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維天 張岳�。红`魂的拷問

　　現代作家周作人不僅熱衷于當漢奸，而且還自立“功德牌坊”，提出了影響后人的“文化救國論”。在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右翼勢力猖獗之際，文學批評家袁良駿的文學批評專著《周作人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在全面把握周作人和尊重歷史的基礎上不僅深入地批判了周作人自私的靈魂，而且有力地駁斥了他的自辯和他辯。這種對周作人的靈魂拷問充分表現了當代文學批評的鋒芒。

　　首先，袁良駿全面地梳理了文人周作人的精神蛻變和靈魂墮落的演變過程，細致地解剖了他逐步走上民族罪人的道路即“從光榮而沒落而沉淪”。一、周作人從戰士轉為隱士。從五四時期到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期，周作人和乃兄魯迅并肩戰斗，有時甚至比魯迅還要激進。隨著國民黨的“清黨”以“勝利”結束，周作人走上“閉門讀書”、不問世事的道路。這個階段先是人生觀的變化，周作人摒棄對社會的不滿或是不平，提出“茍全性命于亂世是第一要緊”的“閉戶讀書論”；后是文藝觀的變化，周作人拋棄為人生的、人道主義的文學觀，提倡撫慰和麻痹人心的、閑適的文學觀。二、周作人從思想消極轉向思想反動。周作人躲在苦雨齋中，喝茶飲酒，逃避茍安，大搞“小擺設”，還不時地對魯迅等進步作家發射明槍暗箭。從1935年起，周作人在日本侵略軍步步進逼、窮兇極惡的形勢下大肆鼓吹“和比戰難”、“秦檜比岳飛好”，甚至認為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是“失敗的英雄”，“徒有氣節而無事功”，“足以禍國殃民”，乃“消極的、失敗的，以一死了之的英雄”。周作人不僅鼓吹屈膝求和論，而且販賣“壯烈犧牲有罪論”，在日本法西斯的鐵蹄面前竟唱起了恬不知恥的媚日、捧日之歌，甚至一頭鉆進“大東亞共榮圈”為虎作倀。在這個階段，周作人不僅解除了抗日的精神武裝，而且在思想上墮落成瘋狂侵華的日本法西斯的俘虜。周作人的“壯烈犧牲有罪論”究其實質不過是一種人生的“生存智慧”。這種“生存智慧”論認為烈士與叛徒之間并非就再沒有選擇的余地，人的處境并非只有一種。然而，這種“生存智慧”卻是一種退卻的活著。這種退卻的活著雖然不是背叛，但是，不少叛徒卻是在退卻中開始背叛的。周作人就是在這種退卻中逐漸墮落為文化漢奸的。周作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人物，袁良駿對周作人的精神蛻變和靈魂墮落的深刻解剖無疑有助于當代文藝批評界看清20世紀90年代以來精神生活的畸變。三、周作人從“文化漢奸”走向“武化漢奸”。這個“武化”的過程，也就是周作人日益效忠“天皇”、死心塌地的過程。周作人十分自覺自愿地將自己綁在日本法西斯的戰車上，已不是教授、文人，而是成為日本侵略軍“三光”政策的吹鼓手了�？梢�，周作人的精神蛻變和靈魂墮落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即周作人的落水投敵正是其一種必然的歸宿。因而，當代文藝界任何美化文化漢奸的行為都是徒勞的。

　　其次，袁良駿在深入探究周作人靈魂墮落的復雜原因的基礎上，對周作人的齷齪靈魂進行了有力的拷問。袁良駿沒有僅僅停留在周作人本身，而是鉆到周作人的五臟六腑中，解開了他層層閉鎖、巧妙偽裝的心結，找出了他沒落沉淪的復雜原因。在這個基礎上，袁良駿對周作人的墮落靈魂進行了拷問。一、不僅詳細地勾勒了周作人降日心態的曲折變化即從文人心態向官僚心態的轉型、從胥吏心態向顯宦心態的轉型、從奴隸心態向奴才心態的轉型，而且深刻地把握了周作人投敵賣國的個人特點即周作人不是“貳臣”，而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大漢奸，是一名投靠日本法西斯、出賣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民族敗類。周作人不僅是可憐的政治侏儒，而且是自私的齷齪小人。二、在批判漢奸文學的基礎上深入地解剖了周作人的“文化救國論”。袁良駿深入地解剖了周作人的《〈汪精衛先生庚戌孟蒙難實錄〉序》這篇漢奸文學作品，有力地批判了周作人的賣國論調。周作人認為民族敗類、大漢奸汪精衛是“志士仁人”，“挺身犯難”，“忍辱負重”、“不惜一身以利眾生”、“投身伺虎”、“偉大菩薩行”，而他自己則是“文化救國”。這就是周作人在中國歷史上首倡的“文化救國論”。周作人十分善于為自己辯護，本來是為日本法西斯服務的、為汪偽漢奸政權服務的文化漢奸，但是他卻反復申說他出任偽職是為教育、文化出點力，即“抵抗奴化教育，不遺余力”，而違背民族、國家則是不曾想的。周作人不但自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出任偽職不僅無罪，反而有功，即“文化救國”的功臣，而且自始至終沒有任何后悔。20世紀末種種關于周作人“文化救國”的高論，無不源出于此。三、抨擊了那些企圖洗白周作人并借尸返魂的文化現象，鮮明地指出，周作人絕不是“文化救國”的英雄漢，而是“文化賣國”的賣國賊。周作人大肆鼓吹“大東亞共榮圈”，這種文化賣國與政治投降是不可分割的，是一而二、二而一；周作人大反“氣節”，販賣的是漢奸投降哲學；周作人下水投敵不是什么“文化選擇”，而是“政治歸順”、賣國投靠即他是死心塌地做日寇的奴隸，甚至甘當日本法西斯的鷹犬；周作人“文化救國論”是汪精衛“曲線救國論”的翻版，同樣把賣國說成“救國”，把“投降”說成“和平”。

　　最后，袁良駿勇于承擔當代文學批評家的社會擔當，在文學批評中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而不是隨波逐流，俯仰由人。袁良駿在充分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創作成就的基礎上，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了當代文壇對周作人散文創作的審美追求的畸形發展。魯迅與周作人從失和到分道揚鑣，乃是20世紀早期中國思想界歷史分化的縮影，他們的散文創作在審美追求上的分野則是這種歷史分化的產物。在全面比較分化后的魯迅與周作人散文的基礎上，袁良駿認為魯迅的散文是斗士之文，而周作人的散文是紳士之文。魯迅的散文是激情滿懷、感人肺腑的，而周作人的散文則是沖淡閑適、閑情逸致的。周作人鉆故紙堆，伺候花鳥蟲魚，不食人間煙火，似乎他生活的不是內憂外患的中國，而是恬靜的世外桃源了；而魯迅的那些戰斗檄文“也許沒有周作人的紳士之文小巧、精致，但它們卻是屬于‘另一世界’的�！币虼�，袁良駿認為，否定周作人的閑適、優雅是不對的，但否定魯迅的激情就更加大謬不然了。周作人的散文是“平和沖淡”的“小擺設”，而魯迅的散文是“殺出血路”的匕首和投槍。這種“小擺設”雖然是“藝術品”，但這種小巧玲瓏的“小擺設”，和萬里長城、丈八佛像等宏偉的大建筑無法相比。那些由粗暴而變為風雅的“小擺設”就是這種“小擺設”的末途了。袁良駿的這種比較雖然糾正了他以往對周作人散文的偏頗的批評，但卻沒走極端，而是堅決反對那種把周作人散文說得美不勝收的酷評，認為周作人的“小擺設”永遠是“小擺設”，永遠不可成為文學主流。袁良駿敏銳地看到，這種“小擺設”正是周作人走向賣國投敵的“精神橋梁”，周作人是通過“小擺設”而走向賣國投敵的�！靶�擺設”乃周作人一道心靈的暗影，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暗影，是一個致命的“痞塊”。這個“痞塊”越長越大，終于把他拖入了罪惡的深淵。在中國傳統藝術中，可以有不與善直接發生關系的藝術作品，但沒有與善產生沖突的藝術作品。藝術風格可以不同，藝術標準可以不同，但只許為“善”，不許為“惡”。那些人品低劣的才子是走不遠的。袁良駿對周作人散文的全面把握和尖銳批評無疑弘揚了這種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

　　因而，《周作人論》不僅是一部難得的文學批評專著，而且是一篇犀利的戰斗檄文，弘揚了中華民族的昂揚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