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志：把我要的風景還我

　　“大地……給予所有人的是物質的精華，而最后，它從人們那里得到的回贈，卻是這些物質的垃圾�！边@是詩人惠特曼早在19世紀面對美國生態問題憤然寫下的詩句。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人類面臨的生態惡化并沒有因一個詩人的吶喊而減輕，反而越演越烈，成為全球性危機。在已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環境破壞的程度與生態保護的艱巨均前所未有。陸續過上小康生活的中國人開始審視自己的生存環境，尤其是居住在發達大中城市里的人們，在遭遇了惡劣自然禍患、變異病毒攻擊、高溫霧霾天氣困擾等劫難后，忽然發現自己生活的城市、棲息的空間因生態之弊而變得越發不如意，甚至不宜居，逐漸意識到由人類無盡的貪欲而導致的危害必須得到堅決有效的遏制。于是，許多有識之士舉起“環�！贝笃�，身體力行地為之奔走呼喊。這些有識之士中就不乏作家的身影。不單是劉先平、徐剛、哲夫、胡冬林這些專注于生態文學的作家，許多其他題材領域的優秀作家也主動關注和思考環境問題，努力表現在環保觀念下人類新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其中不乏有藝術光澤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鐘平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上世紀八十年代以獨具特色的鄉土小說在文壇立足，進入新世紀后，轉而投入生態文學寫作，并一發不可收，短短幾年時間，就以家鄉陜北榆林和家鄉銅川的生態保衛戰為素材，創作了《天地之間》和《塬上》兩部長篇小說，引起讀者關注。他的小說從環境問題入手切入當代中國現實，直面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透過細密而真切的現實主義筆觸，塑造了敢于與中國版的“龐德貝”(狄更斯長篇小說《艱難時世》中的工廠主)們斗智斗勇的環保意識覺醒者群像，對“先治窮再治污”、“邊污染，邊治理”等觀念和做法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托起了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須雙重保護的深刻主題�！盾�上》在這方面的揭橥，尤其引人注目。

　　煤炭建材資源豐富的華塬縣是大西北令人欽羨的富甲天下之地，無數淘金者曾在這里創造發財致富的神話。然而，煤炭業興盛、水泥業發達，帶給人們巨大經濟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以致于塬上如畫的風景只能到兒時的記憶中尋找。小說《塬上》就是從這個不起眼卻又具有典型意義的華塬縣寫起，以治理水泥企業污染和建立自然保護區為線索，觸及了環境保護、地域發展、產業升級、反腐反貪、安全生產等諸多問題，對熱切向往并真情創造環保生活的塬上人進行了生動刻畫，對時下仍處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初級階段”的中國如何處理“發展與環境”關系進行了冷峻思考，對中華大地生態文明意識的覺醒以及重視環保、宣傳環保、追求環保的新理念進行了深情禮贊。濃郁的西北風情、扎實的生活質感、環環相扣的故事情節、立意高遠的生態主題，使小說不僅具有現實沖擊力，而且還閃爍著“與大地和諧相處是重要的和平”這樣的思想光芒。

　　《塬上》讓我欣賞之處在于作者并沒有就事論事地寫治理污企之難、官商勾結之惡，也沒有以暴曬的方式展示污染之重、陋習之丑、腐敗之痛，而是通過治污這個主導故事，使各色人物粉墨登場，讓他們在利益、權力、欲望的選擇中袒露心理和靈魂，在無法逃避的社會關系大網中編織自己的人生和命運，從而呈現出盤根錯節、五味雜陳的紛繁世相，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渺小中的偉大、怯弱后的勇敢、卑微下的高貴。讓我們看到了劉亦然、任萬能這些“權貴者”的貪婪，看到了孫利、豹子劉這些“執迷者”的不堪；更讓我們看到了康文、柯云、尚青這些“貧瘠者”的慷慨，看到了尚武、原生茂、曾智這些“覺醒者”的強大。小說的人物塑造可圈可點，其中多位人物形象飽滿，充滿張力。尚武身上寄托著父親原生茂恢復“塬上風景”的希望，是有著現代環保意識兼具決策力、執行力的地方官員，在治理污染、保護環境上果敢堅決，有勇有謀，正能量十足。曾智是尚武政治上的堅強后盾和情感上的有力支撐，他對尚武的賞識、理解、支持，是自然保護區建設不可或缺的保障，而這位“代表著諸多希望”的市領導，當年也曾為了自己的前程而負心于訂有婚約的同芳芳，讓人感慨良多。劉亦然是個剛愎自用、利令智昏的人物，他以縣長之尊俯身袒護污染大戶，只為蠅頭小利，終使自己一步步陷落，毀于腐敗，可悲可嘆，發人深省。而民營企業家任萬能在當下極具典型意義，他學識淺薄卻敢打敢闖，為積累財富不擇手段，白道黑道都敢穿行，一時間在華塬呼風喚雨；然而在治理污染和產業升級面前，他的淺薄狂妄、鼠目寸光害了他，不僅面臨著礦難、污染、行賄等犯罪重罰，還遭遇了由于感情生活混亂帶來的家庭危機，讓他四處碰壁、狼狽之極，是必將被時代淘汰的落伍者。此外，康文的清高自守，尚青的內斂多情，柯云的隨性從容，同雯雯的獨立灑脫，楊秀女的潑辣強悍，都給人深刻印象。鐘平筆下的這些人物，都是從原生態的生活中走來，帶著西北塬上的鄉土氣息，他們不是虛構的影像，而是活生生的存在。塬上人對環保生活的憧憬與呼喚，猶如街坊鄰里的和顏勸說，讓我們不由得去側耳聽、定睛看、靜心思，進而苦著他們的苦、樂著他們的樂、夢著他們的夢。

　　《塬上》的另一個貢獻在于，小說在揭示華塬自然生態問題的同時，還恰切地指出了社會的政治生態和人們的精神生態問題。作為一位長期致力于生態文化傳播的“布道者”，鐘平機巧地以華塬縣為解剖面，勇敢地提出了社會的政治生態和人們的精神生態的失衡才是自然生態危機的真正根由。這一結論無疑是深刻的。這也使得《塬上》不是一般意義上倡導回歸自然、關愛生態的小說，而是一部對當代中國國情有著深切洞察和透辟思考的小說。

　　《塬上》的環保意識是浸透在內里的，不是貼在表皮的虛張聲勢。小說盡管有“斷欲歌”這樣的暗示，卻沒有勸誡我們退歸沒有現代科技、沒有現代生活方式的自然粗放的人類歷史初期，去過所謂“天人合一”的生活。鐘平顯然是一位生態文明的現實派。他一切的努力在于啟示我們，中國生態環境問題須要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經濟如何持續發展的背景下來思考，我們需要的并非簡單化地回歸自然，而是現代人如何與自然建立和諧的伙伴關系，形成正確的生態道德觀和人生價值觀，在現代科技社會與自然生態條件中，探尋新型的人類生存方式。我想，這既是鐘平的生態小說能夠傳達與現代社會相諧的生態意識，沒有淺表化批判、單一化描寫的原因，也該是中國生態文學可以走進現代人心里的正途。

　　臺灣詩人余光中寫有一首題為《挖土機》的環保詩，詩中有這樣的句子：“誰要是敢向你索討/失蹤的蝴蝶，蜜蜂和鳥/和幾畝不能復活的春天/那一排猙獰的怪齒/就伸長著頸子昂頭吼叫/‘……別阻礙嶄新世界的隊伍/你要的風景嗎，還你！’”這首詩告訴我們，“挖土機”還給我們的只能是嚼碎的牧歌、殘敗的風景。

　　這顯然不是鐘平所要的風景。那么，鐘平想要的風景是什么呢？是“朱舞，塬上興”嗎？

　　【作者系《文藝報》總編室主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