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野夫：文學完成了我的自我救贖

　　新京報：你曾經評價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能具體闡述一下嗎？

　　野夫：就是性格吧，我們那個年代成長的，天生比較自由散漫。打個比喻說，就像沒有完全馴化的動物，身上有很多野性。我們從小生活在那個野蠻年代，從小看三國，看各種俠客小說，喜歡的是江湖的道義，喜歡的是兄弟感情。我們小的時候，男人們說的話就是，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我們受的是這種用今天來看不正確的觀念的影響。

　　新京報：有句話說少不看水滸。

　　野夫：對，我很小就看《水滸傳》，大概小學三年級就讀完了。從小崇拜的是這種男人社會，喜歡的是這種江湖社會。而且那個時候整個社會大人在武斗，孩子也打群架，需要兄弟義氣才能在一個地方上不受欺負，慢慢把朋友看得很重。我很少做對不起朋友的事，我在朋友中算是口碑比較好的。

　　作為二流情人，就是我們做情人，一定不是像那些有錢人的情人，買房買車，我們都做不到，甚至給人買禮物，去別人的生日聚會都做不到。情人節是哪天，我到今天為止都不知道，顯然這不是一個女孩心中的好情人。

　　至于說三流的丈夫，是因為我的婚姻是失敗的。我兩次婚史，并不是人家女人有多么不好，顯然是我不好，人家覺得我不配做老公，做不好丈夫。

　　新京報：你的女粉絲很多。你有女朋友嗎？

　　野夫：肯定，作為一個成年人，如果沒有女朋友，我一定是同志。

　　其實，我的兄弟更多，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女讀者太多了。我通常不稱為粉絲，我總覺得那是不恰當的說法。也許是有很多女讀者愿意表達，愿意說出來，但是比如把微博上的讀者做一個分析，肯定男性遠遠多于女性，生活中也是一樣，哥們多于女性。

　　新京報：最近《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和德國的學者在幫助“文革”心理創傷的人進行治療。你的文章中寫了很多時代給你造成的傷害，你會覺得自己是那個時代的心理創傷者嗎？

　　野夫：我肯定是一個“文革”時代的心理創傷者，但是我從小喜歡文學，文學完成了我的自我救贖。我的傷口已經愈合了，我在生活中是活得特別健康的人。我可以這樣吹牛，我算是活得特別的真和善的人，我不愿自我表彰自己做了多少善良的好事，我只想說我在生活中是處處與人為善，跟我打過交道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站出來作證的。

　　新京報：沒有因為創傷而去傷害別人？

　　野夫：我并沒有從小因為受到野蠻待遇而反過來野蠻地對待這個社會，并沒有從小家庭受到的迫害懷疑整個社會，整個他人。并不是像薩特說的，他人即地獄，我從來不這樣看。但是有沒有創傷，肯定是有創傷的。這個創傷都有一個自我救贖的過程，自我治愈的過程。

　　新京報：其實你大量的散文是在2006年離婚以后，才開始寫出來的，你之前一直懷著這樣的創傷嗎？寫完以后就覺得釋放了？

　　野夫：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然最終寫完的時候，是一種還債了的感覺。比如我母親的遭遇很慘，已經失蹤十年了，我都不想碰這個話題。我是一個寫作者，甚至是一個做書的出版者，母親如此悲慘的人生，你放了十年，都不碰這個話題，你是有愧的。當她離世十年的那一年，我終于把她寫完了，完成了這樣一次祭奠。就像安魂曲一樣的，就像道士做道場，完成了一個儀式。你的心也覺得可以告慰在天之靈。

　　我認為其實中國人，尤其像我這代人，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很悲慘的經歷。很多人選擇了不說。

　　新京報：李爽(一位“星星”女畫家)也寫了自己七十年代的回憶。她說，她這一代人很多都有心靈殘疾，尤其是童年，“文革”時候留下很多的傷害，但是大部分人沒有說出來�？赡芨�多的人會帶著這樣的殘疾去世，離開這個世界。

　　野夫：對，還有很多人心理不健康，生活抑郁。還有人在深深地懺悔，到今天還活得很膽怯，這都是后果。

　　新京報：你的文字里面有太多的憂傷，但是生活中你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快樂的人，你的內心是不是跟外界有一個調適？

　　野夫：我們的內心一定是有非常非常悲愴的一面，也有很莊嚴的一面。但是我們不能把這一切全部外化為我們的表情。我們活在這個時代不能永遠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你來到這個世界不是為了傳遞仇恨，不是為了傳遞你的悲劇的，你是為了傳遞愛，寫出這些是為了告誡后世，我們不要再發生這些了。

　　新京報：有很多人不理解你。

　　野夫：但是，我認為更多的人是理解的，不理解的是極少數。不理解的人里面，有人是故意不理解，有人確實是不理解。我們今天的世道已經被改造得很寒心的，明明是白的非要說成黑的，明明是善的要說成惡的，明明的惡的，要說成是善的，美的，這種顛倒黑白的人、事確實大有人在，但不是社會主流。（記者 鄧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