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炳鑫：走近張賢亮

　　題記：此稿采寫于幾年前，還是這個季節，銀川的秋空一碧如洗。我和幾位朋友，以寧夏文化產業與旅游開發研究項目組的名義，走進了他的福地——鎮北堡西部影視城。于是就有了和他的一次心靈之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說：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作家�！八麃砹�，又走了”——這是張賢亮先生囑咐兒子的碑文。張賢亮先生已離我們而去，謹以此文獻給張賢亮先生和熱愛他的人們，感謝他為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所做出的貢獻。

走近張賢亮 

趙炳鑫

　　這是一座西北地區常見的那種黃土鑄成的堡子。破舊坍塌的墻垛在秋日冷冷的陽光下，顯得滄桑而神秘。沒有張揚，沒有鋪排，一切都是那么原始和簡單，就是這座普普通通的城堡，在他智慧的大腦里，被構筑成一道亮麗的風景，從而使鎮北堡如一位歷經滄桑而蒙塵的美人，一夜之間煥發出神奇的魅力和光彩。這對于我，無疑是心中藏著的一個迷。解迷而來的我，帶著一份崇敬和好奇。

　　初次與他結緣，那還得追溯到80年代初期。那時我大約十二三歲的樣子。最初在一本破舊的《寧夏文藝》上讀到過他的一個短篇小說。小說的題目早已記不大清楚了。依稀有點印象的是小說中的一個女主角，穿著破舊的衣衫，但依然難掩她青春的美麗。她與男主角相遇在一座開往省城拉運貨物的火車上，后面發生的事情我早已忘記。這個女主角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當我讀托爾斯泰的《復活》之時，在瑪斯洛娃的身上依稀看到了她的影子。

　　后來，隨著他的《靈與肉》《綠化樹》《土牢情話》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小說進入我的閱讀視野，使我這個從小就喜歡文學的人一下子跌入了他設的“羅網”，痛并快樂著。

　　也許是在文革中有過相似遭遇的家庭使然，使我對他的小說有一種知遇之感。特別是他精心創設的那種深情而迷離的氛圍，讓我在安撫靈魂的尋覓中，找到了可以抵達心靈秘境的路徑。讓我陶醉于那樣的表述和氛圍，讓我震驚于人性的卑劣和殘忍，讓我感動于在磨難中人性良知的復活和回歸，以及愛情的力量。

　　真的，那時的我，和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讓文學擔負了心靈的全部寄托。他關于苦難的寫作文本和對人性的反思，對體制的批判，在思想剛剛解禁的那個非常年代，無疑是石破驚天，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特別是他的辯證唯物主義啟示錄系列小說，反映了非常時代，政治高壓下的人性異化、人格分裂的悲哀。解剖人性應該說是淋漓盡致的。

　　我曾震驚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作家對于自我的解剖，他就是郁達夫。他除了在國破家亡的悲哀中揭示弱國子民的心理病態外，他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自身的解剖。在他寫實的日記、自傳的文本中，自我解剖是深刻而不顧情面的。讓我在閱讀過程中由當初的震驚到理解一直到對他超越自我的尊敬。這樣的作家仿佛在寫他個人的悲哀，其實是在傳達一個民族的不幸。單純地看他的文本好象在傳達著個體人生的命運，實則昭示著一個民族的命運。

　　張賢亮的寫作，讓我也作出了同樣的結論，只不過，他只是單純以小說的形式，在解讀那樣的時代，那時的民族，那時的世道人心，那時的悲哀。這一點是讓我難忘的。

　　記得2006年，在網上，著名詩人葉匡政有一篇文章叫《文學死了，一個互動文本的時代已經到來》，引起了強烈反響，對此的爭論，讓我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小說，他的小說在那個年代所起的作用。我明確告訴葉匡政先生的是，文學不會死亡！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重鑄民族靈魂的使命。尚言文學的死亡，只能說明有些人的短視。

　　以前，也有過“為藝術而藝術”的純審美創作思潮，曾經讓一些人走向迷失。產生了一批沒有靈魂的文字垃圾。誠如一個健全肥碩的人沒有思想一樣，如同行尸走肉。因此，割裂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那樣導致的結果，肯定是文學的殘缺。如今，在這個“解構”的時代，在這個“巔覆”的時代，在這個鬧得沸沸揚揚的文壇，重讀他的作品，更覺他文章中藝術的光芒和思考的力量。

　　后來，我讀了他在90年代后期出版的《小說中國》，應該說，他是用散文的筆法在陳述他思考的結果，對那時非常尖銳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入探索。我佩服他的睿智和思考的深度，更感動于他作為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一些觀點在那時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直到后來，社會的發展在不斷地印證著他的觀點和見解。

　　我以前看到過他寫的一篇小說《無法蘇醒》，寓意非常深刻。對此他說，我們在前進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有許多老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的，死人抓住活人。我們現在死人常常拖活人的腿，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創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有新的東西出來了，往往總是指責的多，指責的往往都是舊的觀念，舊的觀念對于我們現在思維方式或意識形態的控制是相當嚴重的，我們始終沒有擺脫這個陰影。

　　他的話讓我想到了現代文學大師魯迅先生。他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在談到他的事業時，他不無感慨地說到名人辦企業的難處。他說：有人說，張賢亮是名人，名人辦企業，名氣大，關系多，容易成功，實質不是那么回事。一般商人辦企業，可以通過無序的游戲規則做到一些事，我做不到。比如說，很簡單的小事，要請客吃飯，把管事的人請請，這事就解決了，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必須一層層上報，一層層等著批，照此下來，在一般商人一頓飯解決了的事情，我常常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有時還找不到頭。并不是名人辦企業容易，名人辦企業相當難。

　　另外一個，受社會矚目。一般人辦企業賺錢也就賺了，但名人辦企業賺的錢你必須考慮社會，他還有個社會的影響問題。我的企業一開始贏利時，我就不斷向社會回報。教育捐款，自然災害捐助。我的員工的福利水平、工資待遇，都要比其它民間企業高。

　　他說，我們已經是寧夏的文明窗口了，但文明窗口不見得就不出事故。文明窗口出事故，我必須要比現在法規規定的補償更加還要“文明”的待遇給大家。他在談到動情處，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他說，我的工地上出了一個事故，有一個農民工自己不小心，開車壓死了人，按照農村撫恤，給3萬塊錢左右，而城市的賠付竟然要8萬元，我們農村人的命不值錢嘛。如果僅僅依照法律，我可以只用3萬元，但是我按城市標準賠付他，而且我還給他保了險(我這每一個員工都保險，都有意外傷害險)。公司給他兩萬，我再給他兩萬，這就四萬，不僅是這，他還有個60多歲的老母親，有5個兄弟姐妹，但是他母親不愿意跟其他幾個孩子過，因為其他幾個都是農民，都自顧不暇，我答應他老母親每月領600元撫恤金，一直領到她老人家自然死亡為止。一般中國企業沒有這樣做的。我想，構建一個和諧社會，首先你必須構建一個和諧的企業。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此，必須先要從構建和諧的企業開始，你對待員工像我這樣處理勞資糾紛，他還去政府靜坐？每個員工過節有一份福利，她老人家也有一份福利，中秋節我們照樣給她送月餅，一直保著她去世為止。

　　我這個地方，采取的是分享制，而不是剝削制，這一點很重要。比如我們的員工，在別的單位也許只拿800塊錢，在我這里能拿1000多。在勞動力市場上，憑你的能力、學歷，一般地只能拿到800元，請問，那200多元是誰給的？那是我的智力創造給她的，所以我這就叫勞動分享制，而不是剝削制。

　　2004年他被評選為中國文化產業十大杰出人物，對此，他不無感慨地說：其實，我要說比起陳天橋、比起盛大，那碼子差的大的很，人家也是十大杰出人物之一，人家幾十億的資產，咱們充其量也就6000萬吧。人家是利用高科技，從網絡上發展的，網絡是個新興產業，我是完全靠自己的投入。幾乎是靠手工操作，而且這個地方根本就不具備建立企業的條件，政府應該給我們的“三通一平”都沒有。不通路、不通水、不通電，地還有老鄉在這里住著，有20幾戶農民。在這樣一個條件下，我把企業搞起來了。這不但需要一些智力的投入，需要策劃，需要設計，更需要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這十多年，老實說，也是很艱難的，并不是別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在他的談話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作為中國文化產業十大杰出人物之一的典型意義。他的入選，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

　　談到他的影視城將來的發展思路時，他說，搞一個企業，眼光至少要超前10年，你必須使你的企業要有可持續發展。我早就看到了影視城這個產業是夕陽產業了。我不是搞成功了嗎？中國所有的影視城都到我這里來取經。比如新疆的、西安的，他們說張賢亮搞影視城那么紅火賺錢，咱們也搞一個。我說你們不要搞了，以后高科技，不要說以后，現在已經開始了，現在的大片都是電腦制作，是靠電腦搞出來的虛擬世界，比如《加勒比海盜》《特洛伊》等，所以如果再過十幾年，人家就根本不用你的外景拍電影，還要你影視城干啥？因此，我現在正在把鎮北堡西部影視城逐步向中國古代西北小城鎮和農村的主題公園這方面發展，進行民俗化改造。過去紡棉花織布是這樣的，過去的茶館是那樣的，過去的當鋪是這樣的，過去的染坊是那樣的……就是讓游客參與，在參與中玩樂�，F代化的東西他玩膩了，讓他返樸歸真，讓他穿越時光的隧道，回到過去。將來的影視城會更有玩頭。這不就是個游樂園嗎？這個游樂園不是高科技的，是土的。過去老祖宗是什么樣的咱就什么樣的，中國化的。

　　我還真正把影視城當做玩了。我70多歲了，我干影視城時57歲，按常規55歲就該退休了。別人去釣魚、打樸克、搞個健身操、上個文化廣場……而這里，就是我的玩。把勞動變成娛樂，這就是“共產主義生活”。我的這個話是有理論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主義并沒有描繪，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里都沒有說將來共產主義是個什么樣子。過去，我們中國老百姓說，什么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這都是老百姓的描繪。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整個著作里，沒有寫共產主義是個什么樣子，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只要一提到共產主義社會他必然是這樣一句話：就在未來，人們會把謀生的必須(勞動)變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娛樂！把勞動變成娛樂，就是勞動娛樂化，所以我現在過的就是共產主義生活。你想我遇到了那么多困難，我要是不把勞動當玩，我不知道醫院去了多少次了。在我身上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就是勞動娛樂化。你不要說這個艱難，那個難以克服，你要把它當做必不可少的娛樂，你要抱著玩的心態，第一，你自己會樂此不疲，第二，你才能玩出結果來。

　　談到他對寧夏文化的定位，他說，寧夏實質上是以移民文化為主的多元文化體系。寧夏的回族是從中亞西亞那邊過來的。要推到在他們老祖宗那一代(元明兩代)，江浙人遷移寧夏來的多，主要是來戍邊。在寧夏府志上說，寧夏有江浙遺風。寧夏本土有什么文化？黨項已經沒有了，黨項民族也沒有了，西夏國早就亡了，西夏國給我們留下的東西非常少。我們老打西夏文化的牌子，我有些質疑。寧夏文化應定位在移民文化，正因為它是移民文化，所以它對外來文化不排斥，還比較豐富多姿，還比較追趕時髦。這樣，你就可以采取拿來主義，什么東西你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兼容并蓄。

　　在談到他的會客室的布置，他說，我傾向于佛學，我認為佛學是一種非常高的哲學。至于信仰，那不會，這是一個人的人生態度問題。

　　我知道他經歷了許多挫折，他說他依然感謝生活，沒有抱怨。他說，作為人，要有滿足的心態，知足者常樂。如何看待挫折呢？要把它當作一種對你個人的磨練和鍛煉。

　　最后，我問到他的創作時，他說，我現在還在寫作，但我想突破自己還有一定的難度，因此，我不急于發表，不圖名、不圖利，寫嘛，也是個玩。從他的這句話中，我感受到了他對待人生的那種達觀的態度，使我想到了一位作家說過的話：一個人當他活過了追索，活過了痛苦，再活過平靜，生命就走進了空靈，那時，人就和太陽一樣，成了亙古的星辰。

　　采訪結束了，我知道他的思考還在繼續，玩(勞動)并思考著！勞動(玩)并快樂著，這是他走過人生風雨之后所呈現的色彩，滄桑而美麗，絢爛而深邃。