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部長、當代文壇重量級人物王蒙10月23日在《北京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科技戰勝人類的噩夢》文章,他表示了對人類未來的擔憂,傳播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電腦、手機殺入了生活。當人們只會用耳朵、眼球、舌頭、鼻孔、皮肉來接受信息的時候,很可能意味著頭腦的萎縮與靈魂的干癟,意味著白癡時代、低智商時代的噩夢緩緩逼近。
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也在讀者當中引起廣泛的共鳴。在商界有著巨大影響力的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先生,也是北青報的老讀者,他對王蒙的憂慮表示“感同身受”,“但也只能嘆息”。
隨后,他在致王蒙的信中提到,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忙,如你所說白癡時代和低智商時代緩緩逼近的時候,我們的這種忙就是渾渾噩噩的忙。
“當天外物體要撞擊地球的時候,大家都會動員起來,好歹想個法子,我覺得白癡時代的逼近也是必然的事了,而大部分人由于自己原來的位置反應將是不相信、無所謂或者反駁”,“挺可悲,但沒轍,您說怎么辦呢?我把您的文章用微信轉出去發在我們公司的內網上,就是我能做的事了!
柳傳志在微信上對王蒙文章的轉載,再次掀起一輪人們關于科技與文化的熱議。
12月23日,本報請來了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王蒙和柳傳志先生,坐在一起面對面聊聊。兩個人,一位來自文化界,一位來自企業界。王蒙先生今年已79歲高齡,而柳傳志先生也已69歲?鐣r代和跨業界的兩位重量級人物由此展開了一場精彩對話。
“中國作家當然在中國”
柳傳志在向王蒙講述他是如何用時間改變人們對聯想看法時提到,“剛開始聯想創業的時候,我拿不到政府的生產批文,就想了個辦法,到香港辦了一個小廠,然后將產品帶到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恰好趕上我國主管部門的一位處長在這個展上看到了我們的產品,感嘆這兒還有一個中國企業的展位,而且還是北京人,這才給了我們生產批文,也算是‘曲線救國’”。
“剛到香港那會兒,香港人看不起我們。我們的公司在香港最偏遠的地方柴灣,和我合作的人是兩個香港名校的畢業生,員工也多是香港人,一次來了一位客人,我叫秘書倒茶,直到客人走,她都沒有倒。后來我問她怎么回事,她說聽不明白普通話,我當時挺火的!
“后來我在一次開會講話時說內地人剛來香港是比較土,不懂得怎么花錢,但我想問,這公司沒我們,你們能掙到錢嗎?一下把他們都說傻了!蓖趺蓪α鴤髦镜膭摌I精神深感敬佩。
雖然兩人身在不同的業界,但王蒙也有同感,他也回憶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一次我到紐約開會,有些華人作家在談到一些問題時說看不起中國作家,認為中國作家缺乏責任感,他們大聲質問‘中國的作家在哪兒’,我回答他們‘中國作家當然在中國’,中國作家對問題的看法有自己的判斷!
好吃又好看才有好盈利模式
王蒙在《噩夢》一文中提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對傳統媒體的沖擊。對此,柳傳志主動與王蒙分享了自己的投資哲學。
柳傳志稱,企業在投資之前,要先選擇行業,“我要選的行業,是希望又好吃又好看,這是我的一個標準”!爱敵踝鲭娔X,是因為電腦是個大行業,很幸運。而現在正在做的佳沃農業就是又好吃又好看的行業。而且好吃好看要搭配,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好的盈利模式,這一點,對傳統媒體很有借鑒意義!
“柳桃”的好價格是怎樣煉成的
對話結束時,柳傳志向王蒙“推銷”“褚橙柳桃”,褚橙是褚時健種的甜橙、柳桃就是柳傳志種的獼猴桃,目前正在市場上以組合裝的方式銷售,售價在300元左右。應該說,這樣的價格并不具備突出的優勢。但是,據柳傳志介紹,佳沃的主張是希望保證每個獼猴桃的安全和高品質,為此,從種植、分揀、運輸等一系列過程,都實行了全產業鏈控制。以機械分揀技術為例,能把顏色一致、大小一樣、成熟度相同的果實篩選出來。與此同時,他們還建立起了全程可追溯系統,通過掃描二維碼的方式,可以追溯到哪個地方生產的、由何人負責、誰做的包裝,都可以落實到具體人……“好味道+好賣相”才能賣到這個價格。
柳傳志補充說:“為了保證水果的鮮度和口感,我們全部采用空運,運輸成本也很高。等以后我們佳沃的品牌打出來了,水果產量更多時,更多的老百姓也就能吃得起了!甭犃鴤髦具@么一說,王蒙點頭表示肯定。本版文/本報記者 吳琳琳
原聲回放
王蒙在《科技戰勝人類的噩夢》的文章中提到,“博客代替著論文,微博代替著博客,碎片代替著體系,擲地噴飯的段子代替了擲地有聲的思想……信息的數量與傳播的速度代替著真實性、確切性、深刻性、獨創性、嚴肅性!睂τ谕趺傻膽n慮,柳傳志也感同身受。
柳傳志:那對知識碎片,又能怎么辦呢?
王蒙:是這樣的,人要是太舒服了,人本身的能力就下降,比如說體能,現在就下降多少?未來如果智力方面科技都能替人做了,那么人的智力也會大大下降, 只剩下“被服務”,那么白癡時代或者說低智商時代必然要來了。
王蒙在《噩夢》一文中也提到,超級的智能技術,使電腦或者手機牽著多數人的鼻子走,舒舒服服地弱化著一大批人的智力,也正在成為事實。同樣身處科技時代變局中的柳傳志也同樣“只能嘆息”。
王蒙:其實本來中國移動互聯不是問題,但中國內地缺少相對多元化的接口。比如香港,有一些封閉性俱樂部,一進門,就要求關上手機,如果手機響了,就會請你出去。重要的場合都是如此。
而我們呢?經常能看到一些主持會議的人在上面說話,下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看手機。這起碼是不禮貌。
當然,我走哪兒也用手機。一次我參加一個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會議,我正在聽講話的時候,手機突然響了,我想“什么事呢”,一看,我太太發來了短信提醒我“開會的時候千萬不要看手機”,嗨,丟人丟大發了。中國人缺少某些東西。
柳傳志:從歷史長河來看,這是一個過程。中國人由窮到富,會慢慢變得更有禮貌、更有教養。這也是一個時間上的過程,我自己也深有體會。如何讓這個過程盡早結束,這需要理論,如果成天不看書,這事就麻煩了。
在這里,我們不難看出,面對白癡時代或低智商時代的逼近,兩位重量級人物柳傳志與王蒙給出了不同的答案。王蒙在《噩夢》一文中指出,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傳播的大眾化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為是的精英的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問題在于平衡,質與量的平衡,大眾與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產品與大眾精神消費的平衡。而柳傳志給出的解決思路則是時間,科技與文化的融合還需要人們繼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