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兆宏:良知與信念

　　在當今中國，究竟應該當一個怎樣的作家？或許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回答。但作為一個有良知與信念的作家，就不應該“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玩味自我陶醉的“小我”。愚以為，作家特別是報告文學作家，應該直面現實，關注民生，關注國家與民族的未來。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紀，北方缺水的狀況日趨嚴峻，已影響到數億人的正常生產生活。嚴峻的現實，最終迫使國家痛下決心，實施南水北調這一浩瀚的工程。

　　寫南水北調，可以寫移民，寫水利工程。這些有感人故事，有動人情節，也能打動人，有看點，是值得寫的。然而，在當今中國，環境問題已關乎億萬人民的福祉和中國未來的前途命運……經歷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已進入累積性環境健康事件頻發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環境治理難題。我決定寫南水北調工程上馬以來的水環境治理，目的就是將南水北調沿線打造“清水走廊”的治污過程，真實地告知社會，警示世人，精心呵護生態環境。

　　采訪南水北調治污的過程是艱難的。因為種種原因，一些當事人、污染企業及相關地方政府，不但不愿向我提供過去水污染的事，而且不愿涉及具體的人與單位，即使給生態造成嚴重破壞事實，也不敢承認，更不愿提到對人民健康造成的危害，從接待到訪談，總是躲躲閃閃。如在一個市采訪，想了解一下當年百姓因環境污染上訪的具體情況，但負責接待過我的人，要么說不記得了，要么說沒有那回事，始終不愿多談。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只能增加采訪的人數，增加采訪的次數，力求真實客觀。

　　還有我在作品創作過程中，有些也是頗有感觸的。一些黑心老板為了賺取高額利潤，瘋狂排污；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政績，竟然成了袒護排污企業的幫兇；一些環保執法部門與排污企業，狼狽為奸；普通百姓因環境污染致癌的不幸……凡此種種，令人觸目驚心。

　　當然我創作的目的，不僅僅是要揭露更多的丑陋，而是要吸取曾經的水污染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的沉痛教訓，是要借鑒南水北調治污獲得的成功范例，更好地建設“美麗中國”。

　　馬克思說過，文明如果是自發地發展，而不是自覺地發展，則留給自己的是荒漠。長期以來，在一些人看來，要發展經濟，“先污染后治理”是必然規律，這是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必由之路。為何如此？因為在環境經濟學中，那條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迷惑了許多人。按照這個理論，就是照搬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那一套，即一般在人均GDP達到8000至10000美元時，環境狀況才會開始好轉。正因有了這樣的理論“支撐”，長期以來，許多地方出現了重經濟輕環保的怪狀，環境污染事件屢屢發生。因此，南水北調開工之初，沿線治污曾經被許多專家認定為“天下第一難”。然而，在2003年，南水北調東線人均GDP還不到2000美元時，就提前實現了這一拐點�？梢�，那種認為“先污染再治理”的觀點當休矣！

　　在采訪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時，他與我反復交流這樣的感受，快速發展的中國，在不斷改變世界經濟版圖的同時，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已經感受到了切膚之痛。今后，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重蹈覆轍。南水北調治污不是約束發展，而是要堵住粗放發展的路。我在作品中明確無誤地告訴讀者，南水北調的治污實踐證明，不能照搬“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環境治污必須走中國道路。

　　令人欣喜的是，無論是在南水北調的東線還是中線，對沿線水環境的治理成效是巨大的。即使像山東的聊城、菏澤，湖北的十堰，河南的南陽這樣經濟欠發達地區，也都走上環保循環經濟之路，水環境保護已經深入人心。

　　這里要說的是，在山東菏澤我看到了這樣一批化工污染企業，它們因從發達的蘇南被迫轉移到蘇北，后來蘇北強化污染治理后，它們又被迫從蘇北轉移到了菏澤等地�？墒�，如今的菏澤等地也不容污染企業存在了。于是，這批化工企業不得不進行環境治污的投入。還有像張波等這樣的政府官員，像“淮河衛士”霍岱珊等這樣的民間環保力量，都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環境保護的希望。

　　濫用“環境紅利”，讓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果環境污染得不到根治，那么面對這柄高懸在人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誰都無法置身“世外桃源”。

　　有人問我，為何用《美麗中國樣本》這樣的書名？是否太“政治”了？假如南水北調沿線以后再污染了怎么辦？這樣的詰問，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我以為，黨的十八大提出“美麗中國”的宏偉建設藍圖，這樣的歷史性跨越，來自于現實的嚴峻挑戰，來自人民的強烈期盼。南水北調治污，實現了“一泓清水”送北方，“樣本”的意義是耐人尋味的�！懊利愔袊�”不只是我的個人信念，更是所有中國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