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終于有消息了。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媽媽宣布:上海的姨媽要帶著兒子到鄉下來探親!
這個消息讓外公、外婆、祖母、媽媽都緊張了,大家不知道如何來面對這位遭遇了不幸的親人。
姨媽的不幸,大家毫無思想準備。
姨媽嫁入豪門后,自從生下了寶貝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應酬很多,非常繁忙。只有偶爾坐著雪亮的法國汽車駛過安定盤路朱家的老房子時,才會突然夢醒似的想起已經到了鄉下的父母和妹妹。這時,她會快速從手提包里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淚花,再打開小鏡子補妝。
1949年新政權建立后王家的境遇不錯,但姨媽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卻是麻煩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戰爭,加上三年國共內戰,中國的元氣大為損傷,這在上?吹米钋宄。在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政權從上海撤往臺灣時帶走了當時全中國的絕大多數黃金,還派飛機到上海來轟炸,炸了自來水廠和發電廠。這還不算,更嚴重的是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都徹底封鎖中國,這對上海這么一座原來的國際商貿大都市而言,等于是抽筋斷脈。表現在外面的圖像是,工人大量失業,物資嚴重匱乏,處處需要搶救。
掌權不久的共產黨領導人很快就看出來了,物資匱乏的問題與一批大老板的“囤積居奇”有關,應該采取行動。
王家的家長,也就是姨夫的父親,進入了首先要采取行動的名單。
他一點兒也不想為難新政權,只是出于商人的本能,決定鎖住倉庫里的油料和紡織品,等個更好的價錢。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數同行都會這么做。
他沒想到,這次與他博弈的,并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積居奇,破壞經濟秩序”的罪名被起訴,結果判刑入獄,還被沒收了絕大部分財產。
那天審判,不在法院,臨時設在大眾劇場,報紙已經連續預告了幾天,因此前來旁聽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媽握著丈夫的手木然坐著,感到丈夫的手冰冷,還一直在顫抖。
法官上場,被告也被押出來了。但就在這時,姨媽突然發現丈夫的手不顫抖了。扭頭一看,已經昏厥。她側身一把抱住丈夫,并向法警請求,送去了醫院。
一年后,姨媽失去了丈夫。
這就不難想象,姨媽即將到鄉下來的消息,會在余、朱兩家引起什么樣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窗口張望的那條新修公路,偶爾會開來一輛燒木柴的長途汽車。離我家最近的汽車站,是一個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這天我媽媽陪著外公很早就在汽車站等了。直到太陽偏西,那輛長途汽車才到。
姨媽攙著她的兒子王益生下了車,已經累得走不動路。但是,對媽媽、外公來說,眼前這個女人,原來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兒,仿佛來自如煙如霧的香色世界,已經有點陌生。
那天我也跟著媽媽去了,第一次見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歲,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裝,臉面也很白,頭發整齊,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國人。我呢,亂亂的頭發,土布的衣服,口袋里還鼓鼓囊囊地塞著不少剛從路邊撿來的小鵝卵石。姨媽蹲下身來看了我一會兒,然后站起身來說:“細細看,眼睛、鼻子、嘴巴,還是個上海孩子!
媽媽說:“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村孩子!
姨媽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經請同村一個本家婦女把房間打掃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夠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從上;貋聿艓啄,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難一定是廁所和洗澡。這一點媽媽也想到了,趕到朱家村與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終于安排停當。
姨媽很滿意。當天實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她把表哥益生托交給外婆,說自己要去余家,拜見我的祖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