學中有多大“世界意義上的”發 展。我們基本上還在20年前對世界、對故事和小說的認識的慣性里寫作。

　　有識之士大約要嚴正反駁：文學乃天長地久的事業，藝術精神普世而通約，區區20年就要改天換地，“大躍進”嗎？要真能在小說這一文體中實現認識 論和實踐論上的“大躍進”，那真是再好不過了，就怕大干快上的結果又是弄出一堆陳舊的復制品。文學的確可能是幾十年如一日的事業，是需要沉淀的慢的藝術， 但在瞬息萬變、一日百年的時代，在世道人心急劇變化的這20年中，在小說文體中找不到幾處與這個足可以改變世界觀的時代相契合的努力，似乎也很難說得過 去。

　　有人笑出了聲： 明白了，煞有介事白活一通，撿的不過是后現代的牙慧；所謂偶然性、去邏輯化、反秩序、去整一性云云，半個世紀前就被洋人們玩膩了。慚愧，對后現代我知之甚 少，不清楚半個世紀前他們圖謀文學變革的初衷，但即以皮毛之管窺，我敬重他們志于推動哲學和文學藝術進展的立論與實踐，也敬重他們遺惠至今的諸多文學作 品。單以美國作家論，在今天我閱讀巴塞爾姆、約翰·巴斯、唐·德里羅、托馬斯·品欽、E.L。多克托羅時，依然為他們努力深味時代之精神并潛心踐行于自我 的文學表達而心動。相對于墨守成規成就的所謂“完美”之作，我更愿意看見那些聽從內心、敢于破釜沉舟的“殘缺”“冒犯”之作。

　　當然，他們眼中的世界終究非我眼中的世界，他們理解的小說也未必符合我所理解的小說。關于“黃昏”與“邊界”，只是我對世界以及作為面對世界的 方式之一的小說的一己陋見；在生活、思考和新長篇《耶路撒冷》的漫長寫作中，我感受到了，我說出來，如此而已。在《耶路撒冷》中，我看見了“黃昏”，也曾 深陷“邊界”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