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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平凹稱寫作需自我鼓勁:哪怕吃頓好的,也是激勵

    http://www.rjjlock.com 2014年03月24日09:37 來源: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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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長篇小說金獎得主

      文/羊城晚報記者 張璐瑤 何晶 實習生 雷葉婷 李嘉楠 何彥禧 圖/羊城晚報記者 湯銘明

      頒獎辭

      賈平凹是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大家和奇才。其長篇小說《帶燈》從一個女鄉鎮干部的視角,展示基層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她既不愿意傷害百姓,又要 維持基層社會的穩定。她是這個時代的悲劇,注定要燃燒了自己來祭奠理想。這部小說超越了賈平凹以往含蓄迂回的創作經驗,以文學的方式反思了“發展”的現 實。這個現實,也是整個中國所面對的現實:不發展則落后和貧窮,發展卻會破壞和失去!皫簟笔顷兾髟捓飳ξ灮鹣x的稱呼,這點小光,是理想主義者精神中微 弱的光亮,是作者給帶燈、給櫻鎮、給現實的最后希望。

      簡介

      1952年2月出生,陜西丹鳳人。著名作家、書法家,F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學 院院長、《美文》雜志主編,中國海洋大學以及北京師范大學駐校作家。曾多次獲得國內外各種文學大獎,包括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 秀散文(集)獎、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等。其作品已經有德、俄、日、韓、越等二十多種外文版本。

      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商州》、《浮躁》、《油月亮》、《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病相報告》、《秦腔》、 《高興》、《古爐》、《帶燈》等;中短篇小說《山地筆記》、《臘月·正月》、《天狗》、《丑石》、《靜虛村記》等;散文集《商州三錄》等。

      3月21日,在中國傳統節氣中,這一天被稱為“春分”,此后,風和日麗、萬紫千紅。這一天,也是著名作家賈平凹的生日,他的小說《帶燈》剛獲得 “2014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金獎”。也是在這一天,他從古都西安來到廣州,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專訪,講述他與《帶燈》,與他在過去的40年里 “生”出的“孩子”們,與他所關心熱愛的這片國土和村鎮……

      從《廢都》到《帶燈》:寫作環境好了

      羊城晚報:記得您說過,您的作品必須要有原型,這是一種寫作習慣!稁簟愤@部小說的主人公,原型是大山深處一位女鄉鎮干部,能不能談談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

      賈平凹:寫完《古爐》之后,有段時間沒事干了。我寫完一部作品,就習慣去下面跑一跑。一方面要跑最繁華的一些大都市,一方面跑最偏遠的鄉下,這樣比較能準確地把握中國目前,尤其在轉型時期的真實社會狀況。

      寫完《古爐》之后,我去了陜西、河南、甘肅等周邊的許多縣城、鎮子采風。跑著跑著,我就跑到了《帶燈》中寫到的地方,也遇見像“帶燈”這樣的一 個鄉鎮干部,跟著她跑了好多地方,她每天也跟我說很多東西,慢慢地,我對鄉鎮政府大院的日常工作都非常了解了,就產生了寫作的沖動。

      我寫作有一個習慣,就是必須要有原型,就像打基樁一樣,必須有一個樁扎進去,我再圍繞這個樁來想象,作品就不至于虛起來。這個鎮的素材并不足以撐起《帶燈》,于是,我又回到老家,了解了我家鄉的很多情況,把這些都集合在一起,寫了《帶燈》。

      羊城晚報:《帶燈》里的櫻鎮就相當于您看到的中國鄉鎮的一個群像。

      賈平凹:對。櫻鎮是相對虛構的。我把我見過的鄉鎮發生的許許多多的事綜合起來,最終完成了文學里的櫻鎮。不過,里面的材料雖不能說100%是有來歷的,起碼90%都是真實發生過的。至于小說中展現的故事,是在原型的基礎上做了文學加工。

      羊城晚報:《帶燈》中描寫了很多鄉鎮干部維穩、民眾上訪的故事,這類題材還是挺敏感的,出版的時候有障礙嗎?

      賈平凹:沒有。剛開始我也沒想著《帶燈》能出版。但作為一個作家,我看到、知道社會上有這種情況,就應該把它寫出來。對于我個人而言,我覺得我 有責任把它寫出來,我要把我想寫的東西寫出來,不能在寫作的過程中,就因為害怕這樣那樣而放棄了。寫的時候,也必須要很真實、很誠實,而且一定要投入真 情,這樣才能給這個社會做一份記錄。一旦寫出來,能不能出版,就是報社、出版社的責任了。

      《帶燈》寫出來之后,挺受歡迎,也多次獲獎。我很寬慰,《帶燈》也是幸運的。

      書和人一樣,一本書一旦生成,也都是有命運的!稁簟贰俺錾钡臅r候命好一些,不像當年的《廢都》,一生下來,受的磨難就特別多,命不好。我從20多歲開始寫作一直到現在60多歲,我親身體會到,現在的寫作環境比起當年,確實是好得不能比了。

      有那一種光比沒有那一種光強得多

      羊城晚報:《帶燈》的主人公帶燈是一個善良、有想法的鄉鎮女干部,跟一些傳聞中的鄉鎮干部形象很不一樣。

      賈平凹:鄉鎮干部是社會的最基層,直接和老百姓面對面。很多社會的危機都是通過最基層的干部爆發的。實際上,他們承擔的壓力特別多,還特別辛苦。而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工資待遇也特別少,做得不好老百姓要罵,工作做不好上面又要批評,他們就夾在中間。

      書里面,主人公帶燈就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的命運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蠟,火焰向上,淚流向下!狈鹱媸巧袷サ臇|西,鄉鎮干部在為國家服務,他們的工作也是神圣的,但他們的光焰向上的時候,燭淚卻是向下流的。

      現在,有些鄉鎮干部對老百姓存在專橫、不負責任、態度蠻橫、漠視等作風危機,但設身處地來想,如果我是一個鄉鎮干部,在帶燈所處的櫻鎮,面臨同 樣的一些事情,我會怎么做?怎么想?這樣一想,就越發覺得帶燈的不容易。她也得哄老百姓,也得訓斥老百姓,有時候也得撒很多謊,想很多辦法應付上邊,也應 付下邊,但她的心是善良的,她總想在社會中有所作為。在現實中的這些鄉鎮干部中間,如果有一個像帶燈這樣的人,那就相當了不起了。

      羊城晚報:主人公為什么叫“帶燈”?

      賈平凹:“帶燈”原來叫“螢”,就是一個螢火蟲。螢火蟲的光不是外來的,是自己在發光,很小,就照那么一丁點兒。在小說的結尾,櫻鎮出現了成百上萬只螢火蟲,于是產生了好多光亮,雖然微弱,但在黑夜中,有那一種光,總比沒有那一種光要強得多吧。

      羊城晚報:帶燈最后也被領導處分了,受了好多委屈,在小說開篇里提到的“櫻鎮的虱子”又回來了,這好像又是一個循環的開始。這樣的結尾想表達什么?

      賈平凹:小說最后寫道,河面上出現了很多螢火蟲陣。這也是一種象征,預示著在這種環境下,帶燈雖然受到了好多委屈,沉下去了,但她的精神,對后來人的啟示,對這個社會發出的呼喚,有更多人看到了,也是想給人一種希望吧。

      “出去吃頓好的”對寫作也是一種激勵

      羊城晚報:具體到文字上來說,《帶燈》的寫法和《秦腔》、《古爐》不一樣了,您在后記中也提到,您有意在學習西漢時期的文章風格。

      賈平凹:不同的內容決定了不同的寫作風格!稁簟贩至嗽S多小節,有的小節甚至就一兩句話。最早我決定用這種方式寫《帶燈》,是因為看了《圣經》。

      我不是要寫一個具體的故事,而是要表現這個鄉鎮的方方面面,這些小節就能把這個小鎮社會的很多面都給搖開、鋪開。

      小說里還穿插了很多帶燈寫給元天亮的信,都是非常抒情的內容,這又增加了一種另外的氣氛,適合更年輕的人去讀。要插入這部分,也只能采用分節的方式去寫,如果用以前寫《古爐》的寫法,這就沒法解決了。

      羊城晚報:這種轉變對于您而言,難嗎?

      賈平凹:肯定有難度。以前沒寫過這種,就想著行不行,寫的時候又有一種興奮感。但要比原來有所突破、提高,比較難。

      人們說這部作品比那部作品好一點,也只是好那么一點點,突破了一點點,但那一點點就特別難,在別人看來或許是微不足道的,而自己會知道哪兒有改變了。這種改變也讓我很興奮,畢竟我還能突破一點點。

      羊城晚報:準備寫《帶燈》的時候,您說您聽到了一個聲音說:“寫了幾十年了,如果還要寫,你就要為了你,為了中國當代文學去突破和提升!碑敃r的壓力還是挺大的吧。

      賈平凹:寫作過程中要不停地給自己鼓勁兒,自己要給自己鼓掌。寫作畢竟是一個耗時幾年的漫長過程,一個作者幾年寫一個長篇,幾年都不掙錢,付出 特別多。這期間,人容易疲勞,喪失自信心。我只能跟自己說:“我一定要堅持下去!庇谑,我就不停地給自己寫條子,不停地給自己鼓勁兒。這個過程就像兩萬 五千里長征,要不停地有刺激、有鼓勵才能堅持下去。實在沒辦法了,哪怕出去吃頓好的,對自己也是激勵,不然還真的堅持不下來。

      農村題材或許會慢慢消失

      羊城晚報:您曾說,寫完《帶燈》之后,更了解中國農村了,可不可以談談您的收獲?

      賈平凹:現在農民的生活,和上世紀50、60、70、80、90年代都是不一樣的,溫飽問題基本上都解決了,F在農村所出現的問題,基本上都是病、災。

      城鎮化發展很長時間以來,重心都在發展城市,國家一直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也經常發感慨,誰來建設?你走到大江南北任何一個農村里去,都沒有年輕人,都是老人和孩子在那兒堅守。不是建設,僅僅是守著。

      農村的危機就是沒有人,年輕人都不回去了,這是最大的危機。

      羊城晚報:這種沖擊會不會對您創作農村題材的作品有影響?

      賈平凹:肯定啦,很可能多年后,農村題材會越來越少,F在的農村題材作品,80后、70后跟我們50后寫的就不一樣了,農村已經在發生變化了。歐洲如今的鄉土文學就是田園文學,或許多年后我們現在的農村題材作品也會慢慢消退消失了。

      羊城晚報:這樣一個大環境下,鄉土文學還有市場嗎?

      賈平凹:當然有,F在中國流行反腐題材的官場小說,有多少腐敗分子看?鄉土文學嚴格來說,主要讀者也不是農村人,而是城市人。就像我寫張三,但我希望李四、王麻子都來讀,都來關心張三。

      羊城晚報:您現在對農村的情感跟20年前有什么不一樣?

      賈平凹:二十年前的好事情是大家都追求好生活,雖然來到陌生的城市,想到原來的那個鄉村還是貧窮落后,還是活得不自在,但大家都來到城市,寧愿 在城市里過很簡單的生活,也不再回到鄉村,對農村的感情也慢慢淡了。父母在的時候對那里還有一絲牽掛,一旦父母不在了連牽掛都沒有了。所以說對于農村的現 狀,我還是有許多想說、想交流的東西,也有很多很茫然、很無奈的東西,也不知道怎么辦。

      羊城晚報:不少批評家提到, 50后作家沒法寫都市小說,因為他們的根是扎在農村的,是鄉土味的,只有70后80后作家才能寫出優秀的都市文學作品。您怎么看?

      賈平凹:確實是這樣。50年代還是農耕思想為主,那個年代的作家更了解在當時中國社會的情勢下的農村,也包括當時的城市。所以他的生命里面、血 液里面,關于那些東西的元素就太多了。而且一個長期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到50歲、60歲才去接受一個新的東西,不一定能寫得特別好。每一代作家都有他的使 命。

      羊城晚報:您的使命是什么?

      賈平凹:我的使命就是把我經歷過的事情我來把它寫下來就對了。我不指望啥都會寫,比如城鎮小說咱就寫不了。

      創作初期尤其在意文學批評

      羊城晚報:很多人說,《廢都》是您最有爭議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好的作品之一,您是怎么評價的?

      賈平凹: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一部作品就像自己生的孩子,孩子有出息你要為他驕傲,沒出息你也得疼他!稄U都》是我不到40歲時寫的,跟后來寫的 《秦腔》、《古爐》、《帶燈》相比,《廢都》更有激情,但寫作的技巧、節奏的把握、語言的運用,還不成熟。而后來的書,寫得更沉穩,但卻沒有當時的那股沖 勁兒了。很矛盾,但它們橫豎都是我的孩子,雖然出息不一樣,命運不一樣,還是得操心。

      羊城晚報:《廢都》剛出版時非議很大,這么多年過去,大家又重新發現了它的好,有人說,這只是當時大家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和欣賞程度還沒到今天的水平。

      賈平凹:作家寫東西要懂得思考,思考中就會有一些前瞻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往往容易和社會發生摩擦。人們總是一窩蜂地來閱讀,很多作品在當時很火爆,過后又被人們遺忘。文學作品應該慢慢讀,慢慢看。作品中的人性,表達和反映的內容,都是好東西,要細琢磨,有的人卻像猴子掰苞谷一樣,掰一個扔一個。

      羊城晚報:您會在意當下的文學批評嗎?

      賈平凹:當然在意。尤其在創作初期,罵得太厲害了就把人打擊了。這就好比在街上走路,路邊好多草,你不經意就把那掐掉一個草尖兒,這棵草想再長一個新芽就特別費勁。如果是一棵長大的樹,你砍一斧子或許沒什么影響,但對于小苗子,一掐就完蛋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年輕的時候,誰批評我我也不高興,很委屈。一旦走了作家這條路,面對評論家,你是沒話語權的。你要是不認同他說的話,他說你不謙虛,你會受不了,但你堅持一下,時間長了,是有好處的。

      不能不停地歌頌,也不能一味地批判

      羊城晚報:您的作品總是帶有一種時代氣息,您怎么看文學與現實?

      賈平凹:搞過寫作的人都知道,當下的東西比較難寫。誰也不知道真正的過去是什么樣子,而當下如果胡編,寫出來一走樣就會被發現。

      用文學作品寫現實,需要一種責任和擔當。作為作家,要關心這個時代、社會,起碼要了解這個社會是什么形態,人們是怎么個生存法,大家都在關注什么東西。

      在表現的時候,一定要真實,寫的時候也要投入巨大的感情。如果對這個社會的最基層沒有真知,看到好的不高興,看到壞的不生氣、不悲哀、不悲傷、不憂患,都不能把感情寫到位。

      羊城晚報:這種真實對于一個作家而言意味著什么?

      賈平凹:真實的東西本身就是生命。沒有真實就沒有生命力,F在這個社會轉型時期,有很多振奮人的東西,同時也有很多令人焦慮的東西,各種矛盾都在這個時期激化。如果深入這個社會,就能發現很多東西。

      小說中,帶燈也說過一句話:“你了解以后,它(社會矛盾)就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泵鎸@種現象,每個作家就應該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頌和表揚,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觀察、把握這個社會,是一個作家很重要的素質。

      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老主持公道,就有德、有望,公道主持得好,人們就說這個人“德高望重”。作家在面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時,也是在說出公道話。這個公道話建立在國情、民情、實情的基礎上,作家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一定要面對真實的社會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不光要真實,還要有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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